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蔣介石的軍隊都在中國西南一隅，而共產黨的人馬卻散落在華北、西北、華南的敵後解放區。就算美國調派飛機和軍艦幫著國民黨往原日軍占領地區運兵，蔣介石也無法搶在共產黨前麵接受日軍投降。
於是，心急火燎的蔣介石就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出了讓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不許收繳日軍槍械的荒唐命令。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當然不會聽任擺布。於是朱德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他不許第十八集團軍收繳日軍武器、接受日軍投降的錯誤命令，並提出建議說：“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
毛澤東在這裏也是要求蔣介石先答複受降問題再談別的，可蔣介石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深夜在日記中輕蔑地寫下：“朱之抗命，毛之複電，隻有以妄人視之。”
隨後，他又反複推敲詞句，寫下了第二封電報。蔣介石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一看毛澤東以“朱總司令日午後電”為條件，要蔣介石作出明確答複。
8月20日，蔣介石發第二封邀請電。
這回，蔣介石把不讓共產黨受降的問題推給了盟軍，聲稱盟軍總部有統一規定和受降程序，中國戰區不便於擅自更改。
蔣介石在電文中說：“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送來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查此次受降辦法，係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也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也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隻有嚴守紀律，恪屬守將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8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介石真不愧是20世紀最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電報裏除了以盟軍司令部命令為借口把責任推個一幹二淨，並反誣朱總司令不執行命令外，又進一步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言辭之懇切，極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還以為蔣介石真的是那麽熱愛和平。
毛澤東豈非等閑之輩，為了揭穿蔣介石利用和談作為掩護，加緊運兵的陰謀，也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態欺騙人民，尋找借口，把內戰的責任強加在共產黨身上，以便他取得進行內戰的政治資本的“鬼把戲”。
毛澤東於22日致電蔣介石：“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複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此前，共產黨領導層內部就此問題召開過會議，會議決定：先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隨後視情況再決定毛澤東是否親去談判。
抗戰中，周恩來長駐重慶，多次和蔣介石折衝周旋，由他作為談判代表，其實是最適合不過。蔣介石看到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兩封回電均無親來重慶之意，再聯係到近期各特務機關發回的毛澤東不敢到重慶的情報，認準毛澤東有怯懦之意。
蔣介石深知毛澤東從秋收起義至今從未離開過根據地；如果毛澤東不來，就把破壞和談、引發內戰的罪名扣在了共產黨頭上：毛澤東若來，正好拖住他爭取時間做好進攻解放區的準備。自己假和談一著是絕妙之策，想到此越發得意忘形起來。
去，還是不去？急需黨中央作出決定。
8月23日，黨中央政治局為此在延安棗園召開了擴大會議，研究對策。
第二天就要出發到前線去的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蕭勁光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
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
他分析道，進入這種情況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是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我們曾力爭進入若幹大城市，現在沒有成功。
原因有二：一是蘇聯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製，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二是蔣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國承認的合法地位，使日軍完全向他投降。我們隻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
蔣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麵，也有不利方麵。他的不利方麵是：在他麵前擺著強大的解放區，解放區的抗日功勞無法磨滅，也無法封鎖；國民黨內部有矛盾，又不能滿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蔣介石所以可能采取暫時的和平，是因為需要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機會消滅我們。所以鬥爭是長期的，迂回曲折的。從中國的局麵來看，現在成立的聯合政府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麵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根據這個方針，毛澤東建議以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一個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他判斷：在談判中，關於承認解放區和解放軍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讓步，總之他是不會滿足我們的。
毛澤東建議：“恩來同誌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麽危險。”
毛澤東對即將奔赴前線的同誌說：“同誌們擔心我去談判的安全。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你們打了勝仗，我談判就容易些，否則就困難一些。他風趣地說，目前的情況是有三種果子，我們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還要力爭一批不大不小的。”
會上，周恩來、陳雲、朱德、張聞天、彭真、彭德懷等先後發了言。毛澤東最後說：大家的意見很好。今天的方針是黨的七大定下來的，黨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的方針。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
毛澤東又說：“我是否出去？我們今天還是決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我出去，決定少奇同誌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同誌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出去後，書記處還有5人開會。”
