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價值理論的興起和發展是與實踐標準討論及其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相關聯的，由於在當時的哲學理論體係中，確切地說，在通行的權威的哲學教科書體係中，實踐、主體和客體都主要被看作是認識論的基本範疇，因此對價值的討論也就首先和主要在認識論的範圍內來進行。從事實認識和價值認識的關係到對價值真理概念的爭論，都顯現出這種從認識論角度進行研究的特征。在現在通行的哲學教科書中，價值問題也是放在認識論部分來講授的。雖然說後來隨著價值理論研究的深入，已經逸出了認識論的範圍，但在一些人的理解中，仍然把價值問題當作是認識論中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對價值這種特殊現象的合理認識而達到價值真理的問題，這就極大地限製了價值理論研究向縱深發展，價值理論研究對於思想解放的意義，對於重新理解哲學形成合理的現代哲學觀的意義，就難以得到充分的體現。後來一些研究價值理論的同誌，提出應該超越和揚棄主客體分析範式，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實際針對的就是從認識論角度研究價值問題的局限性。

我們知道，傳統上理解的認識論實質上是一種知識論或認知論，主要討論認識（知識）如何發生、如何達到真理、如何驗證真理的問題。這種認知論或知識論，第一，它不涉及道德和審美關係，因為它自己就定位為與倫理學、美學相區別的，僅限於知識形成過程的學問，如果說它以真為核心範疇，那麽這裏的真與善和美是相區別並相並列的。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這麽個框架，實際上傳統認識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康德哲學的影響而形成的。

第二，認識論抽象的現實模型是科學認識活動，是科學家們探索自然奧秘的活動過程，麵對自然世界，科學家作為人類認識的代表而進行工作，他們的發現就是人類的發現。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在認識論中認識主體便被抽象被設定為“理論人”，一種脫離了各種社會關係、不受任何實際利益和立場的製約、一門心思要發現真理的人，同樣，認識客體則被設定為自在存在著的隻等著人去認識的客觀對象，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也隻是一種“理論關係”。

第三，在這個基礎上，在這種抽象化了的“理論關係”中，認識主體被當成是進行認識活動的頭腦，是頭腦中的意識活動，是“主觀”，認識客體認識對象則是“客觀”，於是，認識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便成了“主觀”和“客觀”的關係、“思維”與“存在”的關係。盡管有著唯物論和唯心論、經驗論與唯理論、實在論與觀念論的分歧，但爭論基本都是在這個框架中進行的。

這種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認識論框架被一些人概括為“主客二分”的研究範式，在從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的轉向和轉型過程中，受到了諸多批評和攻訐，如情感主義、唯意誌論等非理性主義思潮，就都對“主客二分”模式和把抽象的“理論關係”當作是基礎甚至是唯一關係的設定提出了尖銳的甚至是顛覆性的批判。在現代西方哲學中，許多哲學家在對科學主義和傳統理性主義進行反思的同時，對近代形成的機械論色彩濃厚的“主客二分”理論更是非難多多，經驗一元論、現象學方法、語言學轉向，以至人學本體論、存在主義、詮釋學方法、知識社會學等，都包含著對“主客二分”理論模式的批判，包含著試圖建立統一的理論圖景的努力。在解構“主客二分”理論的過程中，價值論思潮無疑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滲透到了其他各派的哲學理論之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確實提出了許多值得重視和深思的問題，所運用的理論方法也有許多合理的因素，使哲學的方法論功能得到了較好的體現，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在方法論上也仍然有相當明顯的形而上學色彩，比如過分誇大某一因素的作用，或是過分強調非理性因素、無意識結構在決定人的行為中的作用，或是把哲學問題簡單地歸結為是語言問題，等等。確實，西方的哲學理論、心理學理論、文藝批評理論等都比較重視創新性和獨特性，新理論迭出，流變性很快，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的為了強調獨特、創新，為了引起注意而故意走極端、用一種片麵反對另一種片麵、抓住一點不顧其餘的傾向。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吸取西方哲學的成果時應予以充分注意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變革建立在其實現的“實踐論轉向”的基礎上，正如劉放桐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革命性變革是在從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向的背景下發生的，並深刻地推動了這種轉向，並與其他屬於現代哲學的流派有著一些深刻的共同之處。[1]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近代哲學的批判是一種整體性的基礎性的批判和超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也絕不可能在近代認識論的基本框架中順向地承繼舊唯物主義路線，隻是進行一些修補，比如去掉其形而上學性，強調認識過程的辯證法，或增加一兩個範疇，如加上實踐範疇，就能建立起來的。

我們過去長期受蘇聯哲學的影響，按照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條路線鬥爭的基本模式來理解哲學發展，我們過去講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舊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有根本區別，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這些都是很對的，但由於沒有意識到傳統認識論作為認知論的固有局限，所以基本上還是在傳統框架內理解主體與客體及其關係。我們雖然強調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強調能動性，但一方麵把實踐當作是認識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來處理，不可能全麵揭示實踐的豐富內容；另一方麵則仍是沿襲著“理論人”假定來看待認識主體和認識過程。

