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日，東方軍主力紅三軍團第四、第五師共1萬多人，在江西樂安縣大湖坪舉行東征誓師大會。
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同誌作了動員報告，提出“籌款百萬、赤化千裏”，“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把紅旗插到福建去，開辟新的根據地”的任務。一貫很少上前線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也親自趕到湖坪檢查部署會後，彭德懷、滕代遠率領東方軍冒著酷暑踏上入閩征途。5日，參戰部隊到達福建寧化以西地區，開始了入閩作戰。
“左”傾路線掌握軍權
1933年5月12日，中革軍委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5月8日的命令，決定在中革軍委由前方移至臨時中央所在地瑞金時，在前方另行組織了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兼紅一方麵軍總部。
朱德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麵軍總司令，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
葉劍英被任命為總參謀長，不久由劉伯承接任，王稼祥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張雲逸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賀昌、聶榮臻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
同時增補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並明確規定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軍委主席職務。
這個安排，實際上是由博古、項英主持中革軍委工作，由他們在瑞金指揮紅軍作戰。這樣，“左”傾路線掌握了軍事指揮大權，為第五次反“圍剿”埋下了陰影。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錯誤路線已經在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其在軍事上，其錯誤路線主要表現為冒險主義，反複要求各地紅軍“不要再重複勝利後休息”。
王明赴蘇後，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負總責。博古全盤繼承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臨時中央給各地紅軍的訓令中，他不厭其煩地反複重申：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已經不是遙遠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動的總方針”。
由於上海臨時中央遠離各地蘇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傾一套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對此，博古心中一直非常不滿，並通過寧都會議，排斥了毛澤東及其軍事路線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
1933年1月，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不斷獲勝的形勢下，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進入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並，從開始組織上控製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大權。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戰果尤其是黃陂戰鬥、草台崗戰鬥兩戰皆捷，更堅定博古推行進攻戰略的決心，他將勝利的結果歸功於自己的決策。他洋洋得意地說，沒有毛同誌，我們幹得不是更好麽？
臨時中央抵達中央蘇區後，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了，他在軍事上提出“要奪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
5月，在博古運籌其“大踏步地打出去”進攻戰略的同時，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5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
麵對國民黨軍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和重兵進攻，博古等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
在軍事戰略上，他拒絕和排斥紅軍曆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變本加厲地推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
5月8日，博古、項英加委自己為中革軍委委員，完全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
6月初，博古、項英等趕到江西寧都，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博古、張聞天、項英、陳雲、周恩來、朱德、毛澤東、楊尚昆。
會議決定：中革軍委由前方移回瑞金，另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紅一方麵軍司令部，朱德、周恩來分別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麵軍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紅一方麵軍政委之職。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
通過寧都會議，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轉移到了博古和項英手中，“左”傾路線完全掌握了中央根據地的軍事指揮大權。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針對自己在第一次寧都會議上受到的不公正批評提出申訴。
但博古在結論中重申第一次寧都會議是正確的，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臨時黨中央繼續推行“左”傾進攻路線。
毛澤東無力阻止“左”傾“進攻路線”在中央蘇區的貫徹執行，憂心重重，會議結束後就回到瑞金去了。5月17日，朱德、周恩來發布通令，傳達了這一決定，並說：“中央蘇區除東南陣地各軍、西南陣地各軍、各軍區及獨立軍、團、師和其他蘇區軍區及二、四方麵軍等均直歸中革軍委指揮外，凡第一方麵軍所屬各兵團及北麵戰地各指揮機關各部隊均歸第一方麵軍指揮。”
