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楊的邀請下，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
12月17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送行，毛澤東對周恩來叮囑道：“恩來同誌，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複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
周恩來走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連續開會反複研究事態的發展。在接到周恩來等報告的一係列重要消息後，中共中央隨之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召開抗日救國大會。
新生事件及其影響
上海《新生》周刊由杜重遠創辦並任總編。杜重遠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實業家。他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的農民家庭，早年留學日本，回國時在沈陽創建肇新窯業公司，曾任奉天省總商會副會長。
“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北平參加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執行委員兼任宣傳部副部長，他為開展宣傳跑遍了華北各地和大江南北。
在上海，他結識鄒韜奮、夏衍、胡愈之等，成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還主持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提倡“國貨工業，作經濟上的實際抗日”。
1931年11月底，杜重遠通過夏衍的聯係，在申城見到周恩來。周恩來親切地說：“我們見麵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後，到處講演，鼓動抗日救國，你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杜重遠匯報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籌備經過，以及該會救濟東北難民、支援抗日義勇軍的情況。這次會麵使他對共產黨領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3年7月，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實際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國民黨政府查禁。
杜重遠不畏強暴，決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並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號，房間麵積僅54平方米。他憑借自己的社會關係，克服各種困難，在滬迅速籌辦《新生》周刊。
《新生》周刊於1934年2月10日問世，社址設於上海圓明園路，其發行人、主編為杜重遠，實際由艾寒鬆負責編輯、徐伯昕負責發行。
杜重遠在《新生》周刊的《發刊詞》中寫道：“在現在必須使大多數民眾，對於中國民族的地位，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對於民族自身的任務與前途，有切實的認識，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氣和決心。這樣便是記者和友人創辦本刊的動機。”
《新生》周刊係16開本，每期均以時事圖片做封麵。作為一份綜合性政治時事刊物，它的立場極為鮮明，積極呼籲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對外妥協、對內專製的政策，譴責腐敗，要求民主；編排形式十分活潑，開辟有“專論”、“時事問題講話”、“國際問題講話”、“國內通信”、“國外通信”、“人物傳記”、“青年園地”、“街頭講話”、“讀者信箱”等20多個欄目。在此發表文章的有鄒韜奮、胡愈之、畢雲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蕭乾、周建人等。
《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戰鬥性，如《生活》周刊有個“小言論”欄目，筆觸犀利，被視作該刊的“靈魂”，由鄒韜奮親自撰寫；而《新生》周刊也有個“老實話”欄目，切中肯綮，被視作該刊的“脊椎”，由杜重遠親自撰寫，所推出的時評一脈相承，都為民眾的疾苦鼓與呼，維護正義，抨擊黑暗。
而且，編輯部的主要成員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馬，如主持編輯工作的艾寒鬆就是鄒韜奮於1929年從複旦大學聘來的高材生，為提高雜誌的社會影響發揮了很大作用。因而，鄒韜奮曾讚歎“《新生》確為《生活》後身”，並在他的遺著《患難餘生記》中進一步指出：“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燒著向前邁進。”
