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博學多才，結交天下名流，交往範圍極為廣泛，其中，與其詩文唱和者有之，與其相互共勉者有之，與其意見相左者更有之……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不僅具有卓爾不群的優秀品格，同時也富有一個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這種別具特色的人際世界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向人們展示了他豐富多彩的另一麵。
文學巨子成旗手———毛澤東與茅盾茅盾(1896—1981) 原名沈德，鴻，字雁冰。作家。浙江桐鄉人。1916 年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後，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1921 年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國民日報》主筆，“左聯”行政書記。1938 年參加籌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赴延安、重慶、香港從事文化活動。1949 年後，曆任國家文化部部長，《人民文學》主編，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著有小說《林家鋪子》、《子夜》、《腐蝕》等。有《茅盾文集》、《茅盾全集》行世。
1949年9 月23 日，正忙於籌辦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創刊號的茅盾收到了一個牛皮紙的大信封。打開信封，從裏麵落下兩張紙，那字跡正是茅盾已十分熟悉了的毛澤東的筆體。茅盾細細看時，兩張紙一張是一封信，另一張上是一行遒勁的大字，茅盾便先看起信來，隻見毛澤東的信是這樣寫的：雁冰兄：
示悉。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麵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三日
茅盾高興地一笑，又看另一張紙上，正是毛澤東應茅盾前幾的邀請為即將出版的《人民文學》創刊號所寫的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問世。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問世”，這不僅是對《人民文學》這份文藝刊物的希望，也是對文化界、科學界、新聞出版界的希望，這是毛澤東對新中國科學文化事業日益繁榮的衷心期望。也就是在兩天前，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說：“隨著經濟建設的**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
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毛澤東這裏所講的建設新中國的目標和決心，同給《人民文學》的題詞是完全一致的。毛澤東深知，沒有整個知識界的共同努力，再宏偉的目標也是實現不了的。茅盾也深知，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的開幕詞和兩天後送來的題詞，其內容是時代賦予中國知識界的光榮使命，一種崇高的使命感令他久久不能平靜。
1896 年7月4日，浙江桐鄉縣烏鎮觀前街沈姓大家族裏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他就是茅盾。當時他的大名叫沈德鴻字雁冰，茅盾則是他後來創作《幻滅》時開始使用的筆名，後來他以沈雁冰和茅盾兩個名字聞名於世。
1928年，茅盾在他的《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說：在過去的六七年裏，人們把我自然看成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的自白：我對於文學並不是那樣的忠心不二。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內心趣味和別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
當時已以文名著稱於世的茅盾的這番話，曲折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跡。的確，雖然從1921年25歲的茅盾開始接辦並革新《小說月報》起就從事著文學活動，並以大量的文學批評和創作奠定了他在文化界不可移易的地位，為新文學作出了卓著的貢獻；但他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很早就投身於革命活動。1920 年5 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籌建，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到了1921年初，茅盾經李漢俊介紹，便第二批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組。同年7月，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茅盾成為第一批黨員。從此，他把文學和革命活動交織起來，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黨的組織工作。為把世界各國的革命理論和工人運動狀況，把蘇俄十月革命後的文化生活狀況及蘇聯的文藝政策介紹到中國來，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6年1月，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代，以中共黨員身份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宣傳部長的茅盾，作為上海的代表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茅盾就留在廣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就在這時，他與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都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結識了。那時，茅盾擔任宣傳部秘書，住在廣州東山廟前西街38號，毛澤東與夫人楊開慧住在樓上，他和蕭楚女住在樓下。他與毛澤東密切合作，從事政治事務和文化活動，他們同編《政治周報》，並肩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在共同的事業中，結下了誠摯的友誼。