就在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一天，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
電報中說：“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麵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周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接，特再馳電速駕！”
毛澤東在不到10天內接連收到蔣介石3封邀請電報，這在其“交往”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且一封電報比一封電報言辭懇切，一封電報比一封電報時間緊急，指名道姓要毛澤東與周恩來同往，甚至連飛機都預備好了。
同時，延安還接到了斯大林的電報。
電報中說：“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方關係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覆滅危險。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是電文，不如說是命令。”
毛澤東說：“蔣介石3次邀我，這個風險要冒。不去，不利。雖然是假戲，但要假戲真做。不然，內戰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頭上，戴到了我們共產黨人的頭上。這樣一來，我們就會失掉一些人心。能談則談，談不成，頂多是坐牢，殺頭。就目前看，蔣介石這樣做還有很大困難：一是我們有解放區一萬萬人民、100萬軍隊和200萬民兵做後盾：二是國統區覺悟了的人民是反對內戰的；三是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讚成內戰。”
不過，人們最關心的還是毛澤東的安全問題。中央政治局成員曾經一致反對毛澤東去重慶，他們認為：“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蔣介石手黑得很，說什麽也不能去。”李濟深、胡漢民、張學良等就是例子。
這時，斯大林的第二封電報又來了：“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盡管蔣介石挑釁打內戰消滅你們，但他已再三邀請毛澤東同誌去重慶協調和平建國事宜，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麵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來承擔？我建議毛澤東同誌到重慶去參加會談，他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
事已至此，毛澤東是非去不可了。毛澤東本人對於深入虎穴與“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蔣介石談判，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裏辦點事。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三國過問，三國都不願中國打內戰，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中蘇條約有利於中國人民，蘇聯紅軍攻占東三省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
為了最後挽救和平，為了教育人民爭取中間勢力，孤立美蔣反動派，以極大的努力來尋求避免內戰，實現和平的道路。黨中央作出決定：將計就計，毛澤東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親自去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並於24日回電答複。
毛澤東在電文中說：“……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進謁，弟也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
25日，中國共產黨駐重慶的代表王若飛回到延安。毛澤東等7名政治局委員連夜同王若飛磋商。
26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對他去重慶談判的問題明確地表示：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
毛澤東說：“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幹涉4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出去談判會不會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勢？
毛澤東說：“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做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
毛澤東設想了可以做出讓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隴海路以北外蒙古一定要我們占優勢。如果這樣還不行，那麽城下就不盟，準備坐板房。我們黨的曆史上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決不怕。
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黨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並在當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戰略區發出。
電報中指出：“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讚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誌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
“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之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也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假如此種局麵出現之後，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紙幣，我方也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
“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麵。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在我黨采取上述步驟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麵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同時我黨力量強大，有來犯者，隻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絕對不要被反動派的氣勢洶洶所嚇倒。”
“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禮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剛，必須堅持，不可忘記。”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黨內通知，把黨中央力爭實現國內和平局麵的態度說得很清楚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和赫爾利的陪同下，乘飛機於下午到達重慶九龍坡機場。
毛澤東下飛機後，就在機場發表了書麵談話，說明此行的目的。毛澤東的簡短講話，把中國共產黨對當前時局的政治主張，光明磊落地宣告於中外。
毛澤東抵渝的當晚，蔣介石在林園官邸為他舉行了歡迎宴會。席間，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委員長”，蔣介石則稱毛澤東為“潤之”。
