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中央組織部召開了平反會，宣布了以上兩個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誌丹、習仲勳等同誌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予以釋放，並分配工作。
劉誌丹代表被釋放的同誌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黨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
在處理完肅反問題的同時，根據形勢的變化，黨中央還推動了陝北蘇區行政機構和行政區劃的變革。
在行政區劃上，撤銷了陝甘晉省委，把蘇區劃分為陝北省、陝甘省，以下寺灣為界，下寺灣以北為陝北省，下寺灣以南為陝甘省。
同時，在蘇區設立神府、關中和三邊特區。
11月上旬，陝北省委在瓦窯堡市正式成立，郭洪濤擔任書記，省委常委有郭洪濤、馬明方、李合邦、吳溉之、王濤、劉子義、馬佩勳、周建屏。省委隸屬黨中央西北局領導。
與此同時，陝甘省委和陝甘省蘇維埃政府也正式成立，機關駐甘泉下寺灣。下設土地部、裁判部、財政部、糧食部、教育部、工農監察部。
朱理治任省委書記，主持全麵工作；李富春任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朱開銓任省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蕭勁光任省委軍事部長；李一氓任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鄭自興任保衛局長；揭俊勳任少共書記。
在積極推動陝北地方黨組織、地方政府機構建設時，黨中央、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與徐海東、劉誌丹領導的紅十五軍團在象鼻子灣會師。
這次會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它標誌著兩萬五千裏長征以紅軍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1935年11月6日，毛澤東高高興興地理了發，洗了頭，換了一套沒有補丁的紅軍服裝，匆匆來到由軍委組織召開的全軍幹部大會會場。
“同誌們，辛苦了!”毛澤東把手一揮，敞開他那悅耳的湖南腔說道。
隨之響起熱烈的掌聲，那掌聲經久不息，與會者激動不已，揮淚鼓掌，他們都清楚今天是一個勝利的日子，為了這一天，他們經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難!
毛澤東站在主席台上等待著掌聲的停止，然而，這掌聲卻停不下來。於是，他打了打手勢，掌聲才終於停了下來。他說：“從瑞金算起，12個月零兩天，共367天，戰鬥不超過35天，休息不超過65天，行軍約267天，如果夜行軍也計算在內，就不止267天。”
最後，毛澤東大聲說“同誌們，長征我們勝利了，但是我們損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紅軍從蘇區出發時有80000人，現在大約隻剩下10000人了，人數雖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國革命的精華。現在中央紅軍又與陝北紅軍、陝北人民一起，擔負著更艱巨的任務，我們今後要更好地團結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與此同時，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
隨即，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陝甘支隊改編為第一方麵軍，下轄第一軍團和第十五軍團，並發布命令，委任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林彪為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徐海東為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
11月28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主席朱德，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動員全民抗日。
就這樣，隨著黨中央、中央紅軍的到來，陝甘寧邊區進入了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
中央紅軍兩戰陝北
1935年10月19日下午16時，毛澤東陝甘支隊第一縱進入陝北蘇區的大門——吳起鎮，並在當地看到蘇維埃政府的牌子。
輾轉了一年多的廣大紅軍指戰員為之激動萬分，歡呼跳躍。從此，紅一方麵軍正式結束了長征。
當晚，毛澤東住在洛河東岸的新窯院裏，周恩來住在吳起前街的宗灣子。
吳起鎮即今天的吳旗鎮，它因今年戰國名將吳起而得名，它地處陝、甘兩省交界，北與定邊縣蘇區接壤，東南與保安縣蘇區接壤。
當時，吳起鎮一帶地廣人稀，十裏八裏一個莊子，鎮上僅住11戶人家。
那個時候，當地老百姓受盡國民黨匪軍的騷擾和迫害，見了軍隊就躲避。這次中央紅軍突然來到，當地百姓認為又是國民黨軍隊來了，便攜老扶幼急急躲藏，隻有一些老人和臥床的病人守在家裏。
但隨後，當地老百姓發現，這些新來的軍隊，雖然服裝破舊，臉色憔悴，可和國民黨軍隊大不相同，人那麽多，不住民房，不吃老百姓的一碗飯，還幫助老百姓擔水、打掃院子，一舉一動都很有秩序。他們說話雖然聽不懂，但非常和氣。
於是，當地群眾開始猜測：這莫非是劉誌丹常講的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來了嗎？
很快，跑在山上躲藏的老百姓也都陸續回來了。一傳十，十傳百，洛河川上下沸騰起來了，“咱們的紅軍來了！我們盼望的救星來了！”人們奔走相告，開始迎接中央紅軍。