1926 年底，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茅盾離開了廣州，依依不舍地辭別了毛澤東，來到武漢從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教育工作，不久，又在漢口辦起了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大型日報《漢口民國日報》。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叛變活動，國共合作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處於白色恐怖之中的茅盾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係，但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是在惡劣的環境中，從事文學創作，用手中的筆向反動的舊社會宣戰。他這時所創作的第一部小說《幻滅》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時，由於自己本人正受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通緝，便用了一個筆名“茅盾”，茅盾從此與他的本名沈雁冰一樣為世人所知。
從1928年至1940年，茅盾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奮力推動著“革命文學”的進程，這一時期他的大量小說、散文、隨筆及文學批評紛紛問世，為灰暗的文壇增添了奪目的光彩。1930 年，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積極地推動了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並與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先生並肩戰鬥，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創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培養進步文藝隊伍，建立了不朽的功績。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茅盾的文學創作進入了成熟時期，尤其是1933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子夜》，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業績。抗日戰爭開始後，茅盾又積極地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並於1938年底，應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的邀請，遠赴新疆從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1940 年5月，茅盾與張仲實等人離開了政治形勢越來越險惡的新疆，經蘭州到了西安。這時，他對延安的向往，對黨的懷念越來越重地壓在了心頭，奔赴延安成為他此時最大的渴望。在西安，茅盾巧遇早在大革命時代就已熟識的周恩來和慕名已久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他欲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了兩位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於是，他與朱德並肩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1940 年5月26日下午，茅盾順利抵達了革命聖地延安。
6月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禮堂舉行晚會，歡迎茅盾一行人的到來。正當茅盾在禮堂裏落座時，聽到周圍響起了一片歡快的掌聲，他定睛看去，隻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正穿過觀眾席之間的通道向他所坐的前排走來。
“毛澤東來了。” 看到昔日的戰友，茅盾興奮地向身邊的人說著迎上前去。
闊別13年，他與毛澤東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毛澤東十分高興地拉著茅盾的手寒暄著，又向與茅盾同來的一行人一一問好，然後拉著茅盾並肩坐下開始看文藝演出。
這樣，茅盾在延安住了下來，他將自己的一雙子女送進延安女子大學和抗大，並一再向周圍的人表示準備在延安長住下來。離開黨的懷抱這麽多年，現在又生活在同誌們之間，這對於茅盾來說，是多麽愉快的事啊!
茅盾在延安安頓好後，就來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看望毛澤東。兩個人都十分高興地敘談著別後種種情形，毛澤東依舊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樣的平易近人、談笑風生，絲毫沒有因為當了黨的主席而有什麽改變。茅盾向毛澤東詳細談了他在新疆期間所看到的政治形勢的惡化和自己虎口脫險的經曆，毛澤東十分關切地聽著茅盾的述說，臉上流露出深深的關切之情。
6月初，毛澤東在看望了剛到延安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後，便來到了與陳嘉庚住處相隔不遠的茅盾的家裏，向茅盾一家人表達一個老朋友的問候之情。毛澤東拿著一本《新民主主義論》，一走進茅盾住的窯洞，就大聲招呼著：“雁冰兄，我給你送書來囉。”
驚喜交集的茅盾忙把毛澤東讓進來，兩個人坐在窯洞昏暗的光線裏開始了暢談，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與茅盾大談中國古典文學，並對《紅樓夢》發表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令畢生從事文學批評和創作的茅盾驚歎不已，自愧弗如。接著，毛澤東又關切地詢問起茅盾今後的創作計劃，還建議茅盾從現在住的延安交際處搬到魯迅藝術學院去，毛澤東談到這裏，寄有深望地對茅盾說：“魯藝需要一麵旗幟，你去當這麵旗幟吧。”
