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臨睡前，陳毅對向導叮囑，要注意夜間的動靜。深夜時分，陣陣的狗叫聲沒有驚醒酣睡中的陳毅，但向導則判斷：“遊擊隊在行動。”
接著傳來的是擊掌聲和輕微的交談聲，於是向導推醒了陳毅，告訴他發現了遊擊隊。陳毅故意咳了幾聲，引起遊擊隊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遊擊隊員走了過來，對他們進行盤問，陳毅一一作答。他們聽了陳毅的自我介紹後，便將他帶到山上，會見湘贛紅軍遊擊隊獨立團團長段煥競、政委劉培善。
陳毅向他們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主張和抗日救國十大政綱，並要求會見湘贛臨時省委書記譚餘保。段煥競，劉培善立即派人護送陳毅到臨時省委駐地鐵境山。
湘鄂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以後，入侵湘鄂贛邊蘇區的國民黨軍在這一地區實行殘酷的殺“三光”政策，造成許多地方家破人亡，一片淒涼。
留守在湘鄂贛邊蘇區堅持武裝鬥爭的紅軍十六師，在湘鄂贛省委的領導下，與數倍於我的國民黨軍隊展開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湘鄂贛邊蘇區，又稱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位於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全境縱橫三百餘裏，縱長千餘裏。
湘鄂贛邊蘇區的人民群眾，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堅持與反動派進行鬥爭的。1927年毛澤東曾親自組織領導過這個地區的人民，舉行秋收暴動；彭德懷、黃公略同誌相繼在1928年7月22日舉行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這裏是中央蘇區的一個重要戰略支點，當敵人向江西中央蘇區進攻的時候，它可以牽製武漢、長沙、南昌敵人的兵力；當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北上抗日的時候，它可以牽製、拖住敵人的部分兵力，配合紅軍長征；對湘贛、湘贛西、鄂豫皖等蘇區的革命鬥爭，可以互相策應、互相支援。因此，它對敵人威脅很大，敵人把紅色的湘鄂贛邊看成是眼中釘，對該區的“清剿”也就非常頻繁。
堅守在湘鄂贛邊蘇區的紅十六師的前身是紅十六軍。1930年7月，由湘鄂贛邊蘇區的紅軍和平江、修水、銅鼓等地的工農地方武裝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改編成紅十六軍，屬紅三軍團。
1933年6月，紅十六軍取消了軍一級編製，縮編為紅十六師，師長為高詠生、政治委員溫錦惠。紅十六師下轄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共三個團。
1934年6月湘鄂贛省委書記兼湘鄂贛軍區政委的陳壽昌兼紅十六師政委。1935年5月恢複紅十六師三個團編製，由湘鄂贛邊省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兼任師長，方步舟任政委。1935年9月徐彥剛犧牲後，紅十六師由傅秋濤同誌領導。
1934年6、7月間，在一次護送湘鄂贛省委機關轉移到修銅宜奉邊開辟根據地時，紅十六師在修水畫坪蘇區被敵人包圍，在向龍門山區突圍中，損失嚴重，紅十六師師長高詠生犧牲，省委後來稱這次損失是“六、七月事變”。
此後，省委機關和紅十六師剩餘部隊被迫遷回湖南省平江縣的黃金洞休整。
這時敵人更加瘋狂地對湘鄂贛邊遊擊區發起進攻。敵人主要采取堡壘戰術，層層封鎖我湘鄂贛邊蘇區。敵人一般都在戰略要道，重點地區，高山隘口，城鎮和重要村莊，分兵把守。敵人以堅固的碉堡為依托，大規模的向蘇區進攻，每年數十次，每次七、八或十幾天。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紅十六師和省委機關退回到黃金洞，恰恰又與黨中央失去了聯係。
在這嚴酷的環境下，紅軍戰士常常吃不上飯，缺衣少藥，白天要隱蔽，晚上要行軍轉移，但紅十六師並沒有因此而倒下，他們在蘇區群眾的幫助下，繼續堅持武裝鬥爭。
紅十六師和省委機關遷回黃金洞以後，湘鄂贛省委書記陳壽昌同誌，副書記傅秋濤同誌等主持召開了會議，決定盡快恢複紅十六師，到人民群眾中去擴大紅十六師隊伍。
當時，傅秋濤同誌親自抓擴紅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擴紅運動和打仗，紅十六師已擴大發展到2100多人，並在幾次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這支英勇善戰的隊伍，已成為反擊敵軍二十八師、五十師、一四九旅、十八師、敵預備縱隊、地方保安團等大於紅十六師數十倍的敵正規軍和反動地方武裝力量的主力部隊。
1934年11月，紅十六師向鄂東南方向移動，路經通城、崇陽之間的老虎洞時與敵人打了一個遭遇戰，隊伍受到了一些損失，省委書記陳壽昌同誌在這次戰鬥中犧牲了。
