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自從恩格斯針對杜林的批判(1877—1878年，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發表以來，人們才談到了一種關於無產階級運動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但是後來，特別是俄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試圖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尋找這種世界觀的萌芽和闡述。基於這一目的，斯大林毫無顧忌地把一些相關段落與上下文任意割裂開來。①雖然恩格斯(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有教養的人)向來都對自然科學問題興致盎然②,但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擴充絕不是出於“內心衝動”,“恰恰相反”,他在舊序中寫道：“我的朋友李卜克內西可以為我作證：他曾經費了多少力氣才說服我對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評析。”③
促使這部關於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主要著作產生的，顯然是黨在策略上的動機：不應該“在如此年輕的、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黨內造成派別分裂和混亂局麵的新的可能”④。杜林的著作竟然在無產階級範圍內大受歡迎，這表明了人們對普遍的世界觀問題的明顯興趣。因此，當這種興趣不能通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家本人而得到滿足時，就會出現工人階級為其他流派所爭取的危險，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在曆史經濟分析領域占據優勢。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考慮至少必須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理論在世界觀方麵的擴展是意識形態領域競爭的產物。然而，每一種競爭都會導致競爭對手之間的某種相似性。正如馬克思隻能通過關於終極的思想以及對這種思想方法的絕對化來克服黑格爾一樣，恩格斯也隻能通過趕超杜林或海克爾，才能克服他們。令人驚訝的是，意識形態的揭發在這一批判中根本沒有扮演任何角色。①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對手在任何地方的不確切看法和錯誤觀點都不能被歸結為受階級條件局限的認識方式的特定屬性，如果人們願意“小資產階級地”撇開偶爾出現的合適之處不談的話。與此相反，恩格斯的批判首先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更確切地說，運用辯證邏輯——正如在《哲學全書》和《大邏輯》中所寫的那樣——作為評判的標準。於是，盡管對青年馬克思來說，《精神現象學》是闡釋和聯係的重點，可是現在，老年黑格爾取代了青年黑格爾。當然，恩格斯還是像馬克思那樣，一如既往地把“黑格爾的體係”拒斥為“唯心主義體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從自身出發去尋找一個體係。雖然恩格斯在舊序中寫道：……我根本不想以另一個體係來同杜林先生的體係相對立……”但兩頁之後他就強調：經驗的自然科學必須按照其內在的聯係進行整理，在這裏，隻有理論(哲學)思維才管用。辯證的範疇在這一任務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辯證法卻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②。
a)如果我們考察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哲學的揚棄”的話，那麽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哲學與恩格斯的所有對立就會顯現出來。對馬克思來說，這種揚棄隻有通過一種“現實化”、一種“徹底化”才會成為可能，它用基於變革而實現的解放取代了基於思想不同而實現的解放，於是既克服了哲學，又滿足了它的要求。對恩格斯而言，這種關係似乎是這樣的，“舊唯物主義……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複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隻是世界觀，它……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①所以，恩格斯對哲學的“揚棄”在於，使哲學變成一種“簡單的世界觀”或者一門單獨的科學(隻有在其中，這種世界觀才能表現出來)。因為“隻有當自然科學和曆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餘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②。但是，如果哲學(完全按照時代的風潮)不再被集體的解放行動所實現，而是被科學所取代的話，那麽一種決定性的、世界曆史的辯證轉變就會被自然科學的認識和物質生產的無限過程所取代。③
但是，用無限的進程來取代馬克思的絕對者，即無產階級在世界曆史上的解放活動(存在與作為行為的意識在這一活動中相互滲透),也具有實踐的、政治的後果。與之相伴，解放活動的重點從在無產階級中實現覺醒的人類的自我解放(擺脫異化世界)轉變為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束縛的生產力的擴張趨勢的解放。當然，對馬克思而言，這樣一種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此刻，在青年馬克思係統的、根本的思想遭到取消之後，它卻受到了專門的重視。最終，它在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得到了最為明顯的表達，在那裏，“發展社會物質生活的現實需要”①經常被援引為判斷正確的政治行動的標準。
