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9日，鄧小平在商丘主持召開了總前委會議，具體研究討論有關渡江作戰的時間、部署和加強部隊政治教育及後勤保障等問題。
在會上，鄧小平針對部分同誌抱有和平過江的念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反動派這些‘英雄好漢們’非常迷信武力，他們一有機會，就會刀兵再起。他們玩弄和談，實則準備大打！……國民黨玩弄和談陰謀，實則擴充200個師，我們要積極準備船隻，要開展水上練兵活動，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積極訓練準備渡江
在解決思想、組織問題的同時，如何渡江是實際麵臨的最大難題。對於習慣陸戰、習慣穿山越嶺的北方農民兵來說，長江無異是一個大挑戰。
渡江戰役不是山地戰、平原戰，也不是地道戰，而是河川戰。
長江不是一般的河，是聞名世界的大河。我軍必須在數天之內，由不諳水性的北方農民為主的部隊訓練成一支“水上蛟龍”，這不比打仗輕鬆。
當然，對於如何渡江，我軍並非毫無準備。
早在1948年初，華東野戰軍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就開始進行了。那時，粟裕雖然建議並經黨中央批準暫不渡江南進，但並沒有放鬆渡江南進的準備。
粟裕組建了渡江先遣縱隊，先後派出幾百名幹部到沿江地區開展工作，一個加強營和200餘名幹部到皖南，請東北解放區代為購置了一批改裝木船為汽船的引擎。
濟南戰役結束當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縱隊南進到淮河以南、長江北岸，後來又派出幾個加強營到皖中、蘇中地區。
在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配合下，廣泛發動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偵察沿江敵情，勘察沿江地形，對長江渡口、水文以及相連的河湖港汊進行了詳細勘測並繪製成圖。
這些工作，對於製訂正確的作戰方案、保證大部隊順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這些工作畢竟都是在其他戰役間隙進行的零碎工作，參與的也隻是少量的解放軍。對於當前的“百萬雄師過大江”來說，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要知道，要參加渡江戰役大部分戰士都是北方的旱鴨子，別說會水，甚至連船都沒見過，連如何上船下船都不知道。
對長江的畏懼之情在第二、第三野戰軍廣大指戰員中普遍存在。幹部戰士對渡江作戰，顧慮很多。不但連基層指戰員缺乏信心，就連一些營以上幹部也有牢騷。有的甚至說：“上船前先看一看我熟悉的朋友，以後就閉著眼睛上船。”
有的還寫了家信，說要與家人永遠告別了，有的整天皺著眉頭被渡江任務壓得悶悶不樂，牢騷滿腹。
當時有一個營搞了一艘小木船，戰士們很好奇，都想上去體驗一下，結果上去就翻，一個個掉進了水裏，怎麽擺弄都不行。
村裏老鄉看到了，就過來給他們講：“你們這樣不行，上去以前還要有人在岸上拉著繩子，不要讓船亂動。下來時，也要這樣。”
結果還是不行，好不容易爬上去兩三個人，小船搖搖晃晃地又翻了。
老鄉就笑了：“你們上去後紮成一堆也不行，要左邊站幾個，右邊站幾個，這樣船就不會翻了。”摸索了大半天，戰士們才把這艘船“擺平”了。
我軍雖然有過渡黃河的經驗，但幾經激戰，老兵已經所剩無幾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戰士晚上睡覺時聽見河水“嘩嘩”地響，都會產生畏懼心理。
也不知從哪裏聽到的說法，說是長江有“江豬”，個頭和一頭大肥豬差不多，最喜歡拱船，一拱就翻。
這種說法很快在部隊裏流傳起來，部隊裏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議論：“船上坐這麽多人，開到河中間，不就成秤砣了嗎？”“長江無風三尺浪，有風一丈高，搞不好就翻船，還沒和敵人打就得淹死了。”“江豬比老虎都凶哩！一群一群的，再大的船一頂就翻，掉下去就得喂江豬。”“還聽說，長江裏有暗礁，碰上就翻船。”
還有人說：“我們打個護城河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長江這麽大，我們怎麽打！”總之，都是沒信心。
為了進一步增強部隊渡江作戰的信心，鄧小平決定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水上軍事訓練。可是要進行水上訓練，船隻、船工都是必需的。
長江沿岸是剛剛解放的地區，這裏不比老根據地，幹部一動員，群眾二話不說，傾其所有地支援戰爭。
共產黨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是讓人害怕的。人民戰爭離不開人民的支持，解放軍即將發起的這場震驚中外的渡江戰役更需要人民的支持。