會後，蔣介石還邀請毛澤東在林園下榻。一對較量了10多年的老對手再次聚首，氣氛似乎相當融洽。
參加完蔣介石舉行的晚宴後，在蔣介石的一再邀請下，毛澤東下榻於林園2號樓。和在延安時一樣，飯後，毛澤東坐在桌前開始讀報。
周恩來征得毛澤東同意，前往桂園與張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談次日的談判安排。王若飛以及隨同而來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恩來的車子，到了紅岩八路軍辦事處。
警衛隊長龍飛虎及警衛員陳龍、顏太龍、齊吉樹則坐在毛澤東房間裏擦拭隨身攜帶的武器。
不一會兒，3個身穿國民黨軍服、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徑直推門走了進來。在毛澤東的房裏，龍飛虎、陳龍插在衣兜裏的手，迅速扳開了機頭。
這時，對方一位軍官模樣人開口了：“屋裏隻留下毛先生，其餘的人請回避。”
龍飛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澤東前麵，仍是一動不動。
正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仍舊坐在桌前的毛澤東慢悠悠地對幾個警衛人員說：“你們幾個先到前麵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們不必管我了！”
但幾個警衛人員仍是猶豫不決，不願離開。在毛澤東又一次示意下，他們才很不情願、很不放心地來到前院的一個小走廊上。這裏畢竟是蔣介石的老巢呀，到處是特務、憲兵，他們一個個緊握手槍，屏住呼吸，觀察著事態的發展。
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全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就在這時，除了毛澤東房間和燈亮著外，其他的燈突然一下子全部熄滅了。
見此情景，從延安跟隨毛澤東來重慶的齊吉樹從兜裏“刷”地一下掏出手槍，就要往毛澤東屋裏衝。這時，在重慶已跟隨周恩來數年、深諳敵情的警衛隊隊長龍飛虎用他那粗壯有力的胳膊把齊吉樹摁住了，並說道：“老蔣又在演戲了！”
就在這時，但見一位肩披呢製黑披風、身穿國民黨特級上將製服的人，在七八個人的前呼後擁下快步向毛澤東的房間走來。
“蔣介石來了！”龍飛虎說。“哪一個？”
“中間那個。”
大約20分鍾後，蔣介石從毛澤東的房間裏走了出來，又在眾人的簇擁下登上汽車，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毛澤東的警衛人員立即衝進毛澤東的房間。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們知道剛才是誰來了嗎？是蔣介石探望我來了。說起來，我與蔣介石快有20年沒見麵了。”
“他們來那麽多人，為什麽讓我們出去？”
“你們在這裏，人家蔣介石不放心嘛！”毛澤東笑著回答，口氣中有幾分輕蔑。
從毛澤東房間裏出來，幾個警衛人員還在嘀咕剛才的事：“怪不得今天下午，他們三番五次地來人要求我們進行武器登記。原來，蔣介石是怕我們胡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主要隻是想將毛澤東一軍。如果毛澤東不來，則可以把挑動內戰的罪名扣在共產黨頭上；如果毛澤東來了，則可以趁機調兵遣將準備內戰。
不過，蔣介石對談判也不是毫無心理準備。蔣介石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支持，又正值抗戰勝利，他在國內外的地位可謂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機會逼共產黨就範。如果共產黨迫於各方壓力接受了和談條件，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對於毛澤東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應召”兩字把蔣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態表露無遺。他從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國共產黨，在他心目中，國民黨與共產黨更像封建時代的一種君臣關係。在這樣的心態下，談判注定不會順利。
由於當時蔣介石判斷毛澤東不敢來重慶，所以，在談判的準備工作上很不充分。正如後來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他們連發3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
談判場上的火藥味
8月29日上午，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在桂園同張治中商談談判的內容和程序問題。
下午，同蔣介石進行第一次商談，並確定雙方的談判代表：共產黨方麵是周恩來和王若飛，國民黨方麵是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
蔣介石擺出一副大家的風度，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說：“政府方麵尚未提出具體方案，是為了表明政府對談判並無一點成見，願意聽取共產黨方麵的一切意見，希望共產黨本著精誠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十分誠懇地表示自己的意見：“我們到這兒來，一句話，是為了和平，共產黨希望通過這次談判，使內戰真正結束，實現永久的和平。”
蔣介石不等毛澤東說完，就接上道：“中國沒有內戰。”
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批駁道：“要說中國沒有內戰，蔣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
接著，毛澤東曆數十年內戰及抗戰以來的大量事實，證明內戰不但在中國存在，而且從未停止過。
毛澤東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就產生了和平團結的需要。我們表示了，但是沒有實現，至“西安事變’以後，‘七?七’抗戰以前才實現了，抗戰8年，我們一再表示願意談判解決各種摩擦。”
毛澤東對蔣介石“中國無內戰”的論調嚴詞批駁後，蔣介石在他當天的日記中萬分沮喪地寫道：“腦筋深受刺激”。顯然，蔣介石對自己三邀毛澤東弄巧成拙的舉動，已是叫苦不迭、後悔不已。
同時，蔣介石還對毛澤東到重慶後的表現佩服不已。毛澤東酒量不大，卻嗜煙如命，常常一人一天就要抽50多支煙，堪稱煙不離手。
到了重慶之後，知道蔣介石不抽煙，毛澤東居然可以和蔣介石對談8個小時而不抽一根煙。這麽大的煙癮，卻能夠在特殊場合說不抽就不抽，這份毅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敏銳的觀察力，讓蔣介石佩服不已。
蔣介石曾對秘書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
30日晨，毛澤東、周恩來從山洞林園進城，分別拜會了宋慶齡、張瀾和赫爾利等，然後住入紅岩八路軍辦事處。
9月1日，毛澤東出席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有宋慶齡、孫科、馮玉祥、陳誠、陳立夫、沈鈞儒、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人參加的雞尾酒會。
毛澤東在重慶的43天，除剛到和臨行時有3天住在林園外，其他時間都住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二樓，同周恩來、王若飛住在一起。
紅岩村地處郊區，對來客很不方便。因此，張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園讓出來，給毛澤東作為在城裏會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澤東每天上午從紅岩來，下午在桂園會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紅岩。
每天晚上，毛澤東從桂園回來後，首先要和周恩來、王若飛、胡喬木一起研究當天談判的情況，揣摸國民黨代表的心理，把握談判的動態，製訂出有關的政策。