聽到毛澤東對他如此嘉許推重，茅盾十分感動，他連連擺了幾下手說道：“旗幟我不夠資格，搬去住我樂意，因為我是搞文學的，前幾天有人叫我去全國‘文抗’延安分會，因為丁玲他們都在那裏，今天你勸我去魯藝，我還是聽你的。”
兩人撫掌大笑。不知不覺中，窯洞裏已點上了燈，茅盾夫人孔德沚進來招呼他們：“主席，在這裏用飯吧。”毛澤東爽快地笑著說：“那好，就打擾雁冰兄了。”
在飯桌上，毛澤東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飯卻吃得很少。孔德沚不禁勸起毛澤東戒煙來，毛澤東“哈哈”大笑，幽默地說：“戒不了囉，前幾年醫生命令我戒煙，我服從了，可是後來又抽上了。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個頑固分子。” 聽著毛澤東風趣的自嘲，眾人都同聲笑了起來。
不久，茅盾就偕眷搬到了魯藝。到了7月，毛澤東又一次邀請茅盾去做客，在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兩個人就30 年代上海文壇的鬥爭以及抗戰以來文藝運動的發展作了一次長談。
在延安，生活在同誌們中間，生活在沸騰的生活中，茅盾深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他懷抱著極大的熱情參加延安的各項活動，講課、從事文學批評和創作，參與各項社會活動，還參加了由毛澤東發起艾思奇主持的哲學討論會。在這裏，茅盾與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凱豐及在延安的著名哲學家們坐在一起研討各種哲學問題，他們談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交流研究康德、黑格爾、老莊思想的心得。在這裏茅盾還頭一次提出了自己的黨籍問題。1927 年的白色恐怖中茅盾與黨失去了聯係，以後在“左聯”雖然又與黨組織取得了聯係，但當時的形勢卻不容他考慮這個問題。現在就在黨的身邊，這一壓在心頭多年的願望終於可以提出了。過了幾天，張聞天告訴茅盾，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他的請求。認為他目前留在黨外，對今後的工作，對人民的事業，更為有利，希望茅盾能夠理解。為了中國革命的大計，茅盾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決定。
1940 年10 月，為了加強國統區文化戰線的力量，中央希望茅盾能去重慶工作，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茅盾接受了黨的決定，把一雙兒女留在了延安，自己偕夫人離開延安，開始奔向人生新的戰場。當他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握著他的手風趣地說：“你現在把兩個包袱扔在這裏，可以輕裝上陣了。”
離開延安後，茅盾輾轉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地，以文學為武器，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打擊國民黨的反共勢力，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在民主運動的行列中，茅盾充分發揮了他的作用。
地理條件上的間隔，中斷了毛澤東與茅盾的直接交往，但他們的心是相通的，時常有書信往來，並渴望再次相見。
1944 年11月，毛澤東得知茅盾身體不適時，極為關注，當即寫了一封信，詢問病情：
雁冰兄：
別去忽又好幾年了，聽說近來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安時，暢談時間不多，未能多獲教益，時以為憾。很想和你見麵，不知有此機會否?
敬祝健康!
毛澤東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45 年8月14日，毛澤東飛抵重慶參加國共合談。毛澤東住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後，茅盾立即偕夫人前往拜訪。不幾天，毛澤東又約茅盾和馬寅初來到辦事處，作了兩個小時的長談。因為當時大家最關心的大局是內戰問題，茅盾在談話中問毛澤東：“你高瞻遠矚，對形勢的看法如何?”
毛澤東回答說：“蔣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幟在我們手裏。他要打，我們也不怕。我們有準備。”
1946年，茅盾離開重慶，經香港到了上海，同國民黨政府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1948 年底，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新中國即將誕生。黨中央邀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赴解放區，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時正在香港的茅盾夫婦，在黨的安排下秘密離開香港，乘船到了已經解放的大連。1949 年1 月，北平和平解放，正在沈陽的茅盾夫婦與同行的李濟深、郭沫若、蔡廷鍇、吳晗等56 位已到達解放區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化藝術界、新聞界、社會科學界及其他方麵的有影響的愛國人士於2月1 日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電文說：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先生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先生
並轉全體戰友均鑒：
我人民解放大軍，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鋒，作戰以來，已二年有半矣。諸先生指揮若定，勞苦功高。諸戰士俯仰如神，鞠躬盡瘁。旌旗所指，簞食壺漿。嘢刺之加、迅雷驚電。近者錦沈大捷，使東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滬徹底動搖；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複。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顧元凶蔣匪，雖若匿逃，助惡美帝，猶弄鬼域。務望追奔豕北，振至上之雄威；掃蒂除根，奠無疆之大業。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無處潛藏，縱有羊狠狼貪，令陰謀難斷實現。同人等已先後進入解放區，疊奉捷音，不勝振奮。竊願竭力追隨，加緊團結，為中國之建設奮鬥到底。謹電馳賀，並致慰勞。尚希不遺，時賜指導。
