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31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在香山接見並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
毛澤東充滿自豪地對他們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誌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揭穿敵人假和平陰謀
1949年1月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3月間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規定了黨在1949年的任務是：“爭取占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
黨中央還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戰役以後，幾個大的野戰軍必須休整至少兩個月，完成渡江南進的諸項準備工作，然後，有步驟地穩健地向南方進軍。”
“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已成為解放區軍民的強烈呼聲和響亮口號。
從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兩個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國民黨政府對“全麵和平”喊得越來越熱鬧了。
在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兵臨長江、南京城內已微聞炮聲的情勢下，眾叛親離的蔣介石被迫“引退”，離開南京，抬出了“代總統”李宗仁應付政局。
實際上，蔣介石隻是退居幕後，仍掌握著對國民黨政府殘存的大權，而且他還在秘密籌謀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的計劃。
同時，在浙江奉化溪口，蔣介石還建立了7座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名義指揮軍隊，“以黨控政”，構築長江防線，企圖以“和談”為幌子，“劃江而治”。
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正規軍還有71個軍227個師的番號約115萬人，加上特種兵、機關、學校和地方部隊，總兵力為204萬人，其中能用於作戰的部隊為146萬人。
不過，國民黨的這些部隊，多是新建或被殲後重建的，而且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在戰略上已無法組織有效防禦。
蔣介石為了贏得時間，依托長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軍力等待時機卷土重來，一方麵宣布隱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總統”，並出麵提出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另一方麵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總攬軍政大權，積極擴軍備戰。
蔣介石將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統一指揮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東部的軍事，會同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指揮的部隊組織長江防禦。
李宗仁在蔣介石“引退”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表示“中共方麵所提‘八項條件’，政府即願開始商談。”
看起來，李宗仁似乎願意以中國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開始和談。其實，他隻是想通過和談，同中國共產黨實行“劃疆而治”以保住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
毛澤東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為了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早日實現和平，還是複電李宗仁表示願意同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並托人轉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係應準備實行和蔣係決裂，和我們配合解決蔣係，才能站在人民方麵。”
李宗仁代總統後，便擺出開明姿態，一方麵下令釋放政治犯，恢複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另一方麵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訪晤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羅隆基、張瀾等。
李宗仁認為，自己若得到這些人的支持，一定能造成第三種力量，製造反共輿論。他以為這樣我黨就會不得不停止解放戰爭。
對李宗仁的活動，我黨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
1月25日即以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指出：“對國民黨的偽善，人們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同日，黨中央發電指示上海、香港黨組織，要求迅即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的聲明及我黨上述談話，連同我黨1月14日的聲明向國民黨各大城市廣為散發，使廣大群眾不受美帝及國民黨的欺騙。尤其要注意爭取中間分子。
1月28日，黨中央又致電上海黨組織，要他們同尚在上海的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交換意見。
電文中大意是：如果南京反動政府及李宗仁、孫科、邵力子、張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項條件”，並即逮捕各主要戰犯，以便實現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隻提出要南京反動政府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恢複民主同盟活動及容許被封的報紙，雜誌複刊等，那就是很危險的。”
“因為對各項要求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對後項要求既易為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讚同，又易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結果轉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動，而且有承認反動統治之嫌。”
要求著重說服他們堅持李濟深等55人聲明的立場。
已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在這方麵做了許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讚、田漢、胡愈之、韓兆鶚、嚴信民、吳晗、楚圖南等聯名致電張瀾、黃炎培、史良、陳銘樞、羅隆基等人。章乃器、施複亮、孫起孟等也致電香港的民主人士，請他們堅持正確的立場。
與此同時，黨中央還向上海等地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他們配合這一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發動工人、學生等群眾運動。
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工會、學生會等團體可公開活動，被啟封的報紙可自動複刊，並注意使中間階層人士的民主運動和群眾運動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談判的欺騙性。
實際上，李宗仁雖然想采取一些旨在爭取中間力量的做法，但在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抵製下，所謂“釋放政治犯”、“恢複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等命令，多未兌現。
