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6 月 3 日，毛澤東、朱德來到南豐縣康都村。康都村距縣城 30 公裏，北靠黎川，南通廣昌，東偎武夷，翻過山隘即是福建省建寧縣。
站在康都村後的高埠眺望，莽莽蒼蒼的武夷山脈黛色群峰聳峙於村南。地理位置的優越使康都村成為反“圍剿”時南豐縣的鞏固蘇區之一。
6 月 4 日，為做好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即將發動第三次“圍剿”的準備工作，總前委在康都村召開了第七次會議，毛澤東、朱德、林彪、郭化若、羅榮桓人等參加會議。
積極籌備新的反“圍剿”
在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重大分裂。1931 年 2 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衝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麵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 月初，兩廣方麵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
在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後，5 月 28 日，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陳濟棠等國民黨要員在廣州又成立一個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並積極部署向湖南進攻。
對於敵人的內哄，我軍絲毫沒有掉以輕心。第二次反“圍剿”剛剛勝利，毛澤東、朱德就開始著手準備第三次反“圍剿”事宜。
1931 年 5 月 31 日，建寧戰鬥結束當晚，毛澤東、朱德即率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總司令部駐紮在建寧縣城北部的一座天主教堂裏。
這是一座中西結合樣式建築，建築麵積 330 平方米，由20 世紀 20 年代在建寧傳教的德國傳教士沈民望等購買民房改建而成，分前後兩部分，前部為兩層樓房，每層中間為東西向走道，走道兩側各兩間房，共八間。
樓下東、西兩側為廊道，樓上東、南、西外側為遊廊，東側遊廊中段前伸為鍾樓。
後部為帶有閣樓的禮拜堂，南北向，約 230 平方米。南端是拱形講台，講台兩側各有一間小房間。講台對麵上方是一閣樓，與前部樓上有木天橋相通。
前部西、南、北三麵有護院圍牆，其中南、北護牆與後部禮堂的南、北牆連為一體，前、後部中間有一小塊露天空地。
其中，前樓樓下南側西屋為作戰室，東屋為朱德辦公室兼臥室，北側西屋為傳達室，東屋為副官室，樓上相應各屋分別為秘書室、毛澤東辦公室兼臥室、警衛室、參謀室，後部禮堂為總部會議室。
5 月 31 日晚至 7 月 11 日，紅一方麵軍總部在建寧駐紮一個多月，作出了一係列的決策部署。
在此次駐紮期間，毛澤東、朱德和總前委、總司令部領導紅軍，分散在以建寧為中心的閩贛邊界的廣大地區擴大蘇區，擴紅籌款，準備第三次反“圍剿”，創建了建寧、黎川、泰寧革命根據地，籌集了第三次反“圍剿”所需的 100 多萬元的作戰經費，並在建寧組建了紅一方麵軍無線電部隊和紅一軍團、紅三軍團 2 個山炮連。
毛澤東在這裏先後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第六、第八次會議和紅一方麵軍師以上幹部軍事會議、各蘇區負責人會議，並在駐地簽發了三封指示信、第三次反“圍剿”動員令等一係列重要文件。
進駐建寧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建寧西門紅三軍團司令部駐地主持召開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第五次會議，會議分析了戰後局勢，對紅軍下步行動作出部署。
會議認為，劉和鼎之所以和我們迫戰，因為不知道我們主力到這裏。何應欽、朱紹良同樣以為 26 日我們派第三軍直追南豐時，是去打南豐和一部打廣昌，因此變更他們以毛、許、胡 3 個師守廣昌、而調劉和鼎的主力和周誌群星夜趕到廣昌策應的計劃，並要毛、許、胡師退南豐，劉、周仍在原處布防。因此我們得到第二期作戰的最後一次勝利，擊潰劉和鼎 4 個團，大約消滅 3 個團以上，繳槍約 2 千多支，繳到西藥可供方麵軍半年之用，無線電 1 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廣東問題的嚴重，我們應以大部兵力進占黎川，向南城遊擊，威逼敵人放棄南豐以至宜黃、南城。如此我們就可得到建寧、黎川、南豐、南城、宜黃以及樂安、永豐、吉水等縣城。河西的西路軍直向峽江前進，奪取峽江。在劉已被我十六軍、韓德勤被我七軍俘虜的情況下，我們第一期工作時間中，吉安有奪取的可能。
為了整頓部隊，處理戰後事情，休養兵力起見，6 月 1日開始在此休息兩天。6 月 3 日紅三軍團以第六師推進泰寧工作籌款，其餘進黎川。
紅十二軍仍置於建寧桂陽之線籌款工作，並處理在建寧後方的事情，如傷兵、戰利品等，在龍普霖紅三十五師到達建寧後，紅十二軍應派部隊進到建寧接第六師工作。
如敵人退出南豐，我們擬以紅一軍團布置於黎川、資溪、硝石等處，即黎川到南城河以東地區，紅四軍則在南城到黎川河和南城到南豐河之間，紅三軍在南城至南豐河以西地區籌款。紅十二軍在建寧至泰寧之線。三軍團明天要將部隊整頓補充幹部，後天開活動分子會，十二軍明天就要開活動分子會做報告。
工作任務，對地方的是：分田，組織赤衛隊遊擊隊，建立政權和建立黨。對本身的是：籌款，加緊政治軍事的訓練和擴大紅軍。
會議還對西藥收集、傷兵安置、俘虜兵處置、槍械及戰利品分配、炮兵組建、無線電隊組建、後方醫院建設及戰場紀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部署。
建寧戰役中最大的戰利品就是得到大批的西藥，總司令部收集敵軍兩個團的衛生隊就有十五、六擔，還有敵軍兩個團的衛生隊和師軍醫院藥庫，已由紅三軍團派隊看守。會議決定除留此地傷兵應用外，一起清查登記清楚，交總司令部匯集派專人保存，以後分配各醫院。
建寧戰役的戰利品中有兩門山炮，會議決定三軍團留一門加原有一門，編成山炮連，另一門送後方和九層嶺白沙所得的再配兩門，編成一軍團山炮連。
會議還決定成立方麵軍總司令部無線電隊，下分 4 個隊，隊員、電報機等一律照分。但第一重要的是總部電台，其次是紅三軍團的，再次後方，再分一個給河西紅七軍。人員器具的分配和籌辦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等計劃，由參謀處擬定。
總前委第五次會議為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主力的下一步行動做了具體部署，尤其是準備組建的兩個山炮連和方麵軍總司令部無線電隊，必將為第三次反“圍剿”起到重要作用。