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階層讀者的歡迎，每期銷量最高時達到了10萬餘冊。
《新生》周刊的許多文章都強調國難意識，鼓動團結抗敵。杜重遠撰寫的“老實話”更是擊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是從明治維新以來預定的國策。60年來有時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時拿出苦辣的毒藥，或柔，或剛，或急，或緩，雖運用方法不同，而節節進攻，時時壓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終不變。”
當時有些朋友曾勸杜重遠：“‘老實話’不要說得太老實罷！當心得罪了洋奴，觸犯了權貴！要不然，刊物要遭當局扣禁查封……”
杜重遠卻堅定地表示：“他們的忠告，記者卻苦於無法領受，而且也不願領受。因為辦刊物而遭禍惹非，在現在的時候，雖然是司空見慣的，但是記者卻毫不畏懼。”所以，日本侵略者對杜重遠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視之為眼中釘。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載了艾寒鬆用筆名易水發表的《閑話皇帝》一文，泛論中外君主製度。
《閑話皇帝》中提到日本天皇時說：“日本的天皇，是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雖也奉天皇之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上麵已經說過：現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歡研究生物學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許多不相幹的事來尋著他，他的生物學上的成就，也許比現在還要多些，據說他已經在生物學上發明了很多的東西，在學術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這些真實的敘述發表後，日本駐滬領事館馬上借此進行挑釁，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波。
5月5日，上海的日文報刊故意危言聳聽，以頭條新聞發布消息，聲稱《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隨即，日本浪人結夥在申城街頭鬧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許多商店的玻璃櫥窗都被搗碎。
6月7日，日本駐滬總領事石射約見上海市長吳鐵城，遞交了一份照會，內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聲稱《閑話皇帝》妨礙邦交，侮辱元首，必須為此向日謝罪，並派親日作家檢查圖書、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同時，在上海調兵遣將，進行武力威脅。
國民黨政府忙於“剿共”，對此不敢拒絕，很快發布《敦睦友邦令》規定：“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反日宣傳者，處以妨害邦交罪”；懾於“友邦驚詫”，又訓令上海市政府出麵道歉，撤換公安局長，查封《新生》周刊社。
緊接著，就是“嚴懲編者”。正在江西籌建瓷廠的杜重遠迅速返滬，勸艾寒鬆轉移，自己出麵應對。法院傳訊時，《閑話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詳”沒到場。
杜重遠申明《新生》周刊是經正式登記的雜誌，且每期必須經過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批，所以編者不應承擔責任。
於是，《新生》周刊社散發《告別讀者諸君》傳單，要大家“記住這一屈辱，堅信最後勝利不是屬於帝國主義，而是屬於被壓迫人民的”。
7月9日，設於上海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庭內座無虛席，庭外數百人圍觀。
杜重遠的辯護律師吳凱聲義正詞嚴地指出，《閑話皇帝》純是從學術角度研究各國政治的小品，作者對日本天皇亦無個人恩怨可言，根本沒有誹謗之意，也不存在任何“損害友邦元首名譽”的問題。
法官隻問了幾句話，便退入內室“集議量刑”，而日本駐滬總領事特派員居然蠻橫地闖入監視；在日方的壓力下，法官僅隔片刻便出來，以“散布文字共同誹謗”的罪名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不得上訴，立即送監執行。
這時，杜重遠怒火滿腔，大聲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麽法律！”法官看到群情激奮，慌忙夾著皮包溜之大吉。
