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被迫於1月4日晚開始向東撤退。我河防部隊乘勝東渡黃河發起追擊，至大寧以西地區與敵激戰，殲敵一部。
至1月7日，大寧、吉縣也為我河東部隊收複，河防部隊安然撤回河西。
這次戰鬥共斃敵80餘人，繳獲步槍10餘支，馬數10匹。我傷亡排長以下指戰員8人，10多人中毒。
這次戰鬥後，我河防部隊召開了作戰會議，對一年來河防戰鬥的情況進行了總結，交流了作戰經驗。
經過一年來的河防戰鬥，我們取得了不少的可貴經驗。留守兵團參謀長曹裏懷還寫了《河防戰鬥的檢討》一文，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第四期上，對河防部隊作戰的經驗教訓作了介紹。
比如，每個指戰員應該具備沉著、勇敢、機動的戰鬥精神和素質；保持良好、順暢的通訊聯絡；自衛軍和人民群眾自願配合守備部隊積極參戰等。
然而，更為可貴的是，通過這幾次戰鬥，我河防部隊已經基本找到了河防戰鬥中貫徹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所應采用的有效戰術。
主要有兩條：一條叫“半渡而擊”。這是由在武器裝備上敵優我劣的客觀條件決定的。當時，我方的主要火器是輕重機槍、在敵人未達到我火力地帶以前，要善於隱蔽，不過早開火，否則，既是無謂的消耗，又會暴露我方的火力點。
待敵人進人我武器有效射程，就應最大限度地發揮全部火力，或擊敵於對岸上船處，或擊敵於航渡之中，或擊敵於登陸之際，以達大量殺傷敵人的目的，我們能夠實行這條戰術，是因為有堅固、隱蔽的河防工事。
再加上指戰員的沉著、勇敢，能夠頂住敵人大炮、飛機的狂轟濫炸。
另一條叫“主動出擊”。我河防部隊打的是防禦戰，但不是單純防禦，消極地等著挨打是守不住也打不退敵人的進攻的我們要善於選擇時機，或在敵立足未穩之時，或於敵遭我火力打擊處於混亂之際，派出精幹得力的部隊迂回渡過河東突擊敵人的側後，以配合正麵的防禦。
這一條要奏效，及時準確地獲得情報是個關鍵。在這方麵，邊區自衛軍的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們不時派出小分隊過河去偵察敵情，與河防部隊派出的偵察人員一道，形成了一個嚴密、有效的情報網，使我河防指揮機關基本上做到了耳聰目明，能隨時掌握敵人的情況。
就在蕭勁光、曹裏懷總結河防作戰經驗後不久，1939年6月上旬，日軍由於數次西渡黃河遭到失敗，決定由太原向汾離公路增調更大兵力威脅我黃河河防中段，在河防南段也同時進犯，發動了對黃河河防更大規模的進攻。
6月4日至5日，日軍15000餘人分兩路沿汾離公路兩側山地輕裝隱蔽迂回前進，駐防柳林地區的閻錫山部隊，隻注意對公路正麵的防禦，忽視了對兩翼的偵察警戒，致使日軍的陰謀得逞，柳林、軍渡、磧口、孟門相繼失守。
日軍另一路約一個聯隊，由隰縣、大寧西犯，也於6日晚侵占圪針灘、馬頭關渡口對岸的陣地。
隨後，日軍即用大炮、飛機對我河西陣地實施狂轟濫炸，直打得我陣地和附近山頭硝煙彌漫，黃土變色。我河防部隊有了以往的作戰經驗，更加沉著鎮靜，晝夜堅守陣地，憑借工事用有效的火力大量殺傷敵人，敵人企圖在大炮、飛機掩護下強渡黃河，均被我擊退。
戰鬥中，河東的八路軍部隊也猛烈襲擊敵之側後，破壞交通運輸線。
日軍腹背受敵，運輸補給困難，於8日開始全線撤退。這時，我河防部隊從邊區內地急調的援軍，一天行軍50餘千米，及時趕到。
這支增援部隊迅速渡河追擊，與河東部隊密切配合，打得日軍丟盔棄甲，狼狽逃竄。我軍乘勝收複了河東失地，粉碎了日軍對黃河河防規模最大的一次進攻。
當時，跟著這支部隊渡河追擊的，還有隨蕭勁光一起到河防部隊慰問演出的“烽火劇團”的一些文藝戰士。回到延安後，黨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的記者采訪蕭勁光，又訪問了“烽火劇團”的文藝戰士。這些文藝戰士以耳聞目睹的事實，憤怒地揭露了日軍慘殺無辜、**柳林地區的罪行，同時生動地講述了我渡河部隊追殲日寇的動人事跡。
日軍的威脅一步步逼近，國民黨頑固派也蠢蠢欲動。1939年9月，為加強河防守備力量，黨中央決定調八路軍第一二零師第三五九旅返回陝甘寧邊區。
王震旅長率第三五九旅回到陝北後，駐防綏德地區，有力地加強了河防守備力量，在這之後的河防戰鬥中，第三五九旅吸取和發展了何防部隊總結的“半渡而擊”、“生動出擊”等經驗，又大力加強了主動出擊、渡河作戰的力量。
同年11月下旬，日軍又出動10000多人分四路侵占了磧口、孟門等地。
當敵一部2000餘人集結宋家川對岸河灘，放船渡河時，第三五九旅河防部隊突然以機槍猛烈掃射。
敵人強渡不成，又以大炮轟擊。第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隊從左翼乘機渡河，襲敵側後。
激戰約5小時，日軍支持不住，分頭退去。這一仗，我軍斃敵100餘人，我軍僅傷亡12人。
其後，第三五九旅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堅守河防的任務，而且，當日軍“掃**”晉西北時，積極卞動地派出部隊，配合河東部隊連續作戰，打擊敵人。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軍先後對我留守兵團部隊駐守的黃河河防進攻23次，每次使用兵力少則2000餘人，多則20000餘人。
此後，日軍對河防的進犯雖然還沒有完全終止，但已是強弩之末，對陝甘寧邊區的安全威脅不大了。
就這樣，我河防部隊貫徹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采取機動靈活的戰術，沉著勇敢地戰鬥，在河東八路軍部隊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攻，取得了河防各次戰鬥的勝利，有力地保衛了陝甘寧邊區，保衛了黨中央。
建立完備防空設施
為了更好地鞏固陝甘寧邊區河防陣地和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預防日本飛機的轟炸，在邊區政府的領導下，建立了完備的邊區防空設施。
首先建立了防空機構，成立了邊區防空協會。1937年8月19日，邊區政府領導主持召開了陝甘寧邊區防止日機空襲各界聯席會，成立了邊區防空協商委員會，選出了高如華、張際春、向仲華、李朝炳，王群、任耀貴、曹庶華、湯平、黃祖炎、饒正錫、王耀超、宋玉和等人為委員。下設宣傳、檢查、設施各股，並作了如下決定：（1）編寫防空防毒常識，供軍民作防空防毒教材；（2）劃分區域防範，推選各區防空組長，將延安市劃分為六個防空區，即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城南區、城東區，每個區內的機關團體、群眾組織推選一位組長指導防空防毒事宜；（3）建築防空掩蔽部，又名防空洞、飛機洞，由各區按照各地距離，在城牆腳下或山腳底下尋找適當地點，挖防空洞，城市中心的防空洞選挖在附近的空坪中央。
（4）由抗日救國會和八路軍組織宣傳隊，召集駐地附近群眾進行防空防毒宣傳，指導建立掩蔽部的具體要求與注意事宜；（5）延安與邊區城鎮建立防空警報所，以擊鍾為號；（6）防空掩蔽部均應在下令後的一個星期內完成，違者必究。
其次，建立延安防空司令部，司令1937午12月為保安司令高崗，副司令周興兼任，1938年12月由滕代遠擔任防空司令。
第三，為了保障敵機襲擊財時，不受到無謂之犧牲起見，1937年12月特規定紀律如下：（1）警報以打鍾與吹號為號，在清涼山、嘉陵山上和鍾古樓的鍾，平時絕對禁止敲打，違者拘禁。
