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的著作，把我們的當代以及當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與馬克思分離開來的曆史間隔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馬克思的整個批判理論都能夠進入我們的眼簾：這不是因為它變得陳舊或過時了，而是因為對這個批判理論各個單獨部分的現實運用或者濫用的種種形式都已經破產，甚或說是必定破產，因為它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代這一批判理論的整體。因此，在我看來，哪裏的個別批判思想家與政治運動沒有組織聯係，因而也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而全身心致力於對馬克思的研究，哪裏就最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展開對馬克思全部著作的評判活動，這也絕不是偶然的。此外，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反複談到了組織上的獨立性是自由科學的必然前提這一認識，例如他在1891年4月1—2日致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寫道： “你們——黨——需要社會主義科學，而這種科學沒有發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另外，人們在複雜的整體性中理解馬克思的構想，主要被下麵的做法所妨礙，即馬克思的曆史方法首先被膚淺化為“曆史唯物主義”,然後這種唯物主義又似乎被貶低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殊的“應用案例”。正是由於被包含在“科學的世界觀”之中，卡爾·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複雜整體才不可能被恰當地認識。此外，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把馬克思構想的單個要素整合到廣大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體係中，就是同時發生的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整合到具有等級結構的、越來越鞏固的政黨機器中的表現。此後的革命改造時間越長，這個政黨機器就越會轉變成新的官僚主義統治體係的核心。當亞當·沙夫談到“個人崇拜的時代”妨礙了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應有重視時，他可能也認識到了此處所概略提及的這些聯係。
與大多數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的著作也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核心認識、一個根本的問題一以貫之，而所有認識上的努力與行動上的指導最終都是為之服務的。這個核心問題就是，為什麽資產階級革命沒有達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標，為什麽在現代基於分工的、被市場機製所統治的社會中，個人盡管有法律上的自由，卻仍然陷入對獨立於他們、妨礙他們(每個個人)發展自己的人性的種種規律性的依賴之中。
馬克思的核心認識在於，這種新的依賴性並不是個人或者個別社會群體的險惡用心所造成的結果，而是特定經濟結構不可避免的後果。行動指導需要首先揭示這樣一個社會階級，它一定比其他所有階級更關心這種經濟結構的廢除，因而更適宜成為革命號召的響應者；行動指導然後要證明，這種經濟方式自發的、動態的發展使得那種革命改造越來越“容易”,即使關心這同一種經濟方式之維持的少數派與此同時也在日益頑強地進行著抵抗。通過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方式而在事實上成為特權者的階層範圍越小，他們對這些關係加以掩飾的興致就越濃，而曾經在其英雄的早期階段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提供研究方法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馬克思正是以此為依據的——就會日益失去價值。然而，這個說明隻是暫時指出了完全闡釋馬克思著作的可能性，它還不能為這些著作事實上的統一性提供明證。我打算這樣來進行這一證明：我要指出，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和摘錄筆記中所闡述的那些批判的範疇，仍然是《資本論》中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它們決不會為“老年”馬克思所否定。由此就可以證明，早期著作不僅使我們認識到，哪些動機促使馬克思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而且使我們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地而且也部分外在地包含著那種對異化和物化的批判，而這種批判正是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題。
(1)1844年手稿中的異化和物化