可見，在中革軍委移駐瑞金並由項英代理主席後，朱德、周恩來在前方隻能指揮第一方麵軍和北部戰線各軍區，指揮權限縮小了，並且要聽從中革軍委的命令，更要服從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領導。
蘇區大力推行擴紅運動
1933年6月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
決議強調必須執行中央局當年2月8日緊急決議中提出的“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來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宏偉目標。
決議還提出要通過“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徹底實行優待紅軍條例”“加緊政治動員”“采用突擊方式以擴大紅軍”“有計劃的領導和動員赤少模範隊整個組織加入紅軍”等措施，完成“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
擴紅運動與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和蘇區的發展緊緊相伴。蘇區初創時，由於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不斷有兵員損耗，且擴大蘇區需要更多紅軍士兵，所以從一開始就麵臨著兵員補充和招募的問題。
特別是進入1933年，由於國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越來越重視，紅軍兵力損耗嚴重，更是急需大量新的紅軍戰士擴充隊伍。因此，中共中央局提出“創造100萬鐵的紅軍”的號召，整個蘇區掀起前所未有的擴紅熱潮。
在贛南中央蘇區，興國縣模範師率先響應中央號召，全師5161人全體加入紅軍，編為紅三軍團第六師。這一壯舉被臨時中央政府嘉譽為“創造百萬紅軍的先驅”。
在他們的帶動下，瑞金模範師4200人、勝利模範師2895人、博生縣1700餘人組成的模範師“博生團”、石城800餘人組成的模範師“石城團”和雩都模範師1900餘人、贛縣模範師1860人，均先後整師、整團加入紅軍。僅“紅五月”一個月內，江西蘇區全省就擴大紅軍約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蘇區還先後創建了蘇區“工人師”和“少共國際師”。這兩個師有大量的贛南子弟。
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由於紅軍遭受重大損失，擴紅工作顯得尤為緊迫，從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先後5次發動擴紅突擊運動。每一次贛南蘇區各縣都較好地完成了任務。興國、雩都、瑞金、西江等縣，多次受到中央表揚。
在擴紅運動中，贛南蘇區到處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當紅軍的動人場麵。興國長岡鄉，青壯年男子80％去當了紅軍和參加革命工作。
瑞金下肖區有紅軍家屬800家，在前方的紅軍戰士有1100餘名。該區有1戶農民，8個兒子一齊報名要求參加紅軍。許多十幾歲的少年，也軟磨硬纏地要求當紅軍上前線。
在閩西中央蘇區，擴紅運動中表現最突出的是上杭才溪區。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70%。
才溪在擴紅中的表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還將其先進事跡寫入《才溪鄉調查》一文中。該區還被臨時中央政府授予全蘇區擴大紅軍的“第一模範區”並在全蘇“二大”會上頒發了錦旗。
據《紅色中華》的報道統計，從1931年至1934年4年間，長汀縣共有17200餘人參加紅軍，還有許多未見報的均未統計在內。上杭縣雖於1931年以後由於立三錯誤、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帶來極大損失，許多區鄉經常被敵人占領，赤色區域人口減少，但4年間參加紅軍的累計人數亦有15200多人。閩西蘇區由此成為中央主力紅軍的一大來源。
中央蘇區紅軍補充兵員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招募新兵，改編俘虜和由農會工會送來。三者均填新兵入伍誌願表，說明紅軍苦樂及紀律，絕對禁止用欺騙方法，說什麽紅軍每月關餉二十元。
自願者則聽其入伍，不願者聽其自去，紅軍士兵願退伍請假者亦斟酌情形準其退伍。總之對士兵入伍退伍采取誌願主義，不用脅迫的辦法。
在蘇區中央局給地方工作人員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說明要堅持自願原則：“在實行征調的地方，更須進行廣泛的解釋工作，使團內外群眾不致有‘現在即實行征兵’的誤解，尤其要不致有‘抽丁’的不正確認識，而更激發團員的熱忱，自動起來紛紛要求。經過相當鼓動和解釋後，除自動報名要求的以外，不足的數目，在十八歲到二十三歲的男團員中征調。征調的團員，應在家庭狀況和體格（如沒有大病，不太矮小）上是比較適當的。應從積極的鼓勵和教育中，使被征調的團員，成為自願和自覺的。對拒絕征調的團員，應發動支部同誌同他鬥爭，適當的給以紀律製裁。”
當時紅軍的新兵主要是從蘇區農民中招募，招募過程中采取的手段以宣傳鼓動為主，黨員和團員是主要的宣傳員。
為了進行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加強了支部的牆報工作，以擴大紅軍問題為牆報的中心內容，用通俗生動的文字和圖畫，用動人而美觀的式樣，吸引群眾，使牆報成為擴大紅軍運動的一個主要的宣傳和組織的工具。每當擴大紅軍的任務下達後，各級蘇維埃政府都當作最重要的工作來抓，通過各種形式宣傳動員，召開積極分子活動會、茶話會、文藝晚會，組織演出《武裝上前線》、《雙雙草鞋》、《反對拖尾巴》等劇目，鼓動青壯年當紅軍。
民歌隊不論白天晚上、村前村後、山崗田頭、平時墟日、大會小會進行宣傳鼓動，到處都可以聽到《擴大紅軍》、《十送郎》、《莫念家》、《十勸妹》等動聽感人的擴紅山歌，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擴大紅軍，參軍參戰是蘇區人民的本份，是廣大青壯年應盡的義務。
為了進行宣傳工作，還積極動員青年婦女，特別是女黨員、女團員，加緊擴大紅軍的宣傳鼓動，鼓動她們的父伯兄弟和丈夫到紅軍中去。同時，兒童團也加入了宣傳鼓動工作中。
當時非常注重舉行歡迎與歡送紅軍的儀式，每當紅軍過境，政府應領導群眾整隊歡迎歡送，這樣不但鼓起群眾對紅軍的信仰和羨慕，並且增加了紅軍官兵的勇氣。
每次預備軍到前線去時，都要召開熱烈的歡送大會，可能的時候，贈給物件，別鄉別村的預備軍，經過本鄉的時候也一欄舉行盛大的歡送大會。
在舉行這些活動時，沿途還會準備茶水，兒童婦女唱革命歌，從而興奮新戰士堅決到前方去的勇氣！
紅軍從前線告長假回家，也會舉行歡迎慰問，並邀請他們演說，向群眾報告奮鬥的經過，表示敬意。
這些宣傳方式在當時還是比較有效的，到處都是標語，到處都唱山歌，宣傳動員當紅軍，當地青年決心很大，要去當紅軍打倒反動派、保衛蘇維埃。
因此，每次擴大紅軍，都湧現出許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父子、兄弟爭當紅軍，黨團員、區鄉幹部帶頭當紅軍的動人事跡。
當然，僅僅靠宣傳還不行，真正能讓他們積極主動去保衛紅色政權的，還是能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好處的“分田”以及各種優待措施。
當時中央蘇區為了引導人們參加紅軍，在三個方麵給了蘇區參軍農民實實在在的利益。
