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不同於自然。自然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結果，“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1]，曆史本質上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但是，曆史又離不開自然。“整個所謂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2]。離開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隻能建立在虛無之上；把人與自然的關係從曆史中排除出去，隻能走向唯心主義曆史觀[3]。從根本上說，曆史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隻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4]正是以此為前提，唯物主義曆史觀確立了科學的曆史規律觀念。

按照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把曆史與自然區別開來，同時又把二者聯係起來的是人的實踐活動。實踐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製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須互換其活動並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同時，勞動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頭腦中作為目的以觀念的形式存在著。這就是說，實踐內在地包含著三種轉換，即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人與人之間的活動轉換以及物質與觀念的轉換。

前一種轉換是人的活動和自然運動共同具有的，後兩種轉換僅僅為人的活動所具有。實踐活動包括物質變換，表明人的活動也必須遵循物質運動的共同規律；其特殊的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互換和物質與觀念的轉換，又形成了新的、為其他自然物體所不具有的特殊運動規律。這就是體現主體活動的特點，包括物質運動在內的人的實踐活動規律。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人類曆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因此，人的實踐活動的規律實際上就是社會發展規律，即曆史規律。

曆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曆史規律或必然性就形成並實現於人的實踐活動之中。這裏，我們碰到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一命題。對於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來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一命題絕不意味著，在人們從事某種曆史活動之前有一個現成的曆史規律可供認識，相反，“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5]這是因為：

第一，不存在任何一種預成的、純粹的、永恒不變的曆史規律，任何一種具體的曆史規律都形成於一定的曆史活動和社會形態中；當這種特定的曆史活動和社會形態結束時，這種特定的曆史規律也就不複存在。

第二，以往的曆史傳統和既定的曆史條件為新一代的曆史活動提供了前提，並決定了新一代曆史活動的大概方向；但這些曆史條件又在新一代的曆史活動中不斷被改變，正是在這種改變以往條件的活動過程中，決定著新一代命運的新的曆史規律才形成。

第三，隻有當某種曆史活動和社會關係達到充分發展、充分展示時，某種曆史規律才能真正全麵地形成；隻有在此時，人們才能理解、把握這種曆史規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在“從後思索”的過程中抽象出來的曆史的一般規律，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曆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這些抽象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一般地說，曆史規律形成於人的實踐活動中；具體地說，任何一種具體的曆史規律都形成於特定的、具體的實踐活動中。離開了人的實踐活動而獨立自存或預成的曆史規律隻能是“神話”，隻能是黑格爾的“絕對計劃”。

曆史規律或必然性本質上是一個實踐問題。

從根本上說，曆史規律就是經濟運動對人類曆史行程的製約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決定著曆史運行的大概趨勢，構成了曆史運動的“中軸線”。但是，我們又不能把曆史規律等同於經濟必然性。在整個曆史中，沒有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經濟必然性來說明；同時，沒有一個重大曆史事件不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所引導、所伴同、所追隨。曆史演變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在一種經濟的平麵上進行的。經濟必然性既不可能脫離人的實踐活動成為獨立的實體，也不可能脫離政治、文化等社會要素而純粹地發生作用。經濟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會性、曆史性，以經濟必然性為基礎的曆史規律因此具有總體性，它是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要素交互作用的產物。

同時，曆史規律同樣具有重複性、常規性。隻要具備一定條件，某種曆史規律會反複發生作用，成為一種常規現象。以此為前提，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提出了“五種社會形態”理論，認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民族那裏，可以產生相同的社會形態。但是，曆史規律的重複性在表現形式上又不同於自然規律。如前所述，從規律的表現形式看，自然規律更多地表現為動力學規律，曆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稱讚比利時統計學家凱德勒運用統計平均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而且他本人也運用統計學方法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一係列規律，並指出：“規則隻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6]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平均數規律”實際上就是統計學規律。

統計學規律揭示的事物之間的規律性關係，是一種必然性與多種隨機現象之間的規律性關係。在動力學規律作用下，偶然性可以忽略不計，但對統計學規律來說，偶然性不僅不能忽略不計，相反，它正是通過對大量偶然性、隨機現象的統計才發現其中的規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不僅承認經濟必然性在政治、文化等社會要素的反作用下會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形”，而且認為曆史必然性要通過偶然性才能實現。“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7]。

曆史規律的重複性不等於曆史事件的重複性。曆史不同於自然，曆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法國大革命、明治維新、戊戌變法等都是非重複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曆史必然性確實是不能接受的。戊戌變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為曆史現象在古今中外並不罕見，是“多”；法國大革命是“一”，但資產階級革命作為曆史現象在近、現代曆史上卻重複可見，是“多”……這表明，要把曆史事件、曆史現象和曆史規律三個概念加以區分。曆史事件是“一”，曆史現象是“多”，在這“多”的背後存在著隻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就會重複起作用的曆史規律。

任何一個曆史事件的產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複，規律重複的隻是同類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重複其中的偶然因素。實際上，曆史規律的重複性正是在一個個不可重複的曆史事件中體現出來的。1640年的英國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這一個個不可重複的曆史事件的出現，體現的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規律。

嚴格地說，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複的，自然規律也是在一個個不可重複的自然事件中體現出來的。但是，自然事件的差異性卻深藏在其相似性的後麵，曆史規律的相同性則深藏在曆史事件的相異性的後麵。因此，在觀察自然時，應從事件的相似中看到相異；在研究曆史時，應從事件的相異中看到相同，從事件的單一性中透視出規律性。這樣，才能走向曆史的深處。

按照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分析經濟形式和社會關係，把握曆史規律及其重複性、常規性，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隻能用抽象力來代替。同時，由於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人與人的經濟關係歸結於生產力——人對自然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不僅發現了曆史規律的重複性、常規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夠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社會的物質變革。這表明，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自然科學的實證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義曆史觀稱為“真正實證的科學”。“重複性”、“常規性”和“精確性”概念的出現，使唯物主義曆史觀成為一門科學，一門成熟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