這是一項更為複雜的工作。渡江作戰，剛開始遇到的困難很大，除了北方戰士不會水，還沒有船，沒有水手，也沒有各種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做到了“兩袖清風”。
剛開始時，搞些老鄉的高粱稈，先綁成小捆，然後再用幾根木板夾著綁成大捆，但人一上去，不一會兒就沉下去了。接著就用毛竹，並排地綁起來，人一上去，還會沉。
麵對這些情況，準備工作必須依靠發動群眾。為了迅速收集船隻，各個師、團的參謀長、主任都集中組成船舶管理委員會，四出訪問，尋找船隻。
這是一項很複雜，很困難和阻力很大的工作。
在人民解放軍向長江逼進，國民黨反動派撤退時，造謠說解放軍要實行人海戰術，用老百姓填平長江下江南，並且破壞和拉走了大量的船隻。
剩下的有船的老百姓，受了反動宣傳的影響，有的把船弄走了，有的裝上泥沙把船沉入了水底。
解放軍就向老鄉們宣傳我黨政策，向他們反複做工作，我們是為勞苦大眾求解放謀利益的，一定能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
如果老鄉還不肯交船，就坐在他家門口，繼續苦口婆心地說服他們，直至交出船隻。
在總前委的領導和協調下，經過艱苦努力，渡江各部隊共征集20000餘艘木帆船，加上部隊自製的運送大炮、車輛的竹筏、木排，基本上解決了渡江作戰第一梯隊的乘載問題。
除部隊自己訓練的30000名水手外，又從地方動員了近萬名船工加入戰鬥序列。
船和船工雖然有了，但對船工進行教育，也是一項複雜的工作。
組織這麽多船工，其中還有老大爺、大嫂，他們要直接參加第一梯隊作戰，並且要求他們在作戰中隻能前進，不能後退，他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都沒有把握。經過調查了解，發現這些船工有一個共同的顧慮，就是認為國民黨的江防是很厲害的，上有飛機，下有軍艦，岸上還有揚著脖子的大炮，解放軍想用小船打過長江去，簡直不可想象。
國民黨反動派也在叫囂：“當年曹操百萬雄師下江南，戰船密布，也被滾滾長江所吞沒，共產黨幾艘破船，怎麽能渡過長江？”“長江天險，共軍絕難飛渡。”
這些對船工也有很大的影響。有的船工就開了小差，有的情緒低沉，也有的公開表示不願意幹。有人議論說：“渡江很危險，敵人對岸有大炮，江裏有水雷，敵人占的南岸高，攻打不容易，過去了也活不成。”
有人推托說：“江水無風三尺浪，我們船小不能過。”總之，對我軍渡江作戰毫無信心，死的恐懼威脅著每個人的心。仗還沒打，有的船工就說：“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時要人不要船。”
有一天飛機在我軍藏船的內湖打了機槍，雖然沒傷著一個人，可是許多船工卻抱頭大哭，連飯也不吃了。
這種情況也影響了戰士們，許多戰士都擔心，渡江作戰時，到了江中間，槍炮一響，這些船工萬一丟下船，跳到水裏逃命去了怎麽辦？
影響都是相互的。部隊裏有些連長、指導員們對這些船工們也有了意見，發牢騷說：“我們提著腦袋為他們打天下，他們不領情不說，還竟找麻煩。”
有的幹脆說：“咱們不要他們了，隻要有船，咱們自己培養水手，自力更生。”
話雖如此說，可做起來難。指戰員們非常清楚：技術好比翅膀，有了它，才能飛，大江之中，風高浪急，沒有幾手真本事，玩不轉的！所以必須動員一大批老鄉上火線。
這些船工大多數完全依賴江湖為生，有很重的江湖習氣，講義氣，崇拜大官。根據他們的特點，我軍把他們和部隊水手混編，每個連隊都請他們吃肉買煙，吃飯時到連部，和連長、指導員在一起吃，平時生活也比戰士要高些。
等到感情近了，連長、指導員就給他們講咱們是朋友了，不能開小差，開小差就不夠朋友了。這對講義氣的船工是起作用的。
為了動員船工，有的兵團首長甚至親自上陣，給船工們講話。船工見這麽大的官來給自己講話，都很激動，覺得解放軍看得起自己。
為了提高這些船工對我們渡江作戰的信心，我軍還專門組織他們參觀了炮兵陣地。當船工們看到一排排烏黑的炮口，齊刷刷地指向長江南岸時，都非常激動。
帶隊的戰士們還自豪地說：“這隻是我們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更多。”然後又向其他方向指了指，其實其他地方就沒有了，給他們壯膽。
船工當中除了少數船主外，絕大多數是受苦的窮人，大多數上無片瓦，下無寸地，終年漂泊水上，還要受國民黨的壓榨和剝削。
部隊又組織了解放軍戰士和船工一起訴苦，找苦源，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了國民黨的身上。
訴苦運動再次顯示了強大的威力，會場上常常一片哭聲，口號聲震天動地：“打過長江去，消滅反動派！”“有船出船，有人出人，支援解放軍過大江！”
經過反複做工作，船民們明白了，不打過江就不能翻身得解放，樹立起了送大軍過江的堅強決心。
有個姓田的船民，非常積極，他不但把十五六歲的兒子帶來了，還主動召集船工們製訂立功計劃，保證配合部隊完成渡江任務。船隻有了，船工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剩下就是訓練了。
