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明國民黨軍部署第二次“圍剿”的基本情況後，紅軍立即進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
毛澤東、朱德等紅軍統帥們，依據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經驗，領導蘇區軍民迅速行動起來，全力準備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部發現國民黨軍即將發動第二次“圍剿”的情況後，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和中央革命軍事軍委總政治部、中共蘇區中央局於3月17到26日，先後發出進行反“圍剿”準備的指示。
1931年3月17日，毛澤東、朱德在黃陂發出了紅一方麵軍和紅軍第一號訓令《為爭取第二期作戰勝利軍事上應準備的工作》。
訓令在詳述敵情後明確指出：
第二期的戰爭就快要開始了！
訓令中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認為我軍這回比前次作戰勝利的條件更具備了。
從敵人方麵說，蔣張衝突的日益緊張，全國經濟恐慌的不能維持，都促成新軍閥混戰的必然爆發，這是使他們非常不利的。
從我們這一方麵講，我軍已有全國規模的勝利，答複了反革命對我們的進攻。特別是龍岡戰後敵人不特損失了兩師的兵力，同時部隊也更動搖了，士兵也更趨向革命了。我們不特得到許多槍械子彈的充實，而且地方武裝也增多了四千杆槍。
同時，在廣昌、寧都、永豐、樂安、南豐，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爭取到數十萬的群眾，都有相當的武裝組織，並且已經組織了五路赤衛軍，劃分了十個遊擊區，決定了地方武裝配合紅軍作戰的具體方法。
還有富田事變的完全解決，使河西的革命勢力又要更集中起來。另外我軍新增加了一支生力軍，這就是第七軍，據報該軍已到酃縣遂川兩處，又出乎敵人意料之外，使敵人進攻我們的計劃不能不略受牽製。
這種種條件都保證了第二次反“圍剿”必然要得到更大的勝利。為了要更確實取得這個更大的勝利起見，訓令提出應將過去作戰的缺點檢閱一下，而對於這次作戰做個更好的準備。
訓令詳細分析了第一次反“圍剿”中的總缺點：（一）戰前
１．預期作戰地區沒有事先部署，以致攻擊龍岡的略圖隻是就近調查的，路線也是臨時問的，而群眾也是臨時才去調。
２．許多部處（參謀處、副官經理處、軍醫處）沒有開會專門討論準備作戰的工作，以致作戰時抓不著頭緒，或忙做一堆，或不曉得應做些什麽，或工作人員一起都派出去了再無人可派，或做起事來器具又沒有帶（如參謀不帶複寫紙、鉛筆，醫官沒有帶應用的藥品）。
３．給養沒有充分準備，以致作戰時有些部隊兩天沒有吃飯。
（二）戰中
１．變更上級作戰方案時而傳達得含糊，接受上級作戰命令時又不能領會上級的意圖。
２．指揮上有些掌握不到隊伍，有些少機動性，有些不注意戰場上全般的狀況。
３．上下級及友軍間相互聯絡很不密切（報告、通報極少）。
４．部隊戰時的給養多接濟得不好。
５．各部隊的人員組織多是無計劃的，不科學的，在戰場上或後方，忙東忙西達不到任務。
（三）戰後
１．追擊隊沒有組織。已往追擊敵人的部隊，上級指揮官也沒有給以任務。追擊部隊沒有得到最高級機關的命令，有自行撤回宿營的（如東韶之役）。
２．打掃戰場不是有計劃的指定專員，分派部隊去負責。
３．各部多沒有派人去搜尋機密圖書、文件、電報、密碼、特種器具和特種人材等。
４．戰鬥結束後，很遲甚至沒有將敵人退卻的方向、途徑、情形報告。繳獲、損失數目和部隊補充整頓情形報告得更慢到不得了。
５．戰後勝利品、俘虜、傷兵的處置太慢，這是很妨礙追擊的。同時也太不注意招待傷兵，飯湯都很久得不到食。
６．不能立即的飽餐士兵，恢複部隊的精神，以致喂馬、擦槍等……７．俘虜兵沒有派專人去負責管理，以致俘虜兵整天沒有飯吃（龍岡之役），對我們不滿意。
在詳細分析了第一次反“圍剿”中的缺點後，訓令詳細部署了第二次反“圍剿”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二、現在應準備的工作
（一）鼓動
１．除政治鼓動參照總政治部所指示的外，並應各部分別舉行誓師。
２．在出發作戰前，應集合部隊講話作鼓動。
（二）會議
運用各種會議，去做戰前的準備工作和討論戰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戰後的處置，這是達到任務的最好方式。因此各部應即召集下列各種會議。
１．軍或師一級應召集的會議：
（１）召集參謀會議，討論戰時的部隊注意事項，參謀工作，各方聯絡法，後方勤務，以及戰後搜尋機密圖書方法，並目前各部的訓練方針。
（２）召集副官會議，討論關於戰時雜務人員的分工，大行李的指揮法，給養的接濟法，前方臨時事件及俘虜之處置及遣送法，勝利品的處置法，傷兵的招扶給養茶水和轉送問題。
（３）召集軍醫會議，討論關於傷兵的救護及轉送事項，繃帶所的設立問題，戰後藥品、西醫、看護等的搜集方法……（４）召集團長、團副以上的軍官會議，檢閱過去訓練上及戰時指揮的缺點，並討論此次作戰應準備及注意的事項，並目前的訓練。
２．團一級應召集的會議：
（１）以團為單位召集排長、副排長以上的軍官會議一次，檢閱過去作戰的缺點，和此次應準備及注意的事項。
（２）以團為單位召集副官、特務長、軍需上士等給養人員的會議一次，討論戰時的給養接濟及戰後傷兵俘虜兵的給養問題。
３．連一級應召集的會議：
（１）以連為單位召集副班長以上的連務會議一次，檢查過去戰鬥的缺點和討論戰前的準備及戰時戰後的注意事項。
（２）開連的士兵會一次，報告此次作戰的政治任務和意義，及我們應有的努力。
（三）訓練
１．依照新操法加緊訓練，並分別舉行射擊演習（軍長、師長都要去看操課）。
２．實行測量野外戰鬥教練，舉行團及師對抗演習各一次。
３．每天早操一律作搶山頭、追擊、射擊、速集的動作。遊戲時間一律操刺槍術、測量、遊戲、跳遠等。晚間點名時做軍事講評。