在這種抽象的理論關係中，主體作為實踐主體的豐富性不見了，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主客體雙方的變化也不見了。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或多或少地混淆了主體和主觀概念，既然主觀是第二性的被客觀決定的東西，是被派生的後來才有的東西，所以也就不敢承認不敢講主體和客體的相互規定、互為前提，倒是因襲著舊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客體決定主體、主體反作用於客體的思路來理解、講解主體的能動性，或如一些同誌所說，是在機械反映論的基本框架內理解、講解能動的反映論。新時期以來，實踐唯物主義的提出，使實踐範疇脫出了既往認識論的範圍，成為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的首要的觀點，成為帶有世界觀意義的範疇，對實踐主客體、曆史主客體的研究，也都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主客體關係的理論。在這個背景下，哲學界對既有認識論的缺陷和不足作過諸多批判，認識論研究一時成為哲學的熱點，一些同誌提出了“全麵反映論”、“選擇論”、“建構論”等，對既有認識論的不足進行了彌補。

在國內價值理論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承認主客體分析範式的合理性，堅持從主客體關係中來研究價值現象。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有一些同誌提出，為了深化價值理論研究，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予以創新。他們認為，從主客體關係的框架研究價值問題已經麵臨窮途，把價值理解為是客體的存在、功能對主體需要的滿足關係，隻能勉強解釋物對人的價值，或者說在分析客體的價值時還差強人意，但無法解釋和說明人的價值問題和人道價值問題。因為在分析人的價值時，這種思路必須先把人當作客體，對人先作客體化的處理，認為人的價值就是作為客體的人對作為主體的人的需要的滿足，按此邏輯，人的價值就是作為客體的價值，而在人作為主體時就沒有價值。他們認為，“主客二分”的方法是近代認識論形成的方法，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受到廣泛的批判，我們也應該借鑒西方研究者的成果，拋棄至少是限製從主客體關係角度研究價值問題的思路。

我們認為，價值理論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從方法論角度進行反思，在研究方法上予以創新，這是一種很有見地的觀點。但現在的問題是，不能把西方現代哲學對近代認識論的“主客二分”的批判簡單地照搬到國內學界，或者說，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近代認識論對主客體的理解當作是對於主客體問題的唯一理解。至少，馬克思主義在實現哲學的實踐論轉向時，對主客體的全麵而辯證的理解是不能歸諸近代認識論的主客體理論的，相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客體理論超出了近代認識論的框架，是對它的全麵揚棄。盡管說我們過去的哲學理論受蘇聯教科書的影響，把主客體主要看作是認識論範疇，有一定的片麵性，沒有達到馬克思理解的水平，但這畢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誤解。在我們已經逐漸地消除了這種誤解，從人類實踐的高度全麵把握主客體關係的豐富內容的時候，再無視我們的這種進步，把我們經過撥亂反正了的馬克思主義主客體關係理論混同於或歸結為近代認識論的“主客二分”理論，就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看法，這種態度也是不太嚴肅的。

實踐的觀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更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這也就意味著，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主客體不再僅僅是認識論的範疇，而是整個哲學的基本範疇，是具有世界觀意義的基本範疇。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的革命性變革，是與這一點密切聯係並以之作為基礎和標誌的。

眾所周知，西方哲學從古代到近代的發展，一個重要標誌是以認識論代替本體論而成為哲學的中心問題，即人們通常說的“認識論轉向”。這種“認識論轉向”並非是某個或某些哲學家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同哲學與科學的分化過程相適應的，是時代發展的結果。各種科學脫離作為知識總匯的哲學而紛紛獨立的同時，也用具體的實證的知識代替以前哲學的種種猜測的想象的看法，哲學的“地盤”被侵蝕，哲學的威信也發生了問題。以往的那些獨斷性的“真理”，包括哲學的真理和宗教的真理，既然都受到了懷疑，那麽認識、判斷何以才能成為真理的問題就成為理論家們關心的首要問題。而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力量的壯大，如何看待哲學與科學的關係，亦即如何重新理解哲學的地位和性質，就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也是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的問題。

