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閩粵邊紅軍到達平和縣小溪鎮，改番號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何鳴、盧勝分別擔任大隊長、副大隊長，全大隊有800餘人槍。
7月2日，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在平和小溪鎮與一五七師駐軍及平和地方商會、當地民眾共同歡慶，召開“歡迎紅軍改編國軍合作救國大會”，各方代表均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
何鳴的演說詞及特委發出的《為改編紅軍一、三支隊及漳州人民抗日義勇軍告閩南同胞書》為各地報紙登載，影響甚大。
正當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和閩南各界群眾沉浸在合作抗日的喜慶氛圍之際，國民黨方麵卻在醞釀一場陰謀。國民黨第四路軍總司令餘漢謀等奉蔣介石密命，以“紀念第四路軍成立一周年”、“慰問駐閩的粵軍官兵”的名義，於7月14日從廣州專程飛抵漳州，策動一五七師師長黃濤采取非常措施，消滅閩粵邊紅軍遊擊隊。黃濤則提出用包圍繳械的辦法解除紅軍的武裝，並確定繳械地點和兵力部署，由駐漳浦的四七一旅為主，通知駐石碼的九四二團趕赴漳浦協助，在漳浦縣城大操場實行繳械。
對於國民黨當局的陰謀，以何鳴為代表的閩粵邊區特委因缺乏國共合作經驗，過於麻痹輕敵，而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並作出有效的反應。
對於一些異常情況，何鳴等以為已經簽訂合作協議，對方不會采取敵對行動，因此未采取緊急措施保護部隊，終致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在沒有戒備的情況下，受到嚴重的打擊。
7月16日上午，第一五七師以點名發餉和整訓為名，誘騙紅軍遊擊隊到體育場集合。
當部隊進入操場集合後，第四七一旅參謀主任陳英傑等人走上前來，聲稱現在國共合作抗日，紅軍遊擊隊要進行訓練，目前用不著武器，要紅軍官兵把槍放下。
指戰員們頓感情況不對，幾乎同時拉開槍栓準備迎戰。第一五七師第九四二團團長陳浚見勢不妙，便指著埋伏在操場四周的火力點威脅說：“你們看，四周都是我們的部隊，槍要不要放下，你們考慮！”並要何鳴對大家的生命負責。
廣大指戰員見此情景，更是義憤填膺，怒不可遏，盧勝、王勝等示意何鳴組織武裝反擊。但何鳴沒有同意，為了保全全體指戰員的生命安全，他在向一五七師提出強烈抗議之後，說服部隊把槍放下，等候黨中央處理，並自己帶頭把短槍扔在地上。
大家見狀，隻好悲憤地跟隨著扔下手中的武器。就這樣，在場的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和抗日義勇軍近千名指戰員被國民黨不費一槍一彈地全部繳械了。這就是國民黨當局在抗日戰爭初期一手製造的漳浦事件，亦即毛澤東後來所指稱的“何鳴危險”。
漳浦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閩粵邊遊擊隊重要領導盧勝率十多名骨幹翻牆突圍出來，從縣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剛山腰的清泉岩。
天明後，先後分批突圍到達清泉岩的幹部、戰士共有100來人。7月17日，盧勝將突圍出來的百把號人重新整編，仍稱紅三團，盧勝被推選為團長兼政委，重新建立的紅三團誕生了，百名壯士奮起清泉岩。
其後，盧勝親自帶一個連和閩西武裝排到平和縣大沙崗一帶宣傳抗日，要求國民黨方麵執行“聯共抗日”政策，歸還“漳浦事件”中被繳去的槍械。
國民黨閩南當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三團第二大隊張閭部，配合雲霄、平和、詔安保安隊400多人，以“剿滅散匪”名義向紅三團進攻，大肆濫殺、亂捕無辜群眾。
盧勝率領部隊在大沙崗一帶痛擊了這支頑軍，打死打傷他們70多人，繳步槍26支，子彈400多發，這是紅三團重建後的首次漂亮仗，讓“得寸進尺”的福建國民黨大受挫折，振奮了我方指戰員，更穩定了革命群眾的情緒。
漳浦事件後，閩粵邊特委為妥善解決漳浦事件進行多方奔走呼號，使漳浦事件的真相迅速大白於天下。
中共中央、毛澤東對解決漳浦事件問題極為重視，從1937年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後發出9封電令，指示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張雲逸、林伯渠、潘漢年、張鼎丞等向國民黨當局抗議，要其速將何鳴部人槍全部交還。
經過黨中央和閩粵邊地方黨組織多方交涉，排除國民黨當局的重重幹擾，終於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歸還300多支槍，放回部分被關押的人員。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及時對漳浦事件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反思，提出要注意“何鳴危險(被國民黨包圍繳械的危險)的警戒”。
1938年1月，重建的紅三團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二營，奔向抗日前線，盧勝也成為第四團團長。
後來，毛澤東針對不少人在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的模糊認識，以何鳴為典型提醒全黨同誌注意“何鳴危險”，要求大家學習盧勝，走針鋒相對、敢於反抗的“盧勝路線”，還說他是“革命的盧俊義”。
閩西遊擊隊的改編
閩西遊擊區位於福建省西南部，毗連閩贛邊和閩粵邊遊擊區。基本區域為龍岩、永定、上杭及廣東省的大埔、饒平等10幾個縣。境內山巒起伏，林密壑深，極有利於開展遊擊戰爭。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閩西蘇區的紅軍遊擊隊有：退據長汀四都山區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軍區機關及紅十九、紅二十團；在龍岩、連城、寧洋、漳平邊區開展遊擊戰爭的紅八、紅九團和明光獨立營。