（2）第一次警報發出後10分鍾內，務須躲入防空洞內，店鋪要把門關好，鄉下入城的人，應就其所在地區之道路旁入防空壕，萬勿遲疑。
（3）第二次警報告，街上應完全斷絕行人，否則，崗警即予拘禁。
（4）第三次警報後，才恢複交通，但不準在街上跑步、免生誤會、違者崗警即予拘禁。
（5）第一至第二次警報之間，各戶不準弄出煙火，違者嚴予處罰。
（6）第一次警報起至第三次警報止，城門斷絕交通。
（7）躲入防空洞或壕後，無論何人，不得擅自出外張望。
（8）晚上聞警報時，應立即熄燈，否則，即執行防空紀律。
上列各項規定，甚為緊要，不容忽視，如不按此執行，勢必遭受無謂之犧牲，在執行這一紀律上，各機關人員應作群眾模範。
特此布告
司令員：高崗，副司令員：周興。
自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向中國的全麵進攻。不久，華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淪陷於敵手，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山西的太原和同蒲鐵路，沿線建築了幾個飛機場，直接威脅著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延安是革命的聖地，陝甘寧邊區是模範的抗日根據地。這裏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出發點、指揮中心和總後方。因此，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最痛恨的地方。
在邊區政府的領導下，早就開始了做準備。從1937年秋天開始，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師生，就在延安城外大規模挖窯洞。一方麵為了擴大校舍，以便更多地接收學員；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防空，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
原來抗大的校舍大部分在延安城內，小部分在延安城東關的清涼山下。1938年窯洞挖好之後，就逐漸向外遷移，搬到了北門外和東門外的幾個山溝裏。聽中央首長做報告、講大課等大型集會，也都在這山溝裏進行，上級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侵略者將魔爪伸向了延安。
粉碎日軍轟炸延安
1938年11月20日，這是一個星期天。初雪後兩天的太陽溫暖地照耀著延安市。結冰的地皮和一片片亮晶晶的雪開始融消化了，到處顯得水汪汪的。
延安市泥濘的街巷裏，坡道上，這兒那兒人們走著，照例在9時以後開始擁擠了起來。正在這時候，隻見幾架日軍飛機呼嘯著鑽過雲層，隨著平地“轟——”的幾聲暴雷巨響，煙霧升騰起來，彈片瘋狂亂竄，許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了。
後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一隊隊長曹慕堯在《日機對延安的轟炸》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第一批日本飛機15架，自東向西，直撲延安城，接著就看見飛機拋下一連串的炸彈，形狀像黑色的棒槌臨空而降。立即使延安城處於災難之中，黑煙衝天，火光四射，轟隆！轟隆！連續的爆炸聲，衝擊著耳鼓，撕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肺。
延安市被瘋狂的日軍飛機轟炸了。隨著，整個延安市上空響起了緊急的號聲。隨即有人短促地叫著：“警報！警報!”
幾乎是在同一瞬間，山頭高射機槍發出了怒吼，憤怒的火焰直衝日軍飛機。日軍飛機嗡嗡地震**著延安市的空氣，人們謊亂地奔跑著。
在延安市的大東門附近，隻有三四十步泥濘的街道，在短短的街道上，人們四散拚命地奔跑著。人們都往城門洞裏跑，後邊從日機上掉下的炸彈就撲通撲通地跟著爆炸。隨著炸彈的巨大聲音，城門洞頂上的石屑和土末便簌簌往下掉，好像那城門洞馬上要塌下來的似地。
城門洞裏人們擠得滿滿的，都充滿了死亡的恐怖。這情景使人想起：一群野雉在頭頂上有老鷹呱呱地叫著的時候，都想找到一個可以隱蔽的土洞。
一個老婆婆哭叫著，她的臉上血肉模糊的，扭住一個男的衣角不放。一個男孩擠在人們的縫隙間，他的一隻腿已經沒有了，他是痛得哇哇大哭。
飛機轉頭一圈的轟炸過去了，人們死命地擠出城門洞。有些人跑過延水的板橋，躍過稀泥汪水的河灘，爬上清涼山去，鑽進一個大石洞裏。
過了一會兒，日軍飛機轉了一圈又飛到了延安城上，撲通撲通地又扔下一些炸彈，使得整個小小的延安城都籠罩在一片煙火之中了。
人們躲在石洞裏，石洞也被震動了。但是，當日軍飛機聲音漸漸遠去的時候，人們就都湊在洞口，看看外麵的情況，但都不敢走出洞來。
人們看見西山下的延安城，簡直是塵土飛揚，都籠罩在熊熊的火焰與騰空的濃重硝煙中。延安這座古城，傾刻間就被法西斯們毀滅了。
曹慕堯在《日機對延安的轟炸》中接著記述到：第—批飛機剛投完了炸彈，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續轟炸沒有喘息和救護的機會。延安屬於不設防城市，當時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不但沒有高射炮、而且沒有高射機槍，隻有步兵作戰的重機槍來對付成群結隊的大批飛機。
日本人有恃無恐、飛機飛得很低，投彈的命中率很高，數十枚重磅炸彈，投擲在小小的延安城裏，傾刻間房屋倒塌，四處起火，到處斷垣殘壁，屍橫街頭。傷者亂爬亂喊，哀聲震天，慘不忍睹。
城裏跑得快的人，在城外的河渠裏，荒草中避難。在大石洞裏的人們，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一共有10多架飛機。人們開始驚訝地說著：“西山上，你看，幾個山嘴都落了彈，連山尖都炸平了啊！”
“那裏！那裏！光華書店被炸了啊！”
“南大街著火了，你看，燒得簡直天都紅了啊！”警報解除了以後，人們還是不敢進城，有的人嚇得傻呆呆的樣子，有的人訴說著日軍的罪行，有的人在哭喊著自己的親人。
延安城裏，前幾天用石塊鋪砌成的平坦的南大街，已經變成了一條戰爭的壕塹。除了布崗的警察站立在每一個街口之外，除了救護隊抬著受傷者的擔架飛奔之外，許多人仍然急跑著，想要跑出城外去。
延安城唯一大的飯館和旅館在南大街，那裏是並排著的“機關合作社”和“西北旅社”。要是平時的星期天，這是兩個十分熱鬧的場所，而且，南邊對麵就是交通局，不時地有汽車停在場裏。
今天，日軍飛機來空襲，顯然就是要把它們變做轟炸的犧牲品。但是，日軍飛機弄錯了，他們把炸彈接連投到了附近的騾馬店、小茶館和雜貨鋪。
有一個雜貨鋪被燃燒彈炸了，熊熊的大火燃燒了半個鍾頭，然後剩下了一片灰燼。有一個小茶館加上後麵的洗澡房，也被炸得一塌糊塗了。有一個騾馬店裏，幾十匹大牲口被炸得血肉橫飛。
在這個區域的街麵上，房屋倒塌了，電線像麻繩一般纏繞著。街道上躺著沒有腦蓋的，沒有腿和手臂的，五髒六腑流了出來的人。他們有的倒在血泊裏痛苦地倦縮著，有的一半被壓進倒塌下來的泥瓦中已經沒有了氣息。
救護隊員們抬著單架，還有搶救的醫生跟著，他們挨個地翻看著死屍，看看有沒有可救的。一隊穿著黑色棉製服的警察，由南邊街頭開了過來，穿過這一塊死亡之地，開到市中心去了。