幾乎在“《新生》事件”發生的同時，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新近美國《摩登社會》雜誌曾刊登畫家格羅泊的諷刺畫，畫麵是日本天皇拉著一輛炮車，車上載著“諾貝爾和平獎”證書，意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實則窮兵黷武。
日本外務省認定這幅漫畫侮辱了天皇，就出麵進行“嚴正交涉”；美國政府宣稱對於出版物不負任何責任，畫家則說此畫本為譴責軍國主義勢力而作，日方因無奈而隻好不了了之。這件事與《新生》周刊一案相似，結局卻大相徑庭。
杜重遠被判入獄的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各界人士義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後援會”。一時間，出現“《新生》周刊話皇帝，滿街爭說杜重遠”的情形，全國民眾抗日救亡怒潮進一步掀起。
“新生事件”所引起的更大的影響是在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方麵。“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退入關內，但還保有強大的實力。
當工農紅軍經過長征進入陝北的時候，蔣介石把東北軍全部調到潼關以西，和楊虎城的笫十七路軍一同駐在陝西，以圖一舉消滅陝北的工農紅軍。
東北軍的大部分將士本就希望打回東北老家去不願參加剿共又加以和紅軍笫一次交鋒就損失了整整一個師，因而士氣大減。
正於此時，“新生事件”發生，真如晴天霹靂。大批官兵到獄中探望這位抗日英雄。加上社會各界愛國人士還有工人、學生、職員、店員以及工商、軍政、文化界和民族資本家等紛紛探監。
杜重遠被監禁在江蘇第二監獄，正好主管監獄的蔡勁軍是他的舊友，所以他在這裏可隨時會見來訪者。周恩來對他非常關懷，使他信心百倍，鬥誌益堅。
杜重遠把牢房作為新戰場，當東北軍人士前來探視時，他努力勸導其積極抗日，並通過高崇民向張學良呈《建議書》，呼籲“應該對內聯合各抗日力量，舉起抗日的旗幟打回老家去”。
不久，張學良赴南京開會，抽空到上海與身陷囹圄的杜重遠見麵，雙方共同分析了形勢。
中共地下黨組織為營救杜重遠，發動群眾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律師吳凱聲則借助國內外的聲勢，與法庭反複爭辯，終於使杜重遠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醫，被移至霞飛路虹橋療養院軟禁。
隔了數月，張學良因事來申城，他獨自駕車到虹橋療養院把杜重遠接到偏僻處，兩人密談了促蔣抗日等問題。此後，楊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機會來滬，專門到虹橋療養院與杜重遠促膝暢談，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1936年9月，杜重遠獲釋，他擺脫特務的監視，毅然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晤談，積極推動“西安事變”的發生，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地下黨組織創辦刊物
《新生》事件後，杜重遠把因與國民黨發生衝突被通緝，從武漢逃來上海的共產黨人高崇民介紹給了做東北軍統戰工作的紅軍代表劉培植等人。
高崇民，遼寧省開原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九?一八”事變後，高崇民曾當麵質問張學良緣何不抵抗。張感其誠，視為諍友。
在高崇民辭去張學良的秘書職務後，張學良仍按月給高崇民生活費，支持高崇民從事救亡工作。後來，高崇民秘密組織“複東會”，並主張蔣介石若不抗日，就不擁護他，為此遭到通緝。
此時高崇民感到前途渺茫。這時他結識共產黨人孫達生，進一步認清蔣介石的反動本質，毅然撕毀國民黨黨證，決心跟共產黨走，並接受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奔走於張、楊二位將軍之間。
通過他的努力，楊虎城將軍消除了對張學良將軍和東北軍的誤解，表示願在張學良將軍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國工作。
杜重遠向劉培植介紹說：“這個人在東北軍上層中交遊很廣，也有骨氣，如把他爭取過來會起很大作用。我目前的處境和懂得的很有限，對他隻能做一個砍大荒的工作，你去做精雕細刻的工作吧。”
1935年11月中旬，劉培植和高崇民先後到達西安。
高崇民作公開活動，劉培植作秘密活動。他們在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及一些高級軍官的掩護下進行工作並得到他們的經濟援助。
1936年4月，張學良想要直接與楊虎城麵談，於是通知高崇民陪同楊虎城來到他的駐地洛川，舉行有高崇民參加的秘密會談，確定了不打內戰、共同抗日與共產黨紅軍三方麵合作的方針。
自此以後，張、楊就直接進行聯係了。由於與張學良的特殊關係，高崇民在張學良與王以哲的思想轉變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