哲學關注人們的認識活動，認識論成為哲學的中心問題，這個事實本來就彰顯出哲學作為方法論而存在的意義，但許多哲學家並不肯輕易放棄原有的那份矜持，或許是對中世紀哲學作為神學的奴婢地位的一種反彈，總想恢複哲學在古希臘時期的那種尊榮，總還想使哲學淩駕於科學之上，哲學是“科學之科學”的觀念表現的就是這種情結。不少哲學家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喜歡用“宏觀敘事”的模式構造一種“世界圖景”，所謂“世界觀”就是在“世界圖景”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這種構造又分兩路，一路是“自然哲學”總體論的構造，它“用觀念的、幻想的聯係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係，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2]。它在這樣做的時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了一些後來的發現，但是也說出了一些不少十分荒唐的見解。另一路是所謂“理論哲學”或“理式哲學”的本質論的構造，它注重的不是感性的“世界圖景”，而是世界的“邏輯秩序”，不是具體的存在和事物，而是一般的事理或理式，認為這些才是本質的、能夠恒久不變的東西。如果說，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們能夠依靠科學所提供的事實描繪出自然界生成發展的清晰圖畫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排除了。任何使它複活的企圖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倒退”[3]，那麽第二種思路卻似乎有著更強的自衛能力，因為它把科學看作是對具體的事物、特殊的規律的揭示，是對經驗現象的把握，因而其結論是有限的、可變的，而哲學把握的那種“理式”、一般規律，作為本質則是恒久不變的。黑格爾的體係可以說就是這兩種思路的大綜合，是絕對真理的一種總集成。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前些年論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沿用的也還是過去的方法，一是說，具體科學隻研究世界的具體部分、具體運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從總體上研究世界；二是說，具體科學研究的是世界上的具體事物和具體規律，是特殊，馬克思主義哲學則總結概括了這些具體規律，揭示的是世界最一般的規律。既然如此，那自然就是“科學之科學”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驗之萬代而無弊的絕對真理了。這實際是沒有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性變革的意義的表現。

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新哲學的時候，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科學之科學”的這種哲學觀。馬克思說：“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曆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隻能對整理曆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曆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曆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4]恩格斯後來也說，“這種曆史觀結束了曆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5]，都表現了他們的這種態度。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對現實的描述”，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對現實對象”的描述，而是對人們在實踐中如何產生這些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如何受著人們現實生活條件製約，是對人們的觀念曆史和現實曆史之間的關係的“總體現實”的描述，這也就是他說的“按照事物的本來麵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的意思。

以往的唯物主義不懂得把對象、現實當作實踐去理解，不從主體方麵去理解，唯心主義同樣也不懂得實踐的意義，表麵上是隻從主觀、思維方麵去反思、去理解，實際上卻把一代人、甚至一個人的思維抽象地當作是全部人類的思維，把隻有人類在全部曆史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任務當作是一代人或一個人就能承擔起的任務。馬克思則從實踐的同時態結構和曆時態變遷來理解一切理論的產生、驗證和發展的問題，以實踐作為人類思維的現實前提或最具權威性的根據，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一切關於哲學的絕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臆說。

現實的人的實踐、人的現實活動既然都是對象性的活動，活動者與活動對象就成為活動的基本結構要素，主客體結構也就是人的任何活動的共同結構。當然這是最簡約的結構。從這種角度去看，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不在於後者隻研究世界的一個方麵、一種運動，而哲學研究總體的世界，也不在於後者隻研究世界上的具體事物和具體規律，而哲學研究隱藏在這些具體規律之後的一般規律，而在於科學隻研究、描述自己的對象，提供的是關於對象的實證知識，而哲學則把人與對象、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曆史演變當作是自己的對象，它提供的是關於方法論方麵的智慧。也就是說，在各門科學都得到了充分發展、哲學已經被各種知識充分“中介化”了的時代，哲學隻能立足於主客體關係的角度來對各種科學知識的前提進行批判性審查，進行反思性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意識到了這種變化並自覺地適應這種變化，它對哲學對象、任務、視野、主題的理解，對哲學研究方式的理解，也就與近代哲學有了根本的區別，主客體關係的角度也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視野，主客體範疇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範疇，成為通貫於實踐觀、曆史觀、認識論、價值論的基本考察範式。正因為如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所謂世界的本體，所謂存在之為存在的最終根據，所謂世界的最一般規律，都不過是一代人在自己的實踐和科學條件下所認識到的規律，是這一代人的認識達到的界限而不是世界的界限。我們所說的根據不過是自己的思維的根據和行為的根據，所謂的規律也不過是現實中的人們認識到的事物運動的規律和自己的思維和行為必須遵守的律則。人類在自己的實踐中發現了這些根據和律則，也隨著實踐的發展而揚棄這些根據和律則。人們用新的實踐經驗和科學的發現超越了舊的實踐經驗和科學結論，但進行新的實踐和新的科學發現的人又受著自己的實踐條件和科學條件的限製，人隻能在自己的實踐條件下說話、提問、反思，而絕不可能超越這些條件。知識和真理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人類思維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這些都是實踐過程中主客體矛盾的表現，人類永遠無法超越這些矛盾，更不能否認這些矛盾，否認這種矛盾隻能陷入更大的矛盾。

[1] 參見劉放桐：《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哲學的現當代走向》，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同上書，24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5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