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研究社會發展時，即強調曆史必然性，確立曆史尺度時，並沒有否定價值尺度、倫理原則，而是把價值尺度、倫理原則置於曆史尺度的基礎之上。為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提出了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或者評價尺度，即“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和“從曆史觀點來看”，以此表征價值觀與曆史觀、倫理尺度與曆史尺度的統一。
馬克思深切地關注著東方社會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慘命運，痛斥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海盜式的掠奪行為，揭露西方資產階級的野蠻本性和極端虛偽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麵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39]西方資產階級使東方社會的“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汙穢、窮苦與屈辱”，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生存”狀態中。“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40]。
對東方社會來說，被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不啻是一場災難，而且這場災難同過去所遭受的所有災難相比，“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的東方社會，如同19世紀之前的德國那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東方社會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41]。
馬克思在探討東方社會發展道路時無疑抱持著深切的人文關懷。當馬克思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設想時，其出發點之一，就是想使俄國的未來發展避免資本主義製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危機”，避免“對抗”、“衝突”和“災難”，盡量減少社會發展中的代價，同時“吸取資本主義製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國公社“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係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的生命”[42]。
但是，馬克思清醒地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當時屬於先進的社會形態，東方社會則是落後的社會形態，並明確指出：“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43]。因此，“道德義憤”隻是馬克思“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的，隻是馬克思看待西方資產階級侵略東方社會的一個視角。換言之，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人文關懷隻是一個視角，另一個視角仍然是“曆史觀點”。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集中體現著社會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尺度。存在於某種生產關係、社會形態中的生產力如果能以其應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就表明這種生產關係、社會形態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價值，換言之，隻要這種生產關係、社會形態能夠容納生產力繼續以其應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它就能繼續存在和發展。在此，任何道德的憤恨都無濟於事。道德尺度應該也必須服從曆史尺度。所以，在研究東方社會的過程中，馬克思多次提出“從純粹的經濟觀點來看”、“從曆史觀點來看”東方問題，始終堅守曆史尺度，並以此為基礎評價東方社會的曆史與現實，以及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的侵略行為。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西方資產階級是在“極卑鄙的利益驅使”下入侵東方社會的，在主觀上絕不是要使東方社會資本主義化，而是要使東方社會殖民化。但是，在這種殖民化的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給東方社會“帶來”、“導入”了新式工業，打破了東方社會的自然經濟結構，在客觀上造就了有利於東方社會發展工業文明的條件，客觀上“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從而“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44]。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是怎樣難受，但是從曆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45]
正是從曆史觀點出發，東方社會的“崩潰”，沒有使馬克思感到惋惜；對古老帝國的“死去”，馬克思的態度極為冷峻。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的衝突中，東方社會“激於道義”，“維護道德原則”，西方社會“以發財的原則與之對抗”，以“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結果，卻是東方社會的“崩潰”，古老的帝國“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這就是說，倫理尺度與曆史尺度在這裏處於對立和離奇的衝突之中，社會進步以民族災難為代價，古老的東方社會以其慘痛的代價換取了某種曆史進步。“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46]。
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悲劇不僅是一個美學範疇，一種戲劇藝術形式，而且是一種曆史觀，是對曆史上的個人、民族的一種評價尺度。凡屬品德超群而又不容於世，終以身殉或終歸失敗的，都是悲劇性人物或民族。馬克思用“悲劇”這一範疇顯示了東方社會在與西方社會進行“殊死決鬥”的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失敗及其客觀原因，從而說明倫理原則、人文關懷必須以曆史尺度為基礎。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確具有人文關懷的取向，但它的理論基礎是曆史尺度，即建立在曆史規律的基礎之上。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47]但馬克思同時認為，這“雙重的使命”都是不自覺的，西方資產階級主觀上並沒有任何重新改建東方社會的意思，西方資產階級在東方社會所實行的一切，既不會給東方人民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48]。從本質上看，“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就是所有製問題，而“現存的所有製關係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49]。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希望東方社會“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並且認為，“資產階級曆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麵要造成以全人類以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麵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隻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50]
無疑，這是一種曆史尺度和倫理尺度相統一的方法，它表明，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是曆史觀和價值觀的統一，體現著人文關懷的取向與曆史尺度的堅守。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同上書，73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同上書，161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2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同上書，68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107—1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同上書，276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115—1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同上書，142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8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7] ［美］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讚成和反對》，6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同上書，115—116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71、7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美］弗蘭克：《發達與不發達問題》，15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3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65、7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5] 同上書，149—150頁。
[4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5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 同上書，771頁。
[49] 同上書，308頁。
[5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