不久，省委在黃金洞的楊雀坦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傅秋濤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同時把恢複和擴大紅十六師列為黨政軍民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提出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恢複壯大紅軍主力，保衛並聯係蘇區。
會議還作出了抽調幹部到各地搜集武裝，開展擴紅運動，發展紅十六師的決議。經過半年的擴紅運動，動員了1500多人，編為紅十六師的主力第四十七團。
盡管敵人采取了種種殘酷的手段封鎖、圍剿紅十六師，但是英勇的紅十六師在湘鄂贛省委、省軍區的堅強領導下，仍然取得了幾次輝煌的勝利。
1935年初，紅十六師第四十六團挺進鄂東南，這引起了國民黨軍的注意，他們即調動第五十師及新三旅的3個團向紅十六師進逼。
2月，紅十六師第四十六團除留下1個連在崇陽金塘執行保衛鄂東南道委機關外，全團開往崇陽大源橋，擬向西挺進，以配合紅二、六軍團的行動。
然而，在紅十六師第四十六團到達靠修崇交界的雞公埂的第二天，敵第五十師第三○○團即氣勢洶洶地由修水的蘆坊聞風追至。
該團是在“六、七月事件”中導致紅十六師嚴重挫折的敵主力之一，且裝備精良，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十分驕橫，企圖在雞公埂重演“六、七月事件”。
遊擊區軍民義憤填膺，提出“留下開花子，去打三百團”，紅十六師領導人決定在雞公埂阻擊敵人，打擊其囂張氣焰，振奮遊擊區軍民鬥誌。
戰鬥打響後，紅十六師先以四十六團特務營從左翼向敵先頭營猛攻，立足未穩的敵先頭營迅即潰敗，逃竄中衝亂了自己後續部隊的陣腳，敵軍心為之動搖，而紅四十六團主力乘勝分兩路夾擊占領雞公埂附近山頭陣地的敵3個營。
此役，紅軍斃傷俘敵約2個半營，繳長槍300餘支，重機槍5挺。此一役是紅十六師的重要關鍵，勝利後敵人約月餘沒有大的進攻。
雞公埂戰鬥後，紅十六師抓住敵人暫時不敢來犯的有利時機，在壽昌縣一帶積極開展新區工作，動員青年參加紅軍，搗毀敵人堡壘。
接著，紅十六師為將修武崇通遊擊區聯成一片，擬殲滅地處4縣交通要道上的崇陽高梘構築碉堡的敵人。紅十六師通過偵察得知：敵人在高梘依著險要山勢修築了一個大碉堡，駐有敵地方武裝1個保安中隊，而在高梘附近的鼓響嶺方向駐紮著國民黨東北軍第一○五師第三團。紅十六師遂決定實施圍點打援戰術。
1935年2月18日，紅十六師以偵察連將高梘敵之碉堡圍困起來，而主力部隊卻埋伏在鼓響嶺通往高梘的大路兩旁的山上。
數小時後，駐鼓響嶺之敵果然派其第二營1個連趕往高梘增援。該連進入紅軍伏擊陣地後，紅軍突然出擊，敵猝不及防，欲掉頭逃跑，卻被紅軍側翼部隊截住而陷入紅軍包圍之中。
紅十六師領導人從俘虜口中了解到被圍的敵人屬東北軍第一○五師，而該師自東北淪陷後，被千裏迢迢南調至反共前線，蔣介石企圖使其與紅軍兩敗俱傷，以實現借刀殺人，排除異己的陰謀。
而這些情況，東北軍官兵心中清楚，加上和淪陷日軍手中的故土親人失去聯係，厭戰思鄉情緒嚴重。因而，紅十六師指揮員決定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開展政治攻勢，瓦解這股敵人。
紅十六師敵工人員遂到前沿陣地喊話，唱抗日救亡歌曲。該連東北軍官兵果然被感召，全部棄械投降。高梘碉堡守敵得知這一消息，也在傍晚交槍投降。
國民黨軍武漢行營獲悉1個連官兵被紅軍遣返崇陽的消息後，深為驚詫，即派一個高級參謀前往高梘調查該連被紅軍繳械情況。
1935年3月3日，這名高參在駐鼓響嶺第105師3團1營的護送下進至高梘。這時，一戰高梘後進至崇陽附近活動的紅十六師又由崇陽向通城行動，恰又經過高梘，得知敵1個營已到此地的情況後，於是迅速占領高梘兩側高地，乘該敵在高梘峽穀休息吃飯之機，出其不意地居高臨下發起襲擊。
敵頓時亂作一團，很快被悉數殲滅，其營長被擊斃，敵高參等200餘人被俘。戰後，俘虜經過政治教育，大部自願加入了紅軍。
1935年6月，敵軍調動進攻江西的湯恩伯、樊鬆甫等主力部隊，配合駐在湖南的長沙、平江、瀏陽，江西的萬載、銅鼓、修水；湖北的通城、崇陽等縣的敵人，向湘鄂贛邊蘇區的紅十六師進攻。
進攻的重點集中在南江橋、鍾坪一帶。四周形成了大小數十道包圍圈，建立了數不清的碉堡群。敵人的總兵力大於紅十六師數十倍，他們企圖在此次“圍剿”中一舉全殲紅十六師。
麵對這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紅十六師領導製定了應急的兩個突圍方案。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紅十六師終於衝破了敵人的封鎖線，實現了突圍計劃。
突圍中徐彥剛左腿負了重傷，傅秋濤夫人湘鄂贛省委婦女部長曾湘娥壯烈犧牲。為了不影響部隊轉移，徐彥剛隻身留在山上養傷，9月22日在雲居山被歹徒謀害。