一是分田分財產。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規定：“沒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動產及不動產，無償分配給勞苦大眾；紅軍及其家屬均應分得土地，並由蘇維埃政府幫助耕種。”
分田過程中，為了增強農民對紅軍的信任，中國共產黨采取了非常靈活的措施。
當共產黨軍隊到達時，在鄉村內部共產黨分子出麵參加並鼓動之下，開農民大會，宣布其宗旨及主張，叫人民起來打倒土劣並劃分田地。其分田的技術工作係授權土地委員會辦理，等到組織起來的時候，紅軍便開到第二個地方去。
紅軍一去，當地業主就大批地回來。看見自己的田地乃至穀子都給人家分了，自然會設籌應付的辦法。這時候，參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農民，特別是那些領導人物，便馬上請求共產黨軍隊回來援助。
他們此時才被告知暴動及繼續分田的方法，以便把業主打倒，並組織武裝的赤衛隊。然後共產黨便派人前來組織鄉蘇維埃，並從而調整耕地，打倒富農。這時候已經是進一步的深入了。
二是給予紅軍及其家屬特別的優待。蘇區政府實行的《中國工農紅軍優待條例》規定：“紅軍及其家屬跟其他的貧苦農民一樣享有分得土地的權利，他們的土地耕種應獲得政府的幫助；服役期間的紅軍及家屬免繳蘇維埃共和國的所有捐稅，所居政府房屋免納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減價優待，子弟讀書免繳一切用費，相互通信免收郵資；紅軍戰士外出交通費用由政府報銷；受傷紅軍應得到細心照料，費用由政府負擔；致殘紅軍與退職紅軍應由政府供養；犧牲的紅軍應得到部隊與政府的褒揚，其幼小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撫養，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給予相當的津貼；保護紅軍婚姻……”
另外，還有《執行優待紅軍條例的各種辦法》、《關於優待紅軍家屬的決定》、《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與《優待紅軍家屬耕田隊條例》，都在強化優紅工作。《執行優待紅軍條例的實施辦法》中還要求各省、縣設立優待紅軍委員會，專門負責此項工作。
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帶頭參加禮拜六優紅勞動，幫助紅軍家屬砍柴、耕田、挑水，促進各項優紅條例得到很好的落實。
三是采取各種方式擁軍。在慰勞傷病戰士時，由政府確定日期告知群眾限頭天將慰勞的物品送鄉蘇集中，由政府號召會說話會唱會打鑼鼓會弄音樂會打拳術的人把頭天集中的東西，一擔一擔撿好，沿途吹吹打打將該鄉政府的旗幟高舉飄揚，整整齊齊前去慰勞傷病戰士，並且還能做其他鄉區的模範。
以上三個措施對翻身的蘇區農民極具吸引力，一方麵為了保護自己已經得到的田產，另一方麵為了從蘇區政府那裏得到更多的政策實惠，他們開始踴躍參軍參戰。
一位老紅軍日後回憶道：“我是自動去當紅軍的，沒有哪個動員我。為什麽我會自動去呢？過去我二十多歲就做長工，家裏沒有田，沒有穀。紅軍來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穀，還找老婆。得到了共產黨、紅軍的好處，所以我會自動去。去當紅軍，家裏的田有代耕隊代耕，又有其他優待，也就沒有什麽家庭顧慮。”
一位蘇區老幹部後來回憶黃陂區的擴紅情形說：“那時提出‘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各種革命組織都召開會議宣傳動員，也開了群眾大會，群眾互相鼓勵。大家都做思想工作，父母動員兒子、老婆宣傳老公，弟弟動員哥哥，好多青年主動去。有的人在田裏做穩工夫就走了。……從二八年到三四年冬先先後後，我們黃陂地區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差不多都去當紅軍了，地富子弟也可以去，家裏隻剩下婦女小孩自力更生。”
誠如毛澤東所說：“動員方法之正確，蘇維埃優待紅軍法令之徹底執行，是迅速完成動員計劃的關鍵。廢棄一切強迫命令，實施充分的宣傳說服，製裁破壞擴大紅軍以及領導開小差的階級異己分子，是動員方法的重要節目。提高紅軍戰士的社會地位到最光榮的標準，給予紅軍戰士一切可能與必要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紅軍戰士以土地，而發動群眾代替他們耕種，為每一紅軍戰士的家屬很好地耕種土地，實行消費合作社對於紅軍家屬百分之五的廉價，實行為紅軍家屬開辦供給日用必需品的專門商店，實行在國家企業與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給紅軍家屬，號召群眾為紅軍家屬的疾病困難募捐接濟，號召群眾對於紅軍戰士及其家屬給予精神上物質上的慰勞。所有一切關於優待紅軍戰士及其家屬的法令與辦法，實際與徹底的執行，是保證紅軍踴躍地上前線去及鞏固其在前線上的戰鬥決心的必要與重要的步驟。”
當然，隨著敵人“圍剿”的加劇，蘇區兵員短缺，紅軍為了在戰爭中生存，不得不采用各種強製征兵手段。特別是中央“左傾”錯誤的泛濫，更是讓擴紅運動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偏差。
中共臨時中央被迫遷入中央蘇區後，發起了一次接一次連續不斷的“擴紅”**，使突擊周、突擊月、衝鋒季等接連不斷，並且殘酷無情地打擊所謂“擴紅”運動中的“消極怠工”分子，以鬥爭的火力來促進“擴紅”運動，這給人民軍隊的建設和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帶來了嚴重危害，更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少共國際師的組建
麵對規模和兵力將遠遠大於前4次的第五次“圍剿”，工農紅軍和根據地人民喊出了“緊急動員起來，保衛革命根據地”“擴大紅軍，捍衛勝利果實”的戰鬥口號。
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於1933年2月初作出決定：“為完成少先隊是紅軍後備軍的偉大任務，決定在二月底前，征調300名模範隊員，加入工農紅軍模範團。”
“五一”前，從湘贛邊到閩浙贛，從贛粵邊到中央區域腹地各縣出現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爭參軍，以及模範少先隊、赤衛軍整排、整連、整營、整團武裝上前線的動人景象。
5月中旬，在江西宜黃縣西南紅軍總部駐地舉行的全軍青年工作會議上，時任總政治部青年部長的蕭華請紅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及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會議。
會後，根據周恩來政委的建議，紅軍總政治部當即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共國際師”的建議。
5月20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正式作出《關於創立少共國際師的決定》，正式提出：“由江西征調四千，福建征調兩千，閩贛征調二千，到今年‘八一’節為止，完成‘少共國際師’”。
23日，少共中央局發出指示信，要求少共江西、福建、閩贛省委抽調優秀共青團員、少先隊隊員組成3個軍區少年先鋒團。
24日，少共中央局致函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提議將“少共國際師”編作第一軍團第一師，要求準備指導員幹部來幫助訓練，為著完成創造鐵的紅軍一百萬而鬥爭。