1844年手稿本來就是計劃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的。馬克思在序言中還宣稱，他打算“用不同的、獨立的小冊子來相繼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①,以便最後“再以一本專門的著作來說明整體的聯係……”②另外，在首先進行的《國民經濟學批判》這一嚐試中，出發點正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研究”,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對這一研究再次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樣，馬克思在方法論上仍然以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為依據，正是從費爾巴哈起 “才開始了實證的人道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批判”③。除了費爾巴哈，馬克思還明確提到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因為它對這篇文章的影響也一直滲透到詞語的表述中。
國民經濟學批判，在這裏(與後來一樣)既意味著對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視為絕對理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做的批判，又意味著對這種經濟方式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中有限的理論自我意識所做的批判。但是，批判並不意味著(或者說批判並不首先而且僅僅意味著)以一種反複被絕對設定的道德規範的名義來進行的道德評判。與在曆史上成為可能的、在未來可能變得越來越現實的“人的”社會相比，批判把自己視為資本主義(以及迄今為止的每一種)經濟方式的不充分性的明證。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方式既可以在(它的時代的)曆史合法性中被理解，又可以在它的曆史局限性中被認識。它既應該在它相對於先前所有經濟方式所具有的優越性中，又應該在相對於日漸成熟的、未來的那些可能性所具有的不充分性中得到證明。確實，在早期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限性、非人性以及缺陷不足的強調遠遠多於對它相對的曆史合理性的強調，但人們決不能因此而認為，馬克思在1844年把資本主義判定為極端的、非曆史的。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自我意識所具有的根本缺陷早在1844年就顯現端倪，那它不能把自身的經濟方式看成曆史性的： “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私有財產……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後把這些公式當做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①。這意味著，它沒有認識到，這些表麵上的自然法則事實上隻是在曆史中被決定的財產關係(生產關係)的表達，所以隻有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在其中得到反映，相對於軟弱無力的個人，這些關係鞏固成為(表麵上現實的、客觀的)種種聯係。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探求“私有製、貪欲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製度之間的本質聯係”①。在此，金融事業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隱喻表達。正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所有產品(還有人本身)都變成了商品，它們的價值獨立於自身，並且在貨幣(以及它的愈發抽象的種種形式“直到”信貸體係)中找到了自己恰如其分的表達。馬克思開始了關於異化勞動的詳細的、已然十分著名的敘述，這一敘述分為四個要點依次展開。這並不是說，每個要點都描述了一種新的現象，而是說，相同的現象可以有不同的闡釋與表現。
第一，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相異化。這種異化所導致的後果是，產品把自身鞏固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 “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②。在這種現象描述的背後，恰恰存在著黑格爾的觀點，即人通過在勞動中創造性地改造先在自然而實現人的人化。與動物不同，人總是先通過勞動才把自己塑造成他之所能是的。作為這樣一種僅僅是潛在的本質，他也能夠先通過這些可能性在產品中的對象化來使自己和他人獲得關於人性的意識(且不談他和他人也是首先借助於人化自然才能生存的)。人對(死的)自然的控製範圍越廣，對象化的程度就越高。但是，當個人所創造的對象遵從自身的規律性而冷眼漠視個人的願望與希冀，並最終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
東西與個人對立時，對象化就變成了一種“異化”。
第二，從工人的勞動出發來看，工人與其產品相異化同時就表現為生產活動本身的異化。這種活動不能被看作或者肯定為一種本質表現，而是被感受為“被外在的貧困所逼迫的強製勞動”。因此，勞動也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人類得到滿足時所可能是的，所必然是的那個樣子) “滿足一種需要，而隻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①勞動絕不是什麽令人愉悅的活動，而是表現為“自我犧牲”和“自我折磨”②。結果，人的行為方式變得反常了。在這裏，馬克思的論證顯然變成了道德規範式的，但對他而言，他所使用的標準是從曆史分析、從對人之實現的未來可能性的預期中獲得的，而不是從恒久有效的道德規範的“本質考察”中得到的。“結果是，人……隻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隻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③