總前委第六次會議召開
1931 年 6 月 2 月晚，總前委在駐地建寧溪口天主堂召開第六次會議，進一步研究部署紅軍行動計劃等問題。
會議分析了敵情，這時國民黨軍隊的第五十四師、第四十二師退永豐、吉水；第二十五師退宜黃；第十九路軍退出興國向贛州走；第六路軍等仍在南豐。
與會者認為：“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之可能”。
會議決定，利用國民黨內部派係矛盾的新異性和中央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暫處於守勢的有利時機，轉入攻勢作戰，準備第三次反“圍剿”。
會議對紅一方麵軍當前工作的方向進行了具體部署，決定按三期推進：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寧、黎川、泰寧地區籌款，發動群眾，擴大蘇區，爭取南豐、南城、宜黃等縣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為下一次反“圍剿”建立鞏固的後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贛江兩岸與湘贛邊根據地聯係。
整個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準備第三次反“圍剿”，並以贛南為工作中心地域。
在第一期工作中，如敵退出南豐，紅三軍團應全部進黎川，威逼南城，紅四軍進占南豐城，紅三軍進向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仍在泰寧、建寧。
如敵守南豐、南城、撫州以至宜黃，紅三軍團應留一師於泰寧，在黎川、泰寧之間布一個團，在泰寧、建寧之間布一個團，其餘在城內。
紅三軍團不要進橫村，隻要占泰寧、黎川要道，以一師進黎川、硝石間架橋，向硝石遊擊，一師位於黎川城，一師在湖坊，一師仍在泰寧，總指揮應在黎川城。
如敵守南豐、南城不進，紅三軍團應向右靠，向光澤、邵武、泰寧。紅十二軍直屬隊位於建寧城西北，紅三十四師在建寧西鄉，紅三十六師位於建寧東鄉。紅四軍在南豐、黎川、建寧間，對敵進以不打為原則，向右集中後再打。紅三軍在敵未退時布置在南豐至白舍、南豐至東陂的直角內專牽製朱、孫兩師，並在此地區內工作籌款。
總部和紅四軍在一起，紅三十五師調到瑞金接閩西重要物資來，並維持閩贛交通，消滅靖匪吳文孫後，紅三十五師之第一○三、第一○五兩團，調回建寧歸紅十二軍建製。
在第二期，各軍工作區域是：紅三軍團在大餘、遂川、上猶、崇義、泰和（河西）、萬安；紅四軍在會昌、尋鄔、安遠、信豐；紅三軍在於都、泰和（河東）、南康、贛縣；紅十一、十二軍在建寧、寧化、汀州、石城、廣昌。
紅十二軍現在可派一團到新區域去布置工作，紅三軍團在敵退出南豐後可派一個師到新區域去布置，紅三、四軍同樣在相當時期即可派一部隊伍到新區域布置。
第一期工作最多不過兩個月，對外作四項工作：①迅速建立遊擊隊；②迅速分田；③建立蘇維埃；④建立黨和團。對內工作三項：①籌款，除本身食用外要籌足 100 萬元，作第三期作戰費用；②加強軍事技術訓練、政治訓練、黨和團的訓練；③擴大紅軍數量 3 萬。
整個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準備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以贛南為中心。
會議還對中央來電問題、對於群眾工作路線錯誤問題、西藥問題和槍械問題等進行了研究。
關於中央來電的問題，會議認為毛澤東因此地工作開展的需要，暫不去龍崗。由左權任參謀處長，以總部特派員名義派到後方，主要任務是處置傷兵、西藥、後方醫院、俘虜、槍械和指導地方武裝的組織與訓練。
根據總前委的一係列決策部署，自 6 月初開始，紅軍各部迅速在閩贛邊界分兵擴大根據地。紅一方麵軍主力按照第一期計劃分頭進入指定區域開展工作。其中紅三十五軍回到瑞金，接應由閩西運來的物資並維護閩贛交通。
6 月初，紅軍迅速向建寧全縣推進，並於 6 月 2 日成立建寧縣紅色政權縣人民革命委員會，任命聶景祥為建寧縣人民革命委員會主席。中旬，又相繼成立 5 個中心區革命委員會和 70 個鄉蘇維埃政府。
6 月 3 日，紅三軍團從建寧分兵，向泰寧、黎川進軍。進攻泰寧的紅六師以建寧赤衛隊為向導，一路從建寧的東鄉直插泰寧的大田、新橋、上青、朱口，再插邵武、光澤；一路經梅口、弋口進攻泰寧縣城。
彭德懷則率除六師外紅三軍團各部，從建寧縣城經將軍殿、樟村向黎川縣城進軍。4 日，紅六師攻占泰寧縣城。 6日，紅三軍團占取黎川縣城。隨後，相繼成立了泰寧、黎川兩縣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接著，紅六師繼續向東出擊，於 6 月 29 日攻克將樂縣城，建立將樂縣革命委員會。
與此同時，紅三軍、紅四軍等紅軍，在江西的南豐、南城、資溪等地，也開辟了大片新蘇區。
紅一方麵軍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裏分兵在贛東、贛南、閩西、閩西北廣大地區發動群眾，擴大根據地，籌集大量經費和給養，組建了新的部隊，紅軍擴大到四萬多人，對各部隊進行了軍事訓練，紅軍指揮員鬥誌昂揚，戰鬥**高漲，準備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
盡管總前委對於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已經做了充分估計，可是現實依然出乎意料，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來得太快了。
第二次“圍剿”在 5 月底剛被打破，第三次反“圍剿”在 7 月初便開始了，中間相隔隻有一個月，幾乎沒有給紅軍留下休整和補充的時間。
在第一、二次對江西紅軍的“圍剿”連遭挫敗後，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麵對眼前的對手。
1931 年 6 月 6 日，他發表了《蔣主席出發剿共前告全國將士書》，指天發誓，要在最短期間，“清除共禍”。
6 月 13 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三屆五中全會，著重討論“剿共”問題。會後不久，蔣介石就在 6 月 21 日帶著美國、日本、德國的軍事顧問到南昌召開軍事會議，具體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蔣介石一麵令原在中央蘇區周圍的部隊固守陣地，並嚴令第六、第二十六路軍“恢複南城、南豐間交通，準備再度圍剿”；一麵令其嫡係部隊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進入江西，擔任“圍剿”主力軍。