在南關，日本轟炸機投下了8枚炸彈。他們在這裏的目標是柴市上的鄉下人、牛、驢、垃圾堆、體育場和已經收割過的菜園。
日本轟炸機氣勢洶洶地狂轟濫炸，用8枚炸彈使得—個小商人沒有了一條腿，一個過路的白胡子老人背著小行李包，跑著跑者跌倒死去子，一匹小毛驢的肚皮裂開了，一隻小豬從石坡上滾下來摔死了。
曹慕堯在《日機對延安的轟炸》中接著記述到：大轟炸持續了1個多小時，才解除警報。我們隨即參加了上級組織的搶救隊伍，開進延安城。這座古城的外貌呈矩形，南北長約3裏，東西寬不足3裏，西城牆偎依鳳凰山，所以沒有西門，東城牆濱臨延水河，有兩個東門。從南門到北門的筆直大街，兩個東門向西山的橫貫大街是全城的主幹。主幹大街兩旁到處是屍體，橫七豎八暴露街頭，有的被壓在倒塌的建築物下。兩山腳下新華書店附近屍體最多，鮮血在街頭橫流。輕傷員向城外跑，被炸斷腿腳的人向外爬，重傷員不能動了，隻能哭喊呻吟。
炸得最慘的是西山腳下的光華書店，書店院內有書籍部、文具部、用品部等。在平時的星期天，這是一個最擁擠的地方。大多數來這裏的是抗日軍政大學的、陝北公學院的、藝術學院的學生等，他們來這裏都是買書和學習用品的。
這些青年，他們即將奔赴抗日前線，打擊野蠻的侵略者。因此，日本法西斯劊子手殘酷地殺害了他們，真是惡毒啊！
日軍飛機轟炸這裏後，書店院子裏橫橫豎豎地擺著男男女女的殘缺的死屍。死屍有倒在剛剛從汽車上卸下來的貨包上的，有倒在地下不成形的，有倒在燒成灰燼的書堆裏的。
有三個抗大的女同誌，大概是在日機轟炸時拉在一起跑的，此時，她們是抱在一起死於炸彈之下了。那些死屍的旁邊，零落地撒著抗日的書籍和筆記本，而它們的主人，那些朝聖樣遠遠趕到陝北來學軍事、學政治的以及學藝術的蒙難者，懷抱一個燦爛發光的希望和民族最後勝利的信心死去了。
那些七零八落的死屍，被救護隊和同學們翻看著，呼喊著，他們的腦汁塗在地上，血到處流淌著，手足四肢血淋淋地拋撒著。
許多人攜家帶口，慌慌張張地往城外跑，到了城門口，才知道城門禁止人們進去了。許多人聚集在延水岸上，許多人聚集在菜園裏，許多人聚集在石坡上，路旁邊，都茫然不知跑到哪裏去。
在延安城的東關，一會兒就抬過去一副擔架，一會兒就抬過去一副擔架，抗大有一位女同誌哭喊著，嘟嚷著說：“我們八大隊的同誌在光華書店那裏死了好幾個，死得好慘啊……”
別的女同誌則安慰著，悲傷地說：“死就死了，不要哭了啊！”
“誰知道日本鬼子今天來呢？幾天是星期天啊！”接著，有許多男男女女的青年，他們都把拳頭捏出了水，高喊著：“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延安當時缺少交通工具，不但沒有汽車，而且沒有馬車，老百姓的驢車也寥寥無幾。傷員靠人背，屍休靠人抬，工作量非常大。
在抗大學生聚集的東關，有一個抗大的同學在城裏受了重傷，被抬回東關來。當受傷同學覺得他非死不可的時候，他掙紮著喊著口號：“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這是他簡單的神聖的遺言。他盡他最後的一點點生命力說道：“同誌們！加緊學習！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後，這位學習戰線上的英雄，就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的眼睛還圓睜著，那是一雙永不瞑目的雙眼。在當天晚上，延安所有的機關、團體和學校都開了會。在這個會上，同誌們向死難者致了哀悼。
正在開會的時候，漆黑的街上響起了敲鑼聲，接著有人喊叫著：“明天防空啊——人們都趕早出城去啊！”
其實，在空襲解除後，中央機關的幹部就全部出動了，挨家挨戶動員延安城區的居民撤離，大家告訴老百姓：“鄉親們，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飛機還要來！”。在夜裏，人們把箱子、行李等所有的東西打捆起來，第二天早晨雞還沒有叫的時候，人們就帶著東西，趁著天黑出了城。男男女女的學生們，職員們，商戶們，一群群向三條城外的大道走去，一會兒就消失在荒蕪的山溝裏去了。
太陽照例從東方升起，卻破例照耀著延安市這座空城。這天，日本飛機來得更早，太陽升起不久，日機就氣勢洶洶地來了。但是，他們卻撲了一個空，狂轟亂炸了一通後，就悻悻地離去了。
日機空襲延安的第二天，轟炸機的投彈更多，那些罪惡的炸彈炸毀了一些房子，還炸死了兩個至死不離他們崗位的衛兵。大多數的炸彈，落在了東邊的平日豬狗們遊曆到那裏撒尿拉屎的裏外城牆根，和光溜的延水兩岸。狡猾的日本鬼子以為它們昨天炸了西山，今天人們一定躲在東邊的城牆根，可惜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他們炸中的隻是泥灘和糞堆而已。
陳雲同誌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他們機關當時尚未搬遷，住在西山半腰的若幹孔黃土窯洞裏。大轟炸的時候，西山腳下是重災區，陳雲同誌的窯洞也被轟炸了。但是，窯洞沒有完全倒塌，卻炸開了一個缺口，因而幸免於難。
但是，組織部的招待所，住著許多過往的幹部，有一孔窯洞全部塌坍，裏麵有數十人，埋葬在很深的黃土堆中，呼吸窒息，等到挖出來的時候，早已斷氣了。當時擔任延安軍事學院教員李德的翻譯，也在轟炸中遇難身亡了。
抗大第七大隊的大隊長徐德操同誌，戎馬一生，爬過雪山草地，經過兩萬五千裏長征，到延安後才找了對象，剛剛結婚。
徐德操的愛人張放問誌，是從北平來到延安進了抗大的一名女學生，她端莊秀麗，漂亮大方，精通音律，能歌善探，能唱一口優美動聽的京劇，經常在大型集會上表演節目，著實令人喜愛。
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剛剛結婚，度過了“洞房花燭夜”，第二天早飯後，大妻倆高高興興上街，準備去買些東西，哪裏料到日本飛機投擲的炸彈，奪去了這位新婚妻子的年輕生命。
徐德操悲痛萬分，他把愛人埋葬在寶塔山下，立了一塊石碑，上寫：“亡妻張放之墓”。徐德操和他的戰友，經常路過這裏，每次他們都在墓旁佇立良久，發誓要報仇血恨。
兩次日機大空襲，延安市各級防空委員會與防空人員，嚴格履行防空紀律，盡職盡責，緊張而有秩序的疏散轉移，把損失限製在最小的範圍內，保障了軍民的基本安全，保障了中共中央與陝甘寧邊區領導同誌的安全。
如，在1938年11月21日敵機轟炸那天，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陪毛澤東清晨起就進了防空洞。在防空洞內，毛澤東聚精會神地讀書、寫作、記筆記，在書上寫批語，整整在防空洞內安全辦公待了一天時間。
延安市政府還於12月2
兩次日機空襲後，延安市公安局總結了兩次空襲中損失的情況：敵機二日共投彈159枚。我死傷人數140餘名，死傷牲畜90餘隻，炸毀房屋380餘間，商民損失貨物約值五六百元。
自從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在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等率領下,由當時的保安縣進駐延安城。那時的延安城,街市繁華,城牆巍然矗立。日本侵略者對延安進行大轟炸後，整個延安古城殘垣斷壁,一片瓦礫。延安城內,上至中央首長，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得不遷徙山溝,遠離城廓。
唐代寶塔為延安古城的標誌性建築。1938年11月前,寶塔與同矗山上的三聖娘古刹寺、龜王廟、嘉嶺書院、東嶽大殿等文物景觀交相輝映。除了寶塔外,這些古建築均被日機夷為平地,**然無存。