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從“逼蔣抗日”轉為“聯蔣抗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從多種渠道獲悉西安事變的消息和收到周恩來1936年9月22日致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信，其中談及“中共中央將為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和抗日的國防政府而鬥爭”的指示，不久，又收到由閩南轉來的中共中央1935年12月的政治決議。
麵對這些信息，富有鬥爭經驗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意識到，時局的發展和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關頭，於是決定召開全體委員及附近地區縣委委員會議。
1937年3月15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全體委員及附近地區縣委委員會議召開。
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2月28日起草的《關於閩西南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決定進一步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願意聯合抗日的黨派、武裝進行談判，訂立抗日協定。
決議要求：“一切黨員應參加本業的救國團體的組織與工作，未有抗日民眾組織的，應指定黨員根據實際情形去建立，以增強救國會的下層基礎。”
為了適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需要，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還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改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將閩西南抗日討蔣軍改名為人民抗日紅軍，遊擊隊改為人民抗日義勇軍，並提出派代表與國民黨當局駐閩部隊進行正式談判，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抗日革命軍問題。
這是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在時局發展的關鍵時刻，作出的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為了進一步明確中共中央的具體方針和策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還決定派遣閩粵贛邊區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方方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閩西遊擊區的情況和請示工作。
方方出發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收到了閩南紅三團轉來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3月5日《給閩粵邊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重要文件。
為討論貫徹中共中央和南委的指示，4月25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在南靖縣上科嶺村召開。會議根據閩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研究了如何執行中央關於開展和平運動、創造和平談判氣氛的指示和推動國民黨抗戰，執行“聯蔣抗日”的方針。隨即發出了《為停止內戰，對內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信》。
5月15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又頒發《關於閩西南人民抗日救國綱領》、《三致粵軍公函》和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簽署的《致閩西南各界人士書》，集中表達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對於和平談判、促進國共合作的誠意。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這些文告中向粵軍提出了停止進攻閩西南紅軍遊擊隊，驅逐日寇、漢奸及浪人出境，開放閩西南人民救國運動；保證人民言論行動等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等5項要求。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表示，如果國民黨軍政當局同意上述5項要求，則閩西南紅軍遊擊隊願意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及地方武裝的一切敵對行動；在抗日行動中，軍事上受粵軍指揮，但紅軍內部事物不受幹涉；雙方商定駐防地區，互不侵犯；在保證紅軍給養的前提下，不幹涉當地行政製度，並遵守友軍一切關於社會的法令等條件。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同時強調，“不能同意貴軍根據南京親日派‘根絕赤禍’宣言所提出的投誠收編辦法”，“尤其不能讓閩西南紅軍被人解散或混編”，更不能向任何黨派“投誠自新”。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還以張鼎丞、鄧子恢名義分別寫信給旅居漳州、廈門的閩西同鄉和各界人士，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籲，並派代表赴漳、廈進行閩西南和平問題的商討和募捐紅軍遊擊隊的給養。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動的和平運動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閩西同鄉和各界人士除積極讚助閩西紅軍遊擊隊外，義正詞嚴地致電國民黨福建政府，促其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利實現閩西南地區的國共合作。