6月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在強調完成“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的同時，提出要動員所有模範營模範赤少隊整營整團加入紅軍。
6月下旬，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部在瑞金召開有江西、福建、湘贛、粵贛等省和邊區少先隊隊長出席的聯席會議。朱德總司令親臨講話，號召團和少先隊的幹部、團員和少先隊員踴躍參軍，用武裝上前線的實際行動，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成果。
6月30日，中革軍委決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少共江西、福建、閩贛省委以實際行動在第一個“八一”建軍節前如期完成了擴紅任務。
為迎接即將加入紅軍部隊的“少共國際師”，6月初，紅一方麵軍部隊在進行整編時，在所屬第五軍團專門增編了第十五師。
1933年8月5日，“少共國際師”在江西博生西北郊跑馬坊舉行授旗典禮。
這天拂曉，一麵麵紅旗迎風飄揚，壯麗無比，總共有八九千名戰士身著紅軍軍服，從四麵八方來到這裏參加“少共國際師”授旗典禮。
隨著閱兵總指揮、江西軍區參謀長陳奇涵一聲“立正”口令，軍委會的代表、中少共省委的代表、師長、政委等整整齊齊慢步從新戰士麵前通過。
閱兵後，閱兵員登台進行授旗典禮，軍委會代表王盛華致詞，並宣布將“少共國際師”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第十五師，人們一直習慣稱“少共國際師”。
接著，在江西軍區政委李富春、少共江西、福建省委代表致詞後，軍委會向大家介紹了師長陳光、政委馮文彬，政治部主任羅華明。
至此，“少共國際師”正式成立，全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少共國際師”，組建時所編設的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團不久分別改為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團。隨後，部隊立即投入了軍政訓練。
8月15日，朱德、周恩來下達了紅一方麵軍部隊重新區分行動任務的命令，少共國際師擔負的任務為總預備隊。
“少共國際師”成立不到一個月的一天，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命令當時正在前線的青年部長、年僅17歲的蕭華迅速返回總部談話，征詢擬調他任“少共國際師”政治委員的想法。
起初蕭華擔心自己太年輕，怕挑不起這麽重的擔子會有負於黨的重托，周恩來聽了他的顧慮後朗聲笑道：“正因為你年輕，才叫你去嘛。年輕的幹部帶年輕的兵，部隊更有朝氣。隻要認真學習，經過鬥爭的磨煉，就會逐步走向成熟。”
9月4日，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麵軍政治委員周恩來、紅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向軍委正式呈報請示：“擬調蕭華任十五師政委。”
軍委研究同意後，紅一方麵軍五軍團政治委員朱瑞、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於11月6日簽署命令，任命蕭華為第十五師政治委員，“少共國際師”首任政委馮文彬改任政治部主任，“少共國際師”首任政治部主任羅華明出任第十五師第四十五團政治委員。
由此，蕭華在成為“少共國際師”第二任政委的同時，也創下了紅軍曆史上最年輕師政委的記錄。
“少共國際師”成立之初，陳光、馮文彬剛剛20歲出頭，幹部戰士平均年齡18歲，很多隻有十四五歲，一些人入伍時還沒有槍高。全師黨團員占70%，是一支真正由“紅小鬼”組成的部隊，同時也成為紅軍中最年輕的部隊。
1933年9月3日，“少共國際師”舉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師大會，大會宣讀了周恩來代表中革軍委發來的賀電。誓師動員後，部隊立即開赴廣昌繼續開展政治軍事訓練。
在一個多月裏，“少共國際師”對軍紀、革命理想、軍人知識、射擊、刺殺、投彈等課目進行了認真訓練，很快形成了戰鬥力。
“少共國際師”成立之初隻是用土槍和梭鏢進行訓練。後來，三軍團打下福建沙縣，全殲敵人一個師，繳獲了大批槍支彈藥，上級決定撥給“少共國際師”一批。
“少共國際師”立即派出一個團到前線搬運武器，就這樣很快把自己裝備了起來。廣昌訓練剛告結束，蔣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即布置就緒，開始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少共國際師”官兵奉命開赴黎川前線，配合紅三、紅五軍團在東方戰線投入戰鬥，抗擊敵人。在閩北拿口“少共國際師”打了第一仗，殲敵500餘名。
初次參戰即打了勝仗，指戰員們揚眉吐氣，部隊士氣高昂。朱德、周恩來和楊尚昆專門致電祝賀，稱讚他們這次戰鬥是“鐵拳初試”，勉勵大家在勝利中要更加百倍地提高軍事技術，以迎接更加艱巨的戰鬥，爭取更大的光榮。
11月，陳光與吳高群對調工作，陳光任紅二師師長，吳高群任“少共國際師”師長。
12月12日，在黎川東南的團村戰鬥中，國民黨第三路軍以3個師的兵力發動了進攻。“少共國際師”和紅三師一部從左翼鉗擊敵人。
蕭華和師長吳高群冒著敵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揮。傍晚，戰鬥將要結束時，吳高群正在指揮所旁的一棵大樹下觀察敵情，忽然一顆炸彈在附近爆炸，不幸於24日20時犧牲，年僅23歲。
吳高群殉職後，原紅七軍團參謀長曹裏懷被任命為“少共國際師”師長。
1934年4月8日，廣昌戰役開戰前夕，原紅九軍團第三十四師師長、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身先士卒，負重傷失去左臂的“獨臂將軍”彭紹輝成為“少共國際師”第四任師長，曹裏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5月，“少共國際師”由紅五軍團調歸紅一軍團建製。
“少共國際師”這支由“紅小鬼”組成的部隊，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但他們積極參與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經受住了殘酷戰爭的考驗，為中國工農紅軍書寫了彪炳青史的輝煌戰績。
後來，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少共國際師”參加了萬裏長征，長征中雖成功地完成了中央賦予的戰略意圖，但由於一路下來傷亡嚴重，部隊整編時被編入紅一、紅二師，番號就此撤銷。至此，“少共國際師”成為曆史名詞。
劉少奇締造紅軍工人師
這是一支奇特的部隊，從師長、師政治委員到普通官兵都由清一色工人組成；這是一支全新的勁旅，組建、訓練不到半年，就投入到保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
這支全部由工人組成的紅軍部隊，在產業工人尚不很多的中央蘇區，乃至3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都堪稱是個奇跡。這一奇跡的創造者，正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
1933年為了粉碎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中共中央局發出《關於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的決戰麵前黨的緊急任務》。
