本文所做的考察是一種嚐試。它應當粗略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在“揚棄”黑格爾哲學(在無產階級具有自我意識的行動中)的發展過程中，轉變成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物化世界觀的。但是，這種轉變本身不應該被視為個別思想家的“過錯”,而應該從曆史條件出發進行理解——如果不把它闡釋為某種厄運的話。

用青年馬克思來反對我們時代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被蘇聯意識形態的辯護士們嚴厲地批判為資產階級故弄玄虛的典型手法。①如果隻是從成熟著作與青年構想之間的純粹對立得出一個判定，那麽這不僅在事實上站不住腳，而且也是毫無裨益的。但是就馬克思來說，理解其整個國民經濟學和政治學著作的鑰匙就在於他的早期哲學著作，隻有從這裏出發，後來的那些著作才能作為整體而被人們正確地認識。①

然而，當馬克思著作這種統一的出發點以及寫作背景逐漸為人們淡忘時，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卻在他的《反杜林論》和其他一些著作中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借助於辯證法而被改造成世界觀的“科學”,取代了在無產階級的具有自我意識的行動中被揚棄的哲學。不過，這種情況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恰恰在直接的、對革命社會主義的幸福預期被證明為一種自欺欺人的情況下，在革命處於停滯狀態、已然被預言為腐朽衰亡的資本主義重新蓬勃發展的時候發生的。②此時，馬克思最初所關注的核心思想被美化為宗教中的“終極目標”,而他的主要成就則轉移到他所揭示的資產階級一資本主義社會自身所完成的 “具有自然規律必然性”的自我毀滅。

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秩序內部，無產階級組織一時取代了集體的、具有自我意識的無產階級行動。但是，組織上的統一應該在世界觀上得到保證與加強。在文化上習慣於小資產階級國家環境的無產階級，也必須在意識形態上與他所處的環境區別開來。因此，試圖防止在世界觀上受到過多的外來影響，也是恩格斯的哲學代表作《反杜林論》的一大動機。人們能夠把恩格斯宣傳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看作當時普遍存在的庸俗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構想的細化。被視為普遍的運動理論的辯證法，其個別特性被用來通俗易懂地闡釋自然；而且，同樣適用於自然(正如適用於曆史那樣)的辯證法被視為曆史唯物主義正確性的明證。於是，恩格斯(以及繼他之後的列寧及其追隨者)試圖援用自然科學的威望來支持馬克思學說的聲譽。對全能的自然科學的信念被灌輸到了馬克思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中。盡管馬克思想在無產階級具有自我意識的曆史行動中按照哲學一詞的辯證意義具體地“揚棄”哲學，但是現在，在時代的風潮之下，哲學卻被所謂的“科學”排擠掉了。①自我意識與事實的相互滲透問題被解決了。一邊出現了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另一邊則出現了與之相對的無產階級“科學世界觀”。然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意識被物化、異化為世界觀的形態，這僅僅反映了組織的嚴明秩序以及權威的領導等級製的發展。這種秩序的每一次鞏固加強，也必定導致意識形態的凝固僵化，但反過來講，在更廣大的黨內民主製中，統一的世界觀輪廓就會變得模糊不清、難以辨識，而無產階級的曆史文化差異性就會表現出來。

恰恰在偉大高貴的無產階級尚未出現的地方——特別是在現實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消逝之後——辯證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僵化得尤其嚴重，這一點絕非偶然。隨著等級分明的黨組織的建立與僵化，恩格斯的學說亦得到了擴展，從而再次絕非偶然地具備了“經院哲學”的一切特征。對恩格斯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所闡述論題的堅持——與最初的意圖相反——導致了無產階級在精神上的庸俗化，於是上世紀那粗陋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就保存了下來。達爾文的發展學說和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早就被恩格斯等量齊觀、同等看待了。①因此，關於不以人為轉移的因果關係的認識與改變無產階級本性的自我認識這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消失不見了。恩格斯的理論從一種想通過無產階級自我意識的現實形成來“實現”自身的理論中，發展出了無產階級所應該“具有”的“世界觀”。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在鑲嵌到無所不包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過程中，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成為物化的意識形態的組成要素。革命的世界觀與政治實踐一同出現，而且通常同後者處於異己的對峙狀態。卡爾·考茨基可能既是這種世界觀在意識形態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直至1914年列寧都承認這一點),又是日常政治鬥爭中徹底的修正主義政治家。②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辯證的曆史唯物主義或許是一種組織上的需要，但卻絕不是為實用觀點和民主傳統所決定的政治的必然前提。顯然，這並不能阻止列寧和斯大林在相同的世界觀基礎上去創立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這與他們對俄國形勢各種需要的認識相一致)。如果說，在考茨基及其追隨者那裏，意識形態服務於安撫革命的良知，那麽在列寧特別是在斯大林那裏，意識形態卻成為對他們各自政治行動的辯護。在這兩種情況下，意識形態的實際功用並不符合被它所斷言的意義——成為政治決策的科學基礎。與其說，使列寧與考茨基及其追隨者相區別的是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倒不如說是他的政治洞察力、天才的領導天賦以及能動的革命創造意誌。