為了使黨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得以實現，為了爭取廣大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還命令各縣、區軍政委員會，各作戰分區的紅軍遊擊隊，采取寫信、發傳單或派代表等方式，與國民黨縣政府，區、鄉公所或群眾團體進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宣傳和談判，造成了廣大的和平合作的社會基礎。
當時，平和的蘆溪，永定的下洋、溪南，上杭的豐稔市，龍岩的自上、西山等地，都有許多聯保主任、保甲長與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建立了和平合作的關係。粵軍第一五七師的中下級軍官，也表示拒絕執行打內戰的命令等。和平談判的時機日趨成熟。
在舉國上下一致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形勢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動的和平運動的攻勢和壓力下，福建國民黨軍政當局不得不坐下來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談判。
1937年5月，在原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營長謝再發的斡旋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派岩南漳軍政委員會主席魏金水來到龍岩，與粵軍第一五七師第四六九旅第九三七團第一營營長吳琪接觸。魏金水力促吳琪策動粵軍與中國共產黨實現和談，一致抗日。
接著，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又派原紅九團政委謝育才為總代表，負責與粵軍及駐龍岩的國民黨軍政當局談判。
6月15日，謝育才與吳琪、謝再發等到漳州會見粵軍第一五七師師長黃濤，充分闡述中國共產黨與紅軍關於國共合作的抗日主張。
謝育才返回龍岩後，與駐龍岩的粵軍第一五七師旅長練惕生及第六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張策安舉行了談判。
此時，張策安等對和談尚無誠意，他們在“和平合作”的掩護下，提出取消閩西共產黨和紅軍蘇維埃組織，發表“投降自新宣言”等無理要求，拖延談判。同時，極力阻撓對粵軍的談判。
練惕生的態度卻大為不同。他曾經看過中共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出的《致國民黨粵軍公開信》和《致各界人士書》，非常震動。他態度鮮明地說：“誰願打內戰？我練惕生是願意停戰的。”
練惕生旅長表示願在自己的防區內與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實行停戰談判後，張策安才在練惕生旅的壓力下，表示願意繼續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談判。
為了閩西南盡早實現國共合作抗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派鄧子恢親赴龍岩。
7月10日，鄧子恢、謝育才抵達龍岩，與旅長練惕生、參謀主任王曉侯正式談判。經過多次協商，國民黨方麵大致接受了鄧子恢按照《三致粵軍公函》所提出的和平條件和原則立場。
29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代表鄧子恢、謝育才，粵軍代表練惕生、王曉侯以及國民黨方麵代表張策安在龍岩商會簽字，正式達成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協議。
根據協議規定，紅軍遊擊隊準備集結點編。在紅軍集中地點問題上，國民黨方麵指定要紅軍在龍岩溪南或沿漳龍公路15公裏之內集中駐防。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警覺地注意到，這一集中地點，因交通方便，國民黨軍便於調動兵力，紅軍遊擊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於是堅持紅軍遊擊隊集中地點在不通公路的龍岩白沙至雁石一帶，而且部隊番號不能變。
正當相持不下的時候，從閩南傳來了紅三團在漳浦陷入國民黨預設的埋伏，被第一五七師包圍繳械的消息，鄧子恢為此向粵軍提出嚴重抗議，他嚴肅地指出：“由於貴軍背信棄義，製造漳浦事件，部隊很不放心，因此堅持分兩地集中”。
經過堅決鬥爭，國民黨軍政當局不得不同意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意見，7月29日，鄧子恢、謝育才與粵軍代表練惕生、第六專署代表張策安，在龍岩商會談判成功達成協議。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從4月25日作出與國民黨軍政當局進行談判的決定，至7月29日達成協議三個月中，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順利地完成了閩西南地區又一曆史轉折的任務。
根據談判協議，閩西南紅軍遊擊隊第一、二、三、七支隊及龍岩、上杭、岩連寧、岩南漳縣遊擊隊準備集中於龍岩白沙，第四、五支隊及永定、永東、永埔等縣遊擊隊準備集中於平和縣之蘆溪。