1949年1月13日，鄧小平和張際春製定了《中原野戰軍兩個月整訓之軍政大綱》，指出“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完成渡江作戰的政治動員，在軍事上奠定正規化的初步基礎，在組織上完成一切必需的準備工作”。
此外，鄧小平認為：“一般說來，打過長江雖都知道一定要去，而且很快要去，也知道唯有打過長江才是正確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確實具有恐懼心理。”
這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除了少數南方的解放戰士，大多數戰士都不會遊泳，連排幹部會遊泳的更是少得可憐。這些平常一到戰場上就是生龍活虎的小夥子們，到了水邊卻像大姑娘一樣扭扭捏捏，顫顫巍巍地下到水裏，水到胸口就感到憋悶，“吱溜”一下又跳上來了。
為了消除怕水心理，鄧小平指示各兵團要抓緊水上軍事訓練。
針對渡江作戰的特點和許多指戰員不習水性的實際，總前委指示各部隊依托內河、湖泊，開展遊泳、劃船、水上伏擊、救護、協同打軍艦、登陸突破、步炮協同等戰術、技術訓練，經過訓練，大大提高了全體指戰員水上作戰的能力。
各兵團黨委認真貫徹總前委指示，通過聘請駐地居民給部隊講解長江水性，組織南北方戰士座談和輪流觀察敵岸情況，介紹兄弟部隊進行準備工作的經驗，組織戰士練習遊泳、劃船和試製救生圈，開展軍事民主，研究渡江作戰方法等途徑，逐漸消除了一些人員對長江的種種疑慮，啟發了大家的積極性。
特別是沿江人民的熱情支援，更有力地鼓舞了部隊的渡江勝利信心。在此基礎上，各部隊迅速掀起了一個籌集船隻、引船入江和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水上練兵熱潮。
3月底至4月初的天氣還是很寒冷的，戰士們穿的還都是棉衣。但為了學會遊泳，他們把棉衣、棉褲一脫，隻剩下一條小褲衩，先喝些薑湯，再往頭上澆些水，然後就跳進湖裏撲騰。
許多人凍得嘴唇發紫，牙齒打架，全身篩糠，但沒有人叫苦，沒有人停下來，特別是刮風下雨時，寒氣襲人，但戰士們認為這是難得的訓練機會，頂著風雨在水中遊泳。
為了學會遊泳，戰士們想了許多土辦法，虛心地向船工求教，用毛竹或木頭紮成三角形、井字形，或者用稻草紮成水葫蘆式的救生器材，趴在上麵撲騰，慢慢地能遊出十幾米，幾十米，上百米了，有的戰士幹脆抱根木頭就能遊了。
再就是練劃船。消除了對水的恐懼，就變成了對水的好奇，不光戰士們想上船過把船老大的癮，就連一些營、團長，甚至高級幹部也想體驗一把。
好奇歸好奇，一上了船，戰士們才知道劃船並不“好玩”，跳上船，在廣闊的水麵上一顛簸，幾個來回，就暈頭轉向，五髒六腑，都被顛得翻轉過來，嘔吐不止。
有的船拐了幾個彎，戰士就不由自主地趴在船幫上嘔吐。一批批生龍活虎的戰士，上到船上，三五天工夫，就一個個眼窩凹陷下去，變得黃皮寡瘦。
有的領導也心疼，讓他們休息，他們就偷著上船練。渡江戰役發起時，至少在船上不會再有什麽強烈的反應了。水上射擊是硬功夫，也需要訓練。
戰士們經過反複摸索，用草袋子裝上沙、泥土，放在船頭，架上機槍，既可跪射，也可蹲射。六○炮放在船中間，為了使船身平穩，便於射擊，在下麵也要墊上沙袋。這個問題也算是解決了，部隊情緒也有了，就等著一聲令下，打過長江去了。
實踐證明，這些訓練舉措，極大地增強了我軍將士渡江作戰的自信心，也提高了部隊渡江作戰的能力。
在加強軍事訓練的同時，解放軍還經曆了一些水上的實戰經驗。
3月29日，我軍在安慶以東之五裏廟擊傷敵艦一艘，4月1日擊沉一艘，2日又擊傷一艘，起火後逃走。
4月初，鄧小平風塵仆仆，冒雨趕到桐城參加第二野戰軍高級幹部會議，向第二野戰軍師以上幹部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並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商定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問題，促進戰備工作更加落實。
在這裏，鄧小平、劉伯承不僅要直接指揮集結在湖口至安慶的第二野戰軍的第三、四、五兵團，而且還要指揮第四野戰軍南下先遣兵團——蕭勁光所率的第十二兵團，以及江漢等中原軍區部隊，沿長江自宜昌、漢口以下，直達九江，以佯攻威脅敵人的華中集團。
鄧小平了解到擊傷擊沉敵艦的事情後，非常高興。4月5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中央軍委及總前委並告第三野戰軍，報告第三兵團第十一軍對敵艦作戰的經驗：一是加強偵察監視；二是使用戰防炮；三是查明其固定航線；四是準備幾個預備陣地，以便經常變換；五是對敵戰鬥應沉著，一齊開火，則易收效。另外，破壞其江中燈塔，敵艦就不敢夜航。
同一天，鄧小平和劉伯承、張際春、李達致電各兵團及各軍首長並報黨中央、中央軍委及總前委，布置渡江前的準備工作。
電報強調：“渡江前準備工作周密與否，關係於渡江成敗極大。各部應有計劃地切實進行有關注意事項，交換經驗，逐步完善。一、對敵情的偵察判斷；二、對地形的偵察判斷；三、渡江器材之準備；四、渡江戰術和技術研究的訓練。”
在鄧小平的指示下，我軍以相當大的精力組織偵察、搜集情報，掌握敵情變化，為大軍渡江做準備。