六區一鄉黨支部書記劉景瑞、鄉主席劉景權很快組織召開赤衛軍幹部緊急會議，宣傳動員群眾，為迎接中央紅軍積極行動起來，送軍糧，組織擔架隊等。
和當地百姓的熱烈歡迎不同，早在毛澤東率領紅軍打算奔赴陝北時，蔣介石就即刻電令寧夏馬鴻逵部：“紅軍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陝北會合劉誌丹，茲令你部騎兵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
同時，國民黨調集了馬鴻賓的第三十五師一個騎兵團，團長馬培清；毛炳文軍的第八師，師長陶峙嶽、第二十四師，師長李英；東北軍何柱國騎兵軍第三師，師長郭希鵬，率兩個騎兵團，第六師，師長白鳳翔，率3個騎兵團，這5個騎兵團裝備精良，各團均配備一個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連。先後會集於何連灣，協同尾追紅軍。
國民黨軍隊在何連灣集結後，於10月18日拂曉奉命追擊紅軍，以騎兵為主力先行，步兵隨後跟進。敵師長白鳳翔率第六師3個騎兵團，敵副師長張誠德率第三師兩個騎兵團，敵第三十五師馬培清騎兵團因地形熟悉，走在最前麵。
敵人日夜兼程，死死咬住紅軍不放，如甩不掉的“尾巴”。10月19日晚上，馬培清騎兵團先行進抵鐵邊城附近宿營，距紅軍僅有5000多米。
毛澤東隨陝甘寧支隊第一縱隊首先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之後，彭德懷率第二、第三縱隊也進抵吳起鎮附近宿營。
麵對氣勢洶洶的國民黨軍隊，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對策。
在幹部會議上，當時有一些幹部，對打還是不打，意見並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張打，因為他們認為，紅軍長途行軍，大家都很疲勞，情況又不熟悉，沒有把握等把敵人引進蘇區，了解情況後再打。
但毛澤東和許多同誌則認為要打。毛澤東分析指出：我們疲勞，敵人也疲勞，吳起鎮是山區，不利於敵人騎兵作戰，況且我們已有打騎兵的經驗。另外，我們已經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根據這些有利條件，毛澤東最後決定：不僅要在吳起鎮打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決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來。
隨後，毛澤東與各縱隊首長具體研究和製訂了這次作戰方案，決定把反擊地點選在吳起鎮西北方向的頭道川。
當時，我軍的軍事部署是這樣的，第一縱隊駐防於吳起鎮及二道川塔兒灣以東，埋伏於三道川和二道川與頭道川之大峁梁上，在敵之左側，其中第四大隊埋伏在頭道川的楊城子左右山坡上，準備截斷敵人的退路。
第二縱隊駐防於吳起鎮西北亂石頭川的梁台、郭溝門一線，埋伏於頭道川與亂石頭川之間的山梁上，在敵之右側。
第三縱隊駐防於吳起鎮東南寧塞川的宗圪堵至彭溝門一線，埋伏於洛河東側吳起鎮的燕窩梁上，在敵之正麵。
就這樣，中央紅軍布下口袋戰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全殲來犯之敵。
戰前，第一縱隊首長林彪、聶榮臻召集各大隊以上幹部，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內容，交代了具體任務，然後鄭重地說：“這一仗一定要打好，這是我們給蘇區人民帶來的最好見麵禮。”
隨後，林彪、聶榮臻帶領第一縱隊的大隊幹部和參謀人員，到實地觀察地形。
頭道川在吳起鎮東北麵約2000米的地方，它夾在吳起鎮正對麵大峁染與另一座山之間，是一條由西向東流向的季節河流衝刷而成的幹涸河道，彎彎曲曲，時寬時窄。很明顯，這裏是一個便於發揚火力、大量殺傷騎兵的好戰場。
紅軍已經準備好了，吳起鎮正張開大口等著國民黨軍隊跳進來。
21日早晨天剛蒙蒙亮時，第一縱隊通過二道川的劉家灣上了山頂，進入陣地。
按照縱隊首長部署，第一縱隊第十三大隊負責打敵前鋒。第十三大隊陣地往西，一次分別是第五、第二、第一大隊的陣地，他們負責攔腰突破和斷敵後路。
第十三大隊陣地往東不遠處的一棵獨梨樹下，便是毛澤東和縱隊首長的指揮所。
自紅軍抵達吳起鎮後，第十三大隊已經恢複紅軍第十三團建製。第十三大隊陣地進入陣地後，團政委鄧飛立即做了一個簡單的戰前動員。
鄧飛反複強調說：“今天是我們進入蘇區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聽了政委的話，戰士們個個摩拳擦掌，自進入寧夏和隴東之後，國民黨的騎兵在後麵緊追不舍，紅軍部隊吃了不少虧，也憋了一肚子火。這次，終於可以伏擊他們了，紅軍戰士們怎麽能不格外興奮呢！
旭日初升，黃土高原的景色是多麽壯觀！金黃色的霞光，金黃色的溝壑，金黃色的原野，構成了一幅金黃色的畫圖。晨風徐來，帶著絲絲涼意，吹在身上，讓緊張、興奮的紅軍戰士，感到異常愜意。
7時過去了，8時又過去了，依然未見敵騎兵的蹤影。突然，一個眼尖的戰士喊了一聲：“來了！”
團政委鄧飛朝西望去，遠處升起了滾滾黃塵。他和團長陳賡立即登高舉起望遠鏡，果然是敵騎來了，一隊隊的敵人越來越近了。
陳賡邊看邊對身邊的歐致富說：“小歐，看到了沒有，像檢閱一樣，夠威風。”
歐致富仔細一看，原來每一個方隊的騎兵，都是清一色的戰馬，黃的一隊，白的一隊，紅色的又是另一方隊。
歐致富輕蔑地一笑：“等會兒，就讓他黃紅白黑一鍋燒，我們南方叫做‘炒雜燴’。”
眼前來臨的敵軍是東北軍何國柱所部騎兵第六師。敵騎在師長白鳳翔的指揮下，趾高氣揚，浩浩****地開來。他們自恃裝備精良，運動迅速，一個個躍馬橫刀，氣焰十分囂張。
然而，傲慢的敵人做夢也沒想到，紅軍在這裏設下了收他們老命的埋伏。
敵騎轉眼即至，一隊隊的騎兵，有如飛蛾撲火，進入了第十三大隊伏擊圈。
就在這時，縱隊首長的上空，突然“啪”的一聲響起了清脆的槍聲，這是決戰的命令。
刹那間，紅軍的手榴彈、步槍、輕重機槍鋪天蓋地一齊向敵人的騎兵打響，打得敵人人仰馬翻，人嚎馬嘶。