４．雜務兵（特別是挑夫）要派員教他們站隊、走路、休息、停止（靠路的一邊）等動作，以免阻礙行軍及戰時隊伍的增加。
５．擔架兵、看護兵須聯合演習救護法、轉送法。
６．所有各部隊人員，一律須知行軍、駐軍或戰時對空的蔭蔽，遇敵機時即能迅速隱藏身體（詳見長沙時所發之方麵軍第一號訓令）。
７．對火夫應盡量減少其疲勞，並訓練增進其炊爨能力。
８．講解武器拭擦法、保護法，並督促士兵實行。
（四）給養
各部一律須準備米十天，錢一個月。
以上各項，各軍於接到此令後，要立即開會，自定詳細計劃，使所屬各部去切實執行，並且一麵呈報本部考核為要。
《為爭取第二期作戰勝利軍事上應準備的工作》的訓令為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的部署。在訓令等相關文件指導下，紅軍各部開始積極準備第二次反“圍剿”鬥爭。
紅一方麵軍各級領導機關研究和部署了作戰指揮、軍事訓練、政治動員、給養補給等方麵的工作。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決定建立東、南、西、北、中路5個指揮部，將中央蘇區劃分為10個遊擊區，並規定各遊擊區以獨立團、警衛營等地方武裝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遊擊戰術，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等10項任務。
蘇區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各級政府，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堅壁清野和支援紅軍作戰。
3月下旬，紅一方麵軍以一部兵力在蘇區北部邊緣配合地方武裝監視國民黨軍，主力南移至寧都、石城、瑞金地區，繼續進行反“圍剿”的準備和作戰訓練。
具體來說，紅軍主要做了以下方麵的準備工作：首先，積極籌款，為反“圍剿”做好物質準備。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紅一方麵軍總部充分估計到國民黨定會組織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圍剿”，決定紅一方麵軍轉移到閩贛邊界的南豐、廣昌、建寧一帶開展工作，加緊發動群眾、籌集經費、開辟新區、創造戰場，命令部隊移師建寧、南豐、廣昌一帶籌款，1931年1月16日，毛澤東與朱德在小布發布紅一方麵軍勝字第4號命令《粉碎第一次“圍剿”後分散籌款的命令》。
命令在詳細分析了敵情後指出，方麵軍決於本月內繼續積極籌款，備足給養，以便照原計劃殲滅敵人：第三軍團除留一師於東韶幫助該地群眾工作外，大部應即向南豐城之敵威逼前進，以掩護我四、十二兩軍之籌款，如敵退則派隊進駐南豐，以擴大籌款區域，與廣昌、頭陂一帶之我第四軍應確取聯絡，於本月三十一日前須籌足大洋三萬元。
第四、十二兩軍仍在原地區盡量分散籌款，截至三十一日止應籌足十萬大洋（除原定六萬元外加籌四萬元），在籌款期內應互取聯絡。
第三軍之良村原派出隊應仍在良村工作，有事徑呈本部。
第三軍並應出第八師進至石馬附近，任南北坑、中村、藤田工作（右與樂安獨立營聯絡），並向樂安、永豐警戒（詳探樂永兩方之敵情），應於三十一日前籌足一萬大洋。有事徑向本部報告。
命令中還強調，在籌款期內以籌款為第一目的，但仍須注意本身訓練。
接著，在1月18日，毛澤東又與朱德發布第5號命令《紅一方麵軍移師建寧、南豐、廣昌一帶繼續籌款的命令》，指出紅軍當前的主要任務是“以最大的力量繼續籌足3個月的給養，準備敵人再次向我們移動時大舉消滅它”，命令部隊移師建寧、南豐、廣昌一帶籌款。
2月21日，紅軍總部又發出第6號命令《繼續東移加緊籌款的命令》，命令“第四軍以廣昌為指揮中心，派一師進至閩邊之康都圩附近，沿大道一帶在道路左右各30裏以內（距廣昌120裏以內）分散籌款；另一師沿大道往水南圩、船頂隘向建寧移動，工作至3月6日止，須籌現洋12萬元以上。”
21日，獲悉國民黨軍開始組織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毛澤東與朱德發布勝字第六號命令，對紅一方麵軍提出：要一麵誘敵輕進、努力加緊籌足兩個月的給養，一麵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殲滅進犯之敵轉移形勢嚴，並要求主力部隊自22日起開始東移。
22日，毛澤東、朱德率紅軍總部從小布移駐黃陂，先住山堂村，後住觀音排，領導軍民進行第二次反“圍剿”的各種準備。
3月，毛澤東、朱德在黃陂山堂又相繼發出“勝字第七號”《紅軍第一方麵軍關於延長工作時間籌足款項的命令》、“勝字第八號”《紅軍第一方麵軍南移整頓、訓練和籌款的命令》。
根據命令，紅軍決定在敵人還沒有發動進攻前，延長並擴張工作十天，籌足款項。
為了爭取時間，紅軍主力與敵脫離接觸，由根據地北沿向南移動，即由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南移到廣昌、壬田、寧都地區。
並派出部隊到興國周圍，監視襲擾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由廣西左、右江轉戰千裏的紅七軍，這時也前後到達湘贛邊根據地和上猶、崇義地區，參加整頓並籌款、訓練。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紅軍各部積極籌款，為第二次反“圍剿”做好了物質準備。
其次，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毛澤東一貫強調"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