蔣介石認為，前兩次“圍剿”的失敗，主要原因是參加 “圍剿”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係部隊，所以“圍剿”不力。這次他下決心增調五個嫡係師到江西，擔任“圍剿”主力。蔣介石的五個嫡係師是：陳誠的第十四師、羅卓英的第十一師、趙觀濤的第六師、蔣鼎文的第九師、衛立煌的第十師，共計 10 萬人，加上第二次“圍剿”失敗後留在中央蘇區周圍的非嫡係部隊等，總兵力達 23 個師又 3 個旅，共計 30萬人。
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蔣信重的將領出現在“剿共”名單中，顯示蔣對“圍剿”紅軍重視程度大大加強。
更能顯示蔣介石決心的，是他自任“圍剿”軍總司令。在會上，蔣介石破口大罵狼狽逃回的各路將領是無能之輩，罵到痛心處失聲痛哭。他就不信：紅軍消滅不了？這次，他要“禦駕親征”，親自擔任“圍剿”軍總司令。果然，在此後兩個多月時間，他長期駐在江西，就近指揮戰事。
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由於擔負籌款、開辟新區任務，正集中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
20 日，在致何應欽、熊式輝電中，蔣提出了初步計劃。反複權衡之後，蔣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區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放在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
6 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共 7 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路進擊軍共 7 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
第二十八師、第七十七師及第十二師之三十四旅，為吉、泰、萬、贛四縣守備軍。第二十三師、七十九師、騎兵第一師位於南城、宜黃、臨川、樟樹地區，擔“清剿”和維護後方之責。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
同時，蔣介石還聘請了英、日、德等國軍事顧問隨軍籌劃。蔣介石、何應欽都坐鎮南昌指揮。
蔣介石對這次“圍剿”非常自信。他認為以三十萬裝備精良的大軍消滅三萬裝備很差的紅軍是有把握的。由於有前兩次“圍剿”失敗的教訓，第三次“圍剿”在許多方麵都有改變。
因為“圍剿”兵力的增加和蔣介石的自信，在戰略方針上把“步步為營”又改為“**”，在進攻部署上，把“圍剿”軍分為“進剿”部隊和“駐剿”部隊兩部分。
“進剿”部隊擔任“**”的任務，尋找紅軍主力作戰；“駐剿”部隊擔任在己占領的地區修築工事，作為“進剿”部隊的依托，並就地“清剿”，鞏固已占領地區。
在行動上，把以一個師為一路獨立行動，改為以兩、三個師為一路，互相策應，避免被紅軍各個擊破。對蘇區，實行殺光、燒光、搶光，企圖使紅軍失去生存的條件。
康都會議定基調
第三次“圍剿”來得那樣快，那樣突然，而紅軍各部還處在分散狀態，主力遠在閩西和閩西北地區，這對紅軍自然是很不利的。
1931 年 6 月 3 日，毛澤東、朱德來到南豐縣康都村。康都村距縣城 30 公裏，北靠黎川，南通廣昌，東偎武夷，翻過山隘即是福建省建寧縣。
站在康都村後的高埠眺望，莽莽蒼蒼的武夷山脈黛色群峰聳峙於村南。地理位置的優越使康都村成為反“圍剿”時南豐縣的鞏固蘇區之一。
6 月 4 日，為做好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即將發動第三次“圍剿”的準備工作，總前委在康都村召開了第七次會議，毛澤東、朱德、林彪、郭化若、羅榮桓人等參加會議。會議研究了紅軍的分兵區域問題，決定：第四軍等待紅三軍團到達黎川 3 天後，即 6 月 9 日分派一個師進至上杭、西坪、下劉、東坪、照溪等地區，一個師至下橋、東塘、鍾賢、龍安等地區，一個師至大深源、石溝圩、雙田、荷田，一個師到橫村、張村、西城橋、桂上、桂下、木城、周坪。第三軍以一個師布置於市山街、黨口、東陂之線，以一個師布置於沿河上至白舍及堯石三坑之線；軍直屬隊及一個團布防於大排上、楊梅寨、三溪圩之線，總部移至西城橋待敵。
6 日，紅三軍團攻克黎川，繼續向南豐、南城進軍。國民黨軍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率第八師於同日到達南豐，下午，第二十四師、第五師亦相繼到達。紅軍主力集結於洽村和宜黃新豐一帶。7 日晨，紅軍主力向敵軍第六路軍進攻，9時，開始向南豐四麵圍攻。
6 月 10 日，紅軍各部進入預定區域後，是晚，總前委在總政治部康都駐地召開第八次會議。毛澤東、朱德、周以栗、楊立三、郭化若等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和研究了研究當時的政治形勢，對前委委員作了分工，對成立後勤工作機構經理處、經費預算、所籌集到的款項運輸、東路工作、政治通訊工作等作了決定。
關於福建工作問題，會議指出，閩西紅軍行動方向不應向漳州、東江，要向汀州、連城、歸化、寧化、清流等縣發展，才能與贛東南聯係起來擴大紅十二軍。
會議在分析目前政治形勢的基礎上，認為現在紅軍應該向北發展，才能促成兩廣出兵，兩個月後，紅軍主力才到贛南，其餘務軍一個月後都應該派出少數兵力到新區域工作。同時，會議還決定將在 20 日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
6 月中旬，康都鄉蘇維埃政府成立，設在康下街寧家屋。總前委原先分析的兩廣軍閥急進湖南、與蔣介石爆發戰爭的情勢沒有出現。跡象表明，蔣介石有在短期內發動第三次“圍剿”的可能。
20 日，總前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在康都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共蘇區中央局的代表王稼祥，前委書記毛澤東，委員朱德、彭德懷、林彪、譚震林、周以栗、黃公略以及軍隊和地方的主要負責人袁國平、譚政、蔡會文、龍普林、歐陽健、宋任窮、謝唯俊、古柏、郭化玉等 16 人。
會議估量，蔣介石對北方派係妥協，對廣東派係必處守勢，準備第三次進攻紅軍已是事實。
會議聽取了地主工作和部隊的部署、訓練、籌款、群眾工作及敵情動向等情況匯報，毛澤東作了工作報告。指出：當前的中心工作是作好爭取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21 日下午，召開主席團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主席團成員外，還有朱德、彭德懷、林彪、謝唯俊、譚震林、蔡會文和郭化若 7 人。
會議主要研究了如下 11 個問題：部隊的布置；三軍團總政治部；閩贛邊特委問題；南路工作的指揮問題；十一師政委問題；獨立師長人選問題；三十五師師長人選問題；紅三軍補充問題；三十五軍的問題；閩贛邊工委的問題；師政治部問題。