突然遭遇襲擊，敵人陣腳大亂，前麵的妄圖往前衝，被第五、第二、第一大隊攔腰猛打；後麵的緊急馳援，又被自己的敗騎衝散。
一時間，戰場上，人踏人，馬撞馬，亂成一片。受驚的戰馬狂奔亂跳，敵兵紛紛被甩落。有的腿還套在馬鐙裏，硬是給驚馬拽著飛奔。
川道上**起了滾滾黃塵，拌著硝煙，彌漫了整個戰場上空，這裏儼然成為了人家地獄。
就在這時，團政委鄧飛突然聽到幾個戰士讓道：“打倒一個！”
“我又打倒一個！”
鄧飛扭頭一看，原來幾個戰士正在比賽看誰的槍法準，隨著“啪、啪、啪”的槍聲響起，一個又一個敵人騎兵從馬上摔了下來。
敵人招架不住，急忙往西逃竄。我軍陣地上吹起了衝鋒號。戰士們像瀑布般傾瀉而下，追殲敵人。一些落馬的騎兵乖乖地舉槍投降了。
那些跑得快的本以為可以逃脫，誰知被從右側包抄敵退路的第四大隊一頓猛打。
敵人無心戀戰，往西奔逃。紅軍追擊了一氣，但紅軍的兩條腿當然怎麽也跑不過四條腿，最後隻好鳴號收兵。
在返回的路上，看見到處是敵屍和馬屍，一些被打傷的馬躺在地上嘶叫。各種槍炮、彈藥、電台、馬匹、馬刀，還有炊具、食品，散滿川道，真是應有盡有。
這一戰，紅軍全殲敵第三師的兩個騎兵團，敵第六師的一個騎兵團，擊潰敵第六師的兩個騎兵團和敵第三十五師馬培清騎兵團，總計打死打傷600餘人，俘虜1000餘人，繳獲戰馬1600餘匹，另外還有迫擊炮、重機槍數十門（挺）。
毛澤東在視察陣地時，風趣地對大家說：“步兵追騎兵，這是個創舉啊！”
至此，紅軍切斷了長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結束了長征中的最後一仗，實現了戰略大轉移。
吳起鎮一役，共犧牲紅軍戰士200餘人，其中有第一縱隊第二大隊隊長李英華。這些戰士，一部分掩埋在今天的勝利山上，一部分掩埋在楊城子，一部分掩埋在了劉坪。
吳起鎮反擊戰的勝利，是毛澤東用兵如神和偉大的戰略戰術思想又一體現。
據毛澤東的警衛員後來回憶：“戰鬥打響前，毛澤東在指揮所裏與第一縱首長作簡單指示後，對警衛員說，我要在這裏睡一會兒覺，槍聲響起也不要叫我等戰鬥結束時再告訴我戰況。在隨後的兩個小時戰鬥中，毛澤東一直睡得很香。”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這次戰鬥，真可謂是運籌帷幄，成竹在胸。
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蔣介石極為不安，其調集東北軍5個師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個師為西路，自慶陽、合水出動，經太白鎮沿葫蘆河東進；以王以哲部一個師為東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後經羊泉鎮沿葫蘆河西進，企圖東西對進，圍殲我軍於葫蘆河、洛河之間地區。
11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甘泉下寺灣召開軍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製訂戰役計劃。在發起戰役的前兩天，毛澤東組織兩個軍團的團以上幹部，到直羅鎮西南的小山頭上察看地形，研究具體部署。
直羅鎮三麵環山，鎮北是葫蘆河，一條大道由西向東穿鎮而過，鎮東有個古老的小寨，構成一個口袋形的地勢。
根據部署，紅一軍團位於直羅鎮東北地區，紅十五軍團位於直羅鎮以南地區，首先集中兵力殲滅沿葫蘆河東進的國民黨軍一兩個師，而後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滅，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並向洛川、黃陵、宜君、宜川、韓城以及關中、隴東一帶發展。
11月6日至7日，紅一軍團由甘泉以西定邊集、下寺灣先後進至富縣西北的老人倉、秋林子地區，紅十五軍團攻占了直羅鎮以東的張村驛、東村等據點，並以一部兵力加強圍攻甘泉，以調動國民黨軍東進。
11月19日，國民黨軍第五十七軍一個師留守太白鎮，主力沿葫蘆河向直羅鎮、富縣前進，並以其先頭部隊第一零九師進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區，軍部及另兩個師進至張家灣東北地區。
於是，毛澤東決定，乘國民黨軍第一零九師先出頭的有利時機，首先殲其於直羅鎮地區。
11月20日下午，東北軍第一零九師在6架飛機的掩護下開進直羅鎮。
紅軍乘夜將其包圍，第二天拂曉發起進攻。紅一軍團由北向南，紅十五軍團由南向北，兩麵猛烈夾擊，戰至下午14時，殲一零九師大部。
接著，紅軍又在張家灣地區殲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團。此時，東西兩路國民黨援軍迫近直羅鎮。紅軍遂以少數兵力圍困第一零九師殘部和阻擊由富縣西援的國民黨軍一一七師，主力部隊迎擊由黑水寺向直羅鎮增援的國民黨軍第五十七軍另兩個師。
國民黨軍懼怕被殲，於23日下午沿葫蘆河西進。紅軍跟蹤追擊，在張家灣地區殲其一個團，其餘國民黨軍退回太白鎮，由富縣出援的國民黨軍第一一七師也倉皇逃回富縣。
與此同時，敵一零九師師長牛元峰及其殘部500餘人被紅十五軍團圍在鎮東頭的土寨子裏，待援無望。23日趁黑夜突圍，24日上午被紅軍全殲，師長牛元峰自戕身亡。
至此，直羅鎮戰役勝利結束，紅軍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直羅鎮戰役全殲國民黨軍第一零九師又一個團，俘虜5300多人，繳獲長短槍3500多支、輕機槍176挺、迫擊炮8門、子彈22萬枚。
11月30日，黨中央在富縣東村召開紅一方麵軍營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作了《直羅鎮戰役與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指出：“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此外，直羅鎮戰役加速了國民黨營壘的分裂。蔣介石對東北軍直羅鎮慘敗表現出的冷漠態度，使張學良徹底認清了蔣介石企圖借“剿共”令紅軍和東北軍兩敗俱傷的險惡用心。