訓令發出後，為了動員蘇區軍民充分做好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樹立蘇區軍民敢打必勝的信心和決心，1931年3月20日，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又發出了總政部第四號通令《二次戰爭的意義、目前敵我形勢和爭取二次戰爭勝利的準備工作》。
關於第二次反“圍剿”的意義，《通令》指出，國民黨軍隊向蘇區發動第一次大規模進攻以來，敵人是攻勢，我軍始終是守勢，龍岡戰鬥雖然勝利，但仍未改變這種攻守形勢。改變這種形勢是第二次反“圍剿”戰役的中心任務。取得比龍岡戰鬥更大的勝利，給進攻的敵人以更沉重的打擊，才能迫使敵人退守中心城市，使蘇區得到真正的鞏固和發展，這是爭取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的重大意義。
《通令》深刻地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敵軍雖20萬，但仍是雜牌軍，其中以蔣、蔡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為最強或較強，其餘較弱。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師數最多，但從北方剛到，表現恐懼。
這些反動軍隊離開南昌很快，進入蘇區後前進卻很慢，一進入蘇區，就到處做工事，步步為營，不但穩紮穩進，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進。
而我們要取得反“圍剿”勝利，具備了六個有利條件，其中“一個最大的優勝條件，就是軍心團結，大家摩拳擦掌隻想打仗。此外，龍岡戰爭勝利之後，我軍加強了實力，（槍彈、政治、軍事訓練等）；增加了地方武裝，武裝了群眾，統一了地方武裝的指揮。爭取了三都七堡這個最反動的區域，擴大了寧都、石城、廣昌、南豐、永豐等地的群眾鬥爭，肅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裝，鞏固了戰爭的後方；紅軍第七軍來到江西，給群眾一個興奮，給二次戰爭一個幫助等。所以第二次戰爭的勝利是必然歸於我們的。”
《通令》要求各紅軍部隊和各縣、區、鄉、村，各級都要召開動員大會、誓師大會，深入進行政治動員，鼓舞鬥誌，明確任務，增強勝利信心；要求地方蘇維埃政府要組織慰勞紅軍代表團到紅軍部隊進行慰問動員；要做好瓦解白軍士兵的宣傳工作。
《通令》還分別發布8條對紅軍和12條對白軍的宣傳口號，號召蘇區軍民“勇敢衝鋒!”“拚命殺敵!”“活捉何應欽!”“打倒蔣介石!”
這是毛澤東發出的總動員令，全麵動員部隊和地方廣泛而深入地做好反“圍剿”鬥爭中頭等重要的政治動員工作。
《通令》發出後，推動了從紅軍各部隊指戰員到地方各縣、區、鄉、村廣大蘇維埃幹部、群眾，從黃陂蘇區到中央蘇區都熱烈響應總政治部號召。層層深入進行政治動員，明確任務，鼓舞鬥誌，為爭取第二次反“圍剿”勝利樹立了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3月21日至22日，中共贛西南特區委書記陳毅主持召集中路各縣區代表聯席會議，研究了發動和組織蘇區群眾支援和配合紅軍第二次反“圍剿”的問題，同時製定了一係列適合當時情況的財政經濟政策。
接著，紅一方麵軍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月底，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也召開了各縣蘇政府主席、遊擊隊長和群眾團體負責人聯席會議，對反“圍剿”的政治動員和支前工作作了具體部署。
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還在黃陂印發了的宣傳通訊第一號《爭取第二次大決戰勝利的宣傳大綱》。宣傳部要求各機關都應根據這一大綱，在文字上，在群眾大會上，口頭上以及組織宣傳隊去擴大這一宣傳、鼓動以爭取二次大戰的勝利。
第三，在大力加強練兵的同時，進行地方革命武裝建設，做好全民戰爭的準備。
按照訓令中的指示，紅軍在黃陂以及各地駐軍開展了自方麵軍成立以來，內容最新、要求最高的一次練兵運動。
當時槍支很缺乏，許多紅軍戰士入伍一年多還發不到槍，隻能用大刀、梭標戰鬥。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局勢下，紅軍練兵活動抓得很緊。他們不停地練爬山，練打仗，時刻準備打擊國民黨軍隊的進犯。
通過練兵，練出了一支兵強馬壯、軍心團結、技術過硬，能走得出、衝得上、打得快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軍隊，為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打下了軍事基礎。
在大力加強正規紅軍練兵的同時，紅一方麵軍總部還將在戰爭中繳獲的近5000支槍，分發給贛西南各縣蘇區，以擴大地方武裝。
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失敗後，在興國、泰和、吉安、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之線轉入防禦。國民黨軍自此已由戰略進攻改為戰略防禦，將其各部布防中央蘇區邊緣區，對中央蘇區暫取守勢。
利用這一時間，紅軍總部於1931年1月16日、18日、21日在小布向紅軍發出“勝字第四號、勝字第五號、勝字第六號”命令，指揮紅軍各部乘勝轉入攻勢作戰。
主要任務是：殲滅蘇區內地主豪紳武裝盤踞的土圍子，向白色區域推進，鞏固和擴大蘇區；廣泛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恢複被取消的地方武裝，並大力發展赤衛軍、少先隊等群眾武裝；恢複、建立和整頓共產黨、共青團組織及蘇維埃政權機關；繼續肅清蘇區內的反革命分子；籌措給養和作戰經費；加強紅軍的軍事、政治訓練等。
