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和馬克思明白，他們的曆史闡釋隻有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中才成為可能。他們絕不會把他們的認識從根本上歸結於自己的遠見卓識，而是首先歸因於自己所處的得天獨厚的曆史情境。對黑格爾而言，這個時代的獨特優越性在於，從此時開始(繼萊布尼茨、康德、費希特和謝林之後)有可能把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啟示概括綜合到一種“絕對知識”之中，這種綜合使理性與現實的調和成為可能。對馬克思而言，在這個時代，一方麵工業資本主義按照曆史發展趨勢生產出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統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學)和世界社會；另一方麵世界範圍內的、潛在地團結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形成了，這使得把迄今為止的曆史解釋成(不自覺的、無意識的)為世界革命創造先決條件成為可能。黑格爾與馬克思明白，他們的思想不再可能是“在思維中得到理解的他們所處的時代”,盡管馬克思在這裏批判地補充說，這種從剛剛形成的產業工人的階級立場出發所做的思想概括，看起來必定不同於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所做的思想概括。

為了說明曆史發展的動態進程，黑格爾把立憲製自由與變為智慧的哲學這二者在曆史上的完成過程追溯到以希臘為典範的歐洲曆史之初。對黑格爾而言，(人、國家、宗教和哲學的 “概念”和它們各自的(與之不相適應的)現實之間的張力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黑格爾在《哲學史》中明確指出，他把當時歐洲現實的“發達狀況”作為論述希臘城邦及其哲學的批判性基礎。古代奴隸製與歐洲的自由觀念是不相容的 “我們假定歐洲有一位君主，隻按照自己的意誌恣意妄為。如果他冒出了這樣的想法，要使他的一半臣民成為奴隸，那麽我們就會意識到，這是絕對行不通的，盡管他可以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每個人都知道，他決不能成為奴隸；他把這看作是自己的本質存在。雖然我們總是一成不變地睡覺、生活、做官；但我們知道，這隻是暫時的；這不是我們的本質存在，當然更不要說做奴隸了。”①稍後不久，黑格爾又寫道： “但是順便提一下，在希臘，現實的自由還受到一種局限性的製約，因為如我們所知，希臘還存在奴隸製；如果沒有奴隸，自由的希臘各城邦的市民生活就不能存在。”②黑格爾通過把“精神概念”置於曆史(至少是歐洲曆史)發展的源頭，使得作為精神向自然現實“滲入”的曆史變得易於理解了。在曆史的(本質上被實現的)終點，不僅在按照憲法治理的君主製國家中實現了公民的自由，而且也達到了哲學理性與天啟上帝的調和 “當今的世界精神就是精神從自身中創造出來的概念，這個概念維持並統治著世界，它是6000年奮鬥的結果，是精神通過世界曆史的勞作而帶來的結果，是通過這種勞作而形成的結果。因此，我們要認識世界曆史，看看哪些內容向我們描述了精神的勞作，精神是如何達到這些認識的，精神是什麽,以及這是如何在具有不同條件的領域下實現的。”③在《哲學全書》的導言中，黑格爾再次以哲學史為例闡明了現實與曆史之間的聯係 “對已然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哲學，哲學史有時僅僅指出一種哲學……有時則指出，那些可以為某一體係奠定基礎的特殊原則，不過是同一思想整體的分支罷了。最晚出現的哲學是前麵所有哲學的產物，因此它必定包含所有哲學的原則；所以隻要它是哲學，它就是最發達、最豐富和最具體的哲學。”①

但是，即使黑格爾在原則上把現實看作曆史發展的“終結”(主要是因為它導致了基督教啟示在辯證哲學中的思辨揚棄),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斷言，當時所有的國家和個人在現實中都已達到了這一目的與終點。恰恰相反，對許多人來說，這種現象還沒有在他們的認識中得到恰當發展。例如，這一點就適用於美國的對外政治(和文化)史領域： “北美現在的政治情況是，普遍的目的尚未設定為某種確定的東西，對固定聯係的要求尚不存在。因為，隻有當各個階層之間已然出現差異時，隻有當富有與貧窮都極為突出並且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大多數人的要求不再能夠以他們所習慣的方式得到滿足——時，才會出現真正的國家和真正的政府。但是美國還沒有遭逢這種緊張關係；因為殖民的出路(這是指繼西方國家之後的內部殖民——作者注)依然敞開著，大量的人在密西西比平原湧動。通過這種方式，不滿的主要根源消失了，資本主義現狀的繼續維持得到了保證。”②因此，北美目前能夠沒有黑格爾意義上的國家 “市民社會”或者“需要和理智的國家”能夠在沒有真正的、“真實的”國家幹預的情況下存在，因為這裏不存在固定的階級對立，不滿的人能使自己像諾伊齊德勒那樣獨立自主。黑格爾預言說，隻要存在這樣的通氣孔，北美就不會形成歐洲意義上的國家。但是，盡管美國看起來如此酷似“未來的國度”,但是，它的未來早已在歐洲開啟了。反過來說也一樣，“如果日耳曼森林依然存在的話……法國大革命也許就不會爆發”①。