他們研究得很深很細，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談判之事後，周恩來回到自己的屋子裏，起草電報或文稿，安排毛澤東第二天的活動，處理一些要事。毛澤東則在自己的房間裏思考下步的工作。
待忙完這些事後，毛澤東要通覽全天的各大小報紙，不僅要看《新華日報》，還要看國民黨辦的各家報紙。一般的報道，他通覽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報道，他要認真反複地看，通過報紙，了解各界人士對談判的反映，掌握時局的發展。
重慶談判是一場複雜而艱苦的鬥爭。由於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誠意，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隻能由共產黨方麵先提出意見。
9月2日，毛澤東約王世傑到桂園商談，周恩來、王若飛也在座。毛澤東對這次談判提出了8點原則性意見：1.在國共兩黨談判有結果時，應召開有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2.在國民大會問題上，如國民黨堅持舊代表有效，中國共產黨將不能與國民黨成立協議；3.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予以廢止或修正；4.應予各黨派以合法地位；
5.應釋放一切政治犯，並列入共同聲明中；6.應承認解放區及一切收複區內的民選政權；7.共產黨軍隊必須改編為48個師，並在北平成立行營和政治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將領主持，負責指揮魯、蘇、冀、察、熱、綏等地方之軍隊；8.共產黨軍隊應參加分區受降。
第二天，周恩來、王若飛將中國共產黨方麵擬定的兩黨談判方案交給國民黨代表轉送蔣介石。王若飛在談判結束後向政治局匯報時說：前6天，看他們毫無準備。左舜生刻薄他們，說隻見中國共產黨意見，不見政府意見。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澤東或者單獨，或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或在赫爾利參加下，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
毛澤東到重慶後，每次參加談判，毛澤東副官蔣澤民和陳龍等都跟隨前往，毛澤東他們在裏屋商談，他們在外屋等候。
無論談判多麽緊張，鬥爭多麽尖銳，爭執多麽激烈，毛澤東的表情是平靜的，舉止是從容的，講話時的語調也都是溫和的。
蔣澤民說：“在外屋等候的我們，有時也能隱隱約約聽見裏麵的爭吵聲。我觀察，毛澤東說話並不多，但是很有分量，隻要他的聲音出現後，屋內就立刻安靜下來。”
在近一個月的商談中，國共雙方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在軍隊縮編、解放區、國民大會等問題上卻擱了淺。
9月3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正式提交了11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奸、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政權和軍隊。
在解放區問題上，共產黨提出由共產黨人擔任山西、山東等5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布的廣東、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4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國民黨則隻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國民黨認可才能繼續留任。
軍隊問題上，共產黨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16個軍48個師；而國民黨堅持最多隻允許保留12個師。雙方的期望值，相差十萬八千裏。
看過共產黨方麵的這份方案後，蔣介石對他們的代表王世傑、張治中等人說：“中國共產黨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
在蔣介石看來，隻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其實，中國共產黨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
在1945年9月4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記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民黨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隻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多黨”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產黨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共產黨也明白，想讓蔣介石接受聯合政府的方案，無異於與虎謀皮。為了表達誠意，在重慶談判前，中國共產黨就在方案中有意隱去了“聯合政府”的提法，隻提出“參加政府”。這無疑是承認了國民黨在政府中的主導地位。但即便是這樣，蔣介石還是認為共產黨要求得太多。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僵局。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國共代表連續舉行了4次正式會談。盡管雙方在國民大會及政治會議等問題上都做了一些讓步，但在核心的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上，還是毫無進展。
此時，肩負促成國共和談任務的美國大使赫爾利，收到了回國述職的命令。掐指算來，他在中國已經待了一年有餘，國共雙方的矛盾到底解決了多少？
當初赫爾利拍著胸脯向美國總統杜魯門保證促成國共合作，到底有沒有譜？回國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國共雙方的書麵協議。哪怕是紙上和平，也好向杜魯門交差了。
但是國共雙方談了半個月仍各執一詞，赫爾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準備回國的前一天，赫爾利宴請了國共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和談判代表。
席間，赫爾利表示，無論如何要盡快發一份公告，不僅說明雙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國原則問題上所達成的諒解，而且也應該對軍隊問題有一個明確的決定。
聽雙方說來說去，赫爾利發現談判還是在軍隊問題上卡了殼。為了盡快拿到和談協議，赫爾利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照比例縮編的想法。對此，中國共產黨方麵認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輪談判中，周恩來提出：“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軍與中國共產黨軍隊之比例數為1／5，我方以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1／7，即中央軍現有262個師，共產黨應編有43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5個師，以後中央軍裁減縮編，中國共產黨也依此比例裁編。”
關於解放區問題，周恩來也提出共產黨願意從廣東、海南島、浙江、蘇南等8個地區撤退，僅駐防在山東、河北、察哈爾等北方地區。
盡管共產黨做了很大讓步，赫爾利也為了等和談結果而推遲了回國的行程，但國民黨方麵仍然不為所動。
在21日的會談中，國民黨代表僅把允許共產黨軍隊整編的數目從原來的12個師增加至16個師。
在當日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到這樣劍拔弩張的一幕。當國民黨代表一一否定了共產黨的提議後，王若飛當場拍了桌子，氣憤地說：“那麽，中央軍將我黨軍隊都消滅好了。”