其中，首當其衝的“緊急任務”便是“最大限度的鞏固與擴大主力紅軍，在全國各蘇區，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來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隊作戰。”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劉少奇忠實地執行了黨的決議，迅速投入了擴紅工作。
2月17日，劉少奇在瑞金主持了中國店員手工藝工人工會籌備會。在會上，劉少奇提出：3月份動員兩千會員參加紅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店員手藝工人師。劉少奇的建議，得到與會者熱烈響應。這是我們至今所能查到的最早的關於組建工人師的倡議。
10天以後，即2月27日，蘇區苦力運輸工人工會籌備會在瑞金沙洲壩棗子排村召開。會議決定：在3月份征調1000名會員參加紅軍。根據與會同誌的熱烈請求，劉少奇鄭重向中革軍委領導要求：將加入紅軍的苦力運輸工人組成“苦力運輸工人師”。
4月1日、5月1日，中國農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店員手工藝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先後在瑞金正式召開。
劉少奇分別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農業工人的任務》和《關於革命形勢和工會工作任務》的報告。劉少奇再次向中央蘇區的工人兄弟們發出號召：帶頭行動起來，加人紅軍、創建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參加革命戰爭，為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中央蘇區，做出貢獻。
要組建一支完全是純工人階級的勁旅，絕非一蹴而就、朝夕之功。劉少奇便抽出大量時間，經常指導全總蘇區執行局的幹部及地方工會的同誌進行調查，弄清每一個工人的政治立場是否堅定，身體是否強壯，家庭親屬情況等等。
經過一番細致周密的組織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個偉大而艱巨的任務。1933年7月底，在劉少奇等同誌不懈努力下，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組建完畢。全師共約8000人，轄3個團。
工人師成立之初，主要擔負保衛紅色首都瑞金和肅清區域內反革命分子的任務。因此，工人師又名中國工農紅軍警衛師。
在工人師駐防瑞金整編、訓練的日子，一有閑暇，劉少奇總要到工人師駐地轉一轉，看一看，了解工人師的政治教育、軍事訓練及物資供給情況。
一次，工人師政委兼代理師長梁廣向劉少奇匯報時談到，因訓練任務過重，戰士們草鞋消耗很大。回到棗子排村全總駐地當晚，劉少奇就召開全總執行局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他號召大家踴躍募捐草鞋，慰勞緊張刻苦訓練的紅軍工人師指戰員。
當場，全總國家企業部部長馬文就與全總青工部部長王秀展開了“捐鞋競賽”。最後，馬文捐了117雙，王秀捐了112雙。在馬、王二人影響下，其他同誌也爭相捐贈。
第二天一早，機關牆報《紅版》為此出版特號，用紅墨水大字標題表揚馬文、王秀及機關所有同誌積極捐獻支援工人師的革命義舉。劉少奇知道這件事後，很高興，親自去看了《紅版》，並且在工作會和生活會上多次讚揚馬文、王秀這種精神。
不久，劉少奇又指示全總女工部部長劉群仙及青工部長王秀等組織婦女歌舞隊、洗衣隊等去工人師慰問演出，為指戰員們洗衣、補衣，探望傷病員，以激勵鼓舞部隊士氣。
1934年2月，奉中革軍委之命，工人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十三師，在中央紅軍西方軍的編成內。在陳毅司令員領導下，開赴中央蘇區永豐、龍崗前線，投入保衛中央蘇區西線反“圍剿”戰爭。
工人師開上了前線，劉少奇更加掛念萬分。3月底，劉少奇指示郭光洲等三人，代表全總執行局，深入永豐戰地，看望慰問工人師廣大指戰員。
郭光洲返回全總後，向劉少奇做了詳細匯報。
郭光洲認為，工人師正式成立雖不過8個月，但在一係列殘酷戰鬥中鍛煉得更加強大了，正向鐵的紅軍的道路大步邁進。
郭光洲說：“工人師在政治上、軍事技術上，都有了很大進步，艱苦奮鬥的精神與階級友愛的發揚，以及各方麵都證明了這一點。”
最後，郭光洲還繪聲繪色、維妙維肖地向劉少奇談了工人師的幾次戰鬥情景：配屬紅一軍團的丁毛山戰鬥、獨立進行的中洲反擊戰、上固阻擊戰等。
“好，好，好！工人師真是好樣的！”劉少奇不是感情很外露的人，但此時也抑製不住激動的心情攥著郭光洲的手，連連稱好，讚不絕口。
作為從未做過軍事工作的職業革命家，劉少奇和他親手締造的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休戚與共、出生入死，為第五次反“圍剿”作出了貢獻。
紅一方麵軍進行整編
1933年5月10日，根據敵我雙方相持局麵的形勢，周恩來在前方發出了《在目前行動中改編部隊辦法的請示》，提出了紅軍整編問題。
請示中指出：“目前行動，我軍主力如久停一地確失去許多時機，但全部調往永豐東南，則將失去赤化宜樂機會，形成相持局麵，且敵人主力可由崇仁向西南推進”“現我們意利用目前、時機，實行部隊輪流改編，以一部活動於崇樂永（淦）地區及宜樂間阻散南襲敵遊擊部隊並赤化籌款，調一部到不受威脅之地改編，這一部編好後，即與前方對換，如此在十五天可將三個軍團之五個師及兩獨立團完全編好”。
5月16日，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發布的命令規定：（一）第一軍團應以東“沙（永豐屬）為中心，分駐藤田、小嶺、王家、東沙地區……（二）第三軍團應以大湖坪（樂安屬）為中心分駐大湖坪、葛陂、羅田、羅背（陂）街東北地區……（三）第五軍團應以善和（樂安屬）為中心（主力駐善和），如善和駐地不敷分配時，可以一部進駐潺（參）陂，向劉（流坑）及梅林通增田方向”。
6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下達了《關於改編紅一方麵軍所屬的獨立軍團的通令》，強調“照中國工農紅軍新編製，一律改編”。
奉中革軍委的命令，第一軍團，由林彪、聶榮臻率領，駐永豐藤田、小嶺一帶；第三軍團，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駐樂安太湖坪；第五軍團，由董振堂、朱瑞率領，駐樂安善和中村等地，分別進行整編，史稱“大湖坪整編”。
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隨總部駐善和中村庵下屋；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周恩來，隨紅三軍團指揮部駐太湖坪的“萬壽宮”。
隨後，紅一方麵軍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按照中國工農紅軍新的編製，在樂安南部的藤田、大湖坪、善和地區實行改編。
這次改編，按照中革軍委命令，按“三三製”的原則，把原小軍小師按“三三製”原則編為大師大團，師以下部隊逐級縮編，師編為團、團編為營、營編為連，同時取消了軍一級組織機構，由軍團直轄師。
改編之後，紅一方麵軍由朱德兼任總司令員，周恩來兼任總政治委員，下轄紅一、紅三和紅五軍團。
紅一軍團由林彪為軍團長，聶榮臻任政治委員，羅榮桓任政治部主任，畢士悌任參謀長。
將第七師、第九師、第二十二軍合編為第一師；第四軍第十師、第十一師及紅二十二軍第六十四師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第二師；中央政府警衛團、軍團教導隊、瑞金模範師合編為第三師，歸中央軍委領導。全軍共兩萬多人。