1949年4月6日，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選調300餘人，組成先遣渡江大隊，由第八十二師第二團參謀長亞冰任黨委書記兼大隊長，乘夜渡過長江。
這支先遣隊，在皖南沿江工委、遊擊隊和人民群眾的配合下，偵察敵情，擾亂敵人的後方，並接應渡江大軍，勝利完成了任務。
同時，我軍還組織力量調查氣候變化情況和長江水情，檢查全軍戰前準備，及時提出調整部署的建議上報中央軍委，供中央決策參考。
在加強政治動員、進行水上練兵和積極偵察敵情的同時，總前委還通過華東支前委員會，組織了常備民工320萬人，籌糧1.7億千克及大批柴草、服裝、軍鞋等，解決了渡江作戰所必需的後勤保障問題。
雖然一切工作基本就緒，為了保證渡江戰役的絕對勝利，總前委督促各部加強準備工作的檢查，力求不留任何破綻。
4月6日，劉伯承來到貴池前線。
劉伯承坐在一古老的太師椅子上，考慮有哪些問題，必須明細，考慮一段，寫出一段。
劉伯承要求各部：
一要檢查對敵情偵察判斷情況，必須確實能做到“知彼”，包括南岸敵軍前沿與縱深的守備兵力、番號、分布、工事、守軍活動規律，江中敵艦與空軍活動規律。
二要檢查對地形偵察判斷情況，包括江幅、江洲流線部和漲潮、退潮時間，風向有何規律，南岸登陸場地是否險峻，或是窪淤、湖沼地，是否妨礙我登陸作戰，南岸山地、湖沼、河流具體狀況，道路網和糧食情形如何。
三要檢查渡江器材準備情況，包括船筏水手的組織與訓練，戰士熟悉水性者也在內，船運量的計算和標示，船塢設置，出航地選擇及翻壩的組織。
四是渡江戰術和技術的掌握情況，包括劃船、撐筏、乘船、帶繩梯，總前委要求的渡江實施時指揮機構、遊擊部隊、掩護部隊的規定、對炮兵火力組織，對空射擊和對空隱蔽的規定，各部都要擬定登陸作戰計劃，教幹部進行沙盤作業。
然後以“劉鄧張李”名義，發往各軍執行。經過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指示督促，經過廣大指戰員、戰士群眾的共同努力，我軍的渡江戰役準備工作已經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了。
華東野戰軍準備渡江作戰
1949年1月15日，粟裕、譚震林率華東野戰軍司令部從蕭縣蔡凹村移師徐州西南的一個小山村大北望，進駐“郝家大院”。大院由3座古民居組成，總占地麵積900多平方米，共有清代建築100餘間。
進駐大北望的當天，由華東野戰軍代司令、代政治委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陳士榘、副參謀長張震簽發了《華東野戰軍戰字第十七號命令》，決定以第六、七、八、十三縱隊由陳士榘參謀長統一指揮，先行渡淮河殲滅津浦線蚌滁段守敵，並相機襲占合肥。同時，將參戰各部任務分別加以部署。
1月19日至26日，華東野戰軍前委在第七兵團所在地賈汪召開師以上幹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即第一次賈汪會議。
此次會議是為發起渡江戰役和向全國進軍而進行思想動員和整編部隊的重要會議。會議傳達貫徹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會議精神，著重部署了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
華東野戰軍代司令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在會上作了報告，號召廣大指戰員做好渡江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粟裕在《淮海戰役的偉大勝利和華東野戰軍1949年六大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淮海戰役以後，中央給我們新的光榮任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兩個月休整，一切是為了打過長江去，一切是為了如何渡過長江。能不能順利地打過長江，決定於此次休整的好壞。如果休整不好，則過江困難；如果休整得好，則渡江容易。過江不能光憑勇敢，還有許多技術問題、思想問題、物質準備問題，都要解決”。
“現在蔣介石‘引退’了，敵人內部混亂不堪，正是我們發起衝鋒打倒敵人的最好機會。因此，休整時間也可能縮短。”
“毛主席說，再有一年左右可以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如果打得好一些，時間還要縮短。隻要渡江準備早日完成，在京滬地區進行一兩個戰役，也許年底就結束全國戰爭。”
粟裕指出，必須適應戰爭發展的要求，加強部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今後作戰規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與兄弟兵團密切協同，必須遵照統一的編製、番號、製度條令、法規手續行事，不得自作主張，各自為政。