這一時期，劉培植和高崇民兩個人常與兩軍要人召開座談會研究如何聯合抗日和東北軍的出路問題。
為了傳播這些思想，他們和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栗又文商定創辦一個不定期刊物，定名為《活路》。意思是東北軍隻有與西北軍、中國工農紅軍聯合抗日才能有國家與民族的活路。
創刊號上，高崇民寫了一篇《抗日問答》。劉培植寫了兩個提綱文章，《論西北形勢》和《整頓東北軍內部問題》。栗又文寫了《關於如何解決抗日經費問題》。
栗又文在文章中特別提到“張學良將軍國恨家仇集於一身，是最適合領導東北軍抗日的，而他要決心抗日就必須聯共，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國家民族，他個人也才有出路。全軍將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隻有這樣做，才不辜負全軍的期望。”
文章寫出來後，他們和幾家有經常生意來往的印書館商量，印書館都不敢承印。張學良告訴楊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辦法。
楊虎城答應了，當時第十七路軍軍需處有一部鉛印機，有印刷工人，經常開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軍總部內，有數道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裝訂。
軍需處處長王惟之是個同情抗日的人，楊虎城便叫王惟之去辦，並再三叮嚀要嚴守秘密。
王惟之自己監督，幾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車運到西倉門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純的小汽車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發東北軍前線部隊。
楊虎城又派崔孟博帶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發給十七路軍在陝北前線的部隊。
一時間，人們爭相傳閱，對宣傳抗日救國，鼓舞兩軍官兵士氣起了很大作用。張學良也極為重視，認真閱讀，在小冊子中劃了許多紅藍鉛筆的重點記號。
《活路》刊物率先提出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聯合抗日的口號，對西北形成“三位一體”大聯合局麵起到了重要的宣傳鼓動作用，為促進西安事變作了思想和輿論準備。後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視察吉林時，還向知情人問起過《活路》刊物。
對於《活路》，楊虎城事前估計到，這本小冊子一發到前線，特務必然知道。他說：“這個本子發到前線官兵手裏，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時候，特務無非用槍杆嚇人，咱也有槍杆對付。有勇氣抗日不怕特務。特務來軟的我們軟對付，他來硬的我們便和他們硬幹。”
不料，兩個被國民黨特務收買的印刷工人偷著多打了一份校對清樣，將清樣交給了“剿總”情報處處長江雄風。江雄風獎賞了這兩個告密者，並立即報告了蔣介石派駐西安的親信晏道剛。
晏道剛召集蔣係特務頭子江雄風、馬誌超、曾擴情等開會研究。他們再三研究，認為小冊子既是在第十七路軍印刷廠印的，編者應該也是十七路軍係統的人。可內容與口氣卻又像是東北人寫的，而且宣傳的對象有多處也指明是東北軍。
幾個特務猜來猜去，將目標鎖定為第十七路軍參議郭增愷。因為郭增愷在1936年夏曾給閻錫山發密電，勸閻實踐前約，相機聯合韓、宋組織華北抗日同盟，密電剛被特務們譯出。
這樣，郭增愷被秘密逮捕，送往南京，關押在憲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變時宋子文來陝，才帶郭一同回到西安。
秘密逮捕郭增愷時，楊虎城並不知道，當聽到消息時，人已送出陝西了。晏道剛在捕人後，將楊虎城約到“剿總”，暗示楊要有所注意，他指出“何敬之（何應欽）在江西剿共時，何的隨從人員中有共產黨，把軍事計劃偷送到紅軍方麵，結果何吃了大虧。你對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
楊虎城聽了這番話，估計是印《活路》出了問題，同時又得知郭增愷被捕的消息，感到內部有問題，就令軍需處和軍法處迅速查明泄密和幫助特務的人。
經過調查，查出了那兩個向特務告密的工人，就當即關押了，使特務失掉了人證。後來，特務們也發現抓錯了人，發現高崇民才是真正編寫《活路》的人員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
張學良當時不在西安，楊虎城知道後將高崇民秘密送到他三原縣東裏堡的家中隱藏起來，命令當時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絕對保證高的安全，如遇特務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後來又送高崇民離開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豔晚事件揭開事變序幕