日機轟炸延安兩天後，邊區政府即致國民政府《陝甘寧邊區政府急電》，其中寫道：延安於本月號（20日）、馬（21日）兩日連續遭受敵機轟炸，共投彈159枚，死傷軍民152人，毀房屋380問。邊區人民在此殘暴轟炸之下，益加激憤，誓死滅此仇敵。屬府本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之抗戰方針，緊張一切工作，領導全邊區人民為動員民眾，驅逐日寇，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各鬥到底。現對傷亡軍民已給予撫恤救濟，市麵恢複常態，一切工作照常進行，刻正加強防空設備，以防敵機再次轟炸，惟邊區向屬疾苦，屬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讚助，俾有所遵循。職林祖涵有叩。
日機轟炸延安兩天後，《新中華報》發表社論《加緊防空與鋤奸》指出：邊區為敵人最切齒痛恨的地方，而延安又為邊區的重心，敵人要破壞邊區，而首先從延安破壞起，亦是我們所意料的。隻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今天已為事實所證明。據說敵人將以60架飛機，來轟炸邊區各地，屠殺邊區人民，這一方麵證明敵人濫施轟炸我不設防城市，屠殺無辜平民的殘暴，另一方麵證明敵人將以更毒辣手段來破壞邊區，擾亂抗日後方的治安。因之，加緊防空與鋤奸工作，是如何應當引起邊區人民的嚴重注意呀！
在連續兩天遭受敵機轟炸中，表現最英勇的是公安局的警察和救護隊的人員，他們在敵機狂轟濫炸中，不怕犧牲，堅守自己的崗位，擔負著維持治安與救護傷員的任務，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其中，有兩位至死也不離工作崗位而犧牲的衛兵，他們這種不怕死亡的獻身精神，實為全國警察人員與救護隊員的楷模。
群眾要求公安部門對在防空工作中有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為了滿足人們的渴望和更好地做好防空工作，延安市公安局長劉護平呈書邊區政府，建議除給予精神表揚外，再給以物資獎勵，並做了物資獎勵預算。
經邊區政府的審核批準，召開了表彰大會，除精神表揚外，還進行了物質獎勵。通過這次大會獎勵，既勉勵了活著的人們，更加英勇頑強做好防空工作，也是對在敵機轟炸時，至死不離工作崗位而獻身的英烈們的一種慰藉。
經過了日本飛機的大轟炸，大家的防空意識極大增強了。城外各山頭的黃土窯洞也挖得更深了，幾個窯洞之間，增加了人行通道。萬一某孔窯洞被炸彈封閉了，人員經過通道，可以從其他窯洞出來，保證了居住的安全。
又過了幾天，一群八路軍的工兵來排除未爆炸的日軍炸彈。炸彈鑽進黃土，留下了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黃土被擠出了許多裂縫。工兵們挖掘了一個一丈多深的大坑，整個炸彈暴露了出來。
在拆除引信的時候，八路軍工兵們設立警戒線，清理現場。工兵們拆下來的引信像一隻長長的冬瓜。然後，戰士們在炸彈的尾翅上栓上大繩，幾十個戰士“嘿喲嘿喲”喊號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彈拖拽出深坑。
炸彈長約3米，像大水缸一樣粗，通體塗灰色油漆，印有幾行黑色字母。有人辨認說，這炸彈是美國製造的，賣給日本人的。從炸彈殼裏掏出數百斤黃色炸藥，一筐一筐地抬下了鳳凰山，並用馬車運走了。以後，這些炸藥當作了染料，染出了黃色的布匹，縫製了軍衣。炸彈殼敲成碎塊兒，打造了開荒用的钁和鋤。
日本飛機從1938年11月首次轟炸延安到1941年10月最後一次空襲止，在這長達近3年期間，共空襲17次，出動飛機257架次，投彈1690枚，死傷人員398人，毀壞房屋15628間。轟炸最殘酷的是1939年，總計空襲了10次，出動飛機187架次，投彈1189枚，死傷229人，毀房7882間。
為了積極反擊日本飛機的瘋狂轟炸，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邊區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做了認真的具體部署，延安《新中華報》在1938年12月5日，發表了題為《加緊防空與鋤奸》的社論，號召全體軍民加緊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緒，做好鋤奸和各項工作，以英勇頑強的精神，開展一場波瀾壯闊的反轟炸鬥爭。
日本飛機幾次空襲，都未達到預期目的。於是，變本加厲地對延安采取了更殘酷、更頻繁的轟炸，妄圖摧毀抗日根據地。
敵機由開始的每天7架增加到10餘架，最後達到71架。投彈每天由數十枚增至200餘枚，轟炸時間由上午改到下午，最後發展到全天。轟炸次數由開始的1天1次，最後達到1天4次的輪番轟炸。
如1939年9月8日晨5時30分，當市防空司令部接到有敵機向延安飛來的報告後，立即發出空襲警報，不久，敵偵察機3架、輪番3次飛到市上空盤旋偵察。
大概9時許，更有重型轟炸機15架，由東南飛來，投彈後向東北方向飛去，接著又有28架，由東麵飛來進行第二批轟炸，直到11時才解除警報。
日本侵略者兩批43架轟炸機，共投彈200枚，多數炸彈落在城內北街和西山上，共計毀房150餘間，死傷58人。其中遇難的有晉察冀軍區宣傳部副部長鍾蛟盤，他是奉命來延安匯報工作而被炸犧牲的。還有一二九師政治部第三科科長鍾方申等人也犧牲了。
9月10日下午6時，延安各軍事機關代表百餘人，在八路軍政治部舉行“為敵機轟炸死難之鍾蛟盤同誌追悼會”。
參加追悼會的每個人臉上都籠罩著一層沉痛而憤恨的表情。會場布置得樸素肅穆，正中掛著鍾蛟盤的畫像，下麵一張白紙上寫著50名死難者的名字，兩旁有很多花圈和挽聯。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致悼詞並報告了鍾蛟盤的簡曆。他憤怒地說：延安這個小小的地方，為什麽日軍會出動幾十架飛機，頻繁地進行轟炸呢?這是因為敵人對堅持抗日的人們，懷著刻骨的仇恨!敵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邊區炸平，還要放毒瓦斯……我們今天開這個追悼會，一方麵表示我們的沉痛、悲傷和義憤，另一方麵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讓一個人，在敵機的轟炸下犧牲。我們要繼承烈士的遺誌，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用我們的偉大勝利來替他們複仇，化悲痛為力量，加緊做好防空、防毒的準備……最後，追悼會在沉痛與憤恨的氣氛中結束。不久，敵機又瘋狂肆虐。於10月15日出動71架飛機轟炸延安。
當天上午8時，市防空司令部接到有敵機向延安飛來的情報，當即發出警報，約一個小時，日機第一批36架進入延安市上空，盤旋投彈l03枚，即向東逃去。下午1時30分，敵機二次來襲，防空司令部再次發出緊急警報，約15分鍾後，敵偵察機一架竄入上空，往返盤旋達一小時之久，於2時40分，轟炸機35架分三批相繼竄入，輪流轟炸，總計投彈122枚，直到下午4時30分才離去。據統計，這次轟炸死傷60餘人，大批房屋被毀，使延安城變成了一片火海和廢墟。
直到1941年10月26日最後一次轟炸，日機共計空襲延安17次之多。延安與陝甘寧邊區人民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防空設施一次更比一次完備起來，終於製服了日本空襲的暴行，破滅了日本以飛機轟炸侵占邊區的妄想。