如果生產活動是在經濟強製之下所進行的、對工人來說完全“外在的”勞動，那麽工人的生活興趣就會徹底轉移到馬克思所列舉的那些動物機能上，或者如我們當今所說的，轉移到消費領域。勞動變得越空洞無物，消費也會變得越枯燥無味，勞動的目的也隻能再次在擴大消費可能性這一方麵來尋求。
第三，但是，隨著生產活動的異化——這種活動隻是在間接強製之下被異己力量所操控，而不是出於自身所設定的目的和責任得以完成——工人又在第三點上與人的類本質本身相異化。使動物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使之成為生活目標的那種反常，恰恰意味著人性的喪失 “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①“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生活本身(這裏是指在異化勞動中表現為生活的手段——作者注)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②,隻有人類才能錯失他的各種可能性。他與動物相比所具有的優點——他能夠使整個(外在於人的)自然成為他的“無機的身體”——由於異化而成為缺點，因此在這裏，他的“無機的身體”被剝奪了。
第四，工人與其類生活(與人性)相異化的“直接結果”是“人同人相異化”③,我們能夠再次在兩性關係中最為印象深刻地看到這一點。
雖然這一論述後來再沒有以同樣詳細的程度出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但人們仍然能夠以這樣的觀點為出發點，即馬克思並沒有對這一論述產生懷疑，它與那些在《大綱》和《資本論》中出現的說明是保持一致的。與此相反，在1844年，揚棄這種異化的道路隻是被模模糊糊地預感到了。無論如何，它都沒有像後來的著作那樣如此清晰地與資本主義生產的自我矛盾及其發展趨勢聯係起來。1844年的論證大致是按照如下情形進行的：正如宗教異化生產出異己的、彼岸的本質對人的命運的權力那樣，與勞動產品的異化關係間接地生產出異己的他人對這一勞動的支配。因此，私有財產不再表現為土地，而是表現為異化勞動的產品、結果 “正像神原先不是人類理智迷誤的原因，而是人類理智迷誤的結果一樣”④ “後來，這種關係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係”。馬克思相信，他已經通過“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關係問題”⑤而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①隻有從工人一方出發，才有可能克服異化的社會，因為異化的社會“在非工人那裏”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態”,而在工人那裏則“表現為異化的活動”②。通過他那異化的生產方式，工人既生產出他自身，又生產出他的對立麵，他使自己變成了商品。但作為“自我意識的和自主活動的商品”③,他也因此而同時贏得了揚棄整個商品世界的可能性。這個認識被馬克思(在恩格斯這位先行者之後)解釋為，經濟學理論從重商主義經過重農學派和古典國民經濟學，而發展到社會主義批判這一過程的前後一致的結果。但是，理論的發展伴隨著實踐的發展。早在這裏，在《巴黎手稿》中，資本主義全麵戰勝所有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就已經被視為揚棄異化的前提。
在“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這部分手稿中，馬克思同樣從發生學的角度把揚棄異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理論劃分為三個連續的(在邏輯上依次發展起來的)階段：
首先 “揚棄自我異化”的最初的、 “粗陋的”形式不是別的，恰恰是私有財產在共產主義中的普遍化。在這裏，對私有製(和競爭)的世界來說尤為典型的忌妒心和平均主義欲望被普遍化了： “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這種忌妒心和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主義的完成。”④
這種對私有財產的揚棄並不意味著對異化現實的“真正的占有”,恰恰相反，一切都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倒退。“共同性隻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①這種“粗陋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把它視為私有財產的原始的普遍化——昭然若揭的秘密就是公妻製。這種共產主義是非人性的，不是因為它揚棄了資本主義，而是因為它把資本主義普遍化，進而極端化和絕對化了。它非但沒有超過資本主義社會，反而還落後於私有財產的(畢竟也是存在的)積極方麵。顯然，馬克思仍然認為，它是一個必然的(理論上的)過渡階段。
其次，共產主義的第二種形式以“還具有政治性質，是民主的或專製的”②為標誌。它也是尚未完成的，並且仍然處於“私有財產即人的異化的影響下”③。
最後，隻有在第三種形式中，共產主義才表現為“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④。由此構想出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這裏，個人能夠自由地、全麵地發展自身，以便能夠以“全麵的方式”占有他們共同的生產：“人以一種全麵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麵的本質。”⑤作為物質所有的“擁有”不再排斥以形形色色、迥然不同的形式來實現對人化自然的真正的“占有”、吸收：有教養的眼睛、受過熏陶的耳朵、細膩的感覺等，都能夠創造性地占有現在以及過去的人類所締造的一切。