回到了黃金洞後，經過修整的紅十六師在傅秋濤、嚴圖閣同誌的率領下，向瀏陽、長沙進發，到醴陵附近，深入敵後，打土豪、分田地，開展遊擊戰爭，一直堅持到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麵侵華戰爭開始。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到廬山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合作談判，同時，指示各地黨組織，迅速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被國民黨軍隊分割包圍在湘鄂贛邊區各地的黨和紅軍遊擊隊，沒有接到黨中央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指示，隻是從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這方麵消息的曲折反映。
湘鄂贛省委後來見到《解放》周刊上登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黨關於這一問題的方針、政策。黨中央1935年發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在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情況下，省委一麵數次派人去黨中央請示，一麵部署各級黨組織對黨員進行“特別教育”，宣傳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黨員的“思想、行動、意識、語言、態度都應該執行和平合作禦侮救亡的新轉變”；一麵動員和組織各地武裝力量反擊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一麵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戰談判。
為了適應聯蔣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於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贛軍區人民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傅秋濤，委員塗正坤、鄧洪、劉玉堂、鍾期光、謝乾、譚啟龍、江渭清、明安樓。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指揮湘鄂贛抗日紅軍遊擊隊。
5月15日，以該會名義公開發表代郵快電，提出“凡諸同情本會抗日救國主張者，本會願與之合作，共同奔赴國難”，“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主張。
隨後又發表了一係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強大的政治攻勢，迫使國民黨接受停戰談判。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積極與國民黨武漢行營、南昌行營及其直接指揮下之各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進行和平談判，以增強統一的民族抗敵力量。
在談判開始之前，國民黨當局利用叛徒進行所謂“招撫”、“收編”的活動，企圖誘騙紅軍遊擊隊“投誠”，用以瓦解紅軍。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出嚴正警告，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停止誘降活動，派出代表與省委談判。
自7月中旬開始，省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進行了多次談判。7月20日，省委與駐瀏陽的國民黨五十師談判，雙方協定：1、釋放在押政治犯；2、在瀏陽建立我方辦事處；3、紅軍部隊集中，番號改為“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遊擊支隊”。
8月29日，省委與國民黨武漢行營就劃定特區、駐紮部隊、改編後的經費等問題談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軍區派出一批幹部到各地整頓、改編地方遊擊武裝，動員群眾參軍，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第一批到東北分區的，有吳詠湘、張學平、周連相等人。開始，他們並不清楚東北遊擊大隊到底在哪裏活動。到了銅鼓縣城，得知宜豐的潭山鎮駐有國民黨江西省保安處政訓團，是專門對付遊擊隊的特務組織，了解遊擊隊的活動情況。
他們一行3人當日趕到潭山，吳詠湘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武漢行營集中專員身份，與政訓團交涉。在這裏了解到，政訓團企圖在湘鄂贛邊區國共合作談判成功的消息傳播開來之前，會剿湘鄂贛東北分區遊擊大隊。
吳詠湘立即與在大塅部署“清剿”的政訓團主任許達通話，要他們立即停止“進剿”，撤銷一切軍事行動。雙方達成在大塅舉行談判的協議。隻等與遊擊隊取得聯係，立即進行談判。