收到來電後，毛澤東懷著欣喜的心情揮毫寫了回電：2 月1 日來電讀悉，極感盛意。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百餘年來，前仆後繼。無數先烈的鮮血，灑遍了錦繡山河。億兆後起的人民，表現了英雄氣概。此次人民解放戰爭之所以勝利，是由於全國人民不畏強禦，團結奮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奮鬥，相與協力，從而使人民解放軍獲得各方麵的援助，使人民的敵人完全陷入孤立。勝負之數，因以判明。現在殘敵尚存，詭謀時作。求喘息謂之求和平，待外援名日待談判。口誦八條，手庇戰犯，眼望美國，腳向廣州。欲求人民解放鬥爭獲得最後勝利，必須全國人民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厲，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奮鬥。諸先生長期為民主事業而努力，現在到達解放區，必能使建設新中國的共同事業獲得迅速成功。特電布複，敬表歡迎。
毛澤東
朱德
二月二日
2月中旬，茅盾夫婦與郭沫若等人來到了一片新氣象的北平，又一次回到了黨的懷抱之中。
新中國成立後，茅盾先後擔任全國文聯副主席和作協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職務，並被選為曆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曆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並負責主編《人民文學》等刊物。1981年3月27日，中國當代文化巨人茅盾與世長辭。
“文小姐” 變“武將軍”———毛澤東與丁玲丁玲(1904—1986) 原名蔣偉、蔣冰之。作家。湖南臨澧人。1923 年入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加入“左聯”，次年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 年赴延安。曆任中華文藝協會主任，紅軍大學教授，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1949 年後，曾任全國文聯理事、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雜誌主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著有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和散文集《杜晚香》等。
1936 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丁玲從南京國民黨監獄出獄後，來到了她日思夜想的黨中央所在地———保安。黨中央領導同誌和文化界、婦女界對丁玲的到來，極表歡迎。中央宣傳部特地舉行了歡迎宴會。宴會是在一個四五十平方米的大窯洞裏舉行的，由宣傳部長吳亮平主持。洞內共設四席，各界代表濟濟一堂。周恩來、張聞天和中共其他領導同誌分別在各席就座。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溫暖撫慰著，被幸福浸泡著，心裏隻有一個念頭：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滿懷地講了話，講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傾訴自己的痛苦與向往。
像一個遠遊歸家的孩子，向父母親昵地饒舌。會上，許多領導同誌都講了話，對丁玲的到來表示歡迎。接著是生動活潑、別具一格的文藝表演。李克農、鄧穎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場氣氛十分熱烈。
此時，毛澤東也到了會場。他披了件棉大衣，臉刮得很幹淨。當他走進來的時候，窯洞裏已經坐滿了人。
見到毛澤東進來，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澤東也笑了，他說，我還沒理發呢。在晚會上，毛澤東沒有講話。他來隻是想輕鬆輕鬆，而這種輕鬆的情緒，或許有益於他的詩興。
宴會後，丁玲來到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問她：“你現在打算做什麽?”
“當兵，當紅軍。”丁玲爽快地回答。
“好呀! 最近可能還有一仗打，正趕得上。就跟楊尚昆他們領導的前方總政治部到前線去吧!”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樣，丁玲在保安僅住了12天，便赴前線去了。
不久，毛澤東在拍給隴東前線聶榮臻將軍的電報中，附上了贈送丁玲的《臨江仙》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丁玲接到詞的電文後，立即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感謝，並要求毛澤東手書這首詞給她。毛澤東答應了她的要求。次年春，丁玲陪同史沫特萊從前線回延安，會見了毛澤東。毛澤東邊說話邊在一張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紙上，用毛筆橫書款式寫下了上麵所引的那首詞。這首詞的上闋，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歡迎的情景，下闋則稱讚了丁玲從“文小姐”到“武將軍”的變化。“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這是對丁玲及其創作的高度評價。
後來丁玲從前線回到延安，毛澤東見到她非常高興，向她宣布了任職命令：任命丁玲同誌為中央紅軍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丁玲聽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澤東和黨中央這樣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從來沒當過領導，現在與紅軍戰士相處不幾天就要當領導，幾乎什麽都不懂，怎麽工作呢?她想找機會寫文章，當好新聞記者。於是說：“當主任，我能行嗎?”