大約同時，馬克思在摘錄筆記本中對非異化的社會進行了最為全麵的描述，他試圖在那裏指出，在“人的社會”中，個人為了彼此而進行的生產活動是如何實現的，從而他們的人的本質是如何在其中得到反映的——它不再是異己的、由生產所統治的物化世界。在這個由社會化的、同時又迥然不同的眾多個人所構成的人的社會中，我與你的關係不再被忌妒心、競爭、詐騙和偽裝所決定，而是被愛、被人人都是他人本質的極具價值的補充和豐富這樣的幸福意識所決定。①
(2)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中的異化與物化
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857—1858年手稿，使得證明馬克思批判性探討方式的連貫性變得大為簡單。這些手稿源自馬克思準備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6月於柏林出版，後
來的《資本論》第一卷亦源於此書——的時期。在《大綱》中，馬克思對早期著作中的那些問題和主題進行了細致研究，而他在此期間所獲得的有關經濟學理論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更為全麵的知識也得到了運用。
在這裏，馬克思描述了導致個人與製約他的社會關係極端異化的那一曆史進程，這個描述比他在1844年所能做得更加精確。在貨幣中，個人與他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社會整體之間的關係被全麵物化，並且對個人而言，這種關係被異化為一種異己的物的關係。個人“在衣袋裏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係”② “活動和活動的產品都是交換價值，即一切個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滅的一種一般的東西。”③基於分工的商品生產社會的發達關係與原始關係的區別在於，它的活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產品的社會形式和個人對生產的參與對於個人來說是異己的東西，物的東西”④。表麵上看，不再存在任何個人的依賴關係，一切個人都是自由的。
但是現在，他們卻因此而完全隸屬於與他們相異的物的法則，這些法則來自他們不協調的、盲目的相互影響。現在，馬克思比以前更為清晰地強調這種現代的社會經濟關係與古代和中世紀的“狹隘的”“家長製的”社會經濟關係相比所具有的必然性和進步性。
通過越來越廣泛的分工和由之決定的交換，狹隘的地域聯係，及其以小群體需要為導向的生產方式的解體，作為個人生產可能性日益發展並受到歡迎。 “以交換價值和貨幣為中介的交換，誠然以生產者互相間的全麵依賴為前提，但同時又以生產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離和社會分工為前提，而這種社會分工的統一和互相補充，仿佛是一種自然關係，存在於個人之外並且不以個人為轉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給互相產生的壓力，作為中介使漠不關心的人們發生聯係。”①這完全符合黑格爾早在《法哲學》的“需要的體係”一節中對“需要和理智的國家”所做的描述，這種國家未經個人的同意便通過亞當·斯密的“隱形的手”建立了起來。馬克思把人與人之間的漠不關心以及他們在認識自己與社會之間關係上的無能為力，看作一種根本的缺陷。新的生產方式在生產技術方麵優越於先前所有的生產方式，但與此同時，它也摧毀了社會聯係，把生產者(和消費者)隔絕開來，從而使他們在麵對財富急劇增長的同時卻越來越貧困。貧困化不僅有其字麵意義，而且還有其引申意義，那就是，不斷提高的專業化以及個人對這種專長的終身從屬關係，妨礙了他們全麵地發展自己的潛在可能性。
每個個人必須把他的產品(他的活動或他的製品)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幣”,因為它僅僅在這種形式中才是“社會權力”,是統治他物的權力。人們可以由此認識到 “個人還隻能為社會和在社會中進行生產” “他們的生產不是直接的社會的生產”,不是“本身實行分工”①的聯合體的產物。換句話說，每個個體生產者必須“轉讓”他的產品，以便能夠以貨幣的形式把它當做社會總生產的對象化(也就是說，作為社會總生產的一部分的對象化)而占有它。在貨幣中，個人以異化的形態獲得了一小部分生產力，一小部分聯係，隻是他對此毫不知情。當分工擴展到了整個世界從而出現了世界市場時，個人之間的聯係也就變得普遍了。然而與此同時， “這種聯係又不以單個人為轉移”②的情形激化了，更確切地說，這種情形已經是如此激化，以至於馬克思堅信，這裏“已經”能夠看到通向新的經濟形態的“超越它自身的條件”。
然而，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分工、世界市場——盡管它既與個人之間的隔絕、又與物化整體的統治密切相關——的形成正是未來社會主義的世界社會的可能性條件。出於這一理由，馬克思一再反對任何對先前的“自然血緣關係和統治從屬關係”③的浪漫主義頌揚。在這些關係中，個人是狹隘的、有限的本質，它們依賴於不可洞察的自然力和人，早就不再強調自己的創造能力了。然而，對那些不能超越基於分工的資本主義社會視野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來說，現代世界對其必然的非人性的可笑的容忍與對以前的人性關係的孱弱無力、浪漫主義式渴望之間的對立是根本的，這種對立會“伴隨資產階級觀點一同升入天堂”④。