而且，紅軍對東北軍俘虜的教育，以及同張學良等東北軍領導人的溝通，進一步促使張學良和東北軍將士從消極“剿共”到停止內戰、聯合紅軍一致抗日的轉變。
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來說，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士氣，迫使蔣介石調整其戰略部署。這就為紅軍積蓄和發展新的戰鬥力量，擴大陝甘革命根據地贏得了寶貴時間。
為鞏固陝甘蘇區而戰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徹底破產，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陝甘蘇區終於站穩了腳。
然而，當時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局勢依然比較嚴重：張學良的東北軍駐紮在延安一帶；楊虎城的西北角駐紮在宜川一帶；井嶽秀部第八十六師駐紮在榆林一帶；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師駐紮在綏德一帶；蔣介石又調嫡係陳誠的3個軍進入陝西，陝甘蘇區的局勢相當危急。
更為麻煩的是，中央所在的陝甘蘇區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這裏經濟落後，交通閉塞，蘇區的鞏固與發展受到很大限製。
陝甘蘇區，不僅無法解決紅軍的燃眉之急，也難以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紅軍減員極大，裝備極差，亟需擴紅籌款，休整補充。
為此，黨中央於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國際發展形勢和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討論了轉變黨的策略方針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製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為副主席，確定了紅軍軍事戰略的基本原則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擴大紅軍。
紅軍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行動，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個基點上。
具體步驟是：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蔣、渡河東征”的口號。
瓦窯堡會後，陝北軍民開始緊張的準備工作。首先將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合並整編為紅一方麵軍，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兼），參謀長葉劍英。
下轄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共13000餘人。
其次，將陝北安定第一縱隊、宜川獨立營、清澗第二支隊等地方武裝，分別整編、擴充，組建為紅二十八軍、紅二十九軍及“黃河遊擊師”。各級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大力擴大紅軍，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即擴軍3000餘人。
1936年1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發了“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
1月31日，毛澤東來到延長縣城，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全麵檢查了東征的各項準備工作，研究和部署了東征的行動路線，正式組建了“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彭德懷、葉劍英分別兼任總政委、總指揮、總參謀長。
將紅二十八軍、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分為左、中、右三路大軍，各自選定渡河突破口，待命東征。
紅軍突破黃河天險後，即分兵數路，長驅東進：一路進占義牒，圍攻石樓；一路攻克留譽，進逼中陽；一路沿河北上，進襲柳林。
紅軍進入山西境內，在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為避免大規模內戰的爆發，爭取和團結一切抗日愛國力量，擴大統一戰線，積蓄抗日力量，黨中央先後派遣周恩來、李克農前往洛川和延安，與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秘密會談達成了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協議。
同時，又利用蔣介石與閻錫山的矛盾，通過多種渠道，對閻錫山做了大量統戰工作。
在此情勢下，黨中央於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縣趙家溝召開軍事會議，作出了“逼蔣抗日、回師西渡”的戰略決策。
遵照趙家溝會議的決議，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從4月下旬逐步轉移到黃河岸邊。5月1日至5月5日，紅軍主力和總部人員先後從延水關、永和關、清水關、鐵羅關一帶渡過黃河，返回陝北。
5月5日，毛澤東率紅軍總部回到陝西楊家圪台，簽發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東征結束。