此時，東北遊擊大隊在大隊長吳嘉民、政委劉珍吾率領下，轉戰於九嶺山區。就在吳詠湘等人到達潭山時，國民黨當局還在玩弄軍事“圍剿”和政治誘降的陰謀。當這一陰謀未能得逞時，國民黨當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撇下吳詠湘等人，準備單獨與東北遊擊大隊談判。
1937年9月19日，國民黨當局通過一名樵夫給東北遊擊大隊送去國民黨南昌行營的一封信，說準備派代表同遊擊隊談判。同時，還送去一份傅秋濤等人署名的湘鄂贛省軍區《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告人民書》。
東北臨時特委和東北遊擊大隊負責人結合從報紙上了解到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對當前發生的事態進行了認真研究，決定派特委代理書記曾金生和東北遊擊大隊政委劉珍吾下山談判，為防止萬一，又決定由大隊長吳嘉民率領東北遊擊大隊跳出敵人包圍圈，轉移到奉新、高安一帶活動，牽製敵人，配合談判。
東北遊擊大隊與國民黨南昌行營的談判，前後共進行了3次。前一次在宜豐黃沙港半山坡獨立杉樹下，後兩次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銅鼓帶溪。
在前兩次的談判中，國民黨南昌行營代表毫無談判誠意，繼續玩弄“招撫”、“收編”的把戲，遭到紅軍遊擊隊代表義正言辭的駁斥。
為了迫使國民黨當局老老實實坐到談判桌邊來，東北遊擊大隊在奉新高嶺消滅了敵人1個排，隨後又襲擊了渣村的敵據點。在這種情況下，敵被迫撤出黃沙港、逍遙等遊擊區，其談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來談判。經過反複協商，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由於協議是雙方代表達成的，需要經過各自的上級領導機關認可方能生效，國民黨當局到這時才不得不讓省委全權代表吳詠湘等人與紅軍遊擊隊代表曾金生見麵。
吳詠湘與曾金山在大塅見麵後，認為“協議內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大塅談判結束後，國民黨當局立即解散了修、銅、宜三縣反動遊擊組，撤走了龍門山附近的常駐正規軍。
這時，吳詠湘、周連湘等人便開始尋找龍門山區的紅軍遊擊隊。但是，由於在談判前夕國民黨曾企圖重兵會剿湘鄂贛東北分區遊擊隊，造成了緊張局勢，故一時難於找到他們的蹤跡。
於是，吳詠湘就派人四處散發湘鄂贛省委關於國共合作宣言、傳單，張貼布告以及給遊擊隊的信。同時，又到邊區召開群眾會議進行宣傳，擴大影響。
經過一星期的努力，周連湘終於通過大塅地下黨雙坑支部書記劉海維等人，找到了已經轉移隱蔽在龍門山三竹洞陳國光家裏的湘鄂贛東北遊擊大隊。
周連湘與東北特委代理書記曾金生見麵取得了聯係。接著曾金生趕赴潭山去見吳詠湘。
1937年10月初，湘鄂贛省東北遊擊大隊18人來到宜豐潭山集中，編成“湘鄂贛紅軍抗日遊擊隊第一支隊第九大隊”，吳詠湘為大隊長，曾金生為政委。
在此期間，省委得到東北特委和吳詠湘的報告，又派出張蕃、駱奇勳、朱慶隆等人加強東北邊區的工作。並指示：“遊擊大隊下山後，要向群眾廣泛宣傳我黨抗日主張，集中邊區武裝組織，擴大部隊”。
劉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銅鼓、奉新等地宣傳抗日，擴充部隊。在奉新上富，他們被國民黨上富區公所以“破壞抗日”的莫須有罪名扣押並送往奉新縣監禁。
後經吳嘉民、薑雲義前往交涉，提出強烈抗議，奉新國民黨當局才被迫釋放劉珍吾、汪克明，並公開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這一事件的順利解決，為紅軍抗日遊擊隊在邊區各地擴充抗日隊伍掃除了障礙。在較短的時間內，蘇區人民踴躍報名參軍，紅軍抗日武裝迅速擴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隊從潭山出發，經銅鼓開往平江縣嘉義集中，後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團二營。
與此同時，李成鐵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銅邊區整理、改編地方遊擊武裝，動員群眾參軍。在這一帶活動的有以傅彪為隊長的平修銅遊擊隊和以朱晃富為隊長的平修銅保衛隊。
經與國民黨當局在渣津談判並達成協議，下山集中的紅軍遊擊隊動員愛國青年參軍，紅軍抗日武裝迅速擴大到約200人，在新四軍駐修水通訊處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領下，於11月間開往嘉義。
另外，戰鬥在金鍾湖和峰頂山一帶的東南遊擊大隊，在盧振陸、黃啟富率領下，也開往嘉義集中。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遊擊支隊奉命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支隊副司令兼一團團長傅秋濤，副團長江渭清，參謀長王懷生，政治處主任鍾期光。