“你能行，不會就學嘛! 你總願意學習吧?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你想當紅軍，說明你願意學習紅軍，隻要肯學，一切都可以學會的。我們鬧革命，搞武裝鬥爭，開始也不會嘛! 還不是學中幹，幹中學，慢慢就學會了。”毛澤東鼓勵她說。
“我是願意學的，到陝北來什麽都要學，可這是要我當領導，當主任啊!”丁玲喃喃道。
“當領導也難也不難，隻要鑽進去什麽都好辦了。”毛澤東又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我看當好主任無非是抓那麽幾條嘛! 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實際，團結戰士，團結幹部，搞好各方麵的關係；其次要多動腦子，注意學習別的領導好的工作作風和方法，取長補短，把上級精神吃透，把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再就是嚴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論聯係實際。”
聽著毛澤東的話，丁玲不斷地琢磨著每一句、每一個字的涵義，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難中看到了希望。但她還是說：“那就試試吧。”
丁玲帶著任職書回到部隊，開始了工作。她上任後，工作是異常繁忙的。當時正處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夜，在新形勢下使警衛團適應新的情況，認識曆史轉折，認識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是很艱巨的工作。她認真按毛澤東的囑咐去做。
為了做好工作，丁玲深入連隊，和幹部、戰士交朋友，了解他們的感情、想法，了解他們的出身、經曆、性格、愛好。開始，許多幹部戰士對她的某些作風，也不很看得慣。但通過她的努力，在很短時間內，了解了許多幹部戰士的情況，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戰士與作家、幹部和主任的距離在縮短。丁玲看到這些變化後，感到十分寬慰。
為了不脫離群眾，丁玲對自己生活方麵的要求更自覺、更嚴格了。那時，團以上幹部夥食有小灶，丁玲主動放棄吃小灶和白麵的權利，寧肯吃她不習慣的小米雜糧，從而贏得了大家的尊敬。
丁玲在中央警衛團的任職雖然隻有幾個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卻是很重要的。從那時起，她熟悉了幹部戰士和人民軍隊，並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領導藝術，為她以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因此，抗戰爆發後，黨決定她擔任西北戰場服務團團長援在抗戰前線建立功勳。每當談起這段經曆時，她都帶著甜蜜的笑意，懷著歡快的心情說：“我現在仍珍藏著毛主席親筆簽發我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的任職命令，我把它當作激勵自己在長征路上不斷前進的號角。我時下雖已屆耄耋之年了，但我仍願以我有限的人生為中國文學事業和祖國四化做出貢獻。”
1942年3 月丁玲搬到了“文抗”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駐地)，準備以陝北革命為題材寫一本小說。3 月7 日晚，《解放日報》編輯陳企霞派人送信來，一定要讓丁玲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於是，丁玲連夜揮就，把當肘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為婦女同誌鳴不平的情緒，一瀉無餘地抒發出來。這篇雜文就是《“三八”節有感》。文章替女同誌說了幾句話，給男同誌提了點意見，特別是對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輕、漂亮老婆的男同誌提出了批評，也反對了一禮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揚。這就得罪了一些人。丁玲後來回憶道：因為這篇文章，第一次對我提出批評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級幹部學習會上。這時延安各機關已經開始了整風學習。這次會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講了幾句開場白。第一個發言的是曹軼歐。她很有條理地批評了《“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我還是沒有感覺，隻奇怪：你曹軼歐不搞文化工作，為什麽批評我咧?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同誌。
我一向喜歡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對像我這樣的人是充滿了善意，不會難為的，因此，當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罵我們的總司令……”我還望著他笑，滿心想他誤會到哪裏去了，我什麽時候罵過我們的總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鄉，說不打不成相識，我來聽他的意見來了。第三天，他到“文抗”來看我，在我那裏吃中飯，談得非常融洽、親切。參加這次學習會的文藝界人士隻有周揚和我，他坐在後麵一點，我坐在靠主席台右邊，他沒有發言。博古同誌原是坐在後邊的，這時坐到我身邊來了，一直坐到散會，還悄悄地問我：“怎麽樣?”我當時沒有一下懂得他問的意思，後來，我才理解他，我是多麽感謝他哦!
