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們在重慶打算編一種叢書，專印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我們和幾個出版家接洽，他們都顧慮到銷路，不願意接受。可是我們也不甘就此罷休，索性把計劃更進一步，專印“處女作”，試試廣大的讀者群是不是像一般書店老板所估計，買書是看作者姓名的。後來居然有人願意出資來試驗一下了，可是卻又要求每書要有一二篇介紹（序或讀後記），理由還是為了推銷上方便些。
不但出書，就是出一種定期刊罷，出版家也一定希望編輯人能夠“拉”到若幹知名作家的稿子，“以資號召”。
這種“風氣”，由來已久，我們戲稱之為“明星主義”。我們認為這是不應該有的現象。我們認為這種“風氣”，對於青年作家或無名作家是十分不利的。我們曾經和一些思想進步的出版家討論過，如何挽救這不合理的風氣。在討論中，我們得到了下列的幾點認識。
出版家印一本書，總須通過販賣商，這才能夠到達廣大讀者群的麵前，而販賣商批書的標準據說不外乎：一是看同類的書銷路如何；二是看作者是不是知名的。而販賣商的這兩個標準又是根據了他們的經驗而來的。比方說，某一類的書好銷，販賣商就願意多批這一類。有一時，巴爾紮克很吃香，販賣商看見巴爾紮克的譯本就很歡迎；如果不是巴爾紮克而是別的外國的大作家，即使那譯本實在很好，也很難說服販賣商使他們多批。對於本國的作家亦是如此，販賣商根據他們的經驗有他們的取舍，不知名作家的書就難以得到他們的“選擇”；即使你鄭重推薦，他們也不大肯“冒險”試批幾本去；即使批了去，他們也不大肯放在很顯著的地位讓顧客們一眼就看到。
所以，“明星主義”的造成，販賣商也有份的。
書出版後當然有廣告。按理說來，廣告是讀者借以求書的線索。但是，事實上廣告總多說好話，甚至有吹得太過分的，這就使大部分讀者不敢太相信廣告。中國又沒有權威的書評刊物，讀者想在廣告之外求得可以信任的介紹也頗不易，於是結果也隻得根據經驗來選擇了；加以書價太高，讀者購買力低，自然而然對於陌生麵孔作者的作品不敢輕於試購了。而讀者的這一種“習慣”，反過來也會對販賣商起影響，形成了販賣的“經驗”，產生了販賣商的批書標準。
一般說來，在中國，青年作家或無名作家的作品在定期刊上發表的機會，還算是多的。因為定期刊的編輯人雖然為了老板的要求不得不“拉”知名作家的稿子，但亦可以全權發表青年作家或無名作家的稿子，不比出一本書，全權是操在老板手裏。如果和美國比較，那麽中國的出版界可以說是“生意經”還算少的。美國一位青年作家（或無名作家）想要在定期刊上投稿，幾乎照例沒有發表的希望，除非有人為他特別推薦。至於出單行本，那希望就少到沒有——可以說想也不用想。但是中國的出版家倒還不至於“認真”到這樣程度，青年作家和無名作家的作品還不是絕對沒有出版的希望。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出版家比美國進步的地方。盼望在這“美式”狂熱洶湧可畏的時候，我們的出版界能夠不為所“化”。
從上麵說的看來，可知現今儼然已成風氣的所謂出版界的“明星主義”，還是可以挽救的。而挽救之道，需要出版家、作家、讀者三方麵的合作。上文說過，出版家（除少數例外）並非絕對不肯出版無名作家的書，而是怕虧本；販賣商也不是絕對不肯販賣，而是怕銷不掉；讀者呢，更其不是絕對隻崇拜名人，而是購買力弱不敢輕於嚐試。如果出版家肯多冒點險，而又和作家們合作建立起一種權威的書評刊物，在讀者群中打出個信用來，那麽，讀者的“習慣”相信可以改過來，而販賣商也會改變他們的“批書標準”了。自然，要建立一種權威的書報評介的定期刊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不過，如果要辦，也非不可能。
再說，今天中國的定期刊“拉”知名作家“以資號召”的辦法，其勢也不能持久。中國的定期刊實在也不能說多（和文化進步的外國比較），無奈中國的知名作家也不多，所以拉來拉去，被拉者固然忙於應付，而讀者恐怕也覺得老是幾個熟麵孔，感覺不到新鮮了。感覺不到新鮮，那不是和編者“拉”的本意相反了麽？
最後，也得指出，如果民主不能實現，內戰不能停止，那麽，出版的前途就很少希望。因為出版事業的發展和進步，必須先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這已是常識，不用我在這裏多加說明了。
194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