向普遍占據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發展表現為人的世界社會中普遍人的必然前提，不僅因為它首先擠出人的普遍生產能力，而且還因為它“為人的依賴關係造成普遍的基礎”⑤。如果說個人現在被“物質關係” “客觀的規律性”所統治，而不再被“人”所統治，那麽這樣的任務最終也會被明確地提出：把這些客體化的生存條件置於人的共同監控之下，盡管迄今為止的曆史隻知道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精英的接替，而沒有認識到這種依賴性的原因。無疑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①,但是這些抽象僅僅是最終才出現的前提，而先前所有的統治形式也是以它為基礎的。奴隸對奴隸主、農奴對領主的依賴性的最終原因，並不在於統治階級的意誌(或任性),而是在於不發達的生產方式和狹隘關係之於生活的必要性(例如軍事保護)。盡管在以前，現實的關係表現為個人的關係，但“在現代世界中，人的關係則表現為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純粹產物”②。
在1857—1858年的《大綱》中，曾經為《巴黎手稿》所概略論述的思想，即“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③被精確化和具體化了。與早期著作不同，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積極意義極為清楚地顯現了出來，不過在思想進路和論證方式的結構上，並沒有什麽本質的變化。
(3 《資本論》中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和對異化的克服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辯證的整體，這個整體的種種矛盾是必然的，同時又超越了它當前的境況。正如在每一種曆史產物中即便是最小要素的結構也反映整體那樣，單子也有著同社會本身一樣的內在形成過程。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組成部分是“商品”。每個產品、每個人的成果都“變成了商品”,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標誌。盡管在當時的社會中，這個過程仍然沒有結束，但馬克思認為，我們能夠以這樣的看法作為出發點：社會發展不久就會達到這種完美的模式。整體形象的辯證重構並不是通過毫無聯係的要素逐漸構成(或者重新構成)整體這樣的過程來實現的，毋寧說它從一開始就是現成的整體。因此，隻有在分析已經完全結束、整體被徹底認識時，論述方才能夠開始。《資本論》第一
卷的第一篇第一章敘述的是“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觀察者都可以“碰到”商品，但馬克思卻試圖在它的曆史形成和結構中來認識它。在他對商品的分析中，早期著作和《大綱》中的分析已經被“揚棄”,但卻依然清晰可辨地包含於其中。商品章分四步探討了
商品：第一，研究了(投入市場的產品的)商品二重性：它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作為使用價值，它具有一定的(有用的)性質；作為價值，從表麵上看它是沒有性質的，隻是純粹的量。第二，產品的這種性質可以歸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基於分工而完成的勞動所具有的“二重性”。作為特殊勞動，工人生產出了使用價值，作為(社會總勞動的可公約部分的 “一般勞動”的完成，他們生產出了(交換)價值。由此，從已經形成的固定存在出發，我們追溯到了這一存在所由以產生的活動。第三，馬克思指出了價值形式是如何從簡單(偶然)的形式曆史地發展到貨幣形式的，正是在貨幣形式中，價值形式與使用價值明顯地分離開了。人類勞動的所有產品(以及這種勞動本身)最終仍然隻是被視為貨幣等價物，一般的社會隻有在這種拜物化的(物化的)形態中才能被辨識。接下來就是作為第四步的關於“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的分析。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形式的奧秘”在於， “商品形式在人們麵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①。人類活動產品的商品性質在於，這個產品被賦予一定的價值，這一價值可以在貨幣中得到表達，並且允許該產品與所有其他勞動產品的一定量進行比較。這種能夠交換與比較的能力，表現為物的一種性質，一種屬性，它使物成為世界範圍的市場的要素，並使之服從於這個市場的規律。但是事實上，生產者(以及生產資料占有者)的社會關係就反映在這種物化的商品聯係中：“這隻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係，但它在人們麵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係的虛幻形式。”②但是，(表麵的)本質——這種本質現在統治並規定著個人的生活——源於個人的生產活動這一現象，隻能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所分析的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進行比較。 “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裏，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係並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裏，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③如果人們對待某一物就像對待“拜物”一樣，那麽他們就給這個死的物附加了一些屬性，這些屬性事實上源於他們自己社會的生活、力量和權力。或者換句話說，隻有當某一信念所信仰的力量(例如部落獵獲豐富獵物的能力)確實在現實發生時，拜物被賦予的神秘力量才是現實的。於是，那一成就被極其錯誤地歸結於拜物，而不是歸結於部落的組織力度。正如交換能力(和價值)沒有被歸結於基於分工的生產(與合作)社會，而是被歸結於“商品”本身一樣。這兩種情況都缺乏理性的要素，即對生產(一種情況下的生產是狩獵，另一種情況下的生產是按照分工來進行的產品的工業製造)的社會組織所具有的意義的意識。拜物既是這種意識的缺失所導致的結果，又是部落或社會現實組織的象形文字。