要組織部隊學習新的作戰方法，針對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況，學會河川戰、山地戰以及雨季作戰的方法。
要培養大批新幹部和技術人才，組織部隊學習使用新式武器，來製服敵人可能使用的軍艦、坦克、飛機和噴火器等現代武器。
粟裕還強調指出，在京滬杭地區作戰，更要正確執行黨的各項政策，嚴肅群眾紀律，把做群眾工作看做與殲滅敵人同等重要的任務。不僅要用槍杆子去消滅敵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滅敵人，爭取軍政全勝。
會議進行過程中，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向中央軍委匯報渡江初步方案，並參加中央1月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趕到賈汪，向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和政治局會議的決議，對渡江南進和部隊整編作了動員。
會上，按照中央軍委的統一編製，宣布華東野戰軍改編為第三野戰軍，陳毅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為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為第一副政治委員，張震任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下轄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啟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治委員袁仲賢，轄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治委員郭化若，轄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軍；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韋國清，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軍；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政治委員張凱。
這次會議以後，第三野戰軍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隨即全麵展開。
首先是政治思想準備，廣泛深入地進行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中心的形勢任務教育，新區政策、城市政策和紀律教育，以及與江南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會師的教育。
其次，展開全麵的戰役戰術偵察活動，組織軍師幹部率領偵察隊到江邊偵察，調查預定渡江地段的敵情、地形、水情、天候，為製訂渡江作戰計劃提供依據。
第三，進行以強渡長江作戰為重點的戰術技術訓練，召開戰術研究會，研究山地、河川作戰特點和戰術技術問題。
第四，協同地方黨政機關籌集船隻，動員船工、漁民隨軍參戰，按照突擊、火力、運輸三種船隊分別編組訓練。
第五，協同地方黨政機關開展大規模的支援前線工作，籌集糧草，修複道路，疏河開壩，組織龐大的群眾支前隊伍。
1月中旬，經中央軍委批準，第三野戰軍一個兵團南下。第三野戰軍各部和蘇皖地方部隊先後解放蚌埠、合肥、揚州，席卷江北，飲馬長江，直接威脅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
麵對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上眾叛親離,蔣介石加緊部署長江防禦體係，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機卷土重來。
2月3日，黨中央電示：
國民黨有在京滬線組織抵抗及放棄該線將主力撤至浙贛路一帶之兩種可能，我們必須有應付兩種可能的準備。
如果證明今後國民黨仍然采取在京滬組織堅決抵抗方針，則我應按原計劃休整至3月底，準備4月渡江，否則我應做提前渡江一個月行動準備。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應休整至2月底止，準備3月即行渡江作戰，占領京滬地區。
粟裕立即做出部署，指令第三野戰軍各部加速完成整編和渡江準備工作。
2月9日，粟裕到河南商丘參加總前委會議。這次會議，根據黨中央2月3日電示討論和決定了渡江作戰部署。
粟裕把選擇突破地段與向縱深發展攻勢、迂回包圍殲滅敵人聯係起來，經過幾天深思熟慮、反複測算，認為應當把三江營至張黃港段作為重點突破地段，並且設計了東集團和中集團渡江後東西對進圍殲逃敵以及調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見得到總前委其他委員的一致讚同。