就在20世紀20年代之初，一批思想家就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得出了新的見解。格奧爾格·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一書①的天才性尤其體現在，他在對青年馬克思最富啟發性的文章《國民經濟學和哲學》②

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驚人地接近了馬克思在其中所發展起來的考察方式。當然，作為其思想源泉的資產階級的黑格爾複興運動，也促進了這樣一種思想進程上的相似性。前麵所宣稱的列寧與考茨基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就表現在對“馬克思複興運動”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卡爾·科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①——的反應態度上。這部著作也像盧卡奇的著作那樣，遭到了蘇聯意識形態專家(也遭到卡爾·考茨基本人)的激烈批判。在官方的政黨內部，無所不包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學說不再可能源於有關按照自我意識而行動的無產階級理論了。蘇聯就是如此。因為在那裏，國家資本主義對農業國的專政佯裝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建立在廣泛基礎上的、自由發展的(事實上隻有很少一部分人扮演的)無產階級運動。②西方亦是如此，因為在那裏，無產階級(不論在哪裏，無產階級都不能涵蓋人口的絕對多數)已從革命的立場發展到了改良主義立場。這些思想家在哲學上的優勢與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呈反比關係，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化和簡單化似乎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宿命。

如果說，恩格斯是依照德國無產階級的成長需要而擬定了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的話，那麽列寧則是在有用性的觀點下來看待這種世界觀的。目的就是俄國(也可能是俄國之外的)工人運動的整齊劃一，對可能的勝利以及黨的革命行動所具有的影響力的信念，對自己的“科學的”世界觀優越於所有與之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的確信不疑，以及對在此“基礎”上進行統治的領導集團的絕對信任。

於是，曆史的發展導致了關於意識形態的意識在一個新的(更高?)階段的複製。雖然資產階級的曆史意識形態斷言了普遍觀念的統治，可是在現實中，不依賴於個人意誌的結構關係卻物化為與人類相對峙的力量；無產階級的曆史意識形態在於，它斷言了在辯證唯物主義中得到表達的無產階級階級利益(它應當與人類利益相一致)的理性統治，盡管事實上，一小部分人的統治集團不僅把這種利益，而且把它的意識形態表達都絕對地控製起來，並進行相應的闡釋。

本文的思路是：第一節研究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意識的意識形態性的批判，然後闡述具有自我意識的無產階級的哲學內核(馬克思在其中克服了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對立),並概括這一思想對馬克思畢生的事業所具有的意義。第二節將勾勒恩格斯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無產階級世界觀。第三節將勾勒列寧對這同一種世界觀的發展深化。在那裏，至關重要的是，把馬克思的哲學的、革命的訴求與蘇聯“科學家”的意識形態的反動意圖這二者之間徹底的斷裂清晰地顯現出來。如果人們想在本書中看到連續性的完全喪失，那無疑是大錯特錯了。顯然，在當今的蘇聯意識形態中也包含著馬克思哲學的諸多要素。但是在那裏，這些要素似乎被緊繃在了貌似辯證的教條學說這張普洛克路斯忒斯**，並且，它們的革命鋒芒也被磨平了。但是，恰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具體曆史情境的現實需要——正如蘇俄領導階層的需要——無論如何不能被輕視為偶然事件而擱置一邊，或者被批判為對原本“純粹”的真理的歪曲。我們隻是著重強調這一點，並且把馬克思的“物化”概念運用於一種自以為“科學世界觀”的意識形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