但是，國民黨軍仍不斷埋伏、截擊紅軍遊擊隊。閩西紅軍遊擊隊遵照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指示，顧全合作抗日之大局，主動避免接觸，取道山路集中。
國民黨當局仍不斷地製造事端，企圖把紅軍遊擊隊“收編”為國民黨保安團，限製、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紅軍遊擊隊的力量。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清醒地認識到當局的陰謀，始終堅持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原則立場，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合理、合法鬥爭。
針對國民黨當局的陰謀，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斷然宣布將紅軍遊擊隊定名為“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並向社會公開揭露當局的種種陰謀，造成社會輿論，壯大抗日戰線。
23日，粵軍第一五七師代表陳柏麟在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保安副司令韓遇隆陪同下，由龍岩到達白沙。鄧子恢、謝育才出麵歡迎。
30日，陳柏麟在白沙點編，閩西南人民抗日紅軍第一、二、三、七支隊及龍岩、上杭、岩連寧、岩南漳等縣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第一、三大隊。
9月4日，陳柏麟到平和縣蘆溪點編，將閩西南人民抗日紅軍第四、第五支隊和永定、永東、永埔等縣人民抗日義勇軍改編為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第二大隊。
1937年9月中旬，方方從延安回到閩西，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取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閩粵贛邊區省委的指示。
10月9日，在龍岩白沙，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組織召開了閩粵贛邊區臨時黨代表會議。由方方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張鼎丞作了閩西黨與紅軍鬥爭的報告。
會議根據黨中央對閩粵贛邊區黨組織工作的指示，決定撤銷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中共閩粵贛邊省委，統一領導邊區黨、政、軍工作。
中共閩粵贛邊省委委員17人，書記張鼎丞，常委方方、鄧子恢、譚震林、範樂春，委員還有廖海濤、魏金水，省委組織部長方方，宣傳部長鄧子恢，軍事部長譚震林，婦女部長範樂春，職工部長方方兼任，青年部長伍洪祥，統戰部長鄧子恢兼任。省委下轄韓江、閩粵邊、贛南3個特委。中共閩粵贛省委成立後，繼續領導閩西南地區的鬥爭。
1938年1月15日，閩粵贛邊省委派譚震林前往南昌與項英商討部隊整編問題，28日譚震林從軍部接受命令返回龍岩白土。
譚震林返回後，根據新四軍軍部指示，宣布成立新四軍第二支隊。第二支隊由閩西、閩粵邊、閩贛邊紅軍遊擊隊組成，共2000餘人。
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譚震林，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鄧子恢調任軍政治部副主任。方方另有任用。
新四軍第二支隊成立以後，遵照毛澤東關於紅軍遊擊隊集中均須由黨中央派人傳達然後才能集中的指示，譚震林由當時任中共和中區區委書記陳天才接護再次來到平和山內根據地，向閩粵邊特委傳達了關於紅軍遊擊隊整編的指示。
隨後，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率閩西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開赴龍岩白土集結待命。與此同時，閩粵邊的閩南抗日義勇軍第三支隊和閩贛邊的汀瑞遊擊隊也相繼到達白土會合。
各部隊會師後，正式頒布了改編為新四軍的命令，調整了幹部，成立了支隊司令部。支隊下轄第三、第四兩個團。第三團團長黃火星，副團長邱金聲。第四團團長盧勝，副團長葉道之。
2月20日，新四軍軍部命令江南所屬各部立即開赴安徽歙縣岩寺集中。
2月27日，二千餘名閩西子弟兵在龍岩白土舉行抗日誓師大會。會上還宣布成立新四軍二支隊留守處，以謝育才為主任，魏金水為副主任，負責辦理一切事宜。
第二支隊指戰員發表了《為出發抗敵告別父老書》，向邊區父老鄉親表達了勇往直前、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3月1日隊伍開赴蘇皖抗日前線。
3月1日，鄧子恢、張鼎丞率新四軍第二支隊從白土出發，經連城、寧化、石城、廣昌、臨川、瑤裏等地，到達安徽岩寺，隨即投身於抗日戰爭中。
閩北遊擊隊的改編
閩北革命根據地以福建崇安為中心，包括福建崇安、浦城、建陽、建甌、邵武、光澤、鬆溪、政和、江西鉛山、廣豐、上饒以及浙江邊緣縱橫三百餘裏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閩北紅軍遊擊隊在黃道、黃立貴、吳先喜、曾鏡冰等人的領導下，依靠閩北地區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進行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爭。
在三年遊擊戰爭關鍵時刻的1936年，閩北和閩東兩塊革命根據地終於被閩北紅軍和閩東紅軍打通了，互相連接成為一片。