第一師師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參謀長畢占雲、政治部主任譚政，第一團團長周振國、政治委員符竹庭，第二團團長李聚奎、政治處主任譚冠三、第三團團長黃永勝、政治委員鄧華、政治處主任黃勵。
第二師師長徐彥剛、政治委員胡阿林、參謀長曹裏懷、政治部主任蔡書彬、劉亞樓，第四團團長蕭桃明、政治委員楊成武、第五團團長吳高群、朱水秋、鹹吉，政治委員劉亞樓、劉忠、政治處主任趙雲龍、第六團團長張世傑、劉少卿、朱水秋，政治委員宋清泉、鍾榮漢、王集成。
第三師師長周昆、政治委員伍修權、政治部主任莊振風，第七團團長龔楚、政治委員方長；第八團團長劉雄武、政治委員林發。
紅三軍團，在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滕代遠和周恩來親自指導下，在樂安太湖坪進行整編，史稱“太湖坪改編”。
紅三軍團經過整編，軍團直轄第四師、第五師、第六師3個師。每師編3個團，每團編3個營，每營編3個步兵連，1個機槍連。
紅三軍團原屬的第五軍一、二、三師，改編為第四師，下轄第十團、第十一團、第十二團；原屬的第七軍、第二十一軍改編為第五師，下轄第十三團、第十四團、第十五團；新編入的原興國模範師改編為第六師，下轄第十六團、第十七團、第十八團。
紅三軍團改編後，軍團首長不變。彭德懷任軍團長，滕代遠任政治委員，後楊尚昆接任，黃克誠代理政治部主任，鄧萍任參謀長。
第四師師長張錫龍，政治委員彭雪楓，政治部主任李井泉，參謀長張翼。下轄第十團，團長胡浚，政委孫發力，政治處主任方鎮鈞，參謀長姚喆；第十一團，團長鄧國清，政委吳宗太，政治處主任甘謂漢，參謀長鄭庭輝；第十二團，團長洪超，政委鍾赤兵，政治處主任蘇振華，參謀長杜中美。
第五師師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政治部主任江華，參謀長黃子榮。下轄第十三團，團長李天佑，政委毛賁虎，政治處主任汪國漢，參謀長伍晉南；第十四團，團長黃冕昌，政委田豐，政治處主任楊勇，參謀長陳連華；第十五團，團長黃昉日，政委邱創成，政治處主任張凱，參謀長何德全。
第六師師長洪超，政治委員陳阿金，政治部主任曹其燦，參謀長李駿。下轄第十六團，團長曾春鑒，政委胡正國，政治處主任王平，參謀長彭雄；第十七團，團長莫延壽，政委餘瑞祥，政治處主任餘瑞祥，參謀長李梓斌；第十八團，團長劉純，政委汪玉明，政治處主任石林。
紅三軍團整編後，第四、第五師開往中央蘇區北部前線，第六師留在樂安、崇仁地區訓練。
紅五軍團將原紅十三軍各師縮編為紅十三師，取消了紅十五軍的編製，將其餘部編為紅十三師紅三十七團。
將博生團、勝利團和石城模範師，改為軍團下轄紅十四師。師長程子華，政治委員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際。
兩師各轄三個大團，全軍團共1萬多人。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朱瑞，參謀長陳伯鈞，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保衛局局長歐陽毅，供給部部長傅蘭蓀，衛生部部長陳義厚。
大湖坪整編，是當時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推行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惡果。
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王明、博古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以反對毛澤東的“遊擊主義”為名，不顧敵我兵力懸殊，裝備優劣，強調部隊“正規化”，將小師小團改為大師大團，改變了適合山地作戰的組織形式，否定遊擊戰和帶濟南性的運動戰。
大湖坪整編，是“左傾”錯誤的軍事路線在紅軍中的一次全麵係統的貫徹與實施，對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成敗產生了重大影響。
“分離作戰”方針的提出
1933年6月13日，紅一方麵軍大湖坪整編完成後，博古、項英等不顧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新的對中央革命地“圍剿”的嚴峻事實，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名義提出：主力紅軍實行“分離作戰”，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實現革命在江西的首先勝利。
博古、項英提出的“分離作戰”的方針是一套和毛澤東截然不同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臨時中央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毛澤東強調“集中兵力，各個擊破”，臨時中央主張“兵分兩路，兩個拳頭打人”。
這一“方針”，其實是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擬定的，史稱“上海計劃”。“上海計劃”認為，紅一方麵軍在整個夏季應在東、西兩個方向“分離作戰”。
博古和項英對這一意見奉若“聖旨”，他們具體提出：以紅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以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央紅軍，在贛江、撫河之間作戰，負責看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最後，集中主力奪取撫州、南昌，實現所謂“革命在江西和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顯然，“分離作戰”是反“羅明路線”在軍事上的必然選擇。
獲悉新軍事戰略方針後，身在前方的紅一方麵軍軍政首長朱德、周恩來震驚不已：國民黨軍在第四次“圍剿”慘敗之後，並沒有從中央蘇區周圍撤走什麽兵力，相反正在加緊準備發起新的進攻。
紅軍一、三、五軍團及地方武裝總兵力雖說有近10萬人，但與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比較起來，仍是弱小之軍。在這種情況下，若再將紅軍一分為二，“分離作戰”，豈不更加削弱紅軍力量？積紅軍多年作戰經驗，集中兵力擊敵一翼則勝，分散兵力伸開巴掌打人則自損自弱。
思慮再三，朱德、周恩來聯名致電博古、項英，表示原則接受夏季作戰方針，但強調“方麵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應該分開”。
項英和博古哪裏能聽進朱、周的意見，他們連續致電前方，表示“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步驟來浪費我們的任何時間”，批評朱、周消極對待臨時中央指示。
這頂帽子，朱、周怎敢戴在頭上？他們隻好複電瑞金表示：“絕對服從你們命令，並立即報告。我要求在部隊調動中回瑞（金）一行，麵陳不同意見或改在博生（縣）開軍委會或中局會。因許多問題非電文所能詳，許多批評完全不是我們願（原）意也。”不過，就連這一要求，博古、項英也不答應。
結果，在8月中旬，把一方麵軍分成東方軍和中央軍兩路；以紅三軍團為基幹的東方軍冒著盛夏酷暑，遠征閩西北，連續作戰；以紅一軍團為基幹的中央軍在中央根據地北線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域活動。
