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京本通俗小說》而《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清末之譴責小說（用魯迅先生的題名），以至“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品，我們看見一幅洋洋大觀的“百麵圖”。我們大略地來數一數，覺得“百麵”中間，寫得最多，而且也窮盡形相的，還是窮秀才，潦倒名士——在今天就是流浪的知識分子，或者是雖不流浪卻在饑餓線上掙紮的知識分子，換言之，作者最多寫的，還是他自己一階層的人。
《水滸》和《三國演義》因其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故當別論。其他庸俗的演義，多未達藝術製作的水準，則又不足論。除此二者，凡個人著作，其“人物的畫廊”雖然公侯將相，市儈娼優，九流三教，濟濟楚楚，而其實，倘有“典型人物”，總還是屬於作者自己一階層的為多。舊小說中農民典型之貧乏（《水滸》是例外），是一件頗堪玩味的事。而且除了《紅樓夢》寫女性亦鮮有極佳者，《金瓶梅》所寫，多屬變態的女性，自當別論。倒是清末的狹邪小說，有些好的女性描寫，但此種“生意上人”，當然又是特殊的女性。舊小說中極少很好的普通女性的描寫，這又是一件頗堪玩味的事。
在這些地方，新文學作品就比舊小說強些。不說技巧，單看“人物的畫”，則新文學作品中就豐富得多，也複雜得多。農民畫像中，首先就有個不朽的阿Q。至於女性，則自老祖母以至小孫女，自“三從四德”的“奴隸”以至“叛逆的女性”，可謂應有盡有，實在替數百年來甚至在文學作品亦處於不平等地位的中國女性，大大吐一口氣。
但是新文學作品的“人物表”上，卻也遺漏了一個重要的階層：這便是手工業工人！我們日常談話中，常常聽到“手工業式”這一個批語，但我們的新文學作品中卻還沒有寫到手工業工人！
手工業工人與農民不同。兩者的思想意識大有區分。
事實上，手工業者的“行會思想”在知識分子群中，幾乎隨時可以發見。隻顧狹小的自己範圍內的利益，排拒異己（其反麵如同鄉同學或同什麽的，則格外親密些），缺乏互助心，隻以“自了”為滿足，挖別人牆腳——諸如此類的“本位主義”，不是知識分子常常蹈襲的麽？倒是所謂“農民意識”者，知識分子中比較鮮見，舉一例，“平均主義”不大普遍，豈但不普遍，寧是反對。知識分子具有此等來自手工業者的“行會思想”，卻又不自覺，往往不能以之和農民意識分別，而在描寫農民時給加上去，但真正手工業者群，反而不見於他們的筆下。
就是寫農民罷，往往雖能大體上不背於農民意識，而情感方麵又露出知識分子的麵目。農民意識中最顯著的幾點，例如眼光如豆，隻顧近利，吝嗇，決不肯無端給人東西，強烈的私有欲，極端崇拜首領，凡此種種，也還少見深刻的描寫。大凡“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往往因其“熟悉”農民生活，不自覺地忽略了深一層去觀察的功夫，便容易有此過失。可是“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屬於自耕農家庭者，怕也就很少了，大部分還不是來自富農家庭或小地主家庭？這一層“身份”的關係，如果不是有意地跳開，便會限製了他的了解的深度的。
我提議我們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做一件繁瑣的工作：把新文學中幾部優秀作品的各色“人物”，各以類聚，先列一個表，然後再比較研究同屬一社會階層的那些“人物”在不同作家的筆下，有什麽不同的“麵目”；於是指出何者為適如其分，銖兩相稱，何者被強調了非特殊點而忽略了特殊點，何者甚至被拉扯成為“四不像”。這工作是太瑣細了一點，也許是高談理論者所不屑一顧，但要使我們的理論與批評不懸空，要使作者真有點受用，那倒確有一試的價值。如果做成了，實在是功德無量。
我們有一個已非一日的毛病：因為要高視遠矚，不屑“躬親瑣事”，結果落得空空洞洞，作為文章來讀，未始不高超而汪洋，但於有關方麵（作家和一般讀者），則沒有什麽受用。這為的是愛說原則的話，規律和法則滿紙，似已成為風氣。原則當然需要，規律和法則誰敢說無用，可是我們的新文學還在幼年時代，抽象的話太多了，不受用。倘從具體說，舉些實例來分析解剖判斷，愈瑣細則愈切實，那時再讀原則的話，就不患不能消化了。如果能這樣辦，至少可以補救最近二三年來一個缺點：這就是問題提出來不少，原則上也都解決了，但事實上則原則的解決之後，便無影無蹤，看不見在創作實踐上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