與黑格爾相比，馬克思更加明確、更加自覺地從他所處的現實出發，以便把它闡釋為先前發展過程的結果。在那裏，這種發展決不像我們所耳聞的那樣表現為絕對必然的。毋寧說，所有的情況必定或多或少是偶然地同時發生的，因而，商品經濟才能出現，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成熟。但是，隻有相當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才能產生一些範疇，借助於這些範疇，它自身以及此前的所有經濟形態能夠被恰當地理解。隻有當“普遍的” “抽象的”(不要求任何特殊技能的)的勞動在社會經濟現實中大量湧現並且引起關注時，作為一切商品價值之基礎的抽象的一般勞動這個核心範疇才能被人的意識所揭示。“所以，最一般的抽象總隻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裏，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隻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麵，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裏，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②正如隻有當一般的、不具有特殊性的(抽象的)勞動在社會經濟現實中出現時，抽象的一般勞動概念才能被闡明一樣，工業資本的存在也是破解“剩餘價值秘密”的前提。因此，資本、貿易資本和貨幣資本在曆史上的種種較早形式隻能從較晚的形式出發加以理解，反之則不然。較晚的、更高級的形式總是為理解較低級的形式提供鑰匙。這一點也適用於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形態如封建主義、古代奴隸主社會甚至亞細亞生產方式等之間的關係。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曆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裏存留著……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所說的曆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能夠進行自我批判……所以總是……作片麵的理解。”①隻有在當時的現實與自身保持批判距離時，它才能達到恰當的認識。馬克思認為，變得具有自我批判力的基督教神學就屬於此種情況，因此，它才能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而發生批判轉向的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也似乎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達到了頂峰 “資產階級經濟學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②馬克思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絕對化，他能夠把導致資本主義(以及還將導致世界泛資本主義化)的曆史發展理解為迄今以來的曆史的最終結果。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相對於先前所有形態的優越性，但他也已然看到了它的界限。

與黑格爾相反，馬克思在他的創作成熟期看到了各個範疇的內在邏輯次序與曆史次序(黑格爾會稱之為現象的現實性)之間的差別。在1857—1858年手稿的同一篇導言中，馬克思寫道： “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曆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曆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①馬克思認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體係中的係統的秩序，與處於支配地位的各個範疇的曆史次序並不一致，而黑格爾卻始終(徒勞無功地)竭力去證明曆史發展的辯證邏輯次序。因此在某些時候，他就需要修正實際的情況。不過，盡管馬克思區分了曆史的聯係與體係的聯係，但他並不否認，隻有關於發達的體係聯係的認識才有助於恰當地把握曆史的發展： “我們的方法表明曆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或者說，表明僅僅作為生產過程的曆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曆史生產方式之點。因此，要揭示資產階級經濟的規律，無須描述生產關係的真實曆史。但是，把這些生產關係作為曆史上已經形成的關係來正確地加以考察和推斷，總是會得出這樣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經驗數據一樣，——這些方程式將說明在這個製度以前存在的過去。這樣，這些啟示連同對現代的正確理解，也給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過去的鑰匙——這也是我們希望做的一項獨立的工作。”②

據的某個計劃的實現。現實(在馬克思這裏意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被理解為發展的結果，而這種發展也不必被看作絕對必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依賴於方方麵麵的全部情況，它們同時發生並達到一定的程度，這在馬克思看來是偶然的。貨幣(資本)的積累，一無所有的大眾的存在，僅僅這兩個方麵還不足以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在1877年11月致《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寫道：我的批評家“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麵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在《資本論》裏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曆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於是，有那麽一天就一方麵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麵出現了占有已創造出來的全部財富的人，他們剝削他人勞動。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遊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製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這是指，與17、18世紀英國的情形相類似。——作者注)發生在不同的曆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曆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恰好在英國首先充分發展起來，這依賴於特殊的曆史條件的總和；不過，這種生產方式一旦確立以後便迅速戰勝所有先前的(封建的、亞細亞的、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合乎規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可比擬的更為強勁的生命力使它具有絕對的優勢，並導致了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蔓延。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而完全值得追求的)產物。與之類似，黑格爾也認為，在世界曆史上，歐洲文化和憲法秩序的世界性傳播與推行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馬克思的推斷要比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更為周詳，更為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