這樣，李宗仁就在廣大人民麵前暴露了國民黨並無和平誠意，反使自己處於政治上更加被動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也沒有受其蒙騙，李宗仁爭取第三方麵的企圖基本失敗。
李宗仁這時仍未放棄假和談的基本立場，但迫於形勢，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
在此前後，為了試探共產黨方麵的反應，李宗仁還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與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李維漢接洽。
1月12日，白崇禧派黃紹竑飛抵香港，想托李濟深幫忙，促成桂係方麵單獨與我黨和談。
但此時李濟深已來解放區了，黃紹竑即通過我黨在港負責幹部，致電李濟深，表示為促蔣介石下野，“尤宜與中共方麵取得諒解與合作，方為有利”。
李宗仁代總統後，派黃啟漢、劉仲華為代表到達北平，葉劍英接待了他們。黃啟漢、劉仲華轉達李宗仁的話說：“李宗仁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具體辦法是：實現局部和平；切實在‘八項條件’之上內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
葉劍英答應將其談話內容轉給黨中央。
2月1日，黨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指出：黃啟漢、劉仲華的談話“是有政治內容的，而且有文章可做”，“如劉仲華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寧，麵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蔣、反美，接受毛澤東‘八條條件’的真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
2月12日，劉伯承、陳毅在河南信陽接見了白崇禧派來的私人代表李書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對白崇禧及國民黨湖北省主席張篤倫、河南省主席張軫的態度。
劉伯承、陳毅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立場，並以傅作義為例，反複說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實際行動作出貢獻，我們將歡迎和優待，張軫、張篤倫也是這樣。
李宗仁還直接、間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來洽談，我方都采取了積極接待的態度。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邱致中、吳裕後等於2月6日抵平。葉劍英接待了他們，並說明了和平必須是在“八項條件”基礎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經過交談，他們表示認識到共產黨是要和平的，戰爭販子在南方。
2月14日，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平，邵力子以私人資格隨團前來。對於這個代表團，中國共產黨采取積極熱情、誠懇坦白的方針，由葉劍英負責接談。還邀請傅作義、鄧寶珊等同他們接觸。
翌日，葉劍英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會晤，並於當晚設宴招待代表團一行，傅作義、鄧寶珊也應邀赴宴。初晤結果表明，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對我黨是友好的，向我黨表示了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後工作的某些建議。
但他們此次的目的，是想國共兩黨以對等身份實行南北議和。
葉劍英坦率地指出：“實現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基本上有兩種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從我們的願望講希望北平方式，但這取決於國民黨是否以民族利害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希望李宗仁認清形勢，按照‘八項條件’，同蔣介石真正決裂。”
2月17日，我方召開歡迎“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團”大會，北平市副市長徐冰講了話。會後，葉劍英又分別與代表團成員晤談。
第二天，董必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宴請顏惠慶一行進行了深入的談話。
2月20日，還邀請他們參加招待民主人士的400人的大宴會。
22日，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團飛抵石家莊，傅作義、鄧寶珊同行。
李維漢去石家莊迎接他們，陪同他們抵達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在石家莊西柏坡接見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團”名義趕來的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4人，就國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這樣就為正式和談鋪平了道路。
他們也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區的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這對他們回去後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後來參加新政協是有重要作用的。
經過兩天會談，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國共產黨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國共產黨14日聲明及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一致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葉劍英曾按照黨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
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需要回去，不過，下次可以再來。”
2月17日，他們帶了毛澤東給李宗仁的一封信離北平返南京。
就在這一天，李宗仁正在廣州勸說遷往那裏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遷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長孫科的堅拒。
一聽到新華社廣播願同他進行和談的消息後，立刻在2月25日從廣州飛回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了他們的“對共和談三項原則”：一是，和談雙方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共產黨方麵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條件；二是，有鑒於鐵幕內各國之慘痛遭遇，政府斷不應接受由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之聯合政府。政府為此應向共產黨方提議劃疆而治；三是，共產黨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決不能全麵接受，隻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下，以其為談判基礎。
這個“三原則”實質上仍是蔣介石的那一套。
李宗仁自己心裏也很明白。他後來說：“當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們能守住長江，使共產黨方麵在談判之外，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根據此三項原則來和我們談判的。至於長江是否能守住，那當然又是另一問題。”
國共北平和平談判
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一開完七屆二中全會，在3月23日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毛澤東到北平後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
