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麵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4]在實踐活動中，人以否定的方式實現自身與自然界的統一，從而形成實踐活動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曆史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因此，人類實踐活動的否定性的辯證法也就是人類曆史運動的否定性的辯證法。“在曆史中進步是現存事物的否定”[35]。
“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結果——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失去對象，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36]在規定人的本質時，黑格爾引入了勞動以及生成的觀點，認為人是在活動中展現自己的本質的，“人的真正存在就是他的行為”[37]。馬克思由此認為，黑格爾“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看做“人在外化範圍內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38]。正是由於對勞動進行了相當深刻的哲學思考，並用勞動來理解否定，黑格爾提出了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
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勞動是人對自然物進行“賦形”的活動，即對自然物加以改造的活動，它構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否定的中項”。正是借助這個否定的中項，人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並在自然物上打上人的烙印，否定了自然物的原生形態；在這個過程中，人使自身的力量得以外化，並占有、獲取自然物。“我做成了某個東西，我就實現了外化；這種否定是積極的，外化也就是獲取”[39]。勞動的否定性使人本身的力量外化，即對象化，這種對象化所形成的客體又反過來同人發生矛盾，產生異化。
否定不僅表現為外化、異化，而且還要表現為揚棄這種外化、異化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人在自己的勞動產品中直觀到自身，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性，使外化的對象即客體回到人本身，主體與客體達到統一，主體由此得到自我實現。在黑格爾看來，這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個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關係的單純之點，是一切活動——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運動——最內在的源泉，是辯證法的靈魂，一切真的東西本身都具有它，並且唯有通過它才是真的”[40]。
但是，在黑格爾那裏，隻有抽象的思維活動和精神勞動，才具有本原意義上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物質的、感性的勞動隻是“精神活動的樣式”；真正的人在根本上是自在自為的自我意識，人的關係領域是“現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人的本質，人，在黑格爾看來是和自我意識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質的一切異化都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因此，對異化的、對象性的本質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現為把這種本質合並於自我意識：掌握了自己本質的人，僅僅是掌握了對象性本質的自我意識。因此，對象之返回到自我就是對象的重新占有。”[41]
可見，黑格爾的否定性辯證法是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以一種“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形式表達了人類實踐活動和曆史運動的辯證法。“由於黑格爾根據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麵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東西，而根據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麵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動和自我實現的活動，所以他隻是為那種曆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42]。
實際上，在黑格爾之前，盧梭已經用否定之否定思想研究人類曆史運動，並具有了否定性的辯證法思想。按照盧梭的觀點，人類曆史運動是一個平等——不平等——平等的過程。在人類社會的原始狀態，人類生活在沒有私有財產的狀況中，人與人之間是自由平等的；隨著生產和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狀態，同時產生了私有製，從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這是一個“個人完善化”與“類的沒落”的時代；隨著不平等發展到極限，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這種平等不是回到原始人的自發的平等，而是達到更高級的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平等。盧梭在這裏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圖景，一個在對抗和矛盾中向著自己對立麵轉化的辯證過程。
這表明，盧梭已經較為自覺而明確地用否定之否定思想來研究人類曆史了，由此顯示了他的超越時代的曆史主義敏感，“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恩格斯高度評價了盧梭的這一辯證法思想，認為“在盧梭那裏不僅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到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係列辯證的說法：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一個極端向它的反麵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43]。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黑格爾的否定性辯證法以及盧梭的否定之否定思想。當馬克思把實踐理解為人的存在方式，並把物質實踐理解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基礎時，否定性的辯證法就獲得了一個現實的基礎，成為一種“合理形態”的辯證法。
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同於動物與自然的關係。人並不是像動物那樣肯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狀態，使自己消極地適應自然，而是以自身的實踐活動否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的狀態，並賦予它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形式。但是，目的本身並不能直接加於對象之上，要把目的賦予對象，還必須有把它們統一起來的中介，這個中介就是勞動工具。人是持有某一工具或某一工具係統、為著某種目的進入到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之中的。工具與目的、對象都具有同一性：一方麵，工具作為人的肢體的延伸，是合乎人的目的的，或者說，與目的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麵，工具本身也是一個物質客體，與實踐的物質對象具有同一性。
因此，工具能夠在目的的支配下以其物質性與實踐對象的物質性相互作用，並將人的目的賦予實踐活動的對象，否定其原生形態，使其具有屬人性質，即使自在自然轉化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對人生成”，人與自然的關係成為一種“為我而存在”[44]的關係。實踐本身就內含著一種否定性的辯證法，在實踐過程中生成的“為我而存在”的關係標誌著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種否定性的矛盾關係。
人對自然的否定性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產生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私有製以及自然分工的存在使人的活動本身發生了異化，異化的形成標誌著人類曆史進入到人受異己力量支配的階段。“隻要人們還處於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隻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隻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麽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45]。
資本主義社會是異化的典型和極端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具有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個性；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並奴役人；而物之所以能支配並奴役人，實際上是少數人借物的力量支配並奴役多數人。“關鍵不在於物化，而在於異化、外化、外在化，在於巨大的物的權力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這種物的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作自身的一個要素而置於同自己相對立的地位”[46]。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畢竟形成“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求以及全麵的能力體係”[47]，從而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和建立了前提條件。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在把異化推向極端的同時，又為揚棄異化準備了條件。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達到極限，必然導致私有製的滅亡和異化的揚棄。
人的異化和異化的揚棄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自我意識的矛盾運動過程，而是一個“改造對象世界”、“創造對象世界”的實踐活動的矛盾運動過程。異化“這種顛倒的過程不過是曆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曆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但決不是生產的某種絕對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和目的（內在的）是揚棄這個基礎本身以及過程的這種形式。”[48]從異化的產生到異化的揚棄是一種具有曆史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製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製，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49]這一否定之否定過程不僅包含著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包含著對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否定之否定。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作為這一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複歸，這種複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50]無疑，這一否定之否定過程就是否定性的辯證法。
可以看出，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否定性的辯證法是以實踐觀為基礎，並同曆史觀有機結合、融為一體的。馬爾庫塞由此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現實的否定變成一個曆史條件，一個不能被作為形而上學關係狀態的而具體化的曆史條件。換句話說，它變成一個與社會的特定曆史形式相聯係的社會條件。”“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曆史特征包含著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著自身的否定。特定的關係狀態就意味著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隨著事物新秩序的建立。”[51]應該說，馬爾庫塞的這一評價是中肯而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