2月12日晚上，粟裕到第三野戰軍作戰室係統地談了他對渡江作戰的設想。他認為，大軍渡過江去困難不大，主要問題是渡江後必須抓住敵人，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粟裕說：“第三野戰軍突破江防後，第一步是包圍殲滅南京、蕪湖、鎮江之敵，周密組織東線4個軍由三江營至張黃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斷京滬鐵路，楔入京滬敵人之間，對於協同西線合圍南京地區之敵，至關重要，對整個戰役極為有利。”
“東集團渡江後與敵爭奪京滬鐵路的戰鬥比較艱苦，無論如何也要排除困難，堅決打好這一仗，把湯恩伯集團攔腰切成兩段。根據敵人江防縱深力量單薄這一致命弱點，也是完全可以達成這一任務的。”
粟裕反複測算了東、中兩集團渡江後東西對進合圍敵軍的距離，以及南京、蕪湖、鎮江之敵可能逃跑的路線和行程。
東集團渡江後，直指無錫、漕橋的太湖邊，隻有四五十千米行程，戰鬥順利約兩三天。如果江陰要塞策反成功則隻要一兩天，就可以切斷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團渡江後，東進至廣德、長興地區約150至220千米，戰鬥順利約5天就能切斷南京至杭州的通道。
南京至廣德、長興約140千米，如果敵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約需四五天，加上受到我軍阻擊，還要通過部分山區，前進速度會受到一定影響。
敵人定下逃跑的決心至少要晚於我軍渡江一兩天。因此我軍先期到達或與敵軍同時到達長興、廣德地區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東集團戰鬥順利，向宜興、溧陽方向挺進，切斷京杭公路，將先於西線部隊。
根據上述分析判斷，粟裕主張把東線的三江營至張黃港段作為重點突破地段。
粟裕準備親自指揮東集團作戰。為了更好地發揮各個部隊的特長，在兵力部署上作適當調整，把熟悉蘇中、蘇南情況的第二十三、二十軍由中集團調到東集團，把熟悉蘇浙邊區和皖南情況的第二十四軍、二十五軍由東集團調到中集團。
粟裕認為，這些部隊不僅對當前戰場情況了如指掌，而且與當年的根據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於完成作戰任務，發揮人民戰爭的總體威力。
粟裕指示作戰股長按照這個設想起草京滬杭戰役預備命令預案。
2月18日至21日，為了傳達貫徹中央軍委的指示和總前委會議精神，第三野戰軍於第七兵團駐地賈汪再次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即第二次賈汪會議。
會議具體部署渡江作戰任務，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和國民黨江防態勢，聽取了各兵團和部分軍級指揮員意見。
會議期間，粟裕主持召開有各兵團各軍首長參加的作戰會議，討論了京滬杭戰役預備命令預案，陳毅也到會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戰軍京滬杭戰役預備命令》。
2月20日，以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張震的名義發布。
預備命令指出：“本野戰軍受命自滬、寧、蕪、安段強行渡江，首先割殲京滬及蕪湖沿線之敵，奪取京滬杭要地，打下繼續配合兄弟兵團向南進軍之基礎。”
對4個兵團的作戰任務、戰鬥序列、集結位置和開進時間做了具體規定，要求各部在3月15日以前到達渡江作戰集結位置。
第三野戰軍指揮機關進至高郵地區，戰役發起時再往前靠，以加強東線渡江作戰指揮。
後來的實踐證明，粟裕主持製訂的《第三野戰軍京滬杭戰役作戰方案》完全符合戰役發展的實際情況，是一個穩操勝券的戰役構想。
隨即，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第三野戰軍後勤部分別下發《向江南大進軍的政治工作指示》和《關於京滬杭戰役後勤工作的通知》。
第三野戰軍各部按照預備命令的要求，從2月下旬開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陸續到達長江北岸集結位置，緊張有序地進行戰前準備。
第三野戰軍傳達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繼續深入進行形勢、政策和紀律教育，樹立軍隊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思想，為進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做好思想準備。
為此，第三野戰軍還專門頒發《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命令，要求各級軍政機關教育所屬部隊指戰員人人了解、個個熟記、切實遵行。