1936年8月29日，夜幕剛剛降臨，一夥像幽靈似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便衣特務便悄悄出動了。
原來，根據特務的密報，蔣介石簽發命令，要逮捕在西安進行統戰工作的栗又文、劉瀾波、孫達生、馬紹周四名共產黨員，並立即押送南京。
但是，栗又文已經外出，根本不在西安；尚在西安的劉瀾波、孫達生有防備，他們住在東北軍師長劉多荃家裏不出來，此宅門衛甚嚴，無法下手。
隻有馬紹周住在西北飯店，那裏流動人員多，平日疏於防範，所以省黨部的便衣特務便於8月29日下午，先將他逮捕了。
適逢張公館工作人員關時潤來飯店找馬紹周和當時也住在這裏的宋黎，因為他穿便衣，也將他抓了起來，一並送省黨部關押。
宋黎，原名宋介仁，又名宋忱，吉林奉化人，北平學聯和東北大學學生會代表，抗日救亡運動積極分子，中共地下黨員。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示威隊伍總指揮。曾任中共東北軍工委宣傳部部長、代理書記。在“一二?九”運動中，東北大學學生的表現和宋黎在北平的活動，引起了時任東北大學校長、“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的注意。他先後三次給東北大學發電報，要求派學生代表到西安一談。
經北平學聯同意，宋黎、馬紹周、韓永讚等三人於1936年1月底抵達西安，向校長“說明情況”。宋黎到西安後受到張學良的接見和器重，並作為秘書留在其身邊工作。
宋黎在西安期間，積極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活動，不僅在東北軍及東北同鄉中進行抗日宣傳，而且還到十七路軍和西安各學校、機關、團體中發動抗日救亡運動。
一次，在西安綏靖公署舉行的紀念周活動大會上，楊虎城特意約請宋黎作報告。宋黎詳細講述了東北淪陷後，東北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殘酷壓榨、野蠻屠殺的種種慘狀，介紹了北平學生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英勇事跡。
他在報告演講時，講得有聲有色，有條有理，時而聲淚俱下、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激憤難抑，深深地打動了台下的聽眾，台上台下頓時連成一片，整個會場激**著一片抗日的呼聲。
這引起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特務對他的注意，他們斷定宋黎是策動張、楊聯共抗日的重要人物，並探知宋黎與馬紹周等同住在西安東大街西北飯店。
於是，特務們把這一情況秘密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當即回電密令逮捕宋黎、馬紹周等人，解送南京審訊。蔣介石企圖借這件事先給張學良一個警告，同時也想從中獲取口供，進一步了解張、楊聯共抗日活動的詳情。
1936年8月29日傍晚，當馬紹周剛走出西北飯店大門時，突然被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兩個特務抓住，並強行拖至省黨部。
宋黎是應張學良的邀請，從北平來西安匯報東北大學流亡學生情況和進行抗日宣傳工作的，特務抓人的事，以及他也可能會遇到危險，已有人告訴他了，隻是他未料到事情會發生得這麽快。
特務開始抓馬紹周時，他不在飯店，但飯店已被嚴密監視起來，這他一點也不知道，所以當他與東北中學的曹富琨同學回到他在西北飯店的住處時，就被守候的特務逮捕了。
特務對宋黎看得很嚴，他無法脫身。曹富琨則趁特務不備而逃脫。氣急敗壞的特務怕宋再有什麽閃失，所以未再追曹，而是將他拖出西北飯店的後門，即直奔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情況十分危急！
不過，宋黎在被押往陝西省黨部途中，被十七路軍巡邏隊阻截。當時，宋黎非常機警地高喊道：“土匪綁架！救人！”。
巡邏隊問：“為什麽抓人？”
特務們聲稱：“奉蔣委員長命令，抓共產黨”。
巡邏隊要求查看逮捕證，特務們說：“我們抓人從來不用逮捕證”。
巡邏隊說：“沒有證明，隨便抓人。土匪！”於是立即將宋黎與特務們一起帶至十七路軍憲兵營，並及時向楊虎城、張學良報告了具體情況。
張學良聞訊後，覺得特務欺人太甚，竟敢逮捕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憤怒異常，立即派了一個姓關的副官到西北飯店去看個究竟，不料關副官剛一走進西北飯店宋黎住的房間，就被潛伏在那裏的特務逮捕，也被押到省黨部。接著，張學良派衛隊營營長孫銘九帶武裝衛隊乘汽車把宋黎接了回來。
張學良旋即得知馬紹周和關副官已被逮捕進省黨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飛機押往南京，極為震怒。於是他立即找到時任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詢問，邵力子說不知此事。經邵力子查問後，始悉省黨部奉命逮捕劉瀾波、宋黎、馬紹周、孫達生等人。
張學良對特務們非法逮捕抗日人士的惡劣行徑十分氣憤。他立即打電話調駐在王曲的劉多荃師的一個團，火速跑步進城。同時命令孫銘九緊急集合衛隊營，準備和王曲那個團一起圍抄省黨部。