紅軍東征取得了巨大成功，從2月20日至5月5日，紅軍在山西轉戰75天，殲敵17000餘人，擴充紅軍7000餘人，並籌集到了一批糧款。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次東征，迫使閻錫山抽回了進攻陝北的兵力，鞏固和擴大了陝甘蘇根據地。
東征結束之後，蔣介石繼續堅持其內戰政策，不僅沒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發出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而且還繼續調集大批軍隊，並調集16個師和另外3個旅準備對陝甘蘇區發動新的“進剿”，準備對我陝甘根據地進行新的圍攻。
為保衛西北，鞏固、擴大陝甘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紅軍，爭取和東北軍、西北軍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並力求向北打通同蘇聯、蒙古的聯係，向南迎接紅二、四方麵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第八十一師和騎兵團，共15000餘人，組成“中國人民紅軍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向陝甘寧邊區進軍，打擊頑固反共且兵力較為分散的馬鴻逵、馬鴻賓部，為創造根據地掃清障礙。
此外，紅二十八軍出陝南，與該地區的紅七十四師會合，活動於鄂豫陝邊，吸引和牽製敵人，以策應彭德懷領導的西方野戰軍的作戰。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戰軍分左右兩路相繼從延長、延川地區出發西進。紅一軍團為左路軍，經蟠龍、安塞到達吳起鎮集結；紅十五軍團為右路軍，經永坪、蟠龍之間到達靖邊新城堡集結；野戰軍直屬隊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隨紅十五軍團跟進。
在兩個多月的西征中，紅軍共殲敵兩個團又一個營，俘獲敵人槍支2000多支，籌款40000多元。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此次西征，紅軍開辟了縱橫200餘千米的新根據地，使陝甘根據地發展和擴大到了陝甘寧三省的廣大地區，初步形成了陝甘寧根據地。
紅軍西征結束後不久，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麵臨著新的危險和困難。
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蔣介石在紅軍經過艱苦長征、連續作戰，力量大為削弱，又新到陝甘，立足未穩，急調260個團的兵力，企圖一舉將紅軍消滅。在紅軍會師的靜寧、會寧地區，蔣介石就集中了第一、三、三十七、六十七、新一軍等5個軍。紅軍麵臨著被剿滅的危險。
一是自然環境異常險惡。當時紅軍所處地理位置正是黃土高原最貧瘠的陝甘寧交界處，人口稀少，幹旱少雨，物產不豐，數萬紅軍擁擠在這樣一個範圍內，無法補充兵員、籌糧籌款。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打退敵人的追擊紅軍將被迫離開陝甘，東渡黃河，這種形勢是很不利的。
為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決定集中主要兵力給胡宗南第一軍以殲滅性打擊；以一部兵力鉗製第三、第三十七軍，並相機予以打擊；對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和騎兵軍積極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遲緩其前進。
10月底，紅一方麵軍第一、紅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紅二方麵軍第二、第六軍團及紅四方麵軍第四、第三十一軍，開始由打拉池、海原地區逐次向東轉移，尋機殲敵。
至11月15日，各部分別移至豫旺堡、毛居井以東和環縣以西以及萌城、甜水堡地區。
此時，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正準備西渡黃河，“追剿”紅軍河西部隊；東北軍第六十七軍、騎兵軍經紅軍勸阻，前進緩慢；第三軍進占同心城後，也停止前進；唯獨第一軍緊緊尾追紅軍，進至豫旺地區。
中央立即命令紅軍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打擊國民黨軍進攻。
16日，紅軍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區集結。17日，敵第一軍分三路前進：左路第一師第一旅由惠安堡東進；中路第一師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推進；右路第七十八師由田家原向山城堡前進；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師為第二梯隊進至豫旺縣城及附近地區。
當日，紅軍第四、第三十一軍擊潰中路第一師第二旅。
19日，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作出集中優勢兵力求殲孤立深入之右路第七十八師的部署：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在山城堡以南待機；紅十五軍團一部誘其東進，主力隱蔽於山城堡以東及東北山地；紅四方麵軍第四軍主力於山城堡東南地區，第三十一軍於山城堡以北地區隱蔽待機；紅二十八軍在紅井子一帶牽製國民黨軍左路第一師第一旅；紅二方麵軍第六軍團和紅一方麵軍第八十一師等部在洪德城、環縣以西地區遲滯第六十七軍和騎兵軍；以紅二方麵軍主力集結於洪德城以北之水頭堡地區策應各部作戰。
