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皇位

禪讓是乾隆進入老年後所作出的最英明決策，保證了大清由乾隆時代向嘉慶時代的平穩過渡。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整，選擇在自己尚還康健清醒之際退居二線，無疑是他反複思量後的選擇。《清高宗實錄》記載，他曾在即位之初焚香默默祈禱上蒼，若能像自己最崇拜的人——祖父康熙皇帝一樣，在位達到六十年，到時就會主動退位。二十五年後，他又改口道：若他的母親崇慶皇太後健在，即使在位一甲子，也不會退位。但在乾隆四十二年，崇慶皇太後去世，此後時日裏，乾隆心頭再次將自己的傳位願望暗藏於心。幾十年的掂量，使他對自己的晚年後事有了一個周全而成熟的考慮。

嘉慶元年正月，乾隆正式傳位於嘉慶皇帝，他在清代曆史上空前絕後地結束了皇帝職務終身製。此後他以另一種姿態，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嘉慶。之所以說乾隆禪讓是英明的，主要有以下論證。

第一，乾隆接受康熙晚年皇子奪嫡的教訓，為防止禍起蕭牆悲劇的發生，他需要親眼看到自己選擇的皇太子順利登上皇位並鞏固地位。嘉慶之前，乾隆曾按照秘密立儲製，選立過兩位皇太子，皆因默立儲君早夭而失敗。後來他在僅存諸子中，反複比較，最後確定了皇十五子，即後來改名顒琰的嘉慶皇帝。既然祖傳秘密立儲，乾隆便無法以皇帝身份公開培養皇太子，使其得到有效的鍛煉，以便將來獨立行使皇權。基於這種困境，乾隆選擇踐行諾言，禪讓皇位，從而可以憑借自己的威望來為嗣君保駕護航，促使其政治手腕漸趨成熟。盡管乾隆依舊手握最高決策權，但嘉慶帝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行駛了皇權。以往人們多認為嘉慶隻是形式上的虛君，有失偏頗。事實上，在軍國要務上，嘉慶都已涉足最高權力。

第二，禪讓不僅有利於嘉慶的政治成熟，更有利於最高權力的新老交替和國家的安寧穩定。正因為乾隆提前為皇位交接做了周全安排，因此當嘉慶四年正月他駕崩之時，“皇城之內，晏如平日，少無驚動之意”，乾隆喪事在有條不紊之中進行。

第三，禪讓皇位，體現了乾隆對孝道的服膺和宣揚。作為一國之君，乾隆在“孝親”上理應作出表率，這不單單體現在他對崇慶皇太後的孝敬上，更體現在他對先祖的尊崇上。許諾在位期限不超過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對皇祖的別樣避諱與敬重。祖先所擁有的東西，作為子孫的應當全力避諱，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身份，熱愛康熙的乾隆自然不會去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紀錄。

至於他退位後依舊手握大權，以往我們多從貪婪、自私角度去考評乾隆，這是典型的“革命史觀”，有失偏頗。客觀公正來看，乾隆的決策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值得稱頌的。

第一，“敬天法祖”是傳統中國的重要行事準則之一，退位後依舊認真工作，關注國家大事，是乾隆對帝王中的勤政楷模、皇父雍正皇帝的效法，乃是“法祖”的具體行為。第二，乾隆退位之時，雖然年過八旬，但他依舊身體康健，精力充沛，有能力繼續處理一部分軍國大政。第三，他以皇帝身份實際統治國家的時間長久，整整六十年，作為一位老人，難免會對昔日帝王生涯充滿眷戀，難以割舍，因此，他不僅決定繼續住在養心殿、皇宮依舊使用乾隆年號，而且還要繼續把持重要事務的決策權。

另外，在名號上，乾隆自稱“太上皇帝”而非“太上皇”，多一“帝”字，便猶如北魏獻文帝以“太上皇帝”而領兵打仗一般，擁有了臨民聽政、參與機務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與劉邦尊劉太公為“不預政治”的“太上皇”是不同的。既然在尊卑有別的傳統中國做皇父、做太上皇帝，禮製自然要高於皇帝兒子，所以乾隆享有高於嘉慶的禮儀，也是應當可以理解的。乾隆並非圖慕超級名號或蓄意製造“與眾不同”，他沒有像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贇那樣自負到退位後“所居稱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簡直成了天上的上帝。直到生命中的最後時光，乾隆還依舊保持著自知，遺命廟號隻稱“宗”，而不稱“祖”，最終把自己定格在了大清的守成之君上。

乾隆禪讓後繼續掌權，體現了年過八旬的他對國家事務的操勞精神，值得讚佩。

盡管乾嘉時代轉換依舊是中國君主專製體製下最高權力的新老交替，它不可能如民主時代的權力交接那樣，可以在更大範圍內、更深層次上發揮榜樣與示範的作用，但這也絲毫不該影響我們對那些無法逃脫時代巢臼的古代君主的積極評價。乾隆皇帝借登基一花甲之機選擇急流勇退，退居二線，彰顯了他對國家的安危存亡高度關注，展現了他的晚年英明與睿智。采取半退方式，從一線臨朝到二線訓政，從包攬一切皇權到“抓大放小”，不論對於嘉慶帝的政治成熟還是對於整個國家的安寧，無疑都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故可以這麽說，乾隆不單單是中國帝製時代貪圖享樂、勞民傷財的擾民之君，更是敢負責任、不辭辛勞並善於英明決策的賢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