3月26日，即他們到達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4月1日；談判地點為北平；共產黨方麵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以1月14日毛澤東對時局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
31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在香山接見並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
毛澤東充滿自豪地對他們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誌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談代表團抵平。
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成員有邵力子、劉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等組成。我方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代表有林伯渠、葉劍英、林彪、李維漢等，後來又加派聶榮臻。
李宗仁雖然公開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但這是假的。實際上是想保存國民黨的政府與軍隊，占有江南數省，以待東山再起。
李宗仁在台上進行和談活動，蔣介石在台下則加緊實施在3至6個月內完成大規模擴軍的計劃。
其備戰計劃包括：重建400個師；征募250萬新兵；重新召集退役軍官；編製新的裝甲兵團；擴充空軍。
這是我們和廣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談判的焦點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項條件條”還是假接受“八項條件”。
談判前夕，張治中曾去溪口見蔣介石。對此，我黨是有警惕的。
張治中抵北平後，周恩來即當麵質問他，指出這顯然是蔣介石仍在幕後操縱，並質詢南京“四一慘案”事件真相。
張治中作了一些解釋。
4月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尖銳地指出：“雖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參與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但是他們和繼續主戰的蔣介石及其死黨一樣，反對人民解放軍繼續前進，反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條件’。他們要把反動勢力保存下來，作為卷土重來的資本。”
社論指出這是一種極荒謬、極反動的態度，是與立功贖罪的態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論嚴肅地表明了我方的態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團的幻想。
為了充分交換意見，從2日至12日，先由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磋商，醞釀協定的方案。
南京代表們一方麵與我方代表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一方麵還與李濟深、黃炎培、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等多方麵交談。
4月8日上午，為了推動談判順利進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張治中。
毛澤東看了李宗仁的信後對張治中說：“德鄰先生雖同意按‘八項條件’作為基礎進行談判，看來對戰犯的問題還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難吧？好，為了減少你們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
毛澤東又說：“和談方案先由共產黨方麵草擬，拿出方案後再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果李宗仁、何應欽、於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就更好。”
對於今後的建設問題，毛澤東說：“今後，我們大家來做的，大家合作做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來結束戰爭，恢複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開展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人民穩定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
毛澤東同張治中長談了4個小時，還邀請他一起吃午飯。張治中得知毛澤東、周恩來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辭而歸。
第二天，毛澤東又同南京代表團的邵力子、章士釗交談。第三天，同黃紹竑、劉斐談。
毛澤東在詢問了黃紹竑、劉斐到北平的生活情況之後，對劉斐說：“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劉斐說：“我是醴陵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接著，劉斐話題一轉說：“蔣介石打不下去，讓李宗仁出來求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毛澤東說：“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隻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
頓了一下，毛澤東接著說：“李宗仁現在是六親無靠哩！”
毛澤東還扳著指頭對劉斐、黃紹竑說：“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國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係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踱了幾步。然後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隻要你們真正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為了促成和談成功，毛澤東還做了許多相應的部署。從4月2日至11日，分別致電總前委鄧小平、陳毅，第二野戰軍領導人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第三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
毛澤東告訴他們：“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軍勿攻安慶，駐安慶桂軍可以撤退等語。我們認為可不攻安慶，讓安慶守軍向武漢撤退；依據談判情況，決定我軍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遲至22日渡江；目前數日內請令各部不要發生任何戰鬥。”
4月13日晚，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次正式談判，討論由共產黨代表團提出的和平協議方案。
當時南京政府代表團同人有這樣的一個共同認識：對國民黨方麵，認為失敗是肯定的，我們既然注定失敗，何必還一定拖累國家和人民。
我方提出了在“八項條件”原則基礎上製定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周恩來對草案的各條作了說明，雙方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我黨的態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項條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項條件”，主要集中在“接收和改編”兩個根本問題上。
關於我軍渡江接收國民黨軍隊問題。
南京方麵企圖劃江而治。何應欽曾在12日電示南京代表團說：“簽約後駐軍，第一期最好各駐原防地，渡江問題要嚴加拒絕。”
我方則指明，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接收國民黨政權。周恩來說：“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那樣，由於中途妥協而使反動派最後又得到勝利。因此，要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
南京代表團雖然不能反對渡江，但總希望慢一點。我方指出：“慢一點渡江，無異給廣州、溪口以掩護，使之獲得喘息之機。同時我方也向他們表示，在談判期間可暫不渡江。”