在這個正需要集中兵力對付國民黨軍隊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的嚴峻時刻，將紅軍主力進行“分離作戰”長達三個月，雖然取得一係列局部作戰的勝利，但紅軍自身戰鬥力受到相當削弱，也未能阻止敵人碉堡封鎖線的完成，徒然喪失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當國民黨軍隊發起大規模進攻時，紅軍陷於倉卒應戰的不利地位。
7月1日，一道由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簽署的命令從瑞金發出。
以紅三軍團和擬建中的紅七軍團第十九師組成東方軍，彭德懷、滕代遠分別兼任司令員、政委。後來，隨著戰事的發展，紅三軍團第六師、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紅七軍團第二十師、福建軍區第三十四師，以及江西地方武裝第二十一師一部陸續編入東方軍序列。
活動在撫河、贛江之間的紅一軍團及江西的4個獨立團，則組成中央紅軍，林彪、聶榮臻分別兼任司令員、政委。隨著戰事發展，紅一軍團第三師、紅九軍團第十四師也加入中央紅軍序列。
東方軍打響入閩第一仗
1933年7月1日，東方軍主力紅三軍團第四、第五師共1萬多人，在江西樂安縣大湖坪舉行東征誓師大會。
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同誌作了動員報告，提出“籌款百萬、赤化千裏”，“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把紅旗插到福建去，開辟新的根據地”的任務。一貫很少上前線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也親自趕到湖坪檢查部署會後，彭德懷、滕代遠率領東方軍冒著酷暑踏上入閩征途。5日，參戰部隊到達福建寧化以西地區，開始了入閩作戰。
東方軍入閩後，項英在瑞金烏石壟中革軍委作戰室裏，每天對著地圖計算著部隊的行程，直接給東方軍和福建軍區領導發出一道又一道指令。
至於這些指令是否切合部隊情況和戰地地形、民情實際，他不管這一些，而且經常朝令夕改，使前方將領無所適從。
周恩來有過不止一次的申述電報，他也不理睬。在他的“運籌帷幄”下，短短10餘天時間，東方軍未打一仗，便沿途留下了500多名傷病員。
周恩來忍無可忍，致電項英懇求：“除直接通知敵情與緊急危險時的處置外，項代主席請勿直接電令彭、滕、周、曾，使他們對上級整個部署無所適從，這在戰鬥中大忌。”
項英根本不管這些，照樣我行我素。但是，周恩來於7月20日，不得不再致電項英，反問道：“我們爭論並非企圖不同，更非執行‘上海計劃’不忠實，你何以喋喋慮此？”確實，項英“慮”的不是周恩來執行“上海計劃”不忠實，而是擔心自己的威望和軍事指揮權。入閩作戰後，東方軍積極對國民黨軍駐閩部隊第十九路軍展開進攻。
東方軍入閩第一戰就是攻占泉上古土堡。泉上地處寧化、清流、歸化、建寧數縣毗鄰之處，是寧化到歸化的交通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泉上土堡位於羅李村，距泉上街道一公裏，始建於1654年，由學者李世熊倡議修築。土堡呈長方形，四周築有3.5丈高、2.2丈寬、周長480米的圍牆，設有東、西、南、北四個大門，堡內開有酒店和豆腐坊，是一個典型的易守難攻的防禦性建築。當時堡內居住群眾92戶、310餘人口，全部姓李，其中地主9戶，富農4戶。
當時，在革命形勢的威逼下，寧化的偽保衛團與周圍各縣的地主豪紳紛紛竄進泉上土堡躲避，其中就有寧化偽縣長黎群勳及縣團總李成亨，堡內還駐有盧興邦部一個團，總兵力達1100多人。
土堡內外，敵人防護嚴密。土堡外，護城河深水環繞，且有敵一個機槍連和一個步兵連防守；土牆上，崗哨林立，火力配係較強；土堡內，修有水井，囤集了大量糧食、食鹽和軍火彈藥，成為東方軍向東運動、擴大蘇區的一個極大障礙。因此，東方軍決心拔掉這顆“釘子”。
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和政委滕代遠分析局勢，確定“圍點、打援”的作戰方案。首先，采取清除殲滅土堡外圍之敵；阻擊外來援敵。其次，逐步靠近土堡縮小包圍圈，斷水、斷糧，迫降敵人。把主攻任務交給紅五師，紅四師負責打援。
1933年7月7日，紅五師十五團在寧化地方部隊的配合下，全殲固守在泉上土堡外圍的敵人，紅五師隨即將土堡嚴嚴實實地包圍起來。
7月9日，盧興邦派遣309團企圖解泉上之圍，結果在延祥石獅嶺遭紅軍阻擊，擊斃旅長張興隆等官兵100餘人，盧興邦之子、團長盧勝斌等300多人被俘，全團覆沒。至此，泉上土堡之敵已成甕中之鱉。
圍困泉上土堡後，紅軍屢攻不進，於是改用坑道戰術。敵人搶來堡內老百姓的水缸埋入圍牆周圍，用“埋缸聽聲”的土辦法竊聽動靜。
第一次挖地道，很快被敵人竊聽到，遭敵人破壞，稻田裏的水湧入地道，造成塌陷，紅軍坑道作業部隊遭受傷亡。
總結經驗後，第二次選擇了從土堡西南角農戶李力田家裏掘進，並請求東方軍總部調來一個工兵連進行指導。紅軍一邊挖，一邊用木板背護，同時，又佯裝在西北角上挖地道，迷惑敵人。敵人果然上當，集中精力轟擊西北角，而西南角上靜悄悄的，工程進展順利。
經過10多天的日夜苦戰，7月18日夜，紅十五團終於完成對土堡的坑道作業，挖掘了一條長百餘米，寬二三米，高二米的大坑道，並把舊鐵鍋打成小片和小石頭拌在土硝中製成炸藥，裝入3副大棺材內，成品字形疊放於土牆牆根下，用毛竹將導火線引出坑道外，然後用泥土堵了十餘米塞緊。
19日拂曉，紅軍引爆了土硝，隨著一聲悶雷般的巨響，土牆塌下一個大缺口。經過激戰，土堡攻克，殲敵300餘人、俘虜900餘人，團長程泗海自殺，繳獲步槍700餘支、迫擊炮2門、機關槍3挺、駁殼槍60支，還俘獲寧化新舊縣長2人及寧化、清流、歸化、長汀、石城等縣逃亡地主豪紳及地主武裝400餘人，繳獲銀洋萬餘元。
泉上土堡攻克後，寧化東北部全部解放。接著，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東方軍解放了清流、歸化兩縣縣城及大片土地，貫通了閩西、閩北兩塊根據地，為第五次反“圍剿”打通了南北往來的通道。從此，東方軍聲威大振，敵人聞風喪膽。
連城朋口大敗十九路軍
連城縣朋口戰鬥，是東方軍最主要的戰鬥之一。該戰役因為促使19路軍由反共轉為聯共，發動了著名的“福建事變”而著稱於世。
1933年7月底，東方軍前鋒指向連城縣。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區壽年部第七十八師占據著連城，總兵力約萬餘人。
1933年3月上旬，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被蔣介石從上海抗日前線調來蘇區“剿共”，企圖通過連城直驅長汀、瑞金。
期間，第六十師沈光漢部也搶占了龍岩至新泉一線閩西中央蘇區部分根據地。中華蘇維埃麵臨著嚴峻的局勢，因此，東方軍決定攻占連城。
看到紅軍主力到來，區壽年將主力駐防於連城及附近地區，以一團兵力駐防在龍岩至連城、長汀兩條大路的交叉口的朋口鎮。
朋口是一個四麵高地環圍的小圩鎮，東北麵通連城比較開闊，西北麵通長汀和東南麵通龍岩都是山地隘道。我軍如控製朋口，即可切斷敵人的後方交通線，威脅連城及龍岩。
當時上級給東方軍規定了由北向南奪取連城及朋口的進攻路線。這樣，東方軍就處於仰攻地位，十分不利，而且難於接敵，無法完成任務。
為此，彭德懷親自帶領偵察排，冒著酷暑深入前沿陣地偵察，尋找攻擊點。
通過調查研究，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滕代遠決定，以福建軍區紅三十四師在朋口以北牽製連城守軍；以東方軍主力進攻朋口、莒溪，以調動龍岩、連城守軍出援，以達各個擊破，乘勢奪取連城之目的。
這個作戰計劃，很快獲得批準。7月29日晨，東方軍主力到達朋口以西地區集結。
30日晨，紅十九師在紅三軍團第五師的協同下向朋口發起攻擊。在東方軍絕對優勢兵力的強大攻勢下，敵人全部陣線被突破，紅軍愈戰愈勇，不到5個鍾頭，敵守軍被我全殲。