1936年4月，兩塊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黃道與葉飛在政和縣的洞宮山舉行會議，決定合並成立閩贛省委，黃道為省委書記，省委機關設在崇安縣的樟村大山上。從此，閩北紅軍和閩東紅軍協同作戰，力量更加壯大，迫使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日前夕的新形勢下，不得不考慮撤軍、談判的問題。
長期戰鬥在深山野壑中的中共閩贛省委，時時刻刻盼望著與黨中央取得聯係，以便早日得到黨的指示。
為此，中共閩贛省委多次派黃立貴師長率部渡過富屯溪，經過將樂、順昌、泰寧到黎川一帶，尋找中共中央分局，但都失望而歸。
1936年8月，閩贛省委再派省委委員、省工聯主任吳華友攜帶著閩贛省委組織名單和有關閩北遊擊戰爭開展情況的報告，來到上海等地，通過白區組織關係，尋找黨中央。
在吳華友北上，千裏尋找黨中央的日子裏，黃道及閩贛省委委員都十分注意從繳獲、收集來的報紙、雜誌中，了解國內外大事，以便對形勢作出正確的估計、分析，指導部隊的行動。
1937年1月，黃道在一張包鹽用的上海《新聞報》上，看到一醒目標題：“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劫持統帥”，從而獲知西安事變的消息。
接著，又從截獲的國民黨福建省銀行的汽車上，發現了生活書店出版的《生活日記》，得知1935年北平發生的“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消息。
為了進一步弄清形勢，黃道還令人通過一家地主，訂了一份《福建民報》和一份《民國日報》，和閩贛省委成員一道，從敵方報紙的字裏行問尋找有用信息。
通過這些渠道，分析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抗日救國勢在必行。因此，叮囑部隊要注意保存實力，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
2月初，經過千難萬險終於和黨中央取得聯係的吳華友，從香港致信黃道，敘述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過程，並隨信寄來密寫的黨中央文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1935年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1936年作出的《中共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
中共中央這些文件，針對日本侵略軍策動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國內形勢，提出了在全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及其方針、政策，指出了黨和紅軍的鬥爭策略及其任務。
黃道在領導閩贛省委成員認真學習、領會文件精神的基礎上，結合閩北的鬥爭實際，統一了思想。
2月7日，中共閩贛省委作出《關於開展抗日反帝鬥爭的決議》，號召“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不論職業、團體、宗教信仰、政治派別，一致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並廣泛吸收工農群眾、學生、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參加抗日救國會組織。
為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共閩贛省委於3月7日成立了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黃道任主席，曾鏡冰、曾昭銘任副主席。
從號召“進行抗日的民族戰爭”，到成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這在遭到國民黨軍事“清剿”、經濟封鎖、幾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能夠作出如此精確判斷並果斷采取組織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遊擊根據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證了黃道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頭腦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
當日，黃道以軍政委員會政治部名義發布《訓令》，提出目前黨的任務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國民族一切力量，去對付當前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
《訓令》中提出：“不論什麽人什麽派別什麽武裝什麽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都應該聯合起來，使全國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都參加到反日戰線上去。”
《訓令》還指出了政策上的五個轉變：一、一切知識分子，不論什麽成分，隻要不是“反動領袖”，都要加以保護，並吸收其加入反日陣線；二、保護小工商業者。禁止向大商家罰款，可接受大商家捐款。極少數反動頭子的商店可以從政治上沒收；三、保護富農利益；四、白區的小地主，隻要民憤不大，同情抗日並自動捐款的，不得沒收其財產；五、對被俘的國民黨下級軍官，應給予抗日教育並予以釋放。
隨後，閩贛省委又向江西、福建兩省國民黨當局發出“快郵代電”，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但是，國民黨蔣介石置閩贛省委的呼籲於不顧，於5月2日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及各“清剿”部隊，在一個月內“肅清”閩北紅軍遊擊隊。