1931年2月中旬，蘇區中央局就蘇區地方武裝的組織和工作路線發出第十號通告，決定對贛西南地方武裝進行整頓並實行統一指揮，要求各縣農村除組織以梭鏢為主的赤衛隊以外，還要組織脫產的紅軍獨立營、獨立團和獨立師，在城市組織紅色警衛隊。
3月7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發布了“關於爭取第二次戰爭勝利的意義及地方武裝的任務”的《第一號通令》，決定將贛西南的地方武裝劃分為9個“工作戰區”，設立9個區指揮部，統一指揮地方武裝參戰。
其中在贛南設立的3個指揮部是：東路第1區指揮部，指揮寧都、廣昌、南豐、樂安4縣赤衛軍和紅色警衛營(連)；東河第6區指揮部，指揮贛縣、於都地方武裝向贛州迫近，擾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後方；第4指揮部由興國縣蘇政府軍事部代行指揮職權，負責指揮興國和於都北部地區以及賴村、青塘、江口、城崗、龍岡頭等地地方武裝，對付興國的第十九路軍。
《通令》還規定規定各遊擊區地方武裝以獨立團、警衛營等地方武裝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遊擊戰術，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等10項任務。
隨後，中共贛西南特區委召開了為期3天的河東各縣地方武裝聯席會議，對地方武裝的任務、編製、訓練及戰術等，進行了詳細討論，作出了決議。
同時根據反“圍剿”鬥爭的需要，在上述9個工作戰區之上再成立東、西、南、北、中5個指揮部，以加強對地方武裝的統一指揮。
《通令》的發布，有力地推動了地方武裝建設，使它在反“圍剿”期間配合紅軍作戰起了重要作用。蘇區各級共產黨組織和各級政府，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堅壁清野和支援紅軍作戰。
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地方武裝得到快速發展。到這年3月中旬，紅軍在寧都、興國、永豐、樂安、宜黃、南豐、廣昌、瑞金、於都等縣境內大力開展群眾工作，爭取了幾十萬群眾；在興國、於都、寧都、瑞金等縣交界的三都、土堡、山寮、古龍岡等地，摧毀由地主豪紳武裝長期盤踞的土圍子，鞏固和擴大了蘇區；在蘇區邊境各縣、區都建立了特務隊，獨立營和赤衛營、赤衛連等，並配備了5000餘支槍；各部隊都積極地總結第一次反“圍剿”的經驗，並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在全軍開展了普遍的識字運動，各野戰部隊都籌措了較充足的給養和經費。
第四，完善土地革命的相關政策，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農民對革命戰爭的支持。
幫助農民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是發動群眾積極參加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一項重要工作。
贛西南蘇區的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30年冬就已基本結束，廣大蘇區農民都分得了土地。但是按照中央原先規定，農民對分得的土地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革命積極性。
蘇區中央局成立後，曾於2月8日發出《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第9號通告，批判了“沒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國有”以及對富農進行過火鬥爭的錯誤，指出必須滿足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
2月28日，毛澤東在黃陂根據蘇區中央局通告精神，以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名義，致信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
毛澤東在信中明確指示，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好的田，即算分定：“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生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吃不完的，任憑自由出賣，得了錢來供給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儲蓄起來，或改田地，或經營商業，政府不得借詞罰款，民眾團體也不得勒捐……農民一家缺少勞力耕田不完，或全無勞力一點不能自耕的，準許出租，租完多少，以兩不吃虧為原則，由各處議定。還有紅色區域準許自由做生意，賺得錢來均歸本人”。
毛澤東在信中指出，作出這些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蘇聯革命也經過許多階段，然後才達到現在社會主義的勝利”。
信中把解決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問題，提到民權革命的理論高度進行分析，指出“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
毛澤東的這封信，真正從實際和理論上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中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這一突破，在實踐中對當時乃至以後的土地革命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理論上使毛澤東土地革命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日臻完善。