麵對僵局，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今日我等之商談，係出於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共產黨的，故國民黨及其政府皆視我黨為被統治者，為投降者……今日我黨已承認蔣先生之領導地位，已承認國民黨為中國之第一大黨。就蔣先生之地位而言，隻有他可以說領導各黨各派，領導全中國，因此蔣先生不隻是國民黨之總裁，而且是全國的領袖，但國民黨卻不能以領導者自居，而以被統治者視我黨。”
赫爾利當晚找到蔣介石，軟磨硬泡，終於迫使蔣介石把共產黨軍隊數量讓至20個師。不過，蔣介石強調：共產黨必須承認此數，不能再加，並且不能再提按國軍數目比例的事。
赫爾利的歸國行程不能再拖了。他連夜找到毛澤東，想逼共產黨接受蔣介石的最後通牒。赫爾利向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交出軍隊，交出解放區，否則談判就要破裂。赫爾利這些話，是最後通牒式的施加壓力。
毛澤東從容不迫地用8個字來回答：“問題複雜，還要討論。”他說：“軍隊國家化，國家要統一，我們是完全讚成的，但前提是國家民主化，軍隊和解放區不能交給一黨控製的政府。如何民主化，還要討論。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總會想出克服辦法的。我們不主張破裂。”
不論赫爾利如何巧舌如簧，氣急敗壞，乃至言辭尖利，毛澤東堅不讓步。
第二天，赫爾利隻好帶著他未完成的任務返回美國，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談判在艱苦曲折的道路上繼續緩慢前進，鬥爭十分激烈。
9月27日，蔣介石心情鬱悶，索性帶著宋美齡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飛機上，蔣介石看到了當日《新華日報》上刊登的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報道。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現有120萬黨員，在它領導下獲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已遠超過一萬萬。這些人民，按照自願的原則，組織了現在數達120萬人以上的軍隊和220萬人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布於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外，還分布於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則分布於全國各省。”
看到這段話，多日來鬱積在蔣介石心中的憤怒爆發了。想到剿共多年，共軍卻越剿越多，如今共產黨代表已經與他在同一張桌子上談判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憤憤地寫道：“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尤不自後悔，而反要求編組120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7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就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炮製的《剿匪手本》，讓何應欽重印下發。到了西昌，他顧不上遊山玩水，一個人悶在屋裏策劃著一個驚天之舉。
在1945年9月29日的蔣介石日記中，他羅列了中國共產黨11條罪狀，並決心要扣押和審判毛澤東。對於“扣毛”的後果，蔣介石非常清楚。
蔣介石首先想到了美蘇雙方可能的反應。由於當初赫爾利曾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赴渝談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澤東，美國必定大為光火，而蘇聯很可能以此借口，強占東北，擾亂新疆。即便是這樣，他還是覺得值。
看起來，蔣介石馬上就要破釜沉舟，準備豁出去扣毛澤東、審毛澤東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猶豫起來。
10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共產黨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唯有天命是從也。”
蔣介石怎麽又回心轉意了呢？
一方麵，扣留毛澤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蔣介石一定會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擲，那麽婁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慮國際和國內的反應。
最主要的是，中國剛剛打敗日本，蔣介石覺得自己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他不相信毛澤東可以成事。他曾經說過，我有400萬軍隊，我想怎樣就怎樣！哪怕把毛澤東放回去，甚至再發給他一枚“勝利勳章”，來日沙場上見，照樣能穩操勝券。
在日記中，蔣介石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也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蔣介石一生中做過很多錯誤的判斷，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也許是感覺到了重慶空氣中彌漫的火藥味，10月初，周恩來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毛澤東來重慶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在某些問題上國共雙方短期很難達成一致，我方決定讓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談判很難有結果，國民黨方麵也隻得同意。在毛澤東回延安之前，雙方將曆次談判記錄整理成一個書麵文件《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
談判場上的火藥味，幾乎沒有在《雙十協定》中表現出來。《協定》一開篇就說：國共雙方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了談判。雖然雙方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還有分歧，但至少從字麵上看是積極的。
在《雙十協定》中，共產黨對軍隊數量問題又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從最初要求的48個師，已經降到24個或至少20個師，幾乎達到了蔣介石的心理預期。但也不難看出，《雙十協定》中還有許多未解之題，雙方隻有把各自的訴求都擺在上麵。
10月8日，雙方代表最後就《會談紀要》達成協議。
毛澤東重慶談判歸來
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時許，毛澤東在張治中和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從桂園前往機場。臨行前，他同桂園的工作人員和擔任守衛的國民黨憲兵都熱情地一一握手告別，向他們表示謝意。
邵力子、陳誠、張瀾等重慶各界人士和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同誌紛紛來到機場送行。43天尖銳而複雜的談判，毛澤東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
到機場後，毛澤東又同前來送行的蔣介石的代表陳誠以及其他人士握手道別，然後偕同張治中、王若飛登上一架草綠色的雙引擎C-47型運輸機。經過近4個小時的飛行，在下午13時30分回到延安。
毛澤東一到延安，當天就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報告這次談判的經過說：“我們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會輿論造成了非發公報不可。《會談紀要》是蔣介石提議，由周恩來起草的，也采納國民黨方麵的意見略有修改。國民大會和解放區問題還沒有解決。赫爾利回美國前，要我們交出解放區，說要麽承認，要麽破裂。我說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複雜，還要討論。”