6月上旬，國民黨當局在建甌成立了“閩北搜剿指揮部”，以第八十師師長謝輔三為總指揮，由第七十五、第三、第八十師各抽2個營組成3個“搜剿”隊，日夜不停地對閩贛省委和閩北紅軍獨立師圍追堵截，不給紅軍遊擊隊一絲喘息的機會。並懸賞重金，捉拿黃道和黃立貴。
此時，師長黃立貴正率閩北紅軍獨立師一部在邵順建一帶活動。為擺脫敵第七十六師的前堵後追，部隊以排為單位，分散活動。
黃立貴親率一個排由順昌出發，在敵瘋狂的“追剿”中於深山密林裏艱苦轉戰2個多月，常常一連幾天吃不上一口飯，睡不上一個像樣的覺，疲憊至極。
7月13日，當部隊剛到邵武縣梧桐際山廠稍事休息時，即被敵第七十六師便衣隊發現，旋即被第七十六師一部和福建保安第五團700餘人包圍。
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閩北黨和紅軍遊擊隊的卓越領導人黃立貴，在掩護戰友突圍中，身中數彈，壯烈犧牲。他的犧牲，是閩北遊擊區的重大損失。
同期，在敵全麵、殘酷的“清剿”下，閩北紅軍遊擊隊人數驟然下降，由3000人減至700餘人。閩贛省委也被迫轉移到光澤與建陽邊界的豬母崗高山上，在敵重兵圍困下堅持鬥爭。
盡管如此，以黃道為首的閩贛省委仍以民族利益為重，一方麵指示閩北紅軍遊擊隊，麵對敵人的屠殺政策，要勿急勿躁，保持冷靜，切忌盲動，一方麵揭露蔣介石不抗日、“清剿”紅軍遊擊隊的罪惡，宣傳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注意恢複黨在白區的工作。團結和組織各階層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建立歌詠隊、“七七抗日劇團”、“抗日巡回演出隊”等抗日救亡團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建甌縣委成員、《閩北日報》主編張沐就根據閩贛省委的指示，用《閩北日報》作為宣傳工具，將各界呼籲“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文章傳播到閩北各地，喚醒人民的抗日意識，啟迪國民黨官兵的抗日熱情。
當時，在閩贛省委政治攻勢下，國民黨軍第七十五師某部第三連的1個班就向邵光特區委遊擊隊投誠，表示願意與閩北紅軍遊擊隊停止內戰，攜手抗日。
1937年8月13日，戰火燃燒到上海。蔣介石被迫抗戰，將正在閩北地區“清剿”的主力部隊，先後調走。閩北遊擊區國共雙方武裝力量對比相對緩和。
為了求得早日實現與國民黨閩贛當局的合作，閩贛省委當天就以“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名義，致函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閩贛省委收到了閩東特委書記葉飛指派聯絡員送來的南方局轉發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信，獲悉這一重要消息，隨即準備采取措施，迎接曆史的新轉折。
9月20日，閩贛省委通過光澤縣長高楚衡轉函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明確表示：“我們向以抗日救國自任，對於救亡圖存決不後人”。
函中提出合作抗日3點意見：第一，同意將抗日紅軍改為抗日義勇軍，並在劃定的區域內實行抗日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第二，要求允許和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通信，以求得黨中央的指示與領導；第三，在談判未確定之前，決定首先停止軍事行動，停止打土豪。
要求福建軍政機關從崇安城至分水關一線、崇安城至嵐穀一線以及建陽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橋等地撤兵，以利雙方洽談。表示希望熊式輝派代表前來談判。
9月20日後，適應形勢要求新成立的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主席黃道和副主席曾鏡冰、曾昭銘多次聯名致信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了談判條件。
隨後，閩贛省委又派出光澤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蔡詩山與光澤縣長具體接洽。
1937年10月初，閩贛省委派遣黃知真、曾鏡冰、曾昭銘、王文波四位同誌同國民黨當局的代表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誠和光澤縣縣長高楚衡在光澤縣的大洲村談判。當時閩贛省委機關已轉移到邵武的豬母崗，距離談判地點約四十裏。
談判中，黃知真等提出了四個條件：一是成立閩贛邊區人民政府，以崇安或邵武縣城為邊區人民政府所在地；二是要求對方劃出一片地區給紅軍遊擊隊集中休整；三是將閩北紅軍改編為閩贛抗日義勇軍，對方要解決給養問題；四、是我方要派一代表去請示中央，對方要保證安全。
談判中，黃知真等挫敗了國民黨方麵代表企圖將閩北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江西省保安團的陰謀，在紅軍遊擊隊的駐防地點、糧餉和軍需供應以及集中時間等問題上也作了堅決的鬥爭。
通過1個星期的談判，雙方達成協議。
國民黨方麵作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劃出江西省鉛山縣為紅軍遊擊隊集結、駐防地點；負責集結期間紅軍遊擊隊的糧秣、軍需供應；保證紅軍遊擊隊一負責同誌前往黨中央請示工作的安全等。
紅軍遊擊隊方麵作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為減租減息；停止建立蘇維埃政權；閩北紅軍遊擊隊改編為“贛閩邊抗日義勇軍”；其他聽候中共中央指示。協議還指定吳仰山負責鉛山防務的交接事宜。
談判結束，黃道、曾鏡冰來到大洲村，代表中共閩贛省委、閩贛省軍政委員會，接見並宴請國民黨江西省方麵談判代表周中恂、高楚珩二人，省委機關也下了山，住進了大洲村。
隨後，閩贛省委領導下的建鬆政、邵順建、資光貴等遊擊區，根據閩贛省委的指示，先後同各縣國民黨地方政府談判，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議。