後來1946年3月10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關於日寇轟炸延安損失》的文章：延安市南關鄉代表顧宗仁，提出要求日寇賠償轟炸延安損失案，並請國內外救濟機關、團體救濟以重建延安市。茲將損失情況調查統計如下：轟炸次數：17次(投彈1690枚)；
傷亡人數：傷184人，死214人；
毀建築物：公共房產1176間，石洞5座，民房14452間；另有基督教禮拜堂1座，房室75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死牲畜：197頭；毀糧食：34.4萬斤。
此外，尚有其他損失，總計金額合邊洋約28億元。
日機對陝甘寧邊區和革命聖地延安的狂轟濫炸，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深重的。所公布的損失對那些矢口否認侵華罪行的日本軍國主義，也是一種有力的控訴。事實勝於雄辯，曆史不容篡改。日本帝國主義在曆史上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浩劫，中國人民將水世不忘。
多種措施治理匪患
1937年底，留守兵團創建之初，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還很混亂。尤其是土匪蜂起，四處竄擾，**燒殺，無惡不作，成為鞏固根據地的大患。
因而，留守兵團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大力剿匪，以除暴安民。要剿匪首先要了解邊區土匪的情況。
當時邊區有多少土匪呢？
據統計，當時陝甘寧邊區23個縣境內，共有土匪40餘股，計4000餘人，2000多支槍。
匪情的日益嚴重和基層政權不斷遭到破壞，不僅導致邊區鄉村秩序混亂，更重要的是影響到邊區政權的穩固，這引起了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高度重視。
當時，陝甘寧邊區的土匪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慣匪，即以搶劫為生的經濟土匪，沒有政治性，是所謂的社會土匪；二是受國民黨地方政權支持的政治土匪，成分以豪紳、地主、流氓、團丁為主，加上邊區內外的一些無業遊民、二流子。
由於土匪產生的原因十分複雜，有的為生活所迫，有的是血親複仇，有的是打富濟貧，還有的是政治投機。因此，對於匪患的治理要采取綜合的方法。
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相結合，寬大與嚴懲相結合。為嚴厲打擊土匪地囂張氣焰，邊區采取主力部隊、地方部隊與自衛隊緊密配合，分區駐剿與集中進擊相結合，窮追猛打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戰法，迅速掀起了一場剿匪鋤奸的群眾運動。
早在1935年11月，黨中央初到陝北，就成立了三邊，即定邊、安邊、靖邊剿匪總指揮部，由謝唯俊擔任三邊特委書記兼剿匪總指揮。
1937年9月，邊區獨立師和蒙漢騎兵團對誌丹縣內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進行了圍剿，擊斃10餘名，俘獲百餘人，其餘潰散，逃離邊區。
八路軍留守兵團成立，為了盡快肅清匪患，兵團司令蕭勁光和兵團幾個領導幹部研究，決定與地方黨政機關取得密切聯係，通過他們廣泛發動邊區的群眾與地方武裝自衛軍，都來捕捉土匪。
當然，肅清反動的頑匪，主要是軍事圍剿。經過反複研究，兵團決定采取機動靈活的猛打窮追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戰術。
在每一匪區集結相當兵力，統一指揮，一經與匪接觸，即輕裝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擊。實踐證明，這種戰術是對頭的、有效的。
從1937年11月開始，兵團首先集中了警備一團、警備二團、警備五團和兩個騎兵營，以及蒙漢騎兵支隊，共2000餘人的兵力，在三邊地區官灘、鹽池以北的八蠟梁和安邊以北的倉梁一帶，對張延芝、範玉山、薛子茂等股匪，連續進行了3次圍剿、打擊。先後擊斃土匪100餘人，馬百餘匹，繳獲槍支60餘支。
1938年2月，八路軍留守兵團與地方武裝緊密配合，對黃龍山股匪發動進攻，消滅100餘人，少數逃入國民黨統區。在安定南區一帶有徹底剿滅了劉誌清股匪。
截止1938年底，邊區軍民共剿滅40多股大小土匪，斃傷土匪800人左右，俘虜400人左右，繳獲槍支1000多支。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靜。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來到毛澤東住處。此時，毛澤東照例還在燈下工作。
寒暄之後，蕭勁光向毛澤東匯報了留守兵團的工作，當說到邊區境內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肅清了的時候，毛澤東驚喜地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
蕭勁光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剿匪的經過和戰果，毛澤東聽了十分高興，當即拿起筆來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通報了這一戰績，表彰了邊區軍民。雖然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但蕭勁光明白，雖然剿匪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剿匪的任務並沒有到此結束。
1939年冬天以後，土匪中的“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搶劫燒殺，擾亂邊區，禍害群眾。
有的是由當時駐紮在邊區周圍的國民黨中央軍收買和唆使，突然竄進邊區境內進行襲擾、破壞的，有的則是受邊區境內的國民黨縣長和保安隊支持、庇護，故意為非作歹，尋釁鬧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隊“嘩變”為匪的。
於是，八路軍留守兵團在陝甘寧邊區，再次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剿匪行動。其中，清剿隴東土匪趙老五的行動非常具有典型性。
趙老五多年盤踞在靠近寧夏的甜水堡一帶，經我軍打擊後，收斂了一段時間。
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帶領匪徒，攻入我環縣城內，燒殺搶掠，接著又竄至河連灣一帶，破壞邊區治安。當時蕭勁光司令員曾致電國民黨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詢問趙匪是否屬他的體製。
馬鴻逵回電說與他無關。但不久他派來個參謀，進行所謂調解，說趙匪是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所委派的“遊擊司令”。