最後，毛主席作總結，毛主席說： 《“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
《“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現已平反———編者)。
這期間，毛澤東還找丁玲談話，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感激毛澤東在會上保了自己，也信服他的指點。雖然《“三八”節有感》受到批評，但在當時還是和風細雨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黨組織對丁玲仍是信任的、重用的，把她調到“文協”擔任整風學習委員會主席。把這篇文章定為反黨大毒草，並且大加討伐，是1957 年把丁玲劃為右派以後的事。這篇文章拿到今天來看，無非是從反封建的主題出發，尖銳地批評了殘存在一些男同誌身上的大男子主義。雖然丁玲在批評時沒有注意具體曆史環境和方式方法，但就文章的整個傾向來看還是正確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在新的形勢推動下，丁玲遵照毛澤東的教導，下鄉下廠下部隊，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農兵火熱的鬥爭中去。1944 年初，她被調到邊區“文協”，專門從事寫作。這年6月，延安召開邊區合作社會議，丁玲到會上去體驗生活，廣泛地接觸了互助合作中的先進人物和模範事跡。新的人物和事跡，使她不能不拿起筆來。會間，她完成了有名的報告文學《田保霖》，得到廣大群眾和中央領導同誌的熱情稱讚。
田保霖是靖邊縣一個鄉的合作社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傾注了滿腔的熱情，表揚了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帶頭人，並通過田保霖的生活經曆和思想發展曆程，展示了陝北地區近二十年的曆史變遷。7 月1日清晨，毛澤東讀了丁玲寫的《田保霖》和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裏》，從中感到了新聞的創作作風，便當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們：
丁玲、歐陽山二同誌：
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我還想多知道一點，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擬請你們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
敬禮
毛澤東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歐陽山應邀來到棗園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走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傍晚，毛澤東請他們倆吃了飯。明月初升，他們才策馬出來。歐陽山喝了不少酒，敞開衣襟，讓習風吹拂。丁玲呢，還沉浸在剛才的回憶中。多美的棗園的黃昏嗬! 一鉤新月，夏風送來棗花的淡香。毛澤東雍容大方、溫和典雅的儀態，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語，都銘刻在了她的記憶裏。
不久，在延安的一次幹部會上，毛澤東又向大家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田保霖》表明丁玲創作思想的明顯轉化，所以毛澤東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視，對丁玲給予熱情的鼓勵。
1948 年5 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誌來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那時解放戰爭正處在和國民黨反動派決戰的前夜。中央領導同誌經常徹夜不眠，計劃、部署和指揮三大戰役。七八月間一個炎熱的下午，毛澤東請胡喬木、蕭三、艾思奇等同誌去散步，毛澤東高興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驅車20餘裏，到了一片樹林邊下車，邊走邊聊，興致很高。待了一會兒，毛澤東發現胡喬木他們在一邊談論問題，便走過去，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丁玲曾請胡喬木、蕭三他們對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提提意見，現在湊在一起正好議論一下。毛澤東沒有看過這本小說，不好就小說發表意見，他邊聽邊抽煙，想了一想說：“丁玲是個好同誌，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後來有的同誌把毛澤東講的關於丁玲的話講給她聽，丁玲很高興，也很激動。
1951 年夏天，丁玲和愛人陳明在頤和園雲鬆巢居住。一個星期天下午，一位警衛員跑上山來告訴他們說：“有一位首長要來看望丁玲同誌。”過了一會兒，隻見公安部長羅瑞卿陪著毛澤東來了。毛澤東沿著山坡拾級而上有點氣喘，穿的黃綢襯衫都被汗濕透了。陳明見此狀，趕緊跑下山去，扶著他慢步下來。丁玲迎上去拉著毛澤東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來。隨毛澤東來的人不少，陳明讓勤務員趕緊去買兩個大西瓜來給大家解渴。毛澤東、羅瑞卿和丁玲邊吃西瓜邊聊天，互相問候，談到了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真像家人團聚，輕鬆歡快。休息了一會兒，警衛員來說遊船準備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別毛澤東去昆明湖劃船。
毛澤東平時工作忙，很少出來遊玩休息。這天是星期天，他來昆明湖散散心，還抽時間爬山看望丁玲，可見他對知識分子、對文化工作的重視了。