會議決定，加強地方武裝力量的建設，將第二次反“圍剿”繳獲的武器中撥出一部分給地方遊擊隊；將紅三十五軍改編為獨立第三師，新組建獨立第四、第五、第六師。
22 日下午，總前委召開的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舉行。由王稼祥擔任執行主席。
會議決定：興辦規模大的紅軍學校，要求各部隊、各地區組織好學員，準備好教材；興辦地方教導隊，學習軍事與籌款、群眾工作並重，學員由各獨立營、獨立師選擇調。
第一次擴大會議著重分析了當前的軍事形勢，認為紅軍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加緊籌款，準備第三次反“圍剿”。
在討論第三次反“圍剿”戰區選擇問題時，與會人員分析了敵人進攻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戰企圖。與會人員認為，在敵人多路進攻蘇區的情況下，紅軍實行戰略退卻時，仍應選擇群眾基礎較好的贛南地區作為戰場。
會議認為，從當前敵人的態勢來看，這一次“圍剿”不大可能隻集中一路進攻，很可能分成幾路從不同的方向齊頭並進，夾攻紅軍。但不管他們分幾路進攻，紅軍仍應該“誘敵深入”，把他們引到贛南中央蘇區腹地來打。
會議決定改變向北發展、進逼撫州的計劃，迅速在閩西和閩西北的廣大地區開展群眾工作和籌款。並具體部署了紅軍各部的工作區域和任務。
根據部署，紅四軍、贛東獨立師集中後即速以全力進取沙縣，迅速分散籌款，然後分散到歸化、永安兩縣，籌款 40萬；紅三軍團先以全部向將樂縣逼進，占領將樂、順昌兩縣，籌款 60 萬；紅十二軍分散於寧化、清流、汀州，籌款 15 萬；紅四軍十二師的一個團在荷田、康都之線，一個團在西城橋、石溝圩之線，一個團隨總部在建寧；紅十二軍派一連到建寧裏心至廣昌維持交通，派一個團到寧化安遠司；紅三十四師置於建寧河以西一線，包括建寧的裏心、客坊、店前、黃泥鋪和廣昌的水南、長橋、尖峰，並向寧化方向發展；紅三十六師在建寧的均口、伊家灣至寧化的安遠司。在建寧的部隊，在做好地方工作和部隊工作的同時，要加緊籌款，在已籌到 5 萬元的基礎上，月底籌足 8 萬元。
為加強反“圍剿”準備工作的組織和領導，會議決定，等紅三軍的兩個師開往於都後，在紅三軍軍委與贛南特委之上組織南路工作委員會，以陳毅為書記，加強贛南一帶的群眾工作，布置好戰場；同時成立閩贛邊界工作委員會，以周以栗為書記，指揮汀州、連城、石城、瑞金一帶的工作，加強反“圍剿”的準備。
朱德後來說：“我們知道這一次比第一、二兩次更困難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因此，紅軍把未來的第三次反“圍剿”的戰場預定在贛南的興國、雩都、寧都、瑞金地區。
當晚，接著召開總前委第九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譚震林、周以栗、王稼祥、蔡會文、耿凱、郭化玉等 10 人。
會議研究的問題有：部隊布置；時局估量與行動方針；打七坊紀律問題；四軍十二師布置；閩贛邊特區問題；南豐、廣昌問題。
會議研究時局和行動方針。紅軍總前委一方麵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一方麵又認為： “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因此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隻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隻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
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敵人如由南豐前進，隻能在廣昌以北有船運輸，所以敵人八月十五號以前隻能進到廣昌。以後有新穀了，才能再進。七月以前我們可以努力籌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於、瑞、石、汀四縣布置鞏固蘇區做戰場。”
顯然，這時紅軍對國民黨軍如此之快地發動第三次“圍剿”還缺乏充分估計，之所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麵短期內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寧粵間爆發衝突的可能，判斷此一事態勢必影響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因為總前委第七、八、九次會議和第一次擴大會議都是在康都召開的，因此有人將其統稱為“康都會議”。這是紅一方麵軍第二次反“圍剿”後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在我軍的戰史上具有一定的曆史地位。
在康都村召開會議的這一段日子裏，除了要準備日常的會議，毛澤東還利用休息時間，處理了一些軍中事務。在康都村前有一條小河，這裏至今傳頌著當年毛澤東在河邊做部隊幹部思想工作的故事。
移師康都後，紅軍電台開始工作。當地百姓沒見過方麵軍總部電台的充電機，圍著這“咚咚”作響、烏龜殼一樣的東西看熱鬧。
塗報務員為了安全，和藹的一一勸老百姓走開。可是，走了一撥，又來了一撥。塗報務員外表和氣冷靜，心中卻甚為惱火。他跑到政委馮文彬麵前大發雷霆，怪政委沒有派兵保護。馮文彬也不冷靜，兩人爭吵起來。
為了解決矛盾，電台召開支部大會，總政治部也派人到會。會開了兩個多小時，兩人仍各執己見。毛澤東知道後，決定出麵解決。
第二天晚飯後，毛澤東來到康都街外南麵小河邊的草地，參加電台的支部大會。會議臨時主席曹丹輝請毛澤東做指示，毛澤東說，他先聽一聽大家的意見。毛澤東和眾人一樣，席地而坐，聽著同誌們的發言。
大家發言後，曹丹輝請毛澤東做結論。毛澤東說：“不是做結論，我隻發表一些意見。……政治委員是黨和蘇維埃政府派在軍隊的代表。政治工作製度，我們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堅決維護。公開在群眾中損害政委的威信是錯誤的。而政治委員出口罵人，也是不對的。我們的同誌必須珍視團結，互相幫助，互相批評和進步，克服無原則糾紛，以利工作之開展……”
毛澤東的一番話，令馮文彬、塗報務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兩人都做了自我批評。一場幹部的摩擦便這樣妥善地化解了。當毛澤東和大家揮手告別時，熄燈號已響過一個多小時了。
康都會議後，紅軍主力迅速向閩西和閩西北移動，一麵開辟新區，加緊做好群眾工作；一麵抓軍需籌款，為第三次反“圍剿”作準備。
為做好贛南工作，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決定將紅三軍第七、第八兩師調至於都、贛縣邊界，消滅盤踞在贛縣七坊和於北區馬安石一帶土圍內的地主武裝，拔除白點，鞏固蘇區。對蘇區黨的組織，蘇區中央局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也作了調整。