一個遠近聞名的土匪頭子，竟然成了國民黨的“遊擊司令”，說奇怪也並不奇怪。在那種社會，本來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說法嘛！
當時，蕭勁光等人雖然知道這名參謀說的不會沒有根據，但為了促使國民黨軍隊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蕭勁光還是千方百計地給朱紹良等留麵子，盡力爭取他們。
同時，毛澤東在修改蕭勁光給馬鴻逵的複電時，對這件事這樣寫道：誠以如此土匪，朱長官必不收編，必係該匪冒稱無疑，請尊處萬勿見信。
這顯然是給朱紹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階。
接著，蕭勁光又直接給朱紹良打了幾封電報，向他報告趙老五的情況，尋求共同解決趙老五的辦法。但朱紹良繼續裝聾作啞，不給我方回電。
於是，蕭勁光又給他發了幾封電報，在電文中說：“為維持地方治安計，擬即予以清剿！”
朱紹良大概有點慌神了，這才回電說該匪已由他收編為保安隊，並已飭令“嚴加約束”，他公然對這夥匪徒進行庇護。
1940年夏天以後，一連幾個月，這股匪徒又竄進邊區，先後在隴東的曲子、完洞等地襲擾，搗毀我邊區政府一所，殺死我村幹部和工作人員4名，捉走我自衛軍排長和政府工作人員9人。
我駐軍警備二團官兵忍無可忍，不得不派兵進行清剿。當即擊潰其一部，並捕獲趙老五的兩個重要幫凶繆福祿、萬榮昌，僅趙匪負傷逃脫。
土匪抓住以後，該如何處理呢？
當時，邊區的做法是，對於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要進行公審，嚴加懲辦，而被迫脅從的群眾給予教育，寬大處理。在定邊就公審與槍決了慣匪艾中福、宋閏蘭；在延川公審與槍決了土匪霍生福。
對於脅從者，邊區政府指出:“切實加強對土匪之瓦解工作。如經過其家庭宣傳，土匪中之士兵回家，回家後發動群眾歡迎慰勞，政府對之應予優待，如不咎既往，取得土地等。”
隴東鎮原縣回民土匪餘長延、李占榮、馬金山、馬文標等被捕後，除匪首餘長延因係兵痞慣匪處以死刑外，餘皆教育釋放，目的是在漢回雜居區域內，爭取回匪轉變，影響該地回民的向善之心。
除了軍事清剿之外，進行廣泛的群眾動員，形成剿匪的強大聲勢和社會氛圍，也是陝甘寧邊區對付當地土匪的一個辦法。
1937年11月，《新中華報》發表《消滅土匪鞏固後方》的社論，大張旗鼓地揭露漢奸、土匪罪行，提高群眾的政治警覺性和認識奸匪的危害性。
同時在廣大邊區還進行了動員：
一是剿匪動員，宣傳土匪的危害性，並指出土匪是日寇的別動隊；二是地方武裝動員，要求對土匪必須堅決進攻，猛打窮追，勢必達到消滅目的；三是匪區人民動員，要求緊緊依靠地方自衛隊肅清散匪，對易於為匪的豪紳、地主、流氓、團丁等分子，應給其分地和房屋，使之安居樂業，不至於鋌而走險，從而消除土匪的社會基礎。
在大力動員下，邊區保安隊、自衛隊和少先隊都積極加入到群眾性的剿匪鋤奸運動中。人人武裝，就地設崗，嚴密警戒盤查，偵察匪情，清查戶口，監視可疑分子，加強對土匪親屬、親戚的教育，爭取匪徒棄暗投明。
當時，陝甘寧邊區每個鄉都設鋤奸委員會，每個村都建鋤奸小組，全邊區共有1000個以上鋤奸委員會，9000多個鋤奸小組，10萬多鋤奸成員。
頒布一係列剿匪法規和指示，加強法製威懾，也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對付土匪的一個重要舉措。
針對土匪的猖狂作亂，1939年，邊區政府頒布《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規定凡以搶劫為目的，聚眾持械搶劫，暴力搶奪他人財物，擄人勒贖，販運軍火，窩藏分贓，傷斃人命、強奸縱火、破壞交通者，均為土匪，視情節輕重，處以徒刑或死刑。
在對付邊區土匪過程中，邊區政府還特別注重地方人民武裝建設，整頓地方武裝保安隊和自衛軍，加強邊區鄉村社會控製。
當時，地方保安隊由紅軍地方部隊和遊擊隊改編而成，約有5000人左右。
為提高其戰鬥力，邊區政府於1938年3月28日決定：整理保安隊，保證成分純潔，將一切政治麵目不清者洗涮出去；加緊保安隊的政治教育及軍事訓練；重新審幹和教育幹部；加強黨對保安隊的絕對領導。
同時，對鄉村自衛軍也加強整頓。自衛軍是由蘇區赤衛隊發展而來，主要任務是負責保衛地方政府、清剿敵探土匪、警戒盤查，維持社會治安等。
此外，自衛軍對各級機關、團體、學校實行軍事化的聯保製，是組織、團結群眾的中堅組織。
邊區政府、保安司令部還發出了《關於重新整理自衛軍工作》的命令；為了做好自衛軍的整理工作，邊區還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抗日自衛軍組織條例》指出:凡年齡在19歲以上50歲以下的邊區公民，不分階級、性別、籍貫、宗教、黨派、職業、民族，一律參加自衛軍。
1943年11月，西北局發出了《關於整訓自衛軍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加強對自衛軍的軍事政治領導，建立健全自衛軍的領導機關。縣級政權設自衛軍大隊，縣長兼大隊長，縣委書記兼政委；區設自衛軍營，區長兼營長，書記兼政委，設專職副營長一人。
自衛軍的整頓，效果明顯，僅1939年至1940年參與和獨自破獲的奸匪案就打1000餘起。這進一步加強了邊區政府對鄉村社會的調控能力，使邊區鄉村社會逐步穩定。
聯絡會黨，改造土匪，是邊區政府對付當地土匪的一個重要舉措。當時，邊區土匪和會黨就密不可分，因此有會匪之稱。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曾於1936年4月25日向國民黨、青幫、紅幫、哥老會、理門、會社等黨派團體發出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指出為了抗日救國共赴國難，所有中國人都要聯合起來。
這是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時第一次向秘密社會發出的團結抗日的呼籲。
7月15日，黨中央又發布了《對哥老會宣言》，其中表示：“你們主張打富濟貧，我們主張打土豪分田地，你們輕財仗義，結納天下英雄好漢，我們舍身救中國、救世界”，因此，“我們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結成親密的、兄弟的團結，共講義氣，共擔國難。”
宣言還歡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弟兄一同商討救國大計。
這裏的“四路好漢”自然包括土匪，即所謂的綠林豪傑。這個宣言集中反映了共產黨對待會匪的政策和策略。
全麵抗戰爆發後，黨中央對邊區土匪加緊爭取和改造政策：“爭取團結抗戰，交朋友，逐漸說服改造，幫助進步，保存槍支，準備在時局變化時作為開發遊擊戰爭的力量。”
具體做法是“先從上層入手，利用個人的各種社會關係去接近，交私朋友，結拜兄弟，並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問題，建立自己的威信，態度要誠懇爽直，義氣豪俠，不要求過高，但仍須時常提高警惕性。”
同時，一些土匪也激於民族大義，自動歸正抗戰。如甘肅康縣匪首張俊耀，後來就被編為第四區專員公署遊擊隊。
後來，黨中央西北局民運部還提出了“做文明土匪”的口號，要點是“圖財不害命，圖大財不圖小財，好兔不吃窩邊草，受編不受調，團結不分裂，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反映了抗戰中在國共摩擦加劇的情況下，共產黨對土匪爭取和改造政策的變化。