然而，在6年以後的那場運動中，丁玲被扣上了“反黨”、右派等帽子，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1978 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方麵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強加在丁玲頭上的種種帽子。可是，有關丁玲在曆史上仍有政治汙點的陰風，總是還在某些陰暗的角落裏吹散著。其實，這事中央早有結論。有一次，她曾與人談起此事。她說，1940 年，她找過毛主席，責問康生有什麽根據說她是“叛徒”，並要求黨中央審查她在南京的那段曆史，給她做出書麵結論。毛澤東聽完丁玲的陳述，對她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做書麵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誌。於是丁玲找了陳雲，對這一段曆史做了詳細的匯報，寫了書麵材料。經過中央組織部認真審查，給丁玲做了實事求是的正確結論，認為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並且把這個書麵結論放進丁玲的檔案。從那以後，經曆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左”傾失誤和十年動亂的長達44年的嚴峻考驗，1984年8月1日，中央組織部頒發文件，再次肯定1940 年延安時期中央組織部對丁玲曆史審查結論的正確和有效，重申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有貢獻的共產黨員。
盡管經曆了曲折，丁玲對毛澤東仍懷有很深的感情。1980 年後，她在答外國駐北京記者提問時，有記者問：“對毛主席的看法，與過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無變化?”她回答說：“去年我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寫道：我寫書時像一個戰士喊著毛主席衝向戰場。後來有人問我，你現在是否還有這種感情，我說，毛主席是偉大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風物長宜放眼量———毛澤東與柳亞子柳亞子(1887—1958) 原名慰高，又名人權、棄疾，字安如，一字亞廬。詩人。江蘇吳江人。同盟會會員，後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江蘇省執委會常委兼宣傳部長，後又當選該黨中央監察委員。抗日時期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從事抗日民主活動，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兼監察委員會主席等職。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著作有《磨劍室詩集、詞集、文集》，有《柳亞子詩詞選》行世。
毛澤東一生中與柳亞子先生有過幾次聚會。1949 年4月29日，毛澤東在北平寫了一首《和柳亞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複柳亞子《感事呈毛主席》那首七律。
從這兩首詩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與柳亞子的交往始於1926 年5 月“飲茶粵海”之時。毛澤東此時在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此後，又於1945 年“索句”於重慶，此期毛澤東親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949 年3 月，柳亞子從香港輾轉北上，抵達北平，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他又與毛澤東有詩詞唱和。
柳亞子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愛國詩人，堅定的民主主義者。1926 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柳亞子在會上結識了毛澤東，這是他們的初晤。當時柳亞子的政治態度是很明朗的，他積極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密切配合宋慶齡、何香凝批判蔣介石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動，蔣介石幾乎要通緝他。他是國民黨的左派人士。毛澤東之所以與柳亞子論交，就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詩詞上有共同的語言。
這次相見給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詩中反複提到“珠江粵海驚初見”，“粵海難忘共味茶”。
在這十餘年裏，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中國革命的風風雨雨中，柳亞子仍堅持信奉新三民主義，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道，反對國民黨右派。四一二事變後，大批共產黨人慘遭殺害，他失去了許多親密的朋友，並曾一度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他仍關注著共產黨人的鬥爭，當他聽到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秋收起義，並進軍井岡山建立了紅色革命根據地時，十分興奮，於1929 年寫下了一首七律：“神烈峰頭墓草青，湖南赤熾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列寧句下詩人自注：“孫中山，毛潤之”。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孫中山陵墓所在地。這首詩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中國革命低潮的時候，仍然堅信毛澤東是正確的，是革命的領袖；二是，最早動用詩歌的形式來表現毛澤東的形象。它反映了曆史的真實，具有很高的預見性。
1931 年7 月，蔣介石調集了30 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向紅色蘇區進攻。
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軍事“圍剿”。消息傳來，詩人在1932年欣然命筆，寫下了《懷人三截》，其中第一首是這樣寫的：“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毛郎”，詩人自注即“潤之”。詩不難懂。頭兩句用了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後兩句是謳歌這次勝利及其指揮者的。於此可見柳先生的立場和懷念故人的深摯情誼了。
1941年，柳亞子因反對蔣介石製造的“皖南事變”而被開除黨籍，亡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