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傳到農村，廣大農民吃了“定心丸”，興高采烈地投入耕種，整個中央蘇區迅速掀起了春耕生產熱潮。
當年取得了農業生產大豐收，為蘇區軍民進行反“圍剿”鬥爭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供應和充裕的經濟保障。由於土地所有權的正確解決，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為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果實而積極參軍參戰的熱情。
第五，大力提高紅軍特別是紅軍中的黨員幹部文化素質，為反“圍剿”的順利開展奠定良好基礎。
黃陂是紅軍首次開展比較正規、比較係統、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學習運動的地方，也是蘇區軍民首次開展大規模“識字運動”的先進地區。
紅軍總部在黃陂開辦的隨營學校，主要是培養軍事和地方幹部。特別注意對從戰鬥中俘虜過來的官兵的訓練和教育，將他們培養成為紅軍隊伍的幹部。
紅軍總部直屬機關創辦的戰士學習室，主要是為了提高紅軍戰士的政治、軍事、文化素質。
毛澤東、朱德給他們講政治、軍事，董必武講曆史，徐特立講語文，左權講地理。
“識字運動”是由總政治部組織開展的，廣大紅軍戰士和工農群眾參加的軍民學習運動。總政部編寫並出版了第一本成年人用“識字課本”。這是中央蘇區群眾性的文化教育事業的開端。
第六，在推動蘇區文化教育工作，大力提高黨員幹部文化素質的同時，蘇區中央還在中央蘇區普遍地舉辦了《時事簡報》活動。
1931年3月14日毛澤東於黃陂發出了：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總政治部通令》。
《通令》首先闡明舉辦《時事簡報》的重要意義：“《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鬥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於推動群眾鬥爭更有偉大的作用。因此，本部決定要紅軍和當地政府普遍地舉辦起來。”
《通令》具體提出了《時事簡報》的內容和它的編排方法。其中指出：過去紅軍用編《時事簡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可惜沒有普遍地做，更沒有經常地做。”因此，“本部決定要紅軍和地方政府”，接到此《通令》以後，“立即迅速計劃”，“普遍地辦起來”，並明確規定每三天出一張。
如何使它能經常地，普遍地做起來？《通令》提出：由本部出的每三天一期的《紅軍報》提供給《時事簡報》一部分材料，從即日起傳給省、縣、區、鄉文化部門，加上各自的新聞，形成完整的稿子，由鄉蘇負責派人將編寫好的《時事簡報》貼到每個村子的顯揚地方，給群眾看。在紅軍中貼在宿營地，讓連隊戰士看。
在“紅軍報”的帶動下，從黃陂蘇區做起，推動了中央蘇區迅速興起了舉辦《時事簡報》的熱潮，使廣大農村蘇區群眾能經常看到《時事簡報》，紅軍戰士能經常看到《時事簡報》和《紅軍報》，這對於宣傳、鼓動廣大工農兵群眾積極投入反“圍剿”鬥爭起到了偉大的作用。
3月下旬，紅一方麵軍以一部兵力在蘇區北部邊緣配合地方武裝監視國民黨軍，主力南移至寧都、石城、瑞金地區，繼續進行反“圍剿”的準備和作戰訓練。
黃公略大義滅親
熟悉蔣介石的人說，他算不上一個高明的戰略家，卻是一個精明的陰謀家。在他的武庫中，最犀利的法寶是使用離間計和銀彈戰術進行分化瓦解。
在軍閥混戰中，這套戰術曾經無往不利，取得過奇效，因此，在第一次“圍剿”失敗後，他故伎重施，並把策反對象定為第一次反“圍剿”龍岡之役中立下頭功的黃公略將軍。
黃公略原名黃漢魂，字家杞，湖南湘鄉縣人。1916年到湘軍當兵，1926年年底考入黃埔軍校高級班深造，加入中國共產黨。
黃公略聲名顯赫，與林彪、伍中豪並稱“朱毛”麾下的“三驍將”。他還曾經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齊名，國民黨、蔣介石經常用“朱、毛、彭、黃”來指代中央紅軍。
黃公略才華橫溢而又英姿瀟灑，彭德懷與他結成生死之交，朱德稱讚他智勇雙全，毛澤東3次把他寫入詩詞之中，“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稱譽他為“飛將軍”。
1928年，與彭德懷等領導平江起義，此後曆任紅五軍第四團黨代表、湘鄂贛邊境支隊支隊長、紅五軍副軍長、紅六軍軍長、紅三軍軍長，率部參加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鬥爭，取得輝煌戰果。
特別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黃公略大義滅親，為根據地軍民樹立了榜樣，大大鼓舞了根據地軍民反“圍剿”的決心和信心。
黃公略少有大誌，讀《留侯傳》，誓做“天下大勇者”，於是改名以立誌，投筆而從戎，開始了軍旅生涯。在軍中，他與彭德懷結成莫逆之交。
對於這段交往，彭德懷回憶道：“我在這段時間（1921年前後），也交了一些來營當兵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他們來時也是滿口愛國主義，如何奮發圖強、廉潔奉公，後來逐漸發現他們多數是帶著升官企圖來當兵的。我交了二十個左右的知識青年朋友，最後隻剩下黃公略、李燦。他倆加入了光榮的共產黨，當了紅三軍軍長和八軍軍長，為中國人民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相似的經曆、坦誠的性格和共同的抱負，使黃公略與彭德懷一見如故，結成生死之交。他們形影不離，經常在一起交談對時事政治的看法，相約以救國愛民為宗旨，不做壞事，不貪汙腐化，不擾民逞威。黃公略與彭德懷同歲，但一直把飽經風霜的彭德懷視為兄長。