關於改編國民黨軍隊問題。
南京代表團希望雙方軍隊分期分批各就駐在區域內自行改編，這實質上是要保留其軍隊。
我方則堅決主張依據民主原則，改編國民黨的反動軍隊。至於改編方法，考慮到國民黨軍隊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編製集中整理，然後再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後來，南京代表團同意改編，但希望將改編劃分為兩個時期，在聯合政府成立前，國民黨所統轄的部隊由他們自己處理；聯合政府成立後，再由整編委員會處理。
我方不同意這樣辦。
以上兩條是關係到人民革命能否進行到底的根本問題，是不能讓步的。但是為了盡量爭取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我黨在其他問題上做了許多讓步。
在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草案提出了40餘條意見，我方接受了20餘條。例如戰犯問題，南京方麵是很關心的。
毛澤東在4月8日致李宗仁電中就談道：“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條件’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為標準。”
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戰犯問題爭得很厲害，主張不要將戰犯問題寫入協定。
我方照顧他們的意見，將戰犯分為兩類，對其中怙惡不悛者，應於從嚴懲辦；而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準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
除戰犯外，對於國民黨軍隊官兵及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決議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寬大處理的精神，其他各項問題也在認真聽取南京代表團的意見後，做了適當的解決。
談判中，我方代表團還主動向他們保證，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協定，中國共產黨將負責同各民主黨派協商，接受他們以及南京政府方麵若幹人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參加聯合政府。
4月14日，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受周恩來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報告第一次談判的經過以及南京代表團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意見，並廣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見。
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先後發了言。
他們的意見很集中，認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讓步，《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寬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國民黨反動政權、改編其軍隊及戰犯這些根本問題上，不應該再讓步。
最後，李維漢將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團20餘條意見後修改過的《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讀，大家均表同意，並認為不需要逐條討論了。
當天，毛澤東致電前線指揮員，並告訴他們：“張治中等表示原則上接受我方草案，僅在個別問題上有意見。唯南京李宗仁、何、白、顧等是否能拒絕美蔣幹涉願意接受，則尚無把握。”
毛澤東要求他們做好多種準備。
4月15日晚，國共雙方召開了第二次正式談判會議。會上宣布了協定的修正案。
周恩來說：“這是定稿了。我們總是盡量求取原則上的同意和實施技術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團說服南京政府，使協定很快簽字，從而推動和平事業的進行。”
最後，周恩來鄭重宣布：“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願意簽字，需在20日以前表態。”
4月16日，南京代表團派出黃紹竑、屈武兩人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飛回南京請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這一協定。
當天，毛澤東又致電前線指揮員：“南京是否同意簽字，將取決於美國政府及蔣介石的態度。如果他們願意，則可能於卯哿（4月20日）簽字，否則談判將破裂。”
毛澤東曆來主張遇事要做好應付各種可能的準備，叮囑前線指揮員：“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上麵，並保證於22日一舉渡江成功。”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應欽的複電，他們不同意在《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上簽字，並反對渡江。這樣，國共談判最終沒有達成一致協議。
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渡江命令：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決心將他們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打到底。
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在今年1月1日所提議的和平談判，不過是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前推進，以便反動派獲得喘息時間，然後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勢力。
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謂承認中國共產黨8個和平條件以為談判基礎是完全虛偽的。
命令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便全麵渡江。
這次和談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和談鬥爭揭穿了美國和國民黨假和談的陰謀，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基本立場及為此而製訂的實現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經幻想走中間道路的同盟者，從政治上提高和加強了統一戰線。
同時，在和談鬥爭中，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及《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對於分化瓦解敵人，爭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動統治行將崩潰之時，其內部四分五裂，人心渙散，士氣沮喪，充滿了失敗的情緒，許多人急於找出路。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及《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向他們指明了出路。
這樣，一方麵是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威力，另一方麵是“八項條件”及《國內和平協定》強大的政治威力，這就加速了反動營壘的崩潰。當“八項條件”發表時，黨中央即指示將“八項條件”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廣泛宣傳。
談判破裂後，毛澤東、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及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協定。”
在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國民黨軍政人員接受和平條件和率部起義者極多，最著名的有傅作義率部20萬在北平接受改編；程潛、陳明仁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率部在湖南起義；陶峙嶽、包爾漢率新疆10萬軍政人員歸向人民等。