1936年8月30日拂曉，東北軍已將省黨部團團包圍。孫銘九率衛隊營迅速衝進大門，首先救出了馬紹周和關副官，接著查抄了特務的電台、檔案和秘密材料。在這些檔案、材料中，不僅有向蔣介石報告張、楊如何不可靠，西安群眾如何親共抗日等情況的密電稿，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發生衝突的情況報告，而且有特務們編製的東北軍、十七路軍中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黑名單，甚至還有特務告邵力子的黑材料。
張學良派兵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果決行動，被稱作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西安軍民的抗日反蔣情緒空前高漲起來。
這一事件的發生，不僅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在西安的囂張氣焰，而且為西安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因29日的電報代碼韻目為“豔”，事件又發生在當晚，故史稱“豔晚事件”。
事件發生後，特務曾擴情慌忙飛往廣州向蔣介石報告。張學良為避免事態擴大，也立即致電蔣介石：“29日晚，陝西省黨部不經學良知曉，也不經正式手續，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我總部職員馬紹周等人，這是不相信學良，不信任總部的行為。總部全體官兵當即群情激憤，學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黨部稍示懲戒，並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報鈞座，不無魯莽之處，自請處分。被捕的馬紹周等人擬交總部軍法機關嚴加審處。”
蔣介石對此極為生氣，但因為正在忙於對付“兩廣事變”，隻好暫時隱忍不發，給張學良發了以下回電：“老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處分一節，應免置議。至於馬紹周等的審查，準如所擬處理。”
張學良接到蔣介石的回電後，為了掩人耳目，避免再出新的麻煩，立刻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宣布宋黎“失蹤”；二是主動按照蔣介石提出的捕人名單，逮捕了馬紹周、劉瀾波和孫達生，暫押在軍警督察處。
一個月後，“失蹤”的宋黎又在西安抗日救亡活動中公開露麵。他先聯絡到愛國民主人士車向忱，接著又去找五十三軍副軍長黃顯聲將軍，由他們四五位知名人士聯名作保，終於將劉瀾波、孫達生和馬紹周解救出來。至此，“豔晚事件”的最後一絲餘波也就平息了。但它在曆史上是張、楊兩位將軍合作與蔣介石的首次正麵交鋒，雖然從表麵上看隻是打擊了蔣係特務們的囂張氣焰，但實質上卻在他們的內心極大地加劇了對蔣的失望和不滿，同時也加強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之間的信任和團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開始聯合起來以實際行動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表示不滿。
人們不禁會問，張學良既然是西北“剿總”的最高軍事長官，這麽大的事，竟背著他幹，這不是怪事嗎？顯然，特務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有恃無恐，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有後台，所以才不把張學良放在眼裏。
其實，蔣介石最擔心的，還並不是幾個地下共產黨員的抗日宣傳活動，而是張、楊兩將軍的政治傾向。蔣介石下令抓人，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通過對這幾個人的審訊打開缺口，以查明張、楊聯共抗日的真相，然後處置他們。這一點張學良很清楚，所以他也決不遷就，甚至不惜動武了。
“豔晚事件”後，特務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表麵看來，似乎是由於蔣介石的暫忍不發而未掀起大浪，實際問題並未解決。
張學良和楊虎城心裏，蔣介石雖然來了個“高姿態”，可決不會輕易輕饒他們。他們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裂痕更為加深，他們的聯共抗日政策與蔣介石的反共方針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矛盾越發明朗而尖銳化了，從而揭開了西安事變的序幕。
葉劍英密切關注時局
1936年10月下旬，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於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從而勝利結束了曆時兩年的偉大長征。