毛澤東還談了對《紀要》的看法，說這個會談紀要，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曆史上沒有過的。第二是有成議的6條，都是有益於中國人民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要繼續談。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這次談判所達成的協議還是比較滿意的。讓毛澤東滿意的是，在重慶這43天中，除主持談判外，還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
毛澤東在重慶會見了政界、軍界、經濟界、婦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種傾向的代表人物；會見了幾個國家的駐華使節；會見了中外記者，還會見過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的3名士兵，並且同他們一起合影。
雖然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舉步維艱，但毛澤東在談判桌外的社交活動可以說是異常豐富，處處顯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與氣度，使國民黨宣傳中青麵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掃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來到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拜訪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毛澤東和張瀾在這次來重慶以前，從沒有見過麵，但他們神交已久。
張瀾家旁邊就住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特意囑咐不要在客廳見麵，而選在張瀾的臥室中晤談。
賓主剛一落座，張瀾就不安地對毛澤東說：“這明明是蔣介石演的假戲啊！國共兩黨要談判嘛，你們可以像過去那樣，派恩來先生，加上若飛先生，來談就可以了。何必動潤之先生的大駕呀……蔣介石在演鴻門宴，他哪裏會顧得上一點信義！前幾年我告訴他：‘隻有實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他竟威脅我說：‘隻有共產黨才講實行民主’。現在國內外形勢一變，他也喊起‘民主’、‘民主’來了！”
聽了張瀾的話，毛澤東風趣地說：“民主也成了蔣介石的時髦貨！他要演民主的假戲，我們就來他一個假戲真演，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出是非，這場戲也就大有價值了！”
隨後，毛澤東向張瀾詳細地介紹了解放區的開創和建設情況，解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此次和談中提出的幾項主張。
張瀾連聲說：“很公道，很公道！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采納施行。看起來，這場戲倒是有看頭。”
張瀾說：“蔣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轉，弄假成真，化幹戈為玉帛，那就是全國人民之福呀！”
毛澤東在重慶與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話，其中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沁園春?雪》的發表。到達重慶的第四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到柳亞子寓所去拜訪他。毛澤東就會見了老朋友柳亞子。
柳亞子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又與毛澤東共事過一段。由於兩人都愛好詩詞，所以較一般朋友顯得更加親密。
得知老友到達重慶，柳亞子興衝衝地來到毛澤東居住的桂園探望。柳亞子詩興不減當年，一見麵就贈了毛澤東一首詩。
柳亞子在詩中寫道：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亂倘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柳亞子這是稱讚毛澤東這次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涉險來重慶談判的義舉。
吟罷自己的詩，柳亞子又請毛澤東也賦詩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澤東哪有雅興寫詩，於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陝北時所作的一首舊作《沁園春?雪》贈給了柳亞子。
柳亞子展讀之餘，讚歎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
起初，柳亞子想把這首詞拿到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但《新華日報》的同誌說，主席不想讓青年人知道他做舊體詩，所以隻發表了柳亞子的《和毛潤之先生詠雪詞》。
可每每有朋友造訪，柳亞子總忍不住拿出這首詞與人一同鑒賞。這樣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不久《沁園春?雪》就在重慶傳開了。
彼時，吳祖光正在重慶擔任《新民晚報》副刊“西方夜譚”的主編。讀到坊間傳抄的《沁園春?雪》時，他擊節稱讚，認為作為一名報紙副刊編輯，遇到這樣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新民晚報》是一張民營報紙，所受約束較少，於是就自作主張在《新民晚報》副刊上發表了這首《沁園春?雪》。
吳祖光還在詞後加了一段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
《沁園春?雪》發表時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澤東早已回到延安，但這首“詠雪”詞還是轟動了山城。
蔣介石讀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句時，大為不安。他對自己的宣傳部長陳布雷說：“我看他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想複古，想倒退。你趕快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他。”
可他們征集上來幾十首《沁園春》詞作，卻沒有一首能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相提並論的。
10月4日，毛澤東接到柳亞子一封信後，複信說：“時局方麵，承詢各項，目前均未至具體解決時期。報上雲雲，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輩多從曲折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而困難之克服，絕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此點深望先生引為同調。”
毛澤東一邊出訪，同時還要接待客人。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的會客廳設在張治中的公館“桂園”。
9月的一天，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王炳南，把王昆侖、屈武、侯外廬等一一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請客人們落座，大家呈半月形拱圍住毛澤東。
王昆侖說：“此次談判，前途堪憂，恐怕收效甚微。”毛澤東詼諧幽默地說：“國共和談，宛似兩個人談戀愛，總要論及婚娶。現在吾黨有誠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國共兩黨準會結婚。”
侯外廬教授擔憂地說：“隻怕剃頭挑子一頭熱。國民黨猶如病入膏肓、風燭殘年的老人，共產黨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齡女郎。這樣兩人結婚自會希望渺茫。”