6 月中旬撤銷中共贛西南特區委，在贛江以東蘇區，分別成立中共贛南、贛東和永吉泰三個特委。
中共贛南特委由陳毅任書記，領導興國中心縣委和興國、於都、贛縣等縣委及於北區委，特委機關設興國；中共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領導寧都、廣昌、宜黃、樂安、南豐、石城、瑞金等縣委，特委機關先駐寧都，後移至瑞金；中共永吉泰特委書記毛澤覃，領導永豐、泰和、吉安等縣委，特委機關設吉安富田地區；贛江以西蘇區和湘東南蘇區合並設立湘贛省，新成立中共湘贛臨時省委，以王首道為書記。
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還決定並經蘇區中央局批準，在紅三軍軍委和贛南特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員會，以陳毅為書記，統一領導紅三軍和贛南各縣的工作；在瑞金組成以周以栗為書記的中共閩贛邊界工作委員會，領導紅十二軍軍委、紅三十五軍軍委和中共閩西特委。
為使贛南地方武裝能更好地配合紅軍進行反“圍剿”作戰，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決定：以寧、廣、石地方遊擊隊、赤衛軍為主合編建立紅軍獨立第四師，又稱紅軍贛東獨立師，由龍普林任師長；以永吉泰地方武裝為主合編建立紅軍獨立第五師，又稱紅軍永吉泰獨立師，由肖克任師長兼師黨委書記；以於都獨立團和興國獨立團合編建立紅軍獨立第六師，又稱紅軍贛南獨立師，由李介思任師長，黃達任政委。
進一步調整工作部署
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雖然估計到蔣介石將向中央蘇區紅軍發動第三次“圍剿”，但沒有料到敵人的進攻來得這樣快。
當 7 月初國民黨軍隊開始向蘇區發起進攻時，紅軍主力還分散在各地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部隊未及補充、訓練和休息，經費給養也未作充分準備。
這時，紅軍無線電偵察隊不斷收到敵人的信息。6 月 28日、6 月 30 日、7 月 1 日，毛澤東根據無線電台截獲的敵情變化情報，在建寧駐地連續簽發了三封極其重要的指示信，進一步調整了紅軍工作部署，要求各部隊積極做好籌糧、籌款等先期準備工作。
6 月 28 日，毛澤東在建寧寫信給閩贛邊界工作委員會和紅十二軍軍委，總結了紅十二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指出康都會議對紅十二軍工作區域的布置不妥當，須變更，現應把紅三十四師迅速調寧化全縣，紅三十五師調石城全縣，紅三十六師調長汀全縣，軍直屬隊在 3 縣之間。
信中分析，過去所擬紅三軍團去二崇，四軍去寧安的計劃，從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並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促進蔣粵妥協共同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既不允許，整個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
西、南、北三麵都不可便，隻有東方閩贛邊界是好區域：第一、蔣係地盤，無直接威脅兩廣之弊；第二、地勢偏僻，不受威脅，比去南豐、宜黃的危險性小；第三、有山地縱橫而無河川阻隔，最適宜造成新戰場；第四、有款可籌，一年之內不愁給養；第五、群眾基礎好，便於擴紅。因有這些條件，我們應該在這區域作長期的工作計劃。
在詳細分析敵情後，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軍的工作區域做出了詳細指示：三軍團應以建寧、泰寧、將樂為工作區域，以順昌、邵武、光澤為籌款區域。四軍應以歸化、清流、連城為工作區域，以沙縣、永安、寧洋為籌款區域。三十五軍以瑞金為工作區域籌款自給，三軍以於都、會昌為工作區域籌款自給，贛東獨立師的中心工作區在廣昌，使之聯係建寧至石城。
工作區域的中心任務是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籌款區的中心工作是隻打土豪做宣傳而不分田地、建立政權。工作時期暫定二個月，也可延長到三個月。敵軍來，集中起來就在附近打；敵軍不來，我們就在這裏工作下去。
6 月 30 日，電台又收到了蔣介石駐南昌、何應欽已到撫州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判斷敵軍將很快向紅軍進攻，立即給紅十二軍委、三十五軍軍委、周以栗同誌及閩贛邊界工作委員發出指示信。
毛澤東在信中指出：敵軍定很迅速的向我們進攻已毫無疑義，在此形勢決不容我們此時期做準備工作，大概下月內準備作戰。已電令四軍及三軍團去順昌沙縣，立即擺在將樂歸化籌款，以十天為籌款時期，自然要以敵情為轉移，敵不進不集中，五天為集中時期，集中地點在寧化、石城。昨信說十二軍籌款不是主要任務，寧化、石城、長汀三縣群眾工作才是主要任務，現在看來籌款和群眾工作同樣主要任務，並且做群眾工作若布置得多，隻有籌款有利的，決不令妨礙籌款的。大約此信到寧化時，卅四師已在清流籌款五天左右，已經籌得相當款子了，應該去信要他們迅速結束清流籌款，開回寧化，一麵籌款，一麵把群眾大大發動做到分配田地，卅五師之一團，應在安遠，其另一團及師部應去石城，白水工作暫時放棄，因為石城是很要緊的，軍直屬隊在寧化境內，卅六師在長汀（注意做石瑞汀寧縣交界工作），這樣以主力在寧化石城兩縣各有一部，籌款與群眾工作兩具顧及，要達此目的，卅四師必須從清流連城撤寧化，並須迅速撤回，才不妨礙寧化工作，即使清流籌款很有希望，亦不宜超過一星期至十天，就要把他撤回，因一星期十天之久，已經把款子籌得相當的多了，寧、石、長汀三縣工作在目前形勢之下，隻能計劃做一個月（一個月後敵容許再延長就是），即是在七月內把三縣工作做個大大的多，中心點是要把田地分配，如因地域太寬，部隊分配不來，即擇重要地點分配，如寧化之安遠、中沙、縣城、禾口、石牛五點，石城之小鬆、豐山、縣城、坪山、龍崗、大猷坪六點，長汀縣之縣城、館前、古城及四縣交界四點，每處須有一個階級認識明確、領導力強的人去指導，如震林、炳輝、譚政三同誌應不在一塊，每人專任指導一處，同時兼任巡視一處或二處，每隔十天集合各軍委機關開會一次，震林同誌一人，普遍的出去巡視不專任一處亦可。卅五師在瑞金工作，應該注重九堡、鉛壩、武陽圍、西崗四處，使在一個月內真正的分配土地，而不要去占會昌，西崗市雖屬會昌境內，但介瑞西於東之間，為於、瑞、會交界之要地，這處群眾工作起來了，影響三縣交界很大，所以卅五軍應把西崗市的工作放在自己範圍內，並使工作迅速收效。井泉同誌、昭良同誌應親往各處巡視。