1938年2月3日，部隊從平江嘉義出發，開赴蘇皖前線。途經長壽街、瀏陽的東門、官渡，來到宜春的慈化。廣大群眾歡欣鼓舞，沿途熱情慰問。短短的三四天內，就有400多愛國青年踴躍參軍。
湘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湘贛邊的紅軍遊擊隊是南方八省遊擊區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湘贛邊的三年遊擊戰爭，以蓮花縣的棋盤山為大本營，在周圍各個山區進行。
1934年8月7日，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湘贛軍民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處於困難境地，湘贛紅軍六軍團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開始突圍西征。
紅六軍團走後，留守的湘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及省軍區進行了調整，留下堅持鬥爭的五個獨立團共3000多支槍，加上縣區武裝，總兵力約5000人。
其中，獨立三團有三百至四百人，這些幹部大多是萍鄉人，活動於安福、永新、蓮花、萍鄉、宜春一帶，獨立五團約1500人，跟隨省委行動。
1934年7月，中共萍鄉縣委轉移到安福泰山，與蓮花、安福縣委取得了聯係。
根據湘贛省委指示，三縣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合並組建蓮安萍中心縣委，領導萍鄉縣的大安區、新安區，安福縣的泰山區、宜南區、蓮花縣的路口區、九都區。中心縣委還合並三縣武裝力量，組建了蓮安萍中心縣委遊擊隊，實行統一指揮，全隊200餘人槍。
其時，國民黨反動派調第二十三師、第五十三師、第七十七師分駐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一帶，第十八師駐茶陵，調江西保安十團駐蓮花，保安六團駐安福，保安四團駐萍鄉，會同各縣地主武裝，對湘贛根據地進行“清剿”。
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大本營永新也被敵人占領，形勢日益惡化。省委及其武裝部隊決定避實擊虛，放棄中心區域，轉入山區與敵作長期周旋。
1934年9月下旬，湘贛獨立三團轉移到武功山下的泰山根據地。10月31日，湘贛省委和省軍區率獨立五團進入泰山，與獨立三團和蓮安萍中心縣委會合。
這時，省委所能指揮的武裝力量，隻有獨立三、五兩個團以及蓮安萍遊擊隊，總兵力約2000人。從此，湘贛軍民以武功山為主要依托，與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展開遊擊戰爭。
武功山地處湘贛兩省接合部，主峰坐落在萍鄉與安福交界處。山體呈西南走向，綿延160餘公裏，南可通贛南、湘南，西能與湘鄂贛蘇區溝通，有利於四麵發展。
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屯田養兵之所，且叢林茂密、山巒重疊、地勢險要，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戰略要地。
此處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建立較早，軍民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和考驗，覺悟高，信念堅定；又便於利用湘贛兩省敵人相互之間的矛盾，保存自己，打擊敵人。盡管武功山條件較好，但湘贛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陳洪時深受“左”傾錯誤影響，在軍事上未能根據新的形勢，改變鬥爭策略，仍采取死打硬拚的鬥爭手段，把隊伍集中起來，白天公開行動，四處燒碉堡，打民團，貼標語，擴大紅軍，突擊籌糧，使部隊目標暴露。當強敵進攻之時，又采取碉堡對碉堡的消極防禦手段，致使鬥爭一開始就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麵。
11月中旬，江西保安團兩個中隊發現省委機關蹤跡，便偷襲省委、省軍區駐地袁家村，獨立三、五團及蓮安萍中心縣委遊擊隊倉促應戰。
因敵兵不多，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將敵擊潰，消滅敵兵80餘名，繳槍40餘支，還繳獲了一批彈藥。此次戰鬥雖獲勝，但較早地暴露了遊擊隊的實力，給以後的活動造成不利因素。
因省委機關暴露，敵增派主力部隊瘋狂地向泰山撲來，省委隻得轉移到安福境內的長源頭、蘆台一帶。12月下旬，國民黨軍駐安福的五十三師糾集蓮花、萍鄉、宜春和安福等縣保安團，進攻長源頭、蘆台村。
湘贛獨立三、五團與敵軍展開了陣地戰，終因寡不敵眾，趁天黑時分撤出戰鬥，掩護省委越過武功山金頂向深山區觀形、雙園坪一帶轉移。蓮安萍中心縣委則轉移到五裏山一帶深山密林之中。
至此，湘贛蘇區全部喪失。