1926年春，黃公略、彭德懷所在的湘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參加了北伐戰爭。
1927年春節過後，黃埔軍校為適應北伐戰爭迅猛發展的需要，決定挑選一批優秀的年輕軍官到高級班學習，以便為各級司令部培養高級人才。經團長推薦和師長批準，黃公略通過了嚴格的考試，被黃埔軍校高級班錄取。
春去秋來，一晃到了年底。雖然隻有短短的一年時間，但國內政局卻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完最後的泥濘小路後，宣告破裂。
在曆史的大潮麵前，一切親情、友情都需要重新審視。黃公略和彭德懷都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們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黃公略還參加了廣州起義。
1927年冬，黃公略原來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一師改編為湖南獨立第五師，計劃成立一個五百人左右的隨營學校，專門訓練連排級幹部。
彭德懷沒有忘記老朋友，趁機向上級提議：“黃公略怎麽樣？你不是送他到黃埔軍校高級班深造嗎？他十二月份就要畢業了。”
得到同意後，彭德懷立即給黃公略寫信，寫明原委，並寄去路費，叮囑他盡快回湘。
1928年2月，黃公略從黃埔軍校畢業，回到湖南南縣，擔任隨營學校副校長。久別重逢，分外高興。彭德懷設宴為黃公略接風洗塵，還把李燦、張榮生、李力、鄧萍等救貧會的骨幹邀來作陪。
彭德懷心直口快，不把黃公略當作外人，將所有的秘密、計劃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而經曆了大屠殺的黃公略則多了一層戒備心理，想試探一下他們對蔣介石的態度。
彭德懷興致勃勃地說：“辦隨營學校是我們掌握骨幹的好機會，周磐雖然名義上掛著校長的頭銜，實際上不會來校，你大權在握，可以大展拳腳。軍事教科書以湖南講武堂的教材為藍本，政治教材則可以使用我們救貧會的章程，不過前麵得加上‘打倒新軍閥’的內容……”
“什麽叫‘打倒新軍閥’？這個新軍閥究竟指的是誰？”黃公略打斷彭德懷的話，問道。
“新軍閥還能是誰？當然是蔣介石呀！”大家看黃公略嚴肅的樣子，不像是開玩笑。
“說他是新軍閥是否合適？”黃公略故意說：“蔣介石是我們的校長，他自北伐以來，南征北戰，立下許多功勞。他在國內的影響很大，在軍隊威望很高……”
看到黃公略竟然為蔣介石說好話，李燦等人傻了眼：“媽的，你擁護蔣介石怎麽不早說，我們現在把計劃都告訴你了，怎麽得了？”
彭德懷氣憤地指責道：“公略呀！我們多年友好，過去你說，蔣介石如何如何反動，對革命事業如何如何有害，現在怎麽一反過去呢！好吧，你走你蔣介石的陽關道，我走我艱難險阻的獨木橋！”
“動手！”隨著彭德懷一聲斷喝，張榮生以迅疾的手法，抄起一條長毛巾往黃公略頸子上一縛，用力猛絞。
“絞死他，今晚拋到南縣河中滅跡！”李力等人一邊幫忙，一邊罵道。
毛巾越絞越緊，黃公略臉色由白轉青。他用手指朝腳後跟亂點，這個動作被細心的鄧萍察覺到了，叫道：“慢一點，放鬆一些，等他好出氣，跑不了的！”
鄧萍把黃公略的皮鞋後跟割開，發現裏麵有張薄紙，原來是中共廣東省委的介紹信。這時，黃公略已經窒息倒地，經過近半個小時搶救才蘇醒過來。
彭德懷責怪道：“公略！你這是幹什麽？開這樣大的玩笑！”
黃公略苦笑道：“你現在當了團長，不試試，誰知道你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廣東省委還派了黃純一、賀國中兩位同誌與我同來，他們在外麵夥鋪裏待命，請派人接他們進來。”
第二天，黃公略與彭德懷漫步走到團部外麵柳蔭堤上，席地而坐，暢談別後的情形和今後的打算。黃公略與彭德懷的計劃是用兩年的時間，逐步控製和影響全師，屆時發動大規模士兵暴動，然後效仿毛澤東割據井岡山的辦法，以湖泊或山區為軍事根據地，向外擴張，創造一個獨立的割據局麵。
開辦隨營學校為黃公略贏得了全師將士的尊重。1928年6月，獨立第五師由南縣移駐平江換防，共產黨員彭德懷時任該師一團團長。
在彭德懷和黃公略的秘密組織下，我黨不僅控製了一團的主要營、連的兵權，同時掌握了三團三營的兵權，從思想上組織上為起義創造了條件。
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遠到湘鄂贛邊界地區恢複湘鄂贛邊特委，並同獨立第五師的黨組織取得聯係，準備必要時舉行起義。
7月20日，一團團黨委與正在平江巡視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滕代遠經過緊急磋商，決定於22日發動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並派李光送信給黃公略，通知他在三團發動起義，將部隊拉來平江城會合。
當時，獨立第五師分駐在三個地點。第一團駐平江城，第三團駐在距離縣城約六十餘裏的東鄉，隨營學校仍在南縣。
接到通知後，黃公略立即部署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在進行準備工作時，出現突發事變，黃公略當機立斷，於21日以嘩變的形式提前起義。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第一團，於22日在平江起義。平江起義後，湖南軍閥糾集六個團的兵力進行圍攻。
8月1日，紅五軍撤出平江縣城，轉戰於平江、瀏陽和江西的萬載、修水、銅鼓，湖北的通山一帶，進行遊擊戰爭，開辟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