7 月 1 日，毛澤東又給譚震林及紅十二軍軍委去信，指示紅十二軍三十四師在清流、連城的部隊，即行撤回寧化，布置在中沙至長河界線上及寧化與石城兩縣交界的線上，百○四團仍在都上、安遠司到中沙一線，但工作要向江西邊界推進，便與江西赤區接連，百○三團及三十五師師部，十天後應去石城，布置在三個重要地點工作起來，白水如顧不及，應暫時放棄，第二步再去工作，工作區重新劃分，你們隻管寧、石、長三縣，真正要多做三縣工作，非長期用大力不可，瑞金為卅五師專管，廣昌歸贛東獨立師專管（贛東特委直接指導），不歸你們，建、化已經做起工作來的地方，暫時歸你們指導，這塊擴大的紅軍亦歸你們補充，但未做起來的地方，應歸三軍團，將來在大局上建寧應劃歸三軍團。
毛澤東根據敵情，適時調整紅軍的戰略部署，對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事實正如所料，就在毛澤東發出三封信的同時，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已經開始了。
以身作則做好群眾工作
從 1931 年 5 月 29 日到 1931 年 7 月 11 日，毛澤東同誌在建寧戰鬥、生活了 44 天。
在此期間，除處理軍務、領導紅軍和群眾開辟革命根據地，幫助地方建立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外，毛澤東還十分注重調查研究，關心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重視對醫院、學校和工商業的保護工作。
毛澤東每到一處，都要深入基層和群眾，了解當地群眾生產生活和當地鄉風民俗等情況，宣傳革命道理和黨的政策，幫助群眾認清反“圍剿”的重大意義，並檢查黨和紅軍的政策執行情況。
毛澤東在建寧期間，留下了很多至今還在建寧人民中傳頌的佳話。當年，總司令部駐地周圍的鄉民經常去其井邊洗衣挑水，毛澤東經常與洗衣的村婦和挑水的鄉民親切交談，紅軍離開後，當地人民親切地稱其井為“紅軍井”。
總部駐地附近有條花墩橋街，每逢墟日毛澤東經常抽時間到街上走走看看，找群眾聊天，搞調查。
一個墟日他到街上聽農民說買不到鋤頭犁耙等農具，生產受到影響，就親自到街上的打鐵鋪了解情況，看到各打鐵鋪裏擺的、掛的、打的盡是鍋鏟、鐵瓢等生活用具。毛澤東問打鐵鋪老板為什麽不打農具。
老板反映，農具價格低，打了賣會虧本，提高價格，農會幹部會幹涉。之後，他又找來農會幹部，農會幹部說，提高農具價格，農民會有意見，會影響工農聯盟。
晚上，毛澤東又把打鐵鋪老板和農會幹部召集到一起，對他們說：眼下夏收夏種，農村要發展生產，農民買不到鐵製農具，種不了田；瓢、勺、火鉗、鍋鏟可用竹木做，鋤頭、犁耙、鐮刀，竹木代替不了，要多打農具少打瓢；工人不打農具，農民沒法種田，搞好工農聯盟從何談起，搞生產要講實際。
並親自與他們一起逐項計算農具生產成本，商定農具的合理價格，使打鐵鋪老板高興地表示回去後一定加班趕趕製農具，保證不誤農時。這就照顧了打鐵鋪和農民雙方的利益，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一天下午，毛澤東從駐地出發到西門一帶調研了解情況。建寧西門有蓮塘百口，所產蓮子原為朝廷貢品。當時荷花正豔，毛澤東見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分田委員和當地農民正忙著分蓮塘，就向幹部和群眾詢問西門種蓮曆史和分田情況。
當看到有的蓮塘被黃土淹沒，群眾告訴他，這是國民黨軍劉和鼎部為加強防守，在龍寶山修築工事，導致大量的泥沙衝進山腳而毀了蓮田。
毛澤東聽後對警衛戰士和農民說，“荷花仙子不可辱，我們把蓮塘的黃土清除掉”，說完卷起褲腳，帶頭下塘清土。
農民見紅軍下塘挖泥，也都趕來參加，後來趕來接毛澤東去開會的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見狀，也一起參加了勞動，清完塘完後才去開會，在蘇區建寧留下了“百口蓮塘吐清香”的佳話。後來，蓮鄉人民親切地稱西門蓮子為“紅軍蓮”。
有一次，毛澤東從康都主持召開總前委第七次會議後返回建寧，途經渠村。
毛澤東在這裏做了短暫休息，並在貧農中做了一些調查。在調查中，有的群眾反映，楊林遊擊隊調到渠村後，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不調查研究，有人報告“土豪”就打，說有經商盤剝的就罰，沒有很好執行黨的政策，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
於是，毛澤東就在渠村中心區蘇維埃政府找來遊擊隊負責人，教給他們做調查研究的方法，具體解釋黨的政策，不能侵犯中農利益，要保護工商業的正常營業，並說紅軍對建寧城裏的綏安中西醫院都不沒收，要西藥一樣出錢買。
第二天，毛澤東又留下劉參謀整頓遊擊隊，使遊擊隊得到發展。
返回總部後，毛澤東又進城到“三民中學”檢查紅軍保護學校的情況，並借閱了《建寧縣誌》，留下了“借到建寧中學圖書室《建寧縣誌》拾貳冊，閱後奉還”的借條。後又寫信給建寧縣革命委員會，要愛護學校，協助學校盡快複課。毛澤東在建寧時，生活相當儉樸。
毛澤東住的房間，僅有一床一毯一衣架一桌一椅一燈，牆上掛著一笠一傘一袋。毛政委和總司令生活上與士兵一樣，從不搞特殊。
毛澤東的公務員陳昌奉的回憶錄《跟隨毛澤東到建寧》中的一段：毛委員用白色的搪瓷茶缸，既裝飯又喝水，裝菜就在食堂找個土碗……毛政委、朱總司令和我們一吃一樣的飯菜，我記得建寧的河裏的小魚很多，我們想辦法去捉小魚……我們把小魚烤幹，毛政委吃了這種小魚，連連誇很好吃，他連骨頭都吃掉。這就是我們給毛委員、朱總司令搞的 “特殊”。毛澤東還把自已嘴裏省下的四個雞蛋送給某連負傷指導員楊國興增加營養，楊國興也不舍得吃，又送給房東李大娘，李大娘把四個雞蛋用來孵小雞，雞又生雞，老百姓管這種雞叫“紅軍雞”，紅軍雞生命力特別旺盛，經代代相傳，紅軍雞已傳遍建寧大地。
毛澤東率領總前委的同誌在建寧蘇區時，處處以身作則，給當地群眾留下了極好印象，達到了真正團結群眾的目的，從而也得到了當地群眾的有力支援。因此，第三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在毛澤東等總前委領導同誌的領導下，建寧人民積極籌糧籌款，踴躍參軍參戰，到處出現了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同當紅軍的場麵，紅軍隊伍得到了不斷地壯大，這些都為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用教育支持革命鬥爭
在反“圍剿”的革命隊伍中，除了毛澤東、朱德這樣的軍事指揮家，還有像徐特立這樣的教育家，他們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為反“圍剿”做著自己的貢獻。
1930 年，徐特立勝利地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生活，風塵仆仆地回到祖國。他在上海隱蔽一個時期之後，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化裝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機警地穿過國民黨軍警特務的重重封鎖線，於當年 12 月 30 日到達贛南革命根據地。