當然，恩格斯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強調，隨著生產力的擴張趨勢得到解放，人類也會同時得到解放，因為在隨之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將不再成為可能，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會得到克服。自由也將在這一背景下(並不僅僅相對比人類低級的自然)被稱為“關於必然性的洞見”,於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區別也僅僅在於：分散地、雜亂地進行生產的資本家被隱藏在背後的生產力的發展趨勢所統治著，這導致了危機四伏的種種衝突；而社會主義社會則基於對這種生產發展趨勢(或者“規律”——如馬克思所寫的)的認識集中進行規劃，從而有意識地避免了隨之而來的一切衝突。在當今的蘇聯馬克思主義中，關於這種發展規律的“客觀主義的”闡釋與“主觀主義的”闡釋處於對峙狀態，這是原來的聯合破裂之後的必然結果，這個結果也一再地表現在基本路線的種種不同“傾向”上。於是，這種客觀主義闡釋便在經常性的對右傾和“左”傾的防禦中形成了，借此，具有更高的辯證統一性的幌子出現了。然而在事實上，我們隻能發現一種折衷主義的調和，它顧及各個方麵的現實需要。②馬克思認為，對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理性調節”,僅僅是現實的自由王國的基礎。隻有“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隻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①。我們不能把這句話理解為：馬克思似乎隻想在這裏賦予“休閑活動”以自由的、人性的特征；毋寧說，他相信，為了成為真正的“自我確證”,成為人類本質的自由表達，在勞動能夠不再成其為勞動之前，也就是說，不再成其為一種被感知為負累痛苦的活動之前，今天的社會必要勞動必須首先受到大規模的限製。當需要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進行強調時，解放生產力與人們擺脫當今的蘇聯意識形態而獲得真正的解放這二者之間的那一決定性區別，就完全被緘默不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這對馬克思來說尤其是實現解放的實際的、必然的前提——被變成了目標本身。
b)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區別——我們已然在“哲學的揚棄”的形式中看到了這一點——同樣清晰地表現在他們的自然觀上。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人類以外的自然是一個在哲學和實踐上(對政治實踐來說)都微不足道的領域。如果社會曆史世界可以被理解為真正的整體，那麽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自然與人的關係則僅僅構成了這個整體的一個方麵；脫離這種聯係而進行的孤立考察就等於是意識形態的觀點，而且必將是錯誤的。對馬克思以及黑格爾來說，真的東西總是整體性的東西。因此，譬如馬克思也通過提及曆史而駁斥了關於人的形成活動的問題。因為“整個所謂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②。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寫道： “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麵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麵是不可分割的：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製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裏不談……”①自然隻有與人類相關的曆史，而人類也隻有與自然相關的曆史。自然朝向人的生成並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基質的發展過程，而是通過人的勞動所實現的自然與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過程。因此，在馬克思那裏，自然在人類曆史中被揚棄，正是在人類曆史中才產生了“為了人類”的自然。與此相反，在恩格斯那裏，自然與曆史的區別借助於一種辯證闡釋的進化理論而被消除。
“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②與此相應，曆史進程在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中達到自身這一決定性的辯證轉變，必然會被齊一化。整個現實就是在運動和發展中被認識的物質，人的思維(同樣作為“運動形式”之一)自然遵循同樣的辯證規律。但是，隨著辯證結構的普遍化，恰恰是(階級)意識與曆史運動之間獨特的辯證聯係遭到了破壞：哲學的革命的實現從視野中消失了。由於“摹仿”或“反映”③客觀的自然辯證法的思維並不具有任何“能動”作用，所以對自然與社會的等量齊觀也必定會導致對曆史進程中“有意識的要素”的忽略。也就在這裏，理論闡述今後會在對自覺行動的“極左”高估與“右傾”低估之間搖擺不定，基本路線也在這二者之間實現了中庸的妥協。