20日，國民黨軍右路第七十八師進占小台子、風台堡，其第二三二旅及另一個團進至山城堡地區，並派出兩個連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偵察，在八裏鋪以南遭紅1軍團一部突然攻擊，大部被殲。
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當即決定對山城堡之敵發起攻擊。21日下午，紅十五軍團和紅一軍團第二師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馬營攻擊，斷其退路。
紅一軍團主力由南向北，第31軍由北向南，第4軍由東南而西北向山城堡進逼。
當日黃昏，紅一軍團第一、第四師和紅三十一軍一部，乘敵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機，從南、東、北三麵攻入山城堡，並乘勝追擊，將其大部壓縮於山城堡西北山穀中，戰至22日9時，將敵第二三二旅又一個團大部殲滅。
同時，紅二十八軍在紅井子附近擊潰左路第一師第一旅。敵第一軍其他各部倉皇西撤。
山城堡戰役的勝利，挫敗了蔣介石的進攻計劃，大振了紅軍的軍威，鞏固了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改變了紅軍的被動局麵，對於增強紅軍內部團結，鞏固與發展同東北軍等部的統一戰線，促進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都具有重要意義。
山城堡戰役是紅軍三個方麵軍會師的第一仗，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後一仗，加上此前的東征、西征，迫使國民黨軍停止了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攻，這為陝甘根據地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部條件。
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
1933年春天，陝甘邊以耀縣照金為中心的根據地初具規模，陝甘邊特委根據中央蘇維埃《地方蘇維埃組織法》，關於“一切在暴動時期的地方和紅軍新占領的地方組織臨時政權機關——革命委員會”的規定，於4月5日，在耀縣照金鎮薛家寨召開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產生臨時政權機關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選舉主席和副主席。機關駐薛家寨。
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委員、糧食委員、經濟委員、內務委員、文化教育委員、肅反委員和赤衛軍總指揮部等。
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被認為在西北蘇區時期，建立的省一級蘇維埃政府中較早的一個。
同年8月薛家寨失守，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人，轉移到陝西、甘肅兩省交界的南梁地區開展活動。
1934年2月25日，陝甘邊特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宣布重新成立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糧食、勞動、財政、文化、軍事、肅反委員會。
7月，陝甘邊特委作出《關於陝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轉變臨時政權，創造陝甘邊區的中心蘇維埃區域的任務，並確定在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之時正式成立蘇維埃政府。
11月7日，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選舉產生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機關駐寨子灣。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文化、肅反、婦女、工農監察等委員會，政治保衛隊，《紅色西北報》編輯部。
此外，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還下轄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及赤安縣、華池縣、慶北縣3個直屬縣蘇維埃政府。
除了陝甘邊區政府外，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也是陝甘寧地區早期建立的一個省一級的蘇區政府。
1934年，陝北根據地初具規模，中國共產黨陝北特委決定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隨後，安定、綏德、神木等縣革命委員會或蘇維埃政府相繼建立。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陝北特委在赤源縣白廟岔召開陝北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成立陝北省蘇維埃政府，機關駐安定白廟岔。
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下設財政、土地、國民經濟、裁判、工農監察、勞動、軍事、糧食、教育等9個委員會，不久各委員會改為部及保衛、貿易兩局。
此外，陝北省蘇維埃政府還下轄神木、佳縣、吳堡、綏德、清澗、安定、赤源等7縣革命委員會或蘇維埃政府。
1935年11月，隨著黨中央、中央紅軍抵達陝北，西北辦事處也隨之成立成立。西北辦事處統一了陝甘邊和陝北兩根據地的領導，重新劃分調整了蘇區的行政區劃，設立陝北、陝甘兩個省和關中、神府、三邊3個特區。