當天蘇區廣大軍民正在歡慶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次 “圍剿”，活捉敵酋張輝瓚的偉大勝利。而在這裏指揮這個震驚全國的戰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師任教時的學生、現已成為黨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毛澤東，以及在南昌起義炮火中結識的戰友、現已成為我軍卓越的指揮者朱德。
在寧都小布赤坎，有一幢兩層樓的民房，這便是紅一軍團的總部。在這裏，徐特立見到毛澤東、朱德，見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舊喜相逢，說不出的親切和激動。從此，他就與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左權等住在這幢簡樸的民房裏，共同開創開天辟地的偉業。
當時，紅軍俘虜了許多國民黨軍官兵，毛澤東和朱德就請徐特立去負責教育俘虜的工作。
徐特立深入俘虜兵之中，進行個別談話，了解到他們絕大多數出身貧苦，便幫助他們認清個人和家庭受苦的社會根源，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強迫窮人打窮人的滔天罪行，並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紅軍打仗的革命意義，使絕大多數的俘虜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紛紛要求參加紅軍。在開始做俘虜兵教育工作的時候，由於人數多，徐老和工作人員缺乏經驗，出了一些問題。
如開飯時，既不登記，任憑他們吃多吃少，也不規定數量；在途中轉移時，請老百姓分散給俘虜煮飯，飯送來有先有後，結果吃食不勻，先吃者飽脹，後吃者挨餓，常常發生矛盾。一個俘虜兵建議：應該等老百姓把飯煮好後，同時拿出來，同時開餐，就可以克服這種吃食不勻的現象。
徐特立認為這個意見提得很好，立即采納他的建議，並讓他去做這個工作。後來這個俘虜兵參加了紅軍，在長期戰爭中鍛煉成了一個很好的幹部。在接著進行的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徐特立主動要求參加戰鬥，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第二次反“圍剿”戰爭打響的前兩天，他隨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發現前麵已經出現敵軍，他拍著朱德的肩膀輕聲地問：“老總，前邊看到敵人了，為什麽還不打？”
朱德回答說：“還遠著，不能打！”又說，“遠了我們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離相當近才打，打垮這一部分，接連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會使自己施展不開，還容易讓敵人合圍自己。所以遠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個團不值得打，打了解決不了問題；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
朱德的豐富作戰經驗，徐特立十分欽佩。在這次戰爭中，他跟隨部隊從贛江邊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寧。
1931 年 7 月，繼第二次“圍剿”失敗之後，蔣介石又糾集 30 萬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他們采取“**”、“分進合擊”的戰術，殺氣騰騰地闖入中央根據地。毛澤東決定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乘退追殲”的方針，並采用“敵進我也進”的打法，把敵人引進贛南根據地，然後待機破敵。
在盛夏三伏的酷熱季節裏，紅軍和白軍平行地走著，隻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當時不了解毛澤東的作戰意圖，一邊行軍一邊問：“澤東同誌，敵人和我們平行著走，我們為什麽不打？”
毛澤東風趣地說：“他們要打時不打，我們要打時才打。”接著，他向老師舉了很多戰例，講解了遊擊戰的“十六字訣”方針。通過戰爭實踐和毛澤東的幫助，徐特立對紅軍的戰略戰術也逐漸有了了解和研究。
這段經曆對徐特立影響很大，直到後來抗日戰爭爆發，他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代表時，還能生動地講述關於遊擊戰爭的課程。
在反“圍剿”時，徐特立除在紅軍中配合形勢進行政治宣傳工作外，還和幾位領導同誌一起，於戎馬倥傯之中開始他畢生喜愛的教育工作。
不過，現在進行的教育工作與過去有著本質的不同，而是一種為工農兵服務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為了使廣大指戰員和地方武裝幹部認清形勢，了解敵情，提高鬥誌，紅軍總部在駐地舉辦了部隊骨幹訓練班，通常又稱隨營學校。
這種隨營學校是我軍建軍以來，指戰員係統地學習政治、軍事和文化的開始。學員有來自各軍各部的幹部和紅軍總部的通訊員、警衛員、勤務員等。
教學條件簡陋異常，不僅無教室黑板，而且沒有紙筆墨硯，教員上課以木炭代粉筆，以白牆壁代黑板，學員就用木棍作筆，沙盤作紙。
學習條件雖然極其簡陋，但教員卻聞名中外。政治教員毛澤東，軍事教員朱德，語言教員徐特立，曆史教員董必武，地理教員左權。
後來，這種隨營學校逐步發展成為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各種軍事院校，為我軍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幹部。
這時，徐特立還經常配合形勢，為地方搞宣傳，作報告，開展民運工作。他把自己過去在蘇聯學習時的所見所聞，同國內的革命鬥爭實際結合起來，鼓勵大家以蘇聯的工人、農民為榜樣，為鞏固和擴大蘇區，壯大和發展紅軍，實現全國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奮鬥。
1931 年 3 月 8 日，各界勞動婦女在寧都黃陂三堂村召開國際勞動婦女節慶祝大會，徐特立在會上以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活潑地向大家介紹了蘇聯婦女的生活和鬥爭。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後，黨的前委決定讓一些老同誌不再隨軍行動，留在地方開展工作。