這些與“八項條件”和《國內和平協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開的。記得當年有個說法：“八項條件”抵得上百萬軍隊。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談判破裂後，李維漢陪同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召集各黨派、團體和民主人士代表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南京政府拒絕和談及時局的發展》的報告。
與會的馮友蘭等一批教授會後向表示：“中國共產黨所提和平方案，條件非常寬大，南方人民將更清楚地看到誰是誰非。”
馮友蘭等還希望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全中國，相信中國共產黨今後能與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
對於南京代表團的大多數人，我黨都是非常熟悉的。他們當中有的人同情中國共產黨，如章士釗；有的人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並不讚成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屬於地方派係，在國民黨政府中並不得勢，如劉斐、黃紹竑，他們一般是有和平願望的。
我黨既把他們作為談判的對手，同時又把他們作為爭取、教育的對象，並通過他們爭取李宗仁真正同蔣介石決裂，按照“八項條件”達成協議。因此他們來北平後，黨中央除熱情接待外，還對他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正式談判前，我方代表多次與他們個別談話，交換意見。
特別是毛澤東，從4月8日起，分別邀請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李蒸、盧鬱文談話，使他們思想有了轉變。
見了毛澤東後，張治中很興奮。吃飯時，他談到了共產黨的樸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和虛心學習種種美德。
張治中感慨萬端地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
在這一期間裏，國民黨的代表們親眼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人民當家做主的情形及中國共產黨幹部的優良傳統，很為感動。
4月7日晚，黨中央專門為南京代表們安排了一場晚會，演出了秧歌劇。
演出完後，張治中對我方人員說：“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場，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領會一種新藝術的觀點，我始終是在笑著。我衷心地喜悅，這是我們民族的活力，一種青春的質素在裏麵。”
南京代表中有人還與三輪車夫、飯店茶館店員、大學生、中學生談話，深切地感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大有前途的。
他們承認國民黨的錯誤和失敗，承認今後的國家工作應由共產黨來領導，同意了《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並表示願意說服李宗仁接受這一協定。
在談判桌上，張治中坦然地表示：“國共兩黨的鬥爭，到今天可以說告一段落了，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開闊些，重新合作。”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積極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談開始前，毛澤東接見李濟深、沈鈞儒等多人，並將我方的具體方案、文件先與民主人士商量。
會議開始後，也將情況向他們通報。李濟深、譚平山、王昆侖、陳此生、陳邵先、朱學範、許寶駒等也多次與南京代表談話。
如4月2日，張治中等6人去見李濟深，李濟深向他們說：“孫總理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始終未能實現，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都做到了。他們與孫總理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做錯了，我們要承認。”
張治中等就“中國共產黨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等問題提出詢問，李濟深一一作了解釋。這些談話，對南京代表團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李濟深還派私人代表朱蘊山、李民欣同劉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軍渡江後，南京方麵曾派飛機來接代表團返寧。我方考慮他們回去後的安全問題，挽留他們。
周恩來曾於20日夜打電話給張治中、邵力子，請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請南京和談代表團成員全部留下；對已協議的《國內和平協定》，日後還會起作用；代表團各位今後還會有貢獻，請他們考慮。
任命鄧小平為總指揮
淮海戰役的勝利，把蔣家王朝推向了覆滅的邊緣，對全國解放戰爭戰局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南線國民黨軍的精銳主力基本被消滅。
人民解放軍乘勝南下，直指長江北岸，國民黨統治的政治、經濟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長江中下遊中心城市武漢等地，已處在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威脅之下，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權，國民黨蔣介石調集約70萬兵力，構築了一道號稱“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
其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部約45萬人，布防在上海到江西湖口地段；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部約25萬人，布防在湖口至宜昌一線；另以海軍艦艇120餘艘、空軍飛機280多架協同作戰。
蔣氏政權幻想憑借長江天險和海空優勢，阻滯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1948年12月上旬，在淮海戰役尚在進行的時候，黨中央、中央軍委就初步醞釀了“渡江作戰計劃”。
1949年1月12日，中央軍委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電報《中央軍委關於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進行休整並完成渡江作戰準備工作致粟裕、陳士榘、張震等電》：粟、陳、張並告鄧、張：
同意華東野戰軍以一個兵團進駐蚌埠地區，其餘各兵團分駐隴海南北適當地點。
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休整時間現定兩個半月，由子刪（1月15日）至寅世（3月1日）止，每半月為一期，共為5期。
望按此部署休整，並完成渡江作戰諸項準備工作，待命出動。詳由劉、陳麵告。
鄧、張，即鄧小平、張際春。
張際春，當時任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劉、陳，即正在西柏坡開會的劉伯承、陳毅。
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在總前委的領導下立即轉入部隊整訓、整編工作。同時，總前委致電黨中央，希望提前調動東北野戰軍。
電文中說：“醜江電奉悉。經初步研究，為適應形勢發展，我軍提前於3月初行動，向南進軍。雖然整補略嫌不夠，但仍然是能勝任執行作戰任務的。因此，我們對一切渡江準備工作，當加緊進行，以便3月初待命行動。”
“唯照醜江電部署計算，林羅部整訓至3月上旬為止，於3月10日以後行動，則與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出動距離會相距一個月以上。如此會給敵人以抽調武漢兵力轉用於京滬的機會。如果發生此種情況，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渡江作戰是不利的。”
“據現有材料，敵方除武漢兵力外，現在蘇南，皖南可集結55個師。我們考慮，為求渡江作戰更加穩妥，且不妨害林羅休整及改編偽軍，建議先抽派林羅部5個軍、6個縱隊，計4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