同時，第三野戰軍繼續征集渡船，訓練水手，開辟渡船進入長江的水道。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種類型的木船8000餘艘，自製了一部分汽船和運送火炮、車輛、騾馬的竹筏和木排。
第三野戰軍還動員了大量船工，每個兵團還抽調有撐船和遊泳經驗的指戰員各訓練了一兩千名水手；開辟了從湖泊通向長江的引河，船隻隱蔽集結在江堤之下。組織部隊進行渡江作戰的戰術技術訓練，利用湖泊及內河進行航渡和突破灘頭陣地以及水上射擊、打擊敵艦等戰術技術訓練，並利用暗夜在長江中試航，有些突擊團還在江中進行適應性訓練，使許多不習水性的指戰員由“旱鴨子”變成了“水上蛟龍”。
指令各軍派出偵察部隊先期渡過長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敵情和敵艦活動規律等情況。有的兵團還派幹部率領小部隊偷渡到長江南岸偵察，並建立了隱蔽點線聯係。
協同地方黨政軍機關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籌集糧草，修複公路、鐵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隊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糧有糧”，動員了332萬民工運糧、修路，還有7700名民工、16個地方團隊隨軍參戰。
特別是當年戰鬥在蘇皖解放區的部隊終於實現了“一定要打回來”的誓言，以勝利進軍的姿態回到成長壯大的根據地，許多老大爺、老大娘眼含著熱淚說：“可把你們盼回來了！就看你們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了！”
加緊進行對敵軍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別是對江陰要塞敵軍起義的策劃。
江陰要塞，處於長江下遊江麵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東臨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滬鐵路，素有“江防門戶”之稱，是國民黨軍隊重點設防的據點，也是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重點突破地段。
對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開始，此時江陰要塞的要害部位已為我黨地下黨員控製。
在渡江戰役前夕，粟裕專門邀請華東局調社會部科長王澂明，協助潛伏在江陰要塞的地下黨員唐秉琳等，策動敵軍起義。
粟裕對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說：“你們兵團從靖江兩側渡江，對岸江陰是湯恩伯部署的重點防守地段，江陰要塞是敵人的防禦重點。”
據華中工委陳丕顯、管文蔚說：“經過幾年的艱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黨員控製，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華中工委已令他們做好接應你們渡江的準備，要他們做好策動起義的工作。”
葉飛、韋國清向我黨地下黨員王澂明交代任務時特別指出：“叫你來搞這一工作，是粟司令點的名。江陰要塞地下黨的任務是保持60裏防區，控製三四個港口，不開槍，不打炮，迎接我軍登陸。”
第十兵團還采納王澂明的建議，抽調4名富有鬥爭經驗的團營幹部打入江陰要塞，配合地下黨組織工作。
與此同時，粟裕又組織指揮各部隊掃除敵人設置在長江北岸的大部分橋頭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據點，控製了長江航道，開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組織指揮下，第三野戰軍渡江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隻待中央軍委和總前委一聲令下，即可揮師揚帆過大江了。
渡江前的策反行動
一切準備就緒，解放軍還沒有開動，卻相繼傳來喜訊，駐守在長江防線的國民黨軍第一零六軍第二八二師師長張奇、第四十五軍第九十七師師長王晏清等毅然率部起義，投向了人民的懷抱。
l948年9月，張奇所在的國民黨第二十三師由江北調到皖南的蕪湖繁昌一帶駐防。不久擴編為第一零六軍，畢書文任軍長，張奇任第二八二師師長。
這支部隊是國民黨的雜牌軍。蔣介石為控製、分化和改造這支非嫡係部隊，剛一編定好即把原軍長調往南京，另派嫡將任軍長，並向第二八二師派去副師長、政工處長及連指導員20多人。表麵上協助張奇防守長江，實際上是監視該部行動。
麵對大軍壓境和國民黨內部的不信任，張奇決定棄暗投明，率部起義。