大洲談判後，閩贛省委即派曾昭銘偕同國民黨代表前往南昌與江西省國民黨當局接洽。曾昭銘找到了項英、陳毅等同誌請示工作。
在此之前，陳毅作為南方八省遊擊區黨的全權代表到贛州，已與江西省國民黨當局簽訂了江西省國共合作抗日協定，迫使國民黨當局承認紅軍遊擊隊和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解決了國民黨軍隊撤出遊擊區，改編紅軍遊擊隊及釋放“政治犯”三大問題。項英同誌也在南昌與江西國民黨當局談判解決了其他遊擊區的問題。
曾昭銘向項英、陳毅匯報了大洲談判的情況後，帶回一個指示：停止對抗行動，部隊集中準備改編為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其他問題均由項英同江西省國民黨當局接洽解決。隨後，黃道、曾鏡冰同誌還多次到南昌。閩贛省委在向黨中央進行匯報的同時，還指示所屬建鬆政、資光貴、邵光建等遊擊區與國民黨福建地方當局舉行談判。但是，駐崇安、邵武、建陽的國民黨軍對大洲談判協定不予理睬，還不斷向遊擊區進行武裝挑釁。
閩贛省委多次敦促國民黨地方當局以大局為重，不要在大敵當前同室操戈。黃道、曾鏡冰還給國民黨崇安縣長寫信。
黃道在信中說：道等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雅不願再操同室之戈，一切問題均願開誠協商，如蒙派代表來麵晤，尤當竭誠歡迎；同時，請貴縣長向各同胞解釋勿事懷疑。對於過去一切仇怨，道等均當拋棄，不再計較，以便一致團結為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敢布區區尚祈。
對於閩贛省委的誠意，國民黨地方當局有的接受了，停止了挑釁；有的卻置若罔聞，仍在製造磨擦。為此，黃道決定，一方麵加緊聯合抗日的宣傳，揭露國民黨軍不遵守協議的陰謀，一方麵令人進行自衛還擊，迫使國民黨軍停止襲擊遊擊根據地，按照協議撤軍，實現真正的抗日合作。
10月14日，閩北紅軍在24小時之內，連續拔除了邵武二都橋、建陽響古村、杜潭村3個國民黨軍據點。同一天，由汪林興率領的閩北紅軍主力也一舉摧毀了江西省鉛山縣石塘鎮國民黨軍炮樓。
閩北紅軍的自衛還擊，迫使國民黨福建軍政當局停止武裝挑釁，遵守合作抗日協定。
經過幾次鬥爭，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迫使國民黨方麵停止武裝挑釁，遵守停戰協定。這樣，經過反複努力，閩贛邊區的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
在閩贛省委進行談判鬥爭的同時，閩贛省委所管轄的各個地區，各路紅軍也都陸續與當地的國民黨當局進行了停戰談判。
10月，閩北紅軍資溪、光澤、貴溪遊擊縱隊領導人劉文學、陳仁洪同國民黨江西資溪縣長王恩榮在資溪進行了談判。
11月，建甌、鬆溪、政和中心縣委書記翁立義派遣陳貴芳、吳才生同國民黨政和東平區長宋正才在政和縣東平區西街談判。
邵武、光澤、建陽縣委書記王文波，組織部長聶顯書，城區區委書記陳子山三位同誌同國民黨邵武縣一區區長李聯雲在邵武談判。
閩北特委書記兼崇安縣委書記汪林興、縣行政負責人王水老同國民黨崇安縣長蔣伯雄，縣商會會長周鍾祥在漿溪鄉、大安鄉談判。
各路紅軍與當地國民黨當局的談判都達成了協議，各自實現了區域性的國共合作，準備集中隊伍迎接整編抗日。
大洲談判中，關於閩北紅軍的駐防地點曾經有一番爭論。閩贛省委原定方案是崇安或鉛山。對方代表再三表示，他們是江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隻能代表江西方麵；崇安是屬福建的，他們不好表態。
於是，閩贛省委談判代表拿出到鉛山縣石塘鎮集結的方案，他們表示同意。隻是要求允許他們在河口駐軍，以保護軍需倉庫和後方醫院，其它地方，紅軍遊擊隊一到，他們的部隊都可以撤出。
然而，在進行全局和區域性談判的前後，國民黨閩北當局仍不信守協議，不時對正在集中的紅軍進行封鎖、襲擊。
為了不讓國民黨反動派的凶狠氣焰得逞，使紅軍能順利集中，進行整編，閩北紅軍在饒守坤、王助、左豐美、馬長炎等同誌率領下，清除了邵武、建陽一帶敵頑所設置的封鎖線。
另一路由汪林興率領，攻打江西鉛山縣石塘鎮，狠狠地打擊了敵頑的進攻，促使閩北各路紅軍得以早日集中於崇安縣坑口鄉長澗源村的堅固遊擊基地。
長澗源村在閩北紅軍整編為新四軍建製北上抗日之後，就成為福建省委機關的所在地，對外則掛著新四軍三支隊留守處的招牌。
1937年11月，閩北各路紅軍先後到達崇安縣的長澗源集中的有：汪林興等同誌率領的第一縱隊；曾昭銘等同誌率領的第二縱隊；饒守坤等同誌率領的第三縱隊；劉文學率領的資光貴遊擊縱隊；馬長炎率領的第六縱隊。第四、第五縱隊沒有編製。
集中整編的前後數月，閩贛省委指示閩北各地迅速掀起擴軍運動。光是閩東北軍區即有五、六百人參軍，其中建鬆政地區有370多人。
對此，國民黨中的頑固勢力十分驚恐。崇安縣縣長還提出譴責，要求閩北遊擊隊停止擴軍。
對於國民黨的無端指責，閩北遊擊隊於10月27日嚴正指出：“敝部向行誌願兵製，並無強迫征兵”，反而揭露了對方拉伕抓丁的行徑。
汪林興、王水老在另一封公函中還指出：“現既同一家，並無紅白之區別。”巧妙地將“擴紅”運動置在下山集中的有利時機裏進行，彌補了三年遊擊戰爭中的減員損失。閩北紅軍迅速擴大到1400多人，其中參加三年遊擊戰爭的老戰士有300多人，成為部隊的骨幹。
在閩贛邊各紅軍遊擊隊陸續下山的時候，從日本留學回國後任鉛山獅江中學校長的徐先兆先生，到崇安長澗源拜望黃道。
一路上，他看到衣著襤褸、又黑又瘦的紅軍遊擊隊將士精神抖擻地開赴石塘，深深為之感動。他將自己這次的所見所聞寫了篇題為《堅決抗日的贛東閩北》的通訊，於1937年12月發表在當時南昌的《商報》上。
該篇報道真實反映了紅軍戰士艱難困苦的生存環境，反映了紅軍戰士百折不撓、堅決抗戰的精神。
在這篇通訊中，徐先兆由衷地寫道：“有了這樣的紅軍戰士，中國是決不會亡的!”這篇文章，在江西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為石塘整編造了勢。
1937年12月，集中在崇安長澗源村的閩北紅軍奉命出發到毗鄰的江西鉛山縣石塘鎮等待改編。
石塘鎮位於鉛山縣東南，是個千年古鎮，物產豐富，民風淳樸；又由於鎮南背靠武夷大山，北臨浙贛線，群眾基礎又好，所以對部隊的擴充、集結、開拔都很有利。所以，當時閩贛省委選擇石塘為整編地點。