最後，為了徹底清除匪禍，邊區政府還大力進行社會改造，消除為匪的社會土壤。
首先是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陝北農村對那些無正當職業而靠不良行為如盜竊、賭博、陰陽、巫神、土娼等為謀生手段的人的統稱，即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閑，沿門乞討，抽大煙，耍賭博，當巫神”之類的人。
二流子的存在對正常的社會秩序形成極大幹擾，也是對邊區鄉村社會生活和秩序規範的挑戰。少數生活無著的二流子甚至淪為漢奸、特務、土匪、兵痞。因此，改造二流子能有效的消除土匪滋生的社會土壤。
二流子在邊區有相當的數量。據當時調查，當時陝甘寧邊區140萬人口中，二流子大約占近80000人。
為了改造好這一類群體，邊區發出了《五一施政綱領》，綱領指出：“給社會遊民分子以土地耕種，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糾正公務人員及各業人員中對遊民分子加以歧視的不良習慣。”
在對二流子改造的過程中，各地嚴格執行邊區政策，促使二流子的轉變。
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使得邊區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好轉，為匪之風大為減少。
禁絕煙毒也是改造社會土壤的一個重要舉措。陝甘寧邊區所在陝甘兩地，曾是鴉片生產基地，煙毒泛濫最為嚴重。
煙毒成為土匪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查禁鴉片毒品犯罪活動，1942年1月，邊區設立禁煙督察處，在重要城市設立禁煙督察分處，並通過《陝甘寧邊區禁煙督察處組織規程》及《陝甘寧邊區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嚴禁種植鴉片煙苗，嚴禁買賣或販運、吸食或注射煙毒。
雷厲風行的禁毒鬥爭，有效地遏製了陝甘寧邊區的各種毒品犯罪活動，基本上消除了吸毒現象。
不到半年，陝甘寧邊區煙民的人口比例即已降低20％，不到兩年，煙民就從降低20％而到達將近絕跡了。
陝甘寧邊區成功的禁煙禁毒運動，基本上革除了社會惡習，挖掉了人民病弱的禍根，斷絕了土匪的經濟來源。
當然，治理土匪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係統工程，要徹底的剿滅匪患，還需要更多的社會改革。但當時陝甘寧邊區處在全力支援抗日的大環境下，處在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斷挑釁下，所做的這些治理土匪的措施，已經算是非常得力了。
至1943年1月，邊區政府就大體上把邊區內的幾股土匪肅清了，並且堅決鎮壓了被我捕獲的惠富元等7名土匪頭子。至此，禍害了陝甘寧一帶多少年的土匪，隨之灰飛煙滅。
三五九旅驅逐何紹南
1939年8月的一天，在革命聖地延安，酷熱的夏下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但高溫還沒有降下來，知了不住地在枝頭發著令人煩躁地叫聲，像是在替烈日呐喊助威。
此時，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裏，毛澤東正一邊吸煙，一邊和朱德總司令商討問題。毛澤東對朱德說：“老總，我看能吃苦，能打硬仗，調他們回來怎麽樣？”
朱德點了一下頭，說：“我同意，調‘王胡子’回來，鞏固一下黃河防守，再到綏德，整治一下那個‘摩擦專家’何紹南！”
毛澤東抽了一口煙，笑著說：“行，就這麽定了！”
這個時候為何要調在前線作戰的第三五九旅回來呢？這和當時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對我抗日人民政權的挑釁有關。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不久又頒布《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等，製訂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
從此，國民黨反共活動越演越烈，6至11月相繼製造了平江、鄂東和確山等慘案，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八路軍以及抗日群眾。
與此同時，逐步加緊對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軍事摩擦，並以重兵集結於陝甘寧、晉西、晉冀豫根據地附近，伺機向八路軍發動進攻。
在這些對我抗日政權發起進攻的國民黨頑固派中，何紹南是非常突出的一個。
何紹南是江蘇武進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曆任陸軍第三師參謀長、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一師師長、第十一軍副軍長、第三集團軍第十六軍軍長兼第二十四師師長等。
抗戰時期，何紹南是國民黨派任的綏德專員兼保安司令，也是頑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職的兩年中，製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
何紹南所在的這個綏德分區，地處黃河之濱，是延安通往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門戶，又是延安北邊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這一分區所轄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和清澗5個縣，原係陝北蘇維埃區域，自1936年受到國民黨軍攻擊後，即滲進國民黨勢力。
抗日戰爭開始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綏德等5座縣城劃為八路軍河防警備區，隸屬陝甘寧邊區。由留守部隊第一二零師第七一八團、警備一團、警備三團負責河防。
但是國民黨當局不執行協議，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不斷進行破壞活動。何紹南的到來，更讓綏德的形勢變得越發嚴峻。
這個何紹南曾被毛澤東指責為“摩擦專員”，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與侵華日軍將領板垣師團長是日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兩人感情甚篤。
何紹南反動透頂，頗得蔣介石賞識。何紹南來到綏德後，當上了“抗敵後援會綏德分會”主任。
1939年5月，何紹南授意安定縣縣長田傑生指揮保安隊襲擊我楊家園子，打死打傷我官兵數十人。
不久，何紹南麵喻吳堡縣縣長黃若霖，組織暗殺隊，殺害我第七一八團第三營副營長尹才生。
接著，何紹南指令清澗縣縣長艾善甫組織哥老會碼頭和黑軍“政府”，串通土匪，到處搶劫等，無惡不作。