8月24日，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彭德懷、滕代遠分任軍長和黨代表，黃公略任四團黨代表。
12月中旬，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主力到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其餘部分武裝在黃公略的領導下，繼續在湘鄂贛邊區堅持遊擊戰爭。
從1928年9月到1929年8月，在主力外出的一年時間內，黃公略成為湘鄂贛根據地最高軍事首長。他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一改過去以集中為主的方式，采取化整為零、集零為整兩種戰略。
在黃公略的領導下，盡管留守根據地的總兵力銳減二分之一，但部隊仍然取得了粉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敵軍“會剿”和七縣反動武裝聯防的勝利，湘鄂贛根據地不僅渡過了危機，而且呈現出全麵複興的興旺之勢，留守部隊擴編為湘鄂贛邊境遊擊支隊，人槍擴大一倍以上，增至二千餘人。
1929年8月，黃公略率領的湘鄂贛邊境支隊二千餘人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四、五縱隊一千餘人在平江黃金洞、桐木橋會合。
當晚，召開聯席會議。彭德懷誇獎一年多來邊區工作的進步，盛讚黃公略領導好。會後，兩支部隊合編，取消湘鄂贛邊境遊擊支隊建製，由彭德懷、黃公略任正副軍長。此後，人們習慣地稱紅五軍為“彭、黃”。
日益顯赫的名聲給黃公略和他的家庭帶來巨大的負累。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四處張貼布告，懸賞緝拿黃公略的首級，並不斷提高賞格。黃公略每打一次勝仗，他的賞格就升一級。
當“朱、毛、彭、黃”齊名時，黃公略首級的價格被提升到十萬元。迷信風水的何鍵還兩次派兵到湘鄉挖黃公略的祖墳，將他的祖父、父親的屍骸帶到長沙，丟進湘江。
傾交如故，白發如新。英姿瀟灑而又才華橫溢的黃公略很快得到朱毛的賞識，視為“軍中三驍將”。黃公略被國民黨並稱為“朱、毛、彭、黃”四大軍事首腦之一。
在富田事變中，他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化解了黨內危機，其後又在曆次反“圍剿”鬥爭中屢立奇功。他是毛澤東詩詞中出現最多的將領。
黃公略與毛澤東首次見麵是在1930年春。這年年初，活動於贛西南地區的紅二團和紅四團擴編為紅六軍。
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和紅五軍派人幫助加強領導力量。贛西特委書記朱昌偕風塵仆仆，遠行千裏，來到湘鄂贛邊區，找到紅五軍，要求支援一批軍事幹部。
“你們想要誰？可以點將。”彭德懷誇下海口。“算了吧，你先要我點將，然後又說走不脫。”朱昌偕故意使出激將法。
“你什麽時候見我老彭說話不算數了？”彭德懷果然急了，催促道：“點吧，點吧！”
“我要一個當軍長的將才，想請黃公略屈就。”朱昌偕亮出底牌。
彭德懷倒抽一口冷氣，話已經說出口，也不好反悔。紅五軍答應贛西南特委的請求，派黃公略帶領李聚奎、王如癡、陳振亞等軍事幹部和訓練大隊前往贛西南中心區東固。
與此同時，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也派出陳毅、宋裕和前去協助黃公略開展工作。黃公略到達東固後，立即展開整訓部隊的工作。
紅六軍成立之初，幹部十分缺乏，成分也很複雜，全軍雖然轄三個縱隊共三千餘人，但指戰員中，眼光狹隘的農民意識、守土戀鄉的地方觀念、衝州撞府的遊擊習氣非常濃厚，部隊戰鬥力比較薄弱。他從思想建軍和軍事整訓兩個方麵入手，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一支地方武裝提升為正規紅軍，並在戰鬥中完成了由遊擊戰向運動戰的轉移。當時擔任紅六軍第二縱隊縱隊長的羅炳輝把“黃公略”列為他最佩服的兩個紅軍將領之一。
1930年2月初，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由閩西來到贛西南。6日至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
會議通過了《土地法》，決定通過開展分田運動掀起土地革命的狂瀾，以此鞏固和擴大蘇區。為實行統一領導，會議決定組成紅四、五、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的總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曾三等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
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和獨特見解令黃公略心儀不已。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傍著發展的工作路線”。他解釋說，所謂“傍著發展”，就是紅軍部隊依靠原來根據地波浪式向外發展。
黃公略從曆次鬥爭中雖然認識到紅軍與根據地的密切關係，在實踐中也做到了在鞏固的基礎上逐步向外擴張，但從來沒有提升到工作路線和戰略策略的高度去考慮，經毛澤東一點撥，思想豁然開朗。
會議結束後，朱、毛率紅四軍再度進入閩西，黃公略則按照總前委“以三個月為期分路進行遊擊戰爭”的決定，以東固山為依托，傍著原來根據地，不斷開辟新的紅色區域，有力拱衛了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
僅僅三個月，黃公略就以其一流的業績引起毛澤東的青睞。他在《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的詞中寫道：六月天兵征腐惡，
