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點範疇的不同，預示著馬克思主義曆史觀與其他曆史哲學的本質不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曆史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曆史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從發生學意義上說，曆史主體與客體都不是預成的、以自身完滿的形態進入人類曆史的，相反，曆史主體與客體都是人們實踐活動創造和重建的結果。人的社會存在隻能是實踐中的存在，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從根本上說，曆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是主體連續不斷的建構過程，是自然界對人的生成過程，是“人改造自然”與“人改造人”的過程。因此，馬克思從“感性的人的活動”的角度，以實踐為出發點範疇來考察和理解一切曆史現象，來審查、評價和改變以往曆史哲學的範疇和規範。

人隻能通過實踐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實踐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動引起、調整和控製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也必須進行活動互換，並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而物質實踐又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製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這就是說，實踐是一切社會關係“由此產生”的源泉，是全部社會生活的本質，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這三重意義上，實踐具有曆史本體論的意義。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把曆史理解為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並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7]。因此，以實踐為出發點範疇來考察曆史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反思曆史的進程及其規律，便成為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根本特征。

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實踐原則也就是主體性原則，馬克思始終是把實踐和主體聯係在一起來考察人類曆史的，並認為人既是曆史的“劇中人”，又是曆史的“劇作者”。具體地說，人不僅生活和活動於一定社會關係中，而且不斷地變革和創造著自己的社會關係。實踐是主體自身不斷重建的活動，是環境的改變與人的自我改變相統一的活動。因此，出現在曆史中的人不僅是一個被決定的存在，而且（甚至首先）是一個創造性的存在。人的被決定性隻是作為某種曆史條件的製約因素出現在人的創造活動之中。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確認曆史規律的客觀性，並認為曆史規律構成了人們曆史活動的可能性前提，決定了曆史發展的大概趨勢，從而製約著人類曆史的行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社會的曆史同自然的曆史是“相似的”。然而，相似不等於相同。從本質上說，曆史規律是人們自己活動的規律，它不可能脫離人的實踐活動而成為獨立的實體，也不是消融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的“鹽酸池”。人是曆史的主體，人的實踐活動是曆史的本體。因此，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前提是現實的個人及其活動。在馬克思看來，“隻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8]

對於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來說，實踐、主體性問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然而，自從斯大林的唯物史觀模式被定於一尊以來，實踐原則、主體性原則都被忽視了，人僅僅被看作是社會關係、曆史規律的體現者和傳導者，一種脫離了人的實踐活動，脫離了經濟、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而自動、純粹起作用的“經濟必然性”成了曆史的主宰，曆史發展成了一個“無主體的過程”。馬克思劃時代的貢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拋棄了。

實際上，人在這個世界上誕生之後，就進入了存在的組合，並以自身賦予存在以新的尺度。如果僅僅從客體方麵來研究曆史，那隻能是一種片麵的研究。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觸及人的活動的一切領域，深刻地改變了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改變是雙重的：既增強了人對自然的統治力量，又使得這種統治力量有可能擺脫人的控製，反過來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同時，現代社會改革的實踐又再次突出了社會環境對人的製約性和人對社會環境的創造的問題。這表明，現代科學和實踐的發展，都越來越突出了實踐問題、主體問題；同時，現代科學和實踐的發展又為人們對實踐問題、主體性問題進行哲學反思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現實的可能性。因此，重建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必須以實踐為出發點範疇，以主體為軸心重審曆史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反思曆史的進程及其規律。

以實踐為本體，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又具有兩個重要特征，即經濟必然性和曆史總體性。

與黑格爾把曆史規律歸結為曆史理性不同，馬克思把曆史規律歸結為物質實踐活動，歸結為生產方式運動中產生的經濟必然性。經濟必然性的內容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從而決定整個社會關係；生產力則是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實質上就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曆史觀中，沒有比這樣一種相互作用更根本的相互作用了。相互作用是事物發展的終極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曆史哲學不能追溯到比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更遠的地方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經濟必然性構成一條貫穿於全部曆史進程並能使我們從根本上理解這個進程的紅線。

但是，曆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經濟必然性不可能脫離人們的實踐活動而成為獨立的實體，自動地發生作用；同時也不可能脫離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而純粹地發生作用。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同時對經濟必然性產生反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能夠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必然性，使經濟必然性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並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形”。經濟必然性同樣具有曆史性。

經濟必然性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在與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也必然在曆史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得以實現。在實踐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找到了對經濟必然性的合理理解。經濟必然性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內在原則。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並不研究整個曆史，但卻把曆史作為整體來研究。構成馬克思主義曆史觀重要特征的，不僅是經濟必然性原則，而且還有曆史總體性原則。盧卡奇因此指出，必須把“總體的具體的統一”的辯證方法引入對曆史的分析中，“隻有把社會生活的孤立事實當作曆史過程的不同方麵，並把它們聯結為一個總體時，關於事實的知識才有希望成為現實的知識”[9]。這種知識就是“概念總體”。

根據曆史總體性原則，在整個曆史進程中，沒有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經濟關係來說明；同時，沒有一個重大曆史事件不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所引導、所伴同、所追隨。曆史的演變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在一種經濟的平麵上進行的。經濟變革需要通過政治變革來實現，而觀念變革又是政治變革的先導，如此等等。經濟、政治、觀念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種立體網絡，曆史演變正是通過這種網絡結構而進行的。

因此，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把曆史理解為一個總體，理解為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這種曆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當然也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麵之間的相互作用）”[10]。

可見，在對於曆史的理解中，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當然要根據經濟必然性，但它並不把自己局限於“經濟解剖學”，它同時注意直接或間接為經濟必然性所決定的社會現象的總和，是關於曆史總體的唯物主義“現象學”。曆史總體性是唯物史觀的又一內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