對何紹南一夥的反動行徑，起初，我警備區首長和各團領導，為維護團結抗日，力求通過談判解決，曾多次找何紹南和其他頭麵人物商談，要求他們放棄摩擦，一致抗日。
但何紹南一夥視我們的規勸為軟弱可欺，繼續進行反共活動。這樣，我軍就不得不改變鬥爭方式。
一方麵，我軍利用談判等各種公開場合，與何紹南一夥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組織宣傳隊上街講演，貼標語，派出小部隊下鄉，深入到群眾中去，揭露何紹南破壞抗日的罪惡勾當，宣傳我黨我軍團結抗日和實行民主政治的各項主張。
另一方麵，我軍對何紹南保安隊的武裝挑釁，則堅決給予還擊，通過多種方式的鬥爭，何紹南一夥的反動麵目昭然若揭，其反動勢力逐漸在群眾中被孤立。
正是為了消滅何紹南這個摩擦專家，毛澤東和朱德才商量決定調第一二零師第三五九旅到綏德，進而保護陝甘寧、保衛黨中央。
1939年8月12日，黨中央、軍委致電八路軍總部、第一二零師、晉察冀軍區。
電文指出：“為破壞國民黨以增援河防為名，實為反共部署的計劃，鞏固陝甘寧邊區與河防並準備將來萬一起見，我兵力應有一部調動。望速準備從第一二零師抽調有戰鬥力的一個旅(如王震旅)到綏(德)、米(脂)、佳(縣)、吳(堡)之線。第一二零師師部及冀中所屬部隊移至現在王旅位置，並準備師部再移至晉西北原地，以利指揮。”
接到中央軍委的這個命令後，王震即旅三五九旅旅直和717團，通過雁門關、同蒲路，於10月4日抵達綏德地區。抵達以後，王震旅長率第三五九旅就駐紮防綏德地區，有力地加強了河防守備力量。
得知第三五九旅到來後，反共頑固分子何紹南很是吃驚，他知道，第三五九旅是共產黨大本營的機動部隊，此次回師陝北，非同小可。
於是，狡猾的何紹南一邊向胡宗南、閻錫山等人報告，一邊準備召開群眾大會，對王震部表示“歡迎”。
在歡迎會上，何紹南振振有詞，先對八路軍一二零師第三五九旅表示歡迎，然後，話鋒一轉：“現在中日雙方正在激戰，第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沒有蔣委員長的命令就回師陝北，這是違反軍紀！”
何紹南話音剛落，王震拍案而起，大聲駁斥：“我們是奉毛澤東主席命令來加強河防，保衛陝甘寧邊區的！”
頓時，會場上響起了一片掌聲。
會後，何紹南派出親信，在群眾中處處散布謠言，說：“第三五九旅在前方打敗仗了，第三五九旅是‘潰軍’……”
何紹南在綏德壞事做盡，被我黨一一揭露後，何紹南一夥已經陷入“人心背離，孤立無援”的境地。王震在吳堡、綏德兩縣視察河防時，就有許多群眾向王震控告保安團殘害人民的罪行。
王震旅長對何紹南的行徑異常憤怒，決定先發起政治攻勢，若何紹南執迷不悟，立即動用武力，予以消滅。
10月底，第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到延安，親自向黨中央、毛澤東匯報了警備區的反摩擦鬥爭情況，中央和邊區中央局作了明確的指示，決定成立“軍政委員會”，王震為軍政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警備區的全盤工作。
不久，第一二零師政委關向應路過綏德，也傳達了黨中央反頑固分子鬥爭的原則。胡耀邦、傅鍾先後去前方途經綏德時，又傳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
1940年春，警備區軍政委員會在王震的領導下，遵照中央關於“大刀闊斧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群眾力量，向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的指示，決定對何紹南一夥的反共摩擦活動進行總體反擊。
1940年正月初十前後，以警備區政治部劇團為主組成武裝宣傳隊，將何紹南八大罪狀的具體事實，以照片、畫像和由演員化妝的各類人物，在綏德城內外大張旗鼓地進行揭露。
同時，第三五九旅的兩排戰士全副武裝，一排走在宣傳隊前，另一排走在宣傳隊後，保護宣傳隊從南關開始，在城內大街小巷宣傳了一天。
第三五九旅進行的這次武裝宣傳震動很大，把反摩擦鬥爭推向了新的**。
看到大勢已去，為了搶占先機，頑固分子何紹南召開秘密會議，準備用13個保安中隊偷襲第三五九旅。
得悉這一情況後，王震旅長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衛的軍事準備，同時召開群眾大會，公布何紹南的罪狀。
何紹南見第三五九旅已有準備，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綏德已無立足之地，便煽動清澗、安定、吳堡等地保安隊嘩變為匪，襲擊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團。第七一七團在團長劉轉連指揮下予以還擊，全殲了這批土匪。
1940年2月28日半夜時分，他們將其庫存的彈藥、物資、文件檔案全部放火燒毀，遂即偷偷逃走。
當得知何紹南一夥逃走的消息後，我軍立即組成追擊部隊，急行軍堵截何紹南部。
何紹南率隊從二郎山西南下山，繞七裏鋪翻山到五裏灣、苗家坪向橫山、榆林方向逃竄。我軍的堵擊部隊繞郝家橋走偏了路線，後急速返回到苗家坪北麵，隻堵住了他們的後尾約200人左右，其中有何紹南的骨幹20餘人。
過了幾天，瓦窯堡的子長縣偽縣長和保安大隊也全部逃到橫山、榆林，同何紹南匯合。
就這樣，何紹南這個“摩擦專家”被趕走了，第三五九旅有力地保障陝甘寧的安全。
何紹南嘩變逃跑後，我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聯名致電國民黨最高當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紹南，交由民眾公審，同時，建議綏德警備區5縣行政事宜隸屬邊區政府，並委任王震為司令員為專員，以利保衛河防。
王震旅長當然不會坐等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委任，當即召開了綏德各界代表會議，共商地方施政事宜，並按三三製原則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公眾一致推舉他兼任綏德專員。
從此，綏德地區5縣麵貌一新。
對於綏德發生的一切，蔣介石曾給毛澤東主席打電報說：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長破壞國共合作，要受到軍紀、國法製裁。
毛澤東立即回電：王震將軍抗日救國有功，請委員長傳令嘉獎。
王震率領第三五九旅回師延安，驅逐何紹南，和之前的隴東事件、栒邑事件、淳化事件，都是我軍在國民黨頑固派主動挑釁的情況下，而主動予以反擊的。
通過這些有力的反擊之後，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在陝甘寧邊區漸告平息。
這期間，我留守兵團各部隊和第三五九旅以及邊區保安部隊取得了很大勝利。在綏德分區，清除了何紹南的反動勢力，鞏固了邊區的東大門在隴東和關中地區，我方雖退出了5座縣城和一些區鄉、但我方的力量卻有了較大的發展。
在政權建設上，新設了慶陽、合水、鎮原3個縣的政權機關，任命了縣長，實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在軍事上，我軍兵力也大有加強，如隴東分區的正規軍就增加了3000餘人，地方武裝增加了1000餘人，裝備也有了明顯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