一天，毛澤東找徐特立談話，提出為著革命需要，要發展蘇區教育事業，開展掃除文盲的運動。毛澤東請他起草一個蘇區的教育方案。
他遂深入到興國和雩都等地，進行調查研究，起草了一個掃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掃盲辦法。毛澤東讚成這個方案，並作了修改和補充。
徐特立還深入各區鄉，指導和幫助組織識字委員會、分會和識字小組，把群眾組織起來學文化。參加識字小組的都不識字，就派一人去分會學習，學會了一些字以後，又回小組教其他的人。識字委員會主要是為分會培訓教師。他還親自在興國辦了一個 90 人的訓練班，培養了一批掃盲骨幹。
1931 年 11 月 7 日，來自全國的工農兵代表，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徐特立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和瞿秋白一道負責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長，徐特立任副部長。但瞿秋白從 1931 年夏到 1934 年初一直在上海，和魯迅先生一起領導左翼文化活動，蘇區的教育工作，實際上由徐特立負責。
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贛南地區勞動人民的生活極端貧困，文化教育基礎十分薄弱。當時，瑞金全縣隻有一所中學和兩所小學，全部學生隻有兩三百人，大部分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農村中，90％以上的居民都是文盲。
1931 年春，由於“左”傾錯誤的幹擾，當地又錯誤地處置了一部分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給方興未艾的文化教育事業帶來了新的困難。徐特立迎難而上，決心把他過去那種“曆盡艱辛”的辦學精神，在這裏煥發出新的生機。
徐特立憑借他多年的經驗，深知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就要培訓出一批人民教師。於是，他選定瑞金縣城北一棟背靠池塘的兩層舊民房作校舍，創辦了師資訓練班。
不久，這個師資班發展為列寧師範學校。他通過當地政府部門的努力，把農村中能識幾個字的人都動員起來接受訓練。因此第一期學員 200 餘人，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後幾批都是從翻身農民中選拔出來的，其中還有文盲，須從掃盲做起，教學更加困難。
這個師資訓練班的全部教學工作由他一人承擔，一切教材課本由他一人動手編寫，一切課程由他一人講授，一切問題由他一人負責處理。
他與學生同甘共苦，自己種菜、煮飯、搖鈴、掃地，參加熬硝鹽等。地方黨委很重視他的事業和工作，特意派一個同誌前來專管生活問題，以減輕他的負擔。
徐特立學問淵博，知識豐富，文理各科均能講授。但因年歲較大，湖南土音較重，且缺了門牙說話不大關風，上音樂課，教唱歌實在有點吃力，往往弄得滿頭大汗。
一次，他遇上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當時在紅軍學校、《紅色中華報》工作的李伯釗同誌，便對她說：“伯釗，我們列寧師範沒有唱歌教員，你在這方麵有專長，能兼任幾個小時的課嗎？”
李伯釗為徐老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動，出於對革命老前輩的尊重，滿口答應了他的要求，於百忙之中，擠出時間，每周到列寧師範上兩次課，幫助完成教學任務。列寧師範學校前後共培養了 600 多名教師，學員畢業後分配到各區各鄉創辦列寧小學。
當時瑞金全縣有 140 多個鄉，每鄉都有一所列寧小學。在大力普及義務教育，廣泛發展列寧小學的同時，徐老還大力開展社會教育，成立掃盲協會、識字委員會，舉辦成人識字訓練班、夜校等，普遍開展業餘文化教育。
在徐特立的積極倡導和指導下，蘇區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由列寧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教員擔任掃盲任務。他發動廣大群眾互教互學，掀起了一個“老公教老婆、兒子教父親、秘書教主席、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識字多的教識字少的”群眾運動。這樣，就挖掘了各種潛力，使掃盲工作紮紮實實地開展起來了。
徐特立很重視文化學習中的教材問題。他親自組織和指導教材編寫委員會，根據政治鬥爭和形勢的發展，編寫、審查、翻印和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識字課本。這些教材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既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文化程度，又有利於提高學生的階級覺悟和政治水平。
從小學語文課本中的一個片斷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富人貴，窮人賤，窮人吃苦幾千年。富人懶，窮人勤，窮人辛苦不堪聞。富人飽，窮人饑，窮人生活好慘淒。富人少，窮人多，及早覺悟學蘇俄。蘇俄窮人解放了，豐衣足食無折磨。
教材編出後，徐特立均一一過目，提出中肯的意見。他很重視教材的係統性，從易到難，由淺入深，密切結合學生的生活實際，反對內容空洞的概念化和口號化。
在黨和徐特立的直接領導下，蘇區還辦起了各種專科學校，除紅軍大學、列寧師範學校外，還先後創辦了蘇維埃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通訊學校、商業學校、衛生學校、農業學校，為黨培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麵的革命幹部和專業人才。
瞿秋白、徐特立還親自兼任了蘇維埃大學的正、副校長。徐特立在工作中，一貫注重實際，講求實效，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在教育部長的 6 年任期裏，徐特立僅發出一個對各縣頒布教育製度的指示，其他各種工作，均采取書信的方式進行。
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徐特立很重視教育為反“圍剿”鬥爭服務。他要求各校師生深入農村階級鬥爭，協助政府進行戰爭動員，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參加“擴紅”和“查田”等運動。
各校師生還經常自編自演各種節目，開展文藝宣傳活動。學校領導還給優勝者頒發獎品，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