毛澤東插話打趣說：“老頭子刮刮胡子淨淨麵，不就行了嗎？”
眾人哄堂大笑。人們知曉，這是毛澤東比喻說國民黨內部的自身改造問題。
此時，王昆侖沉吟慨歎：“即使結了婚也是悲劇喲！”
毛澤東就勢悠然正色道：“當前蔣介石正玩弄著發動內戰與和平談判的兩麵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變作正人君子。我們也要變的。要學孫悟空鬧龍宮，闖地府，七十二變，外加十萬八千裏筋鬥雲……”
在座的侯外廬脫口而出：“《紅樓夢》有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也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不正好說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麵轉化嘛！”
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我們的目標是4個字‘和平民主’，這與蔣介石打算正相反。不過，他願意談，我就談；他願意打，我就打；他願意邊談邊打，我就邊打邊談，反正我是延安來的客人，客隨主便嘛！”
一席話，於幽默中使眾人深受啟迪。王昆侖恍然大悟地說：“真是醍醐灌頂，頓開茅塞啊！”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各項日程安排得滿滿的。此時，與他闊別了20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九三學社”的創建人許德珩及其夫人勞君展，更是急於與老友相見，暢敘別情，但又擔心毛澤東日理萬機，無暇顧及。
可就在毛澤東到重慶的第二個周末，許德珩突然接到一封大紅請帖，上書道：茲訂於9月12日上午10時，在紅岩嘴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謹備菲酌候教，希撥冗惠臨。
毛澤東、許德珩夫婦接到請柬後，興奮不已，按約定時間徒步走進紅岩村。
老友相見，毛澤東興致頗高，3個人追憶了當年他們在北大參加“平民教育講演團”等許多難忘的舊事。
敘談中，毛澤東拿出從延安帶來的紅棗、小米等土特產相贈。一提起延安，引起兩位故友的無限向往之情。
此時，毛澤東談起他初到延安時，曾獲得北平的進步文化教育界朋友的關懷與支持，送來了十分珍貴的布鞋、懷表與火腿等物品。
說到此處，許德珩說：“不知毛先生是否了解，這些東西是誰送的？”並指著夫人勞君展：“都是她的功勞喲！”
那是1936年深秋的一天，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徐冰、張曉梅造訪許德珩夫婦，其間談及延安物資供應十分困難，吃的用的十分匱乏，沒有布鞋，隻得穿草鞋，領導人連塊懷表都沒有。
許德珩夫婦當即決定用自己積蓄的300元錢，由張曉梅陪同勞君展到東安市場買了12塊懷表、30多雙布鞋，包裝妥後交給徐冰夫婦給毛先生帶去。記得當時張曉梅還問要不要毛先生打個收條，許德珩夫婦連聲說：“不要，不要！”
故友娓娓道出9年前的這樁往事，毛澤東深受感動，隨即風趣地對作陪的周恩來說：“現在補張收條吧！”
頓時席間一陣歡笑。
實際上，毛澤東代表共產黨當年收到這批珍貴物品時，是寫了收條和感謝信的。
毛澤東於1936年11月2日親筆寫的感謝信中這樣說：“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
在重慶，毛澤東不但與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歡，還主動接觸國民黨中各派大佬。就是對一向反共的陳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他說：“國民黨是一個政治聯合體，要作具體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做鐵板一塊。”
毛澤東當時的秘書王炳南記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陳立夫、戴季陶這樣的反共專家，我們平時都看做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麽好見的呢？”
毛澤東則開導大家：“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讚成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的接觸。”
9月20日，他在秘書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陳立夫。見麵後，他用回憶往事的口氣，談起大革命初期國共合作的情景，然後在談笑自若中批評國民黨後來實行的剿共政策。
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隻好扛槍上山了。”
毛澤東談笑間蘊藏機鋒，搞得陳立夫異常尷尬，連聲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另一次，毛澤東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來時正好在小路上同蔣介石相遇。蔣介石問他去哪裏，他說去見了戴季陶。蔣介石先是一怔，然後說：“好，見見好，見見好。”
有的人指責：“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
毛澤東針鋒相對地回答：“‘不要另起爐灶’的話我很讚成，但是蔣介石得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麽辦？”
在重慶，毛澤東的活動十分繁忙。舉《新華日報》一天的報道為例：“外交部王世傑部長昨日晨10時往訪毛澤東同誌，暢談很久。下午15時以後，毛澤東同誌往訪於院長、戴院長、白崇禧將軍、吳稚暉先生等。下午17時，晤韓國臨時政府張先生，18時又接見文化界郭沫若先生，19時30分赴蘇聯大使館宴請並觀電影。”
這裏，還沒有把他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研究工作等活動包括在內。
毛澤東在重慶還探訪了一些故舊。毛澤東很念舊，不忘老朋友們。到重慶後，開了一個他過去相熟的新民學會會員的名單，要秘書王炳南去了解他們的近況。
後來秘書打聽到其中一位，當時賦閑在家，窮愁潦倒，住在一麵山坡上。毛澤東便親自去看他，還叫部下事先不要驚動主人。
當毛澤東帶人走進一間低矮潮濕的小屋，告訴主人，毛澤東來看望他時，主人顫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著毛澤東，臉上滾下簌簌的熱淚，半晌說不出話。
屋子矮小陰暗，不便招待客人，王炳南便同他拉過幾把舊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敘舊。
毛澤東在同各界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一是交流政治見解，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二是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實際情況；三是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大後方以及國外人們的情況和想法。
毛澤東在回到延安後所作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談到這方麵的感受時說：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麵。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10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餞行宴會。受邀的國民黨黨政軍和重慶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張治中和毛澤東都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酒會一直洋溢著喜慶的氣氛。會後張治中還專門找來重慶有名的厲家班演了一出京劇《群英會》。
就在大家正興致勃勃地看戲時，突然進來一個人在周恩來耳邊耳語了幾句，周恩來臉色驟變，起身出了會場。
張治中的秘書餘湛邦記得，張治中和他看到這一情景都很納悶。散會後回到政治部才知道，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被國民黨士兵開槍打死了。