? ?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
贛水那邊紅一角，
偏師借重黃公略。
在毛澤東的詩詞中，如此熱情洋溢地、不加保留地稱頌紅軍將領並不多見，得到這樣殊遇的隻有黃公略和敢於橫刀立馬的彭德懷。
1930年6月，中央軍委統一各戰略區域的紅軍編製，紅六軍改編為紅三軍，與紅四軍、紅十二軍一起組成紅一軍團。當時擔任這三個軍軍長的分別是林彪、黃公略和伍中豪。
這三個人都有就讀黃埔軍校的經曆，都非常年輕，都是才華橫溢，黨內稱他們為朱毛麾下的“軍中三驍將”。在後來的中央蘇區，“朱、毛、彭、黃”四位軍事首長雖然齊名並稱，但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毛澤東。
他們這種介乎於平行與主從之間的關係曾經被別有用心的人當作突破口，掀起過一場軒然大波。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黃公略與朱德、彭德懷聯名發表《為富田事變宣言》和《給曾炳春等的一封公開信》。
由於黃公略等人的堅決態度和說服教育，終於克服了富田事變造成的嚴重危機，紅二十軍也從贛江東岸拉過江來，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大節上的堅定果決、同誌之間的真誠信任、危難時候的相互扶攜，使朱、毛、彭、黃的感情更增進了一層。
富田事變給參加第一次“圍剿”的國民黨軍隊造成一種錯覺，以為紅軍部隊和最高領導層出了問題，於是一改初戰時謹慎的態度。
沒想到紅軍在五天之內，連續取得龍岡、東韶戰鬥的勝利，共殲敵一萬五千餘人，這是中央紅軍建立後殲敵最多、戰果最大的一次戰役。
黃公略帶領紅三軍參加全部的戰鬥，特別是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龍岡戰鬥中，他以寡敵眾，為友鄰部隊迂回包抄爭取了時間，所率的紅三軍殲敵占總數的一半，居功至偉。
戰後，毛澤東興奮地寫下《漁家傲》：“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這裏描寫的就是黃公略指揮阻擊戰的一些情景。
第一次“圍剿”失敗，蔣介石立即卷土重來，開始了第二次反“圍剿”。在進行武力“圍剿”的同時，他還準備對紅軍的傑出將領黃公略實施一次反間計。
蔣介石經過精心策劃，采取雙管齊下的戰術。首先，他令何鍵將黃公略的母親和妻子押解到長沙，故意在公開場合露麵，然後透過報紙披露“黃公略既將母與妻子送來長沙，足見悔過情殷，投誠心切”。
這一招的用意是混淆視聽，造成黃公略與蔣介石已有接洽的假象，將他逼入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死胡同，從而進行要挾。
在進行一番鋪墊之後，蔣介石委任黃公略的堂叔黃漢湘為國民黨宣撫使，進駐南昌。黃漢湘受寵若驚，剛到南昌，即派其侄黃梅莊攜帶蔣介石和他本人寫給黃公略的親筆信，來到紅軍駐地黎川。
黃梅莊是黃公略的同父異母兄，到黎川就亮明身份，聲稱有事要見黃公略。警衛把他送到紅三軍團司令部。
彭德懷與黃公略交厚，知道黃梅莊與黃公略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人格卑劣，小時經常虐待公略和他母親，不給他錢上大學，平江起義後還將公略的母親趕出家門，黃梅莊此來實在蹊蹺。
彭德懷與滕代遠、鄧萍、袁國平等人商量，認為這個時候黃梅莊前來探視兄弟，一定另有蹊蹺，於是設下計謀，準備將他灌醉，套出真話。
宴席從品酒開始。彭德懷專門備了兩瓶“竹葉青”待客：“我與公略親如兄弟，和你也是舊識，都不是外人，今天不醉勿歸。你是海量，我不善飲，你喝一盅，我喝半盅。”
一盅半盞地斟酒，黃梅莊嫌慢，說：“幹脆爽快些，我喝兩盅你喝一盅。”他也想早點把彭德懷弄迷糊，套點情報。
兩人杯來盞去，一瓶酒下肚。黃梅莊試探著進入正題：“你們連續取得勝利，勢力發展真快！”
“不大。”彭德懷說話粗聲大氣：“公略軍才三萬人，我的也不過五萬人。”
黃梅莊見彭德懷有點醉意、口無遮攔，又開一瓶“竹葉青”酙上，說：“難得高興，再喝。”
“你也喝。”彭德懷順著他的話往下套：“我和公略相知甚深，稱得上是莫逆之交。梅兄冒暑前來，必有貴幹，如有好處，千萬不要瞞我。”
“不敢，不敢。我是一個閑人，主要是替漢湘叔跑跑腿。”黃梅莊開始露底。
彭德懷說：“我們共幾萬人，如果在漢湘叔那裏，能編個什麽？”
“你去，總司令。公略去，仍然當軍長。”黃梅莊酒量雖大，也經不起兩瓶烈酒。
“這是你的想象吧，說說而已，怎麽能保證是真的？”彭德懷盯著他問。
黃梅莊完全醉了，把秘密全倒了出來：“哪能空口說白話！委員長、漢湘叔都有信給公略。”說完，他把隨行的皮箱打開，剖開底層，取出密信。
蔣介石的信，大意是說：校長不才，使你走上歧途。黃漢湘的信，勸黃公略立即投誠歸正，並雲“蔣公美德，叔亦願為你說項”。
拿到物證後，彭德懷見黃梅莊搖搖欲倒，難以支持，便說：“梅莊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我們晚餐時再談。”
隨後，彭德懷將這些情況上報方麵軍總部。總部寫信給黃公略，征求對他兄長的處理意見。黃公略不顧老母、妻子尚在敵人手中，在複信中寫了八個大字：“一刀兩斷，義無返顧。”
按照黃公略的意見，紅軍將黃梅莊秘密處決，割下他的頭顱密封，放進小皮箱裏，交給隨行的小特務，讓他將這件“禮物”送與蔣介石，並附信一封。
複信署名黃公略，大意是：蔣賊賣國，屠殺工農，罪當處剮；漢湘附逆，亦當引頸受誅；梅莊甘當走卒，還爾狗頭，以儆效尤。
蔣介石收到“禮物”後，嘟啷著對侍衛說：“我真奇怪，共產黨像是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不久，他將宣撫署撤銷，從此不再對紅軍將領抱有幻想。
黃公略大義滅親，發生在第二次“圍剿”之前，極大地鼓舞了指戰員粉碎敵人“圍剿”的鬥誌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