此時，第七十八師第四六六團由連城增援至朋口地區的貴仞山前。東方軍即以紅五師第十三團依托有利地形就地抗擊，以紅四師第十團迅速迂回其側後進行夾擊，殲其大部。與此同時，東方軍其他部隊殲莒溪之敵1個營，並乘勝占領莒溪。
8月1日，東方軍攻城部隊在連城東麵的下堡勝利會師，舉行了紀念“八一”建軍節和祝捷大會。
8月2日，東方軍再接再厲占領連城。次日清晨，其追擊部隊向潰逃之敵猛衝猛打，再殲區師一個團。殘敵驚慌失措，一晝夜狂奔85公裏逃至永安。敵第六十師沈光漢部聞訊，從新泉一線縮回龍岩。
當區師主力撤至連城姑田鎮時，東方軍先頭部隊奮起直追，一口氣奔跑40餘裏，終於在姑田鎮追上敵人。敵人一觸即潰，兵敗如山倒，東方軍繳獲輕機槍3挺、重機槍3挺、步槍300多支，子彈10萬餘發。
8月4日，連城守敵棄城而逃，我軍不費一槍一彈，就收複了連城。
“朋口戰役”共殲區壽年師1個旅3個團，俘敵旅團長以下官兵2000多人，繳槍2000多支，軍糧1500多擔，無線電台3架，籌款萬元以上，勝利地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恢複了廣大被占老蘇區。
不僅如此，這次戰事還促使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領導人蔡廷鍇、蔣光鼐於11月在福州發動了著名的“福建事變”。該事變曾為推動全民抗日產生了積極影響。
此次作戰的勝利，主要是因為紅軍指揮員指揮有方、紅軍將士作戰勇敢而取得的。
在作戰指揮方麵，一是部署正確，既有主攻部隊，又有打援部隊。這樣就達到了既能調動敵人出來增援，紅軍趁機打援的目的，又可使主攻部隊集中全力向主攻目標發起攻擊。
二是在作戰中能夠做到根據情況靈活指揮，當第十九師主力進攻朋口未果時，及時調整了部隊，令第四師一部前來增援，增加了攻擊力量。
三是進行了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達到了瓦解敵軍士氣，激勵紅軍鬥誌的目的，有利地保障了作戰的完全勝利。
在總結連城朋口戰鬥時，東方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曾高度評價此役“士氣之盛，作戰之勇，動作之速，殲敵之多，鼓動之烈”為當時戰鬥所罕見。
8月8日，為慶祝東方軍在閩西對十九路軍作戰所取得的巨大勝利，毛澤東與項英、張國燾聯名致電彭德懷、滕代遠，發布《中央政府電賀東方軍的偉大勝利》。
東方軍結束第一次東征
1933年8月16日，東方軍在完成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後，除留福建軍區第三十四師駐守連城外，其餘部隊奉命執行第二階段新的戰鬥任務。
按照預定計劃，在彭德懷的率領下，東方軍向閩北進軍，逼近沙縣、將樂、順昌3縣，解放了沙縣夏茂、高橋等地。夏茂鎮比較繁華，商品也很豐富，東方軍在這裏籌集到不少物資。
8月26日，東方軍又相繼攻占閩江上順昌縣洋口、延平縣峽陽兩個重要商港，獲得食鹽十幾萬斤、煤油600餘斤，還籌款10萬元。
8月30日，東方軍司令部在洋口下達向延平挺進的命令：以一部兵力圍攻將樂、順昌，主力圍攻延平，意在調動沙縣、水口兩處之敵來援，求殲援敵於運動中。由於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行動謹慎，東方軍未能大量殲滅援敵，圍攻將樂、順昌也久攻不下。
在東方軍入閩作戰的同時，中央紅軍在江西吉水、永豐、樂安、宜黃、新淦之間打擊敵人修築碉堡部隊和破壞敵人交通線，除在烏江地區殲敵3個團外，未能阻止敵人構築碉堡封鎖線的行動。
東方軍入閩作戰3個月，取得了一定勝利，但本身也受到相當削弱，中央紅軍在撫河與贛江間活動，也沒有取得預期的戰果。
綜觀全局，主力紅軍“分離作戰”的結果，消弱了我軍戰鬥力，喪失了進行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準備的寶貴時間，給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後來，參加東方軍入閩作戰的黃克誠感慨：經驗證明，紅一、紅三軍團分離作戰，就打不好仗，就要吃虧。這次東方軍入閩作戰3個月，基本上沒有打過好仗，部隊受到很大的損失和消耗。
不過，從積極方麵來說，東方軍入閩作戰，取得了偉大勝利，給敵人第五次“圍剿”準備工作以一定程度的打擊，極大地鼓舞了蘇區人民的革命鬥爭士氣，它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從政治方麵看，幫助恢複和發展蘇維埃政權，掀起了踴躍參軍參戰的熱潮。
東方軍奪取連城後，即派出福建軍區第三十四師等部，保衛連城縣委和縣蘇維埃政權。第三十四師等部深入連城各地，廣泛宣傳和發動群眾，恢複區、鄉政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政權工作。
同時，開展了分田分地的鬥爭，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縣蘇維埃的各項工作。當時，連城全縣擴大紅軍3600名。
在東方軍的勝利影響下，閩西恢複了上杭、新泉、連城各縣蘇區，並開拓了寧化、清流、歸化縱橫數百裏的新蘇區。
從經濟方麵看，入閩部隊幫助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查田查階級運動，激發了廣大勞苦群眾參加生產建設和支授革命戰爭的積極性。
福建軍區第三十四師等部都成立了工作團，深入農村宣傳查田查階級運動的意義，發動群眾進行鬥爭，使廣大農民在查田運動中得到實惠，從而提高了生產熱情。
雖然，查田運動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過火了點，但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競賽中，閩西蘇區主動提出推銷經濟建設公債8萬元。此外，他們還慰勞紅軍7萬多雙鞋，並籌款4.5萬元支援革命戰爭。
僅在連城一帶，東方軍就籌集了大量物資運回中央蘇區，部分地解決了當時紅軍穿衣、吃鹽等困難。
從軍事方麵看，幫助整頓和加強了閩西地方武裝力量，保證了各項工作的開展。連城朋口戰鬥，東方軍打垮了第十九路軍主力區壽年師，是隨後促使該軍聯共反蔣抗日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福建軍區和第三十四師的幫助下，福建地方武裝通過整頓，大大提高了戰鬥力，不但能保衛連城蘇維埃政權，而且還能深入敵後，配合主力兵團作戰，牽製了大量敵人，開辟了寧化、清流、歸化新蘇區。
正當東方軍準備按中央局指示，繼續發動進攻的時候，敵軍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正式開始了。蔣介石經過充分準備，已經為這次“圍剿”拚湊了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根據蔣介石的部署，將全部兵力的一半用來“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
敵人的50萬大軍分為北、南、東，西四路，由北路軍擔任主攻，以顧祝同為總司令，蔣鼎文為前敵總指揮，轄33個師又3個旅。
北路軍的主力是陳誠的第三路軍，擁有18個師和一個補充旅，依托堡壘，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同紅軍主力決戰。
9月25日，蔣介石瞅準紅軍“分離作戰”、中央蘇區東北方向的江西黎川縣城兵力空虛之機，調集4個師兵力發起進攻，揭開了“圍剿”根據地的序幕。
麵對敵人的進攻，中央局不得不緊急命令東方軍結束東征，回師江西。按照中央局指示，東方軍分為兩個縱隊撤退，分途回師江西，結束了第一次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