部隊匯集到石塘後，打的旗號是“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獨立團”，團部設在石塘鎮坑背的撫州會館裏。當時匯集到石塘鎮的紅軍各遊擊隊，隻有600多人。因此，部隊的首要任務是擴充。
黃道在石塘鎮舉行的群眾大會上說：“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要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
黃道號召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報名參軍，上前線殺敵。閩贛省委為此也進行了緊急動員，組織了大批幹部到鉛山、崇安、上饒、弋陽、橫峰、廣豐等縣宣傳抗日救國，動員青年人報名參加抗日義勇軍。這些地方都是老區，群眾基礎好，一經發動，立即掀起了參軍的熱潮。特別是鉛山、上饒兩縣的群眾，報名參軍尤為踴躍。到了1937年12月中旬，加上三年遊擊戰爭時期失散在各地的紅軍戰士都陸續找到石塘鎮來，部隊很快發展到1500多人。
為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抗日義勇軍獨立團一方麵組織部隊進行對日作戰的軍事訓練；另一方麵組織人員到各蘇區把當年紅軍埋藏起來的槍支挖回來。通過強化軍事訓練，這支部隊的戰鬥力得到了提高，基本上保證了戰鬥人員人手一槍。
1938年1月初，閩贛省委接到中共東南分局的指示，將在石塘鎮集訓的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獨立團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隊”。
第三支隊司令員是張雲逸，副司令員是潭震林。三支隊下轄兩個團，即五團和六團，五團團長是饒守坤，六團團長是葉飛。
接到東南分局指示的當天，部隊集中在石塘鎮大操場開會，當饒守坤宣布改編的消息時，部隊頓時歡呼起來，戰士們摩拳擦掌，群情振奮，恨不能立即開赴前線，去打擊日本侵略者。
1938年2月9日，新四軍第三支隊司令張雲逸、副司令譚震林、參謀長趙淩波，政治部主任胡榮等主要領導人從南昌到達石塘，正式宣布了新四軍軍部命令，將部隊改編為三個營和一個機炮連。
張雲逸同誌在大會上代表新四軍軍部向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閩北黨組織和紅軍表示敬意，強調國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號召大家保持紅軍的優良傳統，服從命令北上抗日。
張雲逸要求大家繼續努力，刻苦訓練，多殺敵人，同時要求五團的領導要千方百計改善部隊夥食，讓戰士們練好本領，長好身體。全團幹戰歡呼雀躍，誓師抗日。
張雲逸在動員後正式宣布了三支隊和所屬五團的序列和編製：三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副司令員譚震林；五團團長饒守坤，副團長曾昭銘，參謀長楊立三，政治處主任劉文學，下轄三個營。
在石塘期間，張雲逸司令員等支隊領導還籌了建新四軍第三支隊司令領導機構，從五團抽調了一批精幹幹部到支隊司令部、政治部機關工作。
整編後，部隊軍事訓練更加緊張，更加正規化。全體官兵每天清晨即起床，操練跑步、投彈、刺殺等軍事技術，直到晚飯前才結束。晚飯後，上文化課、政治課、學唱抗日救亡歌曲。
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後，還致函國民黨崇安縣府：奉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委任令開，“茲委任饒守坤為第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隊長，曾昭銘為副團隊長。此令。”等因，奉此遵於本月九日在鉛山石塘防次就職，將原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第三支隊改編第四軍第五團隊，並積極準備迅速開赴前線殺敵，相應函請查照，請不齊賜為荷。
由於民黨方麵在軍費、軍用物資上刁難，開始隻給一點錢，五團原紅軍遊擊隊戰士，衣服單薄，很多人穿的還都是草鞋。
團部派政治處主任劉文學隨同國民黨派來石塘鎮點驗部隊人數的點驗員到南昌國民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力爭，才領到花名冊上的1300人的棉衣和國民革命軍帽徽。棉衣由南昌用火車運到橫峰，再用汽車運到鉛山縣，然後用板車拉到石塘。
春節前兩天，給戰士們發棉衣時，還發了國民黨帽徽。一些下山的戰士很反感，有抵觸情緒，紛紛要求要繼續戴紅五星，都說“我們是紅軍戰士，哪能戴他們的帽徽？”“國民黨不積極抗日，專門打紅軍，欺侮老百姓，我們戴他們的帽徽，老百姓怎麽看我們？”
為此，黃道專門召開了五團連以上的幹部會議。黃道在會議上說：“為了抗日，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我們戴國民黨的帽徽，是抗日的需要，是統一戰線的需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後，我們為革命的宗旨沒有變，是外白裏紅。紅五星，現在不用了，以後還是要戴的，搞下來放在背包裏先保存起來。你們要做好戰士們的思想工作。”
盡管經過幹部做了思想工作，當紅五星從八角帽上摘下來的時候，許多紅軍戰士還是流淚了，一些人還哭出聲來。
五團整編期間，黃道在石塘籌辦了贛東公學，對各地來石塘鎮的愛國青年進行革命教育。
不久，第三戰區不允許新四軍辦學，下令停辦。五團便成立“新四軍石塘軍政政訓班”，繼續履行“贛東公學”教育培養愛國青年的職責。
1938年的春節剛過，“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和“上海教育服務團”的男女學生共100多人受中共東南分局指派，來到石塘鎮。
這批愛國青年先被安排在贛東公學學習。政訓班由黃道親自負責，主要是給全國各地來到石塘鎮的青年上政治課，講抗日救國道理，啟發他們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