恩格斯顯然看到了自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差別，但他卻對之進行了如此這般的描述，以至於這種差別最終能夠忽略不計： “在自然界中……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曆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曆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總的說來在表麵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幹擾，彼此衝突……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衝突，在曆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①在此，恩格斯通過僅僅談及那些完全像在黑格爾那裏一樣被“理性的狡 ”所統治的個人，避開了階級意識的作用，而正是在階級意識一點點地革命性爆發的過程中，種種事件各自的發展意義才變得一目了然，並且具有了自我意識。這樣一個過程顯然首先是在最終實現曆史發展意義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自我意識中完全達到自身的。通過回避變革現實進而變革自身的階級意識的作用，通過取消有關按照自我意識來行動的無產階級的決定性視角，恩格斯使曆史過程向自然過程靠攏，從而把辯證法膚淺化了。社會曆史整體能夠在無產階級的具有自我意識的行動中達到自身，而自然卻不然，自然科學研究的無限過程永遠不能在自然的全體中把握自然。隻有以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為基礎，自然才能在人的辯證思維中“達到自身”。但若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這就不可能了。因此，如果恩格斯把自然過程與社會過程相提並論，那麽他就必然取消了馬克思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哲學思想。(從青年黑格爾出發繼續進行思考的)青年馬克思被與其唯靈論前提分道揚鑣的老年黑格爾所取代。①但是，越在事實上顯著地接近於意識形態，就會越發激烈地強調這種差別。順便說一句，這簡直能夠被宣稱為一條“規律”,即辯證唯物主義在世界觀上的僵化與係統化越厲害，這一區別，也就是與黑格爾的對立，就會被越發激烈地強調②;然而，反過來說，像盧卡奇、科爾施、馬爾庫塞等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其無產階級學說出發的思想家，雖然強調馬克思接近於黑格爾，但卻不會陷入取消二者之間界限的危險。事實上，青年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區別比《反杜林論》與《自然辯證法》時的恩格斯與黑格爾之間的區別更根本。一個是從其自身的訴求出發，克服、具體化、實現並揚棄了黑格爾，而另一個則僅僅閹割了黑格爾。
c)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它們一直以來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固定成分——可以簡短地列舉如下： (1)“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①;(2)“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像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②;(3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隻是相對的，隻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③然後，對各種各樣的運動形式(機械的、化學的、生物的、關於意識的運動)的進一步區分使得辯證唯物主義能夠接受性質不同的物質種類，因而無須放棄一元論的觀點。性質不同的各種運動形式(或者物質種類)借助於質量互變的辯證規律而得以發展，並被置於既是係統性的、又是遺傳性的聯係中。④盡管這樣一種辯證思維形式是如此出色地適用於一切可能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並且也可能是一種非常令人信服的辯證敘述方法⑤,但對唯物主義者來說，必定還是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即在自然與曆史中是如何出現有意義的生成的，為什麽總是從較簡單的運動形式產生較複雜的運動形式。唯一前後一致的唯物主義立場似乎就是：把實際的發展視為本質上偶然的，因為，如果這一立場不背棄自己的信念，它就不能接受一種在簡單的、僵死的物質中來實現意義的趨勢。但是，恩格斯卻明確強調反對海克爾： “物質從自身中發展出了能思維的人腦，這對機械論來說，是純粹偶然的事件……但是事實上，進一步發展出能思維的生物，是物質的本性，因而這是在具備了條件……的任何情況下都必然要發生的。”①因此，被辯證地理解的進化同樣也是一種在邏輯上必然的進化，就像在黑格爾的體係中那樣。黑格爾在先於物質的邏各斯中所構想的東西，以及源於邏各斯但又在自然中轉化為其他存在的東西，必須被置於純粹的物質之中。於是，除了刪除存在於《哲學全書》之前的、並使之可能的《邏輯學》,黑格爾的體係都被接受了下來。
辯證思維基於其本質而使得對運動的理解成為可能。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所描繪、論斷的過程通過對它的辯證敘述而變得可以理解了。辯證運動的思維能夠獲得客觀的運動。其實，與他的對手杜林一樣，恩格斯也試圖實現這樣一種在世界觀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及假說)的占有吸收。但是，所有這樣的嚐試都與自然科學本身及其方法毫不相幹。消除這一裂縫、把善於吸收一切科學成果的“辯證世界觀”本身視為是科學的，這是自恩格斯以來反複嚐試的事情，盡管是枉然的。在自然科學領域，它無論如何都不能被稱為“探尋新結果的方法”②。與之相反，唯物主義辯證法使得堅持過時的世界觀立場——在研究狀況發生改變的情況下，這些立場在口頭上得到了保留——成為可能，並且一再被用來調和在蘇聯也得到認可的那些科學進步，與已然消逝的19世紀過時的一元論唯物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與杜林、海克爾的世界觀相吻合①,並且簡直是靠宗教般的狂熱得以維係的 “物質的永恒” “人的認識的無限過程” “整個現實的物質性”,宇宙的無限性以及彼岸的神性本質的非存在，都屬於這些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