1935年1月18日，坐鎮武功山的國民黨軍第七十七師師長羅霖任命該師第二三○旅旅長胡良玉為“清剿”指揮官，聲稱要在2月13日前肅清武功山的紅軍遊擊隊。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中共湘贛省委未能作出打破敵人“清剿”的相應決策，卻錯誤地命令獨立三、五團向蓮花方向出擊。
2月初，根據省委決定，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率領獨立三、五團到蓮花進行遊擊戰。
返回途中，獨立三團開到離蓮花虎頭嶺不到三裏路的一個山坡下，獨立五團開到虎頭嶺下的十裏牌地方駐防，在虎頭嶺上放了一個排哨。
這時，被在五裏山一線對紅軍進行“清剿”的蓮花保安十團發現，即以陳剛維的3個中隊和賀誌豪的蓮花義勇隊，從安福月裏，經半江到蓮花南坡，由天仙嶺的瀑水岩竄到虎頭嶺，包抄獨立三團；安福保安六團團長柏式樂率200餘人槍從錢山開來做後衛，企圖一舉將獨立三團消滅。
獨立三團與蓮花保安十團和義勇隊展開戰鬥，因臨戰匆促，又處於不利地勢，便撤退到靠嶺背的一個山頭應戰。
此時，駐在十裏牌的獨立五團立刻向虎頭嶺急進，一營營長段煥競率全營戰士搶先奪回排哨丟失的陣地，並指揮部隊反擊。
同時，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親自帶領部隊向虎頭嶺左側衝鋒，一舉攻下虎頭嶺前麵幾個山頭，將敵軍壓在三個山頭中間。
敵軍見勢不利，掉頭就跑。戰鬥持續半天多，逃在後麵的蓮花縣義勇隊大部分被消滅。但在這次戰鬥中，湘贛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不幸負重傷犧牲。
虎頭嶺戰鬥是一次遭遇戰，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但帶來更多的消極因素。彭輝明犧牲後的一段時間裏，省委失去了軍事指揮中心。
省委書記陳洪時兼任省軍區司令員，但軍事指揮才能遠不如彭輝明，致使戰鬥屢遭失利，部隊減員極大。虎頭嶺戰鬥再次暴露了紅軍實力，使敵人進一步加緊對紅軍遊擊隊的圍截與“清剿”，致使紅軍地盤越來越小，活動越來越困難，供應越來越緊張，出現了最艱難、最困苦的鬥爭局麵。
虎頭嶺戰鬥後，湘贛省軍區獨立三、五團折回省委駐地附近，在武功山的五裏坊、紫極峰一帶活動，並數次與敵交戰。
由於叛徒告密，2月9日當湘贛省黨政機關和獨立三、五團在觀形活動時，又遭到敵第四六○團的襲擊。省委和省軍區率部倉促應戰，僅有的一部電台在戰鬥中損失。從此，與中共中央和紅六軍團的聯係中斷。
由於戰鬥接連失利，形勢日益惡化，中共湘贛省委開始意識到集中行動、死打硬拚的危害性。
1935年3、4月間，省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分散行動，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轉移到攸縣、醴陵、萍鄉邊界的太平山建立指揮中心。
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遷到太平山後，時任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的陳洪時對共產主義信念產生動搖，暗中策劃了投敵叛變的陰謀。
陳洪時的叛變，對湘贛邊區的革命鬥爭危害極大。在湘贛省黨政機關和紅軍中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黨政幹部士氣不振，軍心民心渙散。
一些經不起考驗的動搖分子如尹學鑒、劉發雲等也相繼投敵叛變，湘贛邊區鬥爭陷入混亂、潰散的危險狀態，湘贛邊區的革命火焰麵臨著被撲滅的危險。
1935年7月，中共湘贛省委副書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譚餘保得知陳洪時叛變革命的消息，立即在蓮花棋盤山的獅古塘主持召開湘贛省黨政幹部緊急會議。
會議揭露和批判陳洪時、劉發雲等叛變投敵的行為，要求各級幹部和紅軍堅定革命立場，肅清陳洪時叛變的惡劣影響，開展反動搖、反叛變鬥爭，鞏固純潔組織，團結群眾，堅持鬥爭。
會議決定撤銷原湘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和省軍區，成立以譚餘保為書記、曾開福為副書記的湘贛臨時省委，同時成立湘贛軍政委員會和遊擊司令部，譚餘保兼任軍政委員會主席，曾開福兼任軍政委會副主席、遊擊司令員；製定了“保存力量，穩定發展，以待時機”的戰略方針；重新確定了以武功山為依托，相鄰地區為回旋之地，開展遊擊戰爭的工作方案。
棋盤山會議是湘贛邊三年遊擊戰爭的轉折點。它的召開是湘贛軍民的共同願望，撥正了湘贛邊區軍民鬥爭的航向，在湘贛邊區革命鬥爭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棋盤山緊急會議後，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派人尋找地方黨組織和紅軍失散人員。省委常委段煥競、譚湯池等人除在武功山區找到萍鄉縣委外，還在安福七都山找到了原紅軍後方醫院的傷病員、分區修械所部分人員和原萍鄉新安蘇區軍事科人員組成的遊擊隊。
臨時省委明確規定，部隊以分散遊擊，積蓄力量、保存實力為宗旨，具體任務一是打仗，二是籌款，三是做群眾工作。