當馬克思指出“在交換者看來，他們(商品生產者——作者注)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在控製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製”①時，我們清楚地看到，這裏所描述的現象涉及早期著作中被稱為異化的相同內容。然後，馬克思試圖通過與魯濱遜模式和中世紀的經濟方式相對照來指出，商品拜物教、“商品世界的神秘性”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表達。在上述兩種情況中，勞動量是由個人或社會對特定日用品的需求來調節的。因此，在中世紀的封建經濟中， “社會性質”早已在生產中清楚地顯現了出來，而在商品生產的社會中， “彼此獨立地進行生產的私人勞動者”的生產的社會性質首先在流通領域——在那裏隻是以異化的形式——中表現了出來。在中世紀， “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係，而沒有披上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外衣”②。農民家庭為了全部的需要按照分工來進行生產，農奴用他的一部分時間為領主和教會的牧師勞動。社會的種種關係是一目了然的，並沒有以神秘的形式表現為物的“自然屬性”。
但是，正如早在1857年就已經清楚明了的那樣，馬克思拒斥一切對較古老的經濟關係所做的浪漫主義美化。生產商品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異化是一個必然的發展階段，新的社會狀態的“物質基礎”正是在其中被創造出來的。較古老的經濟方式，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係”③為基礎。因此，人們在這種較古老的社會形態中仍然受到他們與自然之間、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束縛。雖然他們不想使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客觀的物的異化形式出現，但他們仍然相信主奴關係的天然性，仍然沒能認識到人類對自然進行理性統治的可能性。隻有當社會勞動生產力達到了這樣的水平，以至於人們可以從自然中普遍地解放出來時，才有可能克服這種狹隘的關係。首先，主奴關係的基礎必須把自己物象化為商品世界的那種異化的聯係，然後它本身才能被置於“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共同監督之下。令人奇怪的是，馬克思用(經常被他貶損蔑視的)施蒂納的表述把這種未來社會的社會性組織描述為“自由人聯合體”①。當這樣一種自由人聯合體“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時，那麽“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範圍內重演”②。這個聯合體依照計劃生產出符合需求的產品，是“社會的產品”,它的一部分能夠直接在社會中保留為生產資料，而其餘部分則必須被分配為個人消費品。這裏，馬克思對分配方式的態度是完全開放的，他讓分配方式依賴於“生產者的發展程度”。它或者依據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來進行，或者依據按照現實的、個別的、不同的需要來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來進行。
如果人們僅僅把視野局限於商品章，那麽可能會認為，馬克思本來期望克服個人的異化與依賴性，而現在，他卻唯獨期望對基於分工的生產進行“共同監督”,從而放棄了克服分工(個人隸屬於某個局部過程)的要求。人們或許設想，現在對馬克思而言，如果“個人勞動力自覺地作為一個社會勞動力”來獲得完全與分工保持協調的一切，那就足夠了。如果生產者同時還把自己視為社會整體的各個環節，這也足夠了。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另一處以不容置疑的明晰性指出了克服分工——終身固定於某一單個技術功能，固定於某一片麵勞作的職業——的必然性。雖然第一卷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的論證源於革命性的技術，而不是源於個人對全麵地完善和發展自身素質的要求，但它實質上仍然導致了那一古老的要求： “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隻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麽,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麵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麵地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麵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做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麵發展的個人，來代替隻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①早年馬克思所假定的“全麵的人”——它作為相對類型與基於分工而日益貧困的、在發展中受到限製的人對立——在這裏被證明為一種必然性，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將遭遇這種必然性。這是馬克思曾經遠遠先於他的時代所進行的一項考察，因為直到近些年來，對工人進行盡可能廣泛的技術培訓的必要性——這可以使他們適應工業社會迅速變化的種種要求——才為人們普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