起義前，張奇精心策劃，嚴密組織，經過3個月的秘密工作，以原部軍官為骨幹，在連、營、團內建立起三人領導小組，並秘密發展了一部分戰士，為起義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1949年2月7日，第二八二師在繁昌橫山橋舉行起義。他們將拒絕起義的該師副師長、政工處長等人予以拘捕。
晚上張奇派親信參謀持自己的親筆信乘小船北渡與江北的解放軍取得了聯係。並炸毀魯港大橋，切斷電話線。當天深夜在蕪湖至荻港的7個渡口利用民船北渡。
敵人發現後，立即派巡邏艦艇炮擊攔阻，飛機轟炸。張奇沉著指揮、果斷應戰，繳獲敵汽船、炮艇各一艘。起義部隊一天之內，5000官兵勝利地渡過了長江，與我人民解放軍會師，受到江北我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
起義成功後，該師全體官兵立即發表通電，擁護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關於時局聲明中的“八項條件”，譴責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犯集團偽裝和平陰謀。
2月15日，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致電中央軍委，報告張奇率部起義事：國民黨軍第一零六軍第二八二師師長張奇駐守蕪湖，原擬策應我渡江，後因意圖暴露已提前起義，渡江過來約5000人，並扣留副師長等。
我已派人去工作，要其準備策應我渡江。現準備初步整理後編入野戰軍，可否？張已起草起義通電，是否公布，請示複。
17日，中央軍委複電：“張部起義對敵軍有影響，其通電經你們審閱後並連同你們複電一道發來。發表時機依情況決定，對該師處置同意你們的辦法。”
2月25日，鄧小平又致電中央軍委，報告給該起義部隊的賀電內容，請軍委審定。
2月28日，經中央軍委批準，賀電由新華社總社發表。
3月2日，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副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鄧小平致電慰勞該師全體官兵。
該師整編後，被編為第二野戰軍獨立師。不久，張奇調任第二野戰軍第十軍第二十八師師長。回師皖南，從此踏上革命的征途。
與張奇起義相比，王晏清的起義不算成功，但影響卻要大得多。
王晏清的國民黨軍第四十五軍第九十七師，是原國民黨軍“首都警衛師”，是國民黨一支地地道道的“禦林軍”。
1949年3月，該師師長王晏清將軍毅然率部起義，這一舉措在蔣介石陣營中產生了巨大的震**，甚至對蔣本人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該師所屬的3個團中，第二八九團前身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警衛團，直接負責蔣介石本人及其家眷的警衛工作；第二九零團是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和軍政部長時的警衛團；第二九一團是參謀總長顧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時的警衛團。
“首都警衛師”全師共13000餘人，清一色的美械裝備，戰鬥力較強，是國民黨軍隊中“嫡係之嫡係”“王牌之王牌”。
蔣介石本人對這支部隊一直十分重視，並加以特別扶持。蔣介石不僅經常親臨視察，而且該師師長人選也多是由他親自提名，並且時常召見訓話以示恩寵有加。
1948年10月，為加強首都南京地區的防務，保住蔣家王朝的反動巢穴，蔣介石權衡再三，不得不將這支“禦林軍”與第一零二師等部隊合編，擴充為第四十五軍，改番號第九十七師。
改編後的“首都警衛師”名義上算是野戰部隊，但該師所擔負的任務實際上沒有多大變動，仍然負責南京城內的警備任務。
渡江戰役前夕，為配合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徹底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南京地下黨組織積極行動起來，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瓦解敵軍士氣、策動敵軍起義就是我地下黨組織所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國民黨軍“首都警衛師”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經我黨多方努力而舉行起義的。
王晏清是“首都警衛師”最後一任和第九十七師的首任師長，是這次起義的最為關鍵人物。他原是國民黨青年軍第二零八師副師長。
此人在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員中算得上是少有的正派人士，並因此深得青年軍公認的頂頭上司蔣家大公子蔣經國的賞識，被看做是比較“有所作為”的少壯派軍官。
王晏清能坐上“禦林軍統領”這把金交椅，他自己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