根據規定，幾個大隊各有側重：一、二大隊以開辟新區、發展革命力量為主；三大隊因所在的萍宜安地區較為富裕，以籌款為主；四大隊隨省委行動，既保衛省委，又做群眾工作。
從此，紅軍遊擊隊在湘贛臨時省委的領導下，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對敵鬥爭，終於走出低穀，打開了遊擊戰爭的新局麵。
棋盤山會議決定加強地方工作，建立和健全鞏固的遊擊隊後方。因此，會後撤銷中共茶蓮縣委，重新成立中共茶攸蓮中心縣委。
中心縣委積極開展遊擊活動，1935年8月，新成立的茶攸蓮遊擊隊配合湘贛省遊擊大隊，在蓮花利富源、朱家坳、良坊和安福洋溪一帶，焚毀敵碉堡10餘座，打通了蓮花至安福的交通線。
不久，茶攸蓮遊擊隊又奇襲蓮花棋盤山下文塘村的一座敵碉堡，繳槍5支，手榴彈30枚，子彈350餘發，擊斃敵義勇隊長賀長發。
接著，又轉戰五裏山區，在蓮花江背村，以“抓獲紅軍遊擊隊要犯，特來領賞”為名，引誘敵人離開碉堡，然後一舉聚殲，繳獲5支步槍和一批物資。
1936年2月15日夜，茶攸蓮遊擊隊一個小隊深入八團龍頭鐵廠，活捉大土豪周紀勳。通過政策攻心，周紀勳不僅交出上萬塊銀元，而且利用自己是國民黨軍官家屬的身份，為遊擊隊籌措槍支彈藥。
遊擊隊還深入敵軍碉堡做策反工作，爭取了一批敵軍倒戈。到1936年下半年，這支經過戰鬥洗禮的遊擊隊，發展成為一支成熟的武裝力量，直到1937年底在蓮花隴上改編為新四軍一部分，踏上抗日的征途。
為了確保棋盤山會議確定的以武功山為依托，建立遊擊隊根據地，開展群眾性的、靈活機動的遊擊戰爭戰略方針的實現，省委加強了對武功山地區的領導。
1935年12月，萍宜安中心縣委在青龍山大江成立，迅速開展恢複各地黨團組織和根據地的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心縣委共組建了10餘個黨的特別支部，30餘個支部，發展黨員100餘名。
遷至古廟後，萍宜安遊擊隊主動出擊，摧毀敵人碉堡十餘座，襲擊了一批地方反動武裝，繳獲了敵人一批槍支彈藥，在政治與軍事上均取得卓著的成績。
1936年秋冬之際，當地保安團出動所有兵力，向瑞慶塔一帶山上的革命武裝發起進攻。
臨時省委和萍宜安中心縣委為了避免主力損耗，撤離宜南古廟，向章莊的白沙地區轉移。一個多月後，又向安福七都地區轉移。
12月，臨時省委遷至羅家屋。這時，整個武功山區已成為紅軍遊擊隊自由往來的地區，遊擊戰場逐漸向山下深入擴大，紅軍遊擊隊實力不斷增強。
1936年12月12日，湘贛紅軍遊擊隊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將部隊再次改編，恢複湘贛獨立團的番號。
萍宜安中心縣委也發展到全盛時期，活動範圍擴展到整個安福，東至吉安，北至宜春的溫湯，西至萍鄉東橋，南至洲湖，整個武功山地區以及周圍的萬龍山、明月山、太平山、七都、楊梅、穀園等廣大山區全部連成一片，並發展到永新鐵境的禾山一帶。
到1937年，遊擊隊的活動更是遍及萍鄉、宜春、分宜、永新、吉安、安福、茶陵、攸縣等九個縣境。
“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實現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以“湘贛邊紅軍遊擊隊”的名義發布宣言，宣布將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統一於國民政府指揮之下，並派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陳毅去湘贛邊遊擊區，具體落實紅軍遊擊隊改編事宜。
1937年10月，陳毅趕到吉安，與當地國民黨公署專員劉振群會談，就紅軍遊擊隊給養、在吉安設立新四軍聯絡辦事機構等問題達成了協議。之後，又在城內召集了幾位紅軍長征後失散的軍政幹部開會。
11月中旬，在陳毅的主持下，新四軍吉安通訊處在該市的仁山坪3號正式掛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韋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後，又在永新黃岡成立了新四軍留守處，接受吉安通訊處的指揮。
設立這個通訊處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紅軍失散人員，動員紅軍遊擊隊下山接受改編，負責新四軍內部的聯絡、接待和後勤等工作。同時，也可代表我黨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政治協商。
當時，武功山上還留有一支遊擊隊。項英和陳毅也一直在關注這支主力紅軍長征後留下的、久經考驗的部隊。但由於消息閉塞，不太了解上級的政策，第二次國共合作後，要和曾與自己進行過鬥爭的敵人合作，遊擊隊有的幹部怎麽也轉不過彎來。
當地的國民黨政府借此指責共產黨沒有誠意談判，準備派大軍進山去“圍剿”，遊擊隊麵臨被剿滅的危險。因此，陳毅非常著急，決定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前去武功山尋找遊擊隊，做好收編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陳毅從吉安出發，來到安福縣武功山下的洋溪鎮。偌大的武功山，遊擊隊又神出鬼沒，到哪兒去找呢？