1936年3月11日至15日，陝北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瓦窯堡市召開，選舉出由49名執行委員和10名候補執行委員組成的新一屆陝北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
3月16日，陝北省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副主席。下設財政部、土地部、國民經濟部、裁判部、勞動部、糧食部、教育部、內務部、軍事部、保衛局等。
和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向對應，還有一個陝甘省蘇維埃政府。1935年11月，中國共產黨陝甘省委成立，與此同時，陝甘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機關駐甘泉下寺灣。陝甘省蘇維埃政府下設土地部、裁判部、財政部、糧食部、教育部、工農監察部。
此外，陝甘省蘇維埃政府先後下轄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7個直屬縣蘇維埃政府，即甘洛、膚施、紅泉、宜川、鄜(富)縣、中宜、華池縣蘇維埃政府。
1936年3月，由於國民黨東北軍進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撤銷，所轄縣歸陝北省蘇維埃政府領導。當年5月，陝甘省撤銷。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黨中央決定再次成立中國共產黨陝甘省委和陝甘省蘇維埃政府，機構轄區與原來相同。
不可否認，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前，陝甘寧地區的人民政權機關經常發生變動，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權機關依然為革命、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例如在直羅鎮殲滅戰中，陝甘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線，動員群眾堅壁清野，隱蔽部隊，籌集糧草，還組織了數百人的遊擊隊、擔架隊，及時護送、轉運傷員和物資。
後來，毛澤東在總結這次戰役的經驗時指出，沒有群眾與紅軍一致，則隱蔽主力，搬運傷員，供給糧食，都不可能做得這樣好。
毛澤東的這段話，充分肯定了陝甘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在直羅鎮殲滅戰中所作的貢獻。
直羅鎮戰役後，陝甘省委7個委員一起聚在王家坪，召開了一次省委全體會議。省委認真研究了目前的情況，針對本省黨員數量少，力量薄弱的實際狀況，強調建黨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求“大膽的，猛烈的發展黨員，普遍建立支部。”
與此同時，省委還頒發了《黨支部及區委暫行組織大綱》等文件，進一步強調健全黨的組織，創建模範支部，舉辦黨員訓練班，加強對黨員的教育，提高黨員質量。
同時，省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蘇區分配土地的經驗，結合陝甘的特殊情況，作出了分田的決定，組織群眾打土豪，分配房屋，農具和土地，劃分階級成分。
對當時的工作，陝甘省委、省政府強調要堅持政策，不侵犯中農利益，不消滅富農，基本滿足了貧雇農對土地的要求。結合分配土地，進一步建立健全區、鄉政權，努力改進蘇維埃的工作，並取得明顯的效果。
在土地政策具體實施中，陝甘省委、省政府認識到，當地大多數人住在地勢平坦和靠近河川的地方，這裏離城鎮近，土地比較肥沃，人口集中，村落也比較大。在這種地方，土地則大部分集中在少數地主富農手中。
針對上述情況，陝甘省委、省政府決定的分田和劃分階級成分，主要是針對各種階級的現狀實行不同的政策，這就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打擊富農，消滅地主階級。
由於陝甘省委、省政府能夠按政策辦事，所以深得廣大群眾的擁護。
在這個基礎上，陝甘省的各級政權建設總的來說，非常成功。紅色政權在陝甘省的廣大區域裏，穩固的紮下來了。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擺在當地蘇維埃政府麵前的最大問題，就是糧食問題。
當時，紅軍在陝甘省的駐軍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級黨組織、團體和政權的機關，這麽多的人要吃飯，牲口要草料，全得由陝甘省政府來供應。
但陝甘省的區域很大，但人口並不多，經常與管轄區域的土豪打仗，也花費了不少經費。
在這種情況下，買糧又沒有錢，中央也沒有錢撥給我們。怎麽辦？
經陝甘省委、省政府分析研究，眼下要解決這個糧食問題，隻有到白區去打土豪，並加強運輸隊的力量。為此，陝甘省政府組織了兩支運輸隊，每隊有近兩百匹牲口，近百名隊員。隊員每人都配有槍支彈藥，相當於一支準軍事武裝。兩支運輸隊輪番到白區去打土豪，這樣，才基本上保證了糧食的供應。
在糧食的分配上，陝甘省政府的分配順序是，先部隊、後團體，再是省委，最後是省政府。就是出現糧食暫時接濟不上的事，餓肚子的也基本上是省政府的工作人員。好在這種事也並不常有。
光從白區去搶糧，顯然不能滿足根據地的需要，要一勞永逸地解決糧食問題，就必須發展根據地的生產建設。但要發展根據地建設，陝甘省政府還麵臨著一個困難，那就是缺乏幹部。
隨著各級政權的建立，這種矛盾更為突出。當時的幹部，大體上有3個來源，一是紅軍長征到陝北後，從紅軍中調出來的；二是當地的劉誌丹、謝子長開辟根據地後培養的幹部；三是從當地的積極分子中選拔培養的。
前兩類幹部畢竟有限，但根據地政府的需要量又比較大，所以，從當地選拔培養幹部是非常必需的。
當時，由於陝甘省有不少地方是新開辟的根據地和遊擊區，那裏群眾的思想還遠遠不夠解放，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出來當幹部，存在害怕的思想，怕紅軍會撤離該地區，國民黨回來找他們算賬。