蔣介石看到紅軍經過長征以後，人數大減，力量削弱，便認為這是消滅紅軍、**平陝甘根據地的極好機會。於是，他在剛剛處理完“兩廣事變”後，便急匆匆調集重兵，準備對陝甘革命根據地進行新的“會剿”。
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滿，他多次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絕。
當蔣介石得知張學良、楊虎城已同中共發生直接聯係和西安群眾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聲浪高漲時，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決西北問題，加速“剿共”。
10月22日，蔣介石親率一大批軍政要員飛到西安，向張、楊施加壓力。蔣到西安後，分別召見張、楊談話，宣布他大舉“剿共”計劃，部署東北軍、十七路軍立即做好一切準備，進攻陝北。
葉劍英密切注視蔣介石的言行，冷靜觀察西安和其他地區的局勢，隨時將事態的發展向黨中央作報告。
10月24日，蔣介石邀張學良等人一起登華山之後，再次召見張、楊，叫囂在3個月之內把陝北紅軍全部消滅掉。張、楊不同意蔣繼續“剿共”，慷慨陳詞，遭到蔣介石嚴厲“訓斥”。
張學良苦苦陳情，請蔣介石停止內戰。蔣介石卻大發雷霆：“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27日，蔣介石到王曲軍官訓練團向東北軍、十七路軍校以上軍官“訓話”，繼續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積極剿共”的陳詞濫調，引起張學良、楊虎城和進步軍官的強烈不滿和憤慨，會場上“嗤鼻跺腳之聲不絕”，幾乎不能維持秩序。
葉劍英根據了解到的蔣介石在西安、王曲等地活動的情況，立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
在電報中，特意將蔣介石在軍官訓練團以及其他場合幾次“訓話”內容，歸納成要點附後：“A、軍人隻要服從我；B、敵人隻是一個共產黨；C、救國主義隻有三民主義；D、等到消滅紅軍後，將領導你們走光明路。”
10月29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返回洛陽，實則召集會議，製定加緊進攻紅軍的軍事部署。
張學良利用為蔣介石祝五十大壽的機會，專門用自己的飛機把閻錫山從太原接來，一起前往洛陽，同在那裏為蔣祝壽的傅作義、徐永昌等，伺機勸蔣停止內戰，聯合抗日。
無奈蔣介石固執己見，拒不接受，並對張學良大發雷霆，當眾辱罵張學良不盡責“剿匪”，使張十分難堪。
葉劍英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連續電告中央：“蔣張會談結果極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張、閻、傅、徐到達洛陽不得任何機會提出意見，滿腔抗日熱忱，無處說也。”
葉劍英還請示中央，準備離開西安回保安，進行詳細報告。黨中央收到電報後，經過研究，決定葉劍英暫不回保安。
於是，葉劍英繼續留在西安，進一步做張、楊的工作，同時觀察事態的發展，隨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麵的動態和情況，並根據情況處理各項事宜。
這時，西北局勢日益惡化。蔣介石為在西北大舉“剿共”作準備，又從洛陽到太原、濟南等地進行了一係列的部署。
蔣介石籌劃調集嫡係精銳部隊260個團約30餘萬大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並擴大西安、蘭州機場，增設能容100架轟炸機的地勤設備，準備親自坐鎮西安，繼江西第五次“圍剿”之後對中央紅軍發動第六次“圍剿”。
同時，蔣介石還在內部擬訂對付張、楊的方案，如果他們違抗進剿陝甘蘇區的命令，就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調離陝甘。
葉劍英將獲悉的蔣介石的行動和軍事部署情況，及時向黨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於12月1日致書蔣介石，揭露其內戰陰謀，敦促他立即停止內戰，“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這時，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的矛盾越來越激化。蔣介石委派蔣鼎文、衛立煌等擔當西北軍事、政治上的重任，事先並未與張、楊商量。
對蔣、衛等人的任命，實際上等於撤銷了張學良的西北“剿總”副司令兼代總司令和楊虎城的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的職權。
對此，張、楊十分不滿。加上蔣介石頻繁調動30萬大軍集結於平漢線和隴海線上，擺出隨時殺奔陝西的態勢，使張、楊如芒在背，惶惶不安。
11月下旬，日偽軍再犯綏遠，綏遠前線形勢日益嚴重。麵對危情，張學良親筆寫信給蔣，請求親率所部援綏，蔣複信不允。
12月初，張學良從蔣介石侍從室的“內線”中獲悉：在錢大鈞的辦公桌上看到已擬好的調東北軍去福建的電稿，這更加重了張學良的離蔣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