陳毅於是找到洋溪鎮國民黨區公所區長彭俠民，向其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並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裝備和向導。對此，彭俠民不敢怠慢，為陳毅找了一名向導，備了竹轎，還派了兩名保鏢護送他進山。
這時，陳毅正患腳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極為困難。但為了盡快找到紅軍遊擊隊，他在離開洋溪鎮的第二天，就打發走了轎夫和保鏢，隻留下向導繼續前行。
沿途陳毅住在山區老百姓家中，幫助老百姓做事，宣傳抗戰政策。很快，陳毅尋找湘贛臨時省委和遊擊隊的消息，便傳到了遊擊隊在九隴山的團部。
武功山山高穀深，溪澗縱橫，小道崎嶇，沿途人煙稀少。從洋溪鎮向南走，陳毅在一個叫茶樹坪的地方上山，經陳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龍山口，再折九隴山區，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陳毅到達了一個叫高坑的地方。
臨睡前，陳毅對向導叮囑，要注意夜間的動靜。深夜時分，陣陣的狗叫聲沒有驚醒酣睡中的陳毅，但向導則判斷：“遊擊隊在行動。”
接著傳來的是擊掌聲和輕微的交談聲，於是向導推醒了陳毅，告訴他發現了遊擊隊。陳毅故意咳了幾聲，引起遊擊隊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遊擊隊員走了過來，對他們進行盤問，陳毅一一作答。他們聽了陳毅的自我介紹後，便將他帶到山上，會見湘贛紅軍遊擊隊獨立團團長段煥競、政委劉培善。
陳毅向他們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主張和抗日救國十大政綱，並要求會見湘贛臨時省委書記譚餘保。段煥競，劉培善立即派人護送陳毅到臨時省委駐地鐵境山。
譚餘保等湘贛臨時省委領導和紅軍遊擊隊，由於長期被強敵困在深山老林，與外界隔絕，加上沒有電訊設備，消息閉塞，對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特別是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全然不知。見陳毅的打扮，又聽他說要和國民黨合作，一時難以置信。
譚餘保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血腥屠殺共產黨人，近三年來，國民黨采用軍事圍剿、經濟封鎖、政治誘降等殘酷手段，“清剿”遊擊隊，現在又講合作，這無異於向國民黨投降；因而誤認為陳毅是“叛徒”和國民黨勸降的“說客”，將他綁了起來。
經驗豐富、有膽有識的陳毅沉著應付，一麵熱情讚揚譚餘保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高度的警惕性；一麵耐心地說明根據新形勢的變化，黨中央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以自己的坦誠胸懷闡述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及國共合作的意義，並建議譚餘保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況，不可魯莽行事。
經過陳毅的耐心宣傳說服，粗中有細的譚餘保意識到形勢可能確有變化。因此，譚餘保決定按照陳毅的建議，派可靠骨幹到蓮花、安福、吉安等地了解情況，結果確有其事，並帶回了設在吉安的新四軍通訊處的有關文件布告。
在弄清情況之後，譚餘保這位在危難之際擎起湘贛邊紅軍大旗的革命領袖，含著熱淚向陳毅賠禮道歉，表示毫不猶豫地服從中央決定，將紅軍遊擊隊改編。
經過陳毅和譚餘保二人反複研究，改編整訓的地址確定在蓮花瑤坊的隴上村。
1937年11月底，堅持在湘贛邊區鬥爭的三百多名紅軍遊擊隊員分別從武功山、九隴山、五裏山、牛心山、柑子山、楊梅山等地下山，在蓮花瑤坊隴上集中，進行改編前的訓練。
1938年2月，根據上級指示，湘贛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二團隊一大隊，由段煥競、劉培善率領離開蓮花，經安福、吉安，然後溯江而上，開赴皖南抗日前線。
湘南三年遊擊戰爭
湘南遊擊區位於湖南、廣東、江西三省交界處，以湖南南部廣大地區為主，主要包括湖南省的桂東、資興、汝城、郴縣、宜章、臨武、嘉禾、桂陽、耒陽、常寧、永興、安仁、衡南、衡東、酃縣，江西省的崇義、上猶，廣東省的樂昌、乳源等縣的一部或大部地區。
這裏山嶺綿亙、峰巒起伏、溝壑縱橫，有利於部隊的分散與隱蔽，是開展遊擊戰爭的好地方。
1934年8月，湘贛蘇區的紅六軍團奉命西征。此後，湘贛蘇區即轉入三年遊擊戰爭時期，隸屬湘贛蘇區的湘南遊擊區也同時進入了新的鬥爭階段。
11月中旬，湘南特委由原副書記彭林昌接替王濤任特委書記，陳梅連任組織部長，尹誌進任宣傳部長，劉霞任軍事部長，徐克全、餘稼生、穀子元、林長春等為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