還有一部分人滿足於現狀，覺得眼下的日子還過得去，不願出來擔風險。
針對這種情況，陝甘省政府認為要靠宣傳教育，靠政權的穩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指引下，陝甘省政府主席朱開銓帶領政府工作人員，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隨著政權的穩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這個矛盾逐步得到了緩解。
在開展根據地建設過程中，陝甘省委、省政府還認識到，紅色政權的建立和穩固，還要在群眾中樹立起一個形象，那需要這個政權真心實意地位當地群眾謀利益。
為此，陝甘省政府的領導同誌要求，陝甘省蘇維埃政府的各部門都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密切聯係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
有一次，陝甘省下屬的膚施縣派人趕來近400隻羊，陝甘省委收到後打算把它分掉，他們正在算這單位分多少，那單位分多少。
就在這時，時任陝甘省政府主席朱開銓正好外出回來碰到這件事，就問那個管分配的幹部：“這羊是哪裏來的？”
這名幹部回答：“是膚施縣送的。”朱開銓又問：“是誰叫你分的？”這名幹部說：“是朱書記。”
於是，朱開銓便找到省委書記朱理治，跟他講：“這批羊趕來後應該由省政府接下來，這樣的事你不經過我們就處理啊？”
朱理治說：“那你說怎麽辦？”
朱開銓說：“我們剛到這裏，群眾基礎還不深，我們不是提倡打土豪分田地，關心群眾，搞好經濟工作嗎？這麽多的羊就這樣吃掉啊？我的意見是群眾都很苦，應該分給群眾。”
朱理治不好說什麽。朱開銓就派人把羊全部圈起來，後來在李富春、蕭勁光等同誌的支持下，把這批羊都分給群眾了。
同時，朱開銓還寫信批評了膚施縣的縣主席，希望他的頭腦中今後要多裝著群眾。
就這樣，在陝甘省政府、陝北省政府及下轄各級政權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在陝甘寧廣大地區，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得到了越來越多當地群眾的擁護，這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國內抗戰形勢的發展，也為更為統一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建立，提供了條件。
1936年12月12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西安實施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之後，經過張學良同意，駐守在延安的東北軍撤離延安，紅軍隨即接防延安。
1937年1月，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搬遷至延安。從此，延安成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中心和黨中央所在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為了促使蔣介石早日抗日，1937年2月，黨中央提出停止武裝推翻國民黨政府、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等主張。
2月24日，電子音樂任命林伯渠主持西北辦事處工作，開始著手籌建陝甘寧邊區政府。
當年4月，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隆重召開會議，討論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改為特區政府的問題。
經過反複協商，5月12日，會議正式通過《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文件規定了陝甘寧邊區民主的組織形式和具體內容，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基礎。
會議還提出，要把陝甘寧邊區“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的邊區建設總方針。與此同時，成立的陝北省委和陝甘寧省委隨之撤銷。
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方、高崗等9人為邊區主席團成員，林伯渠為主席。邊區首府延安。
新成立的陝甘寧邊區下轄陝西的延安、延川、延長、清澗、綏德、米脂、佳縣、吳堡、子長、安塞、靖邊、定邊、誌丹、甘泉、富縣、淳化、旬邑，甘肅的寧縣、慶陽、合水、鎮原、環縣，寧夏的鹽池等23個縣及神府特區，北起長城沿線，南至淳化，西臨固原，東瀕黃河，麵積12.9萬餘平方千米，人口200萬。
同時，根據黨中央部署，邊區保安司令部歸邊區政府領導，管理邊區地方武裝。
同年10月至11月，國民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並任命行政長官，並將其改稱“陝甘寧特區政府”。
次年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賦予陝甘寧邊區的任務是：進行切實的抗戰動員，民主政治的建設，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進國防與民生的經濟建設，肅清土匪漢奸，發揚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在全國起模範的與推動的作用。
自從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