正值毛澤東要返回延安的當口，突然出了這麽檔子事，國共雙方都非常緊張。是事故，還是謀殺？當時國共雙方都搞不清楚。
餘湛邦記得，當晚張治中急得團團轉，到處打電話詢問情況。蔣介石也親自命令戴笠調查此事。後經調查發現，這起事故是個意外。
原來，當天下午，柳亞子到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拜見周恩來，了解談判情況。談了一會話後，柳亞子起身告辭。周恩來讓李少石把柳亞子送回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的家裏，負責開車的是剛來不久的司機熊國華。熊國華事後接受采訪時回憶，送柳亞子出門時已是下午16時45分了，可17時30分他就要送毛主席參加活動，他一路猛踩油門，到了中央大學門前時已經17時10分了。著急的熊國華對柳亞子說：“我5點半還有要事，必須趕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亞子下車步行回家。熊國華和李少石風馳電掣地往回趕。重慶多是山路，彎彎曲曲很不好走，行到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附近是個下坡，由於車速太快，躲閃不及，車的後門撞倒了一個正在路邊方便的國民黨士兵。
熊國華回憶，當時他並沒有察覺，還是一股勁地往前開。後麵士兵大喊，他也沒聽見。被撞士兵的班長氣急敗壞，朝汽車開了槍。
子彈穿過車後的工具箱，射進李少石的肺部。熊國華聽見槍響回頭一看，見李少石已經手捂胸口，滿身是血了。熊國華趕緊開車把李少石送到了重慶市民醫院。
晚上19時，得知消息的周恩來趕到醫院，李少石已經傷重不治。
得到匯報後，蔣介石如釋重負。為了讓公眾眼見為實，他下令將被撞傷士兵吳應堂從中央醫院轉到市民醫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遺體的病房隔壁。這樣，來送別李少石的人們，同時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來親自到市民醫院，看望了被撞成重傷的吳應堂，誠摯地說：“對不起，我們的車撞傷了你，我代表八路軍辦事處向你表示歉意。我們會承擔你的全部醫療費、營養費和後期治療費，請你安心養病。”
同一天，周恩來、王若飛和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在桂園客廳裏正式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紀要》。
簽字儀式後，政府代表邵力子說：“此次商談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賴於毛先生之不辭辛勞。”
接著，毛澤東從樓上走下來，同在場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賀。當夜，毛澤東又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到山洞林園同蔣介石長談了一個晚上和一個早晨。
毛澤東告訴蔣介石，他回延安後，周恩來、王若飛仍留在重慶同國民黨代表進行商談，使《紀要》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能在召開政治會議以前得到解決。國共談判就此告一段落。
在此不得不談一下，周恩來在重慶談判期間，為毛澤東的安全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
蔣介石對毛澤東不善，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說，毛澤東的這次重慶之行其實是冒著極大風險的，隨行眾人心裏都清楚，蔣介石若想要在重慶除掉毛澤東，簡直是易如反掌。
既然毛澤東自己都知道危險，那麽共產黨方麵對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是極為重視的。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結束之後之所以能安全返回延安，原因有很多，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保護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就連毛澤東吃的飯菜，周恩來都要自己先嚐。
從延安出發之前，周恩來特意給在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的錢之光、徐冰和張明發出最高等級的機密急電。
在電文中，周恩來說，毛澤東即將來渝，要求辦事處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特別是保衛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來在電文中對毛澤東的警衛、住房、飲食、交通等一一作了具體指示，特別囑咐為毛澤東新建一個小灶，保證飯菜的安全。他還指示辦事處要把二樓東側房間騰出來，作為毛澤東的宿舍和辦公室。
抵達重慶的第一天晚上，蔣介石在住所林園設宴款待毛澤東及其率領的代表團。在宴會上，蔣介石以主人的身份，首先舉杯祝毛澤東健康，隨後，美國的赫爾利大使、魏得邁將軍以及國民黨要員邵力子、張治中和吳國恢等人也先後與共產黨領導人碰杯。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的酒量一般，因此，在和重要人物喝過酒之後，周恩來幾乎代喝了毛澤東所有的酒。酒過三巡之後，毛澤東依然神采奕奕，喝過很多酒的周恩來也談笑自如，讓蔣介石和到場來賓佩服不已。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周恩來除了和國民黨代表舉行談判外，其他時間幾乎變成了毛澤東的保鏢，和他朝夕相處，形影不離。
對此，周恩來告訴毛澤東的衛士，擋酒一來是知道毛澤東的酒量不好；二來是怕喝多了傷身體。試吃飯菜是怕有人在飯菜裏下毒，謀害毛澤東。
毛澤東在延安，已經養成了晚上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到了重慶之後，蔣介石安排毛澤東住在林園之內，離開了長期居住的窯洞，毛澤東的“生物鍾”也被打亂了。早晨重慶那略帶鹹味的晨曦透過窗簾撲麵而來，毛澤東睡不著了。
為打發時間，同時也是緩解長期會談帶來的緊張壓力，毛澤東白天總是披著睡衣，趿著拖鞋，在園中散步，思考國家大事。
在目睹了毛澤東這一新的“習慣”之後，周恩來非常憂慮，他送給毛澤東16個字：晨風如厲白露為霜，付莽堪虞為國珍重。所謂付莽，就是指伏在草叢之中的士兵。毛澤東一看之下就心知肚明，從此之後不再散步。
毛澤東在重慶的43天裏，正是因為有了周恩來等人的保護，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才能精力充沛地同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談判和鬥爭，才能在重慶談判後安然無恙地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偕同張治中、王若飛回到延安。毛澤東一到延安，就召開政治局會議，報告這次談判的經過，談了對《紀要》的看法。
第二天，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又為黨中央起草了一份給各中央局並轉各區黨委的指示，對重慶談判作了客觀的評價。
10月17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一次報告。這個報告後來以《關於重慶談判》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指出：“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隻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樣，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在全國和全世界麵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在《雙十協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就發布了剿共密令，告誡各級軍人：對共產黨“若不速與剿除，不僅8年抗戰前功盡失，且必貽害無窮，使中華民族永無複興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