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朱德、彭德懷通電就任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之後，隨即在西安七賢莊一號門外掛起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牌子。
這是我軍在國統區設立的第一個公開辦事處，也是進出延安的重要門戶與通道……談判鬥爭的前哨陣地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朱德、彭德懷通電就任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之後，隨即在西安七賢莊一號門外掛起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牌子。
這是我軍在國統區設立的第一個公開辦事處，也是進出延安的重要門戶與通道。它和上海、南京、武漢、太原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一道，有力地支持與協助了我黨同國民黨關於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以及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等有關事宜的洽談與商定。
原來，從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林伯渠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衝、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四次。
談判中，蔣介石等雖多方延宕刁難，企圖繼續限製中共和紅軍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但在全國人民抗日救亡呼聲的強大壓力下，也不得不在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的45000人，改編為三個師。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迫於危在旦夕的緊張局勢，才同意在紅軍改編的三師之上設八路軍總指揮部。
由於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公諸於世，第二次國共合作才正式形成。
在具體談判過程中，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辦事處，成為我黨我軍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鬥爭的立足點和前哨陣地。
1937年8月25日，原紅軍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及時將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懷就職通電，向西安各界人士和各機關團體散發。
通電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當時雲集西安的愛國知名人士、政界要員、軍界將領、省府主席以及各抗日救亡團體，紛紛致電發函，深表熱烈祝賀，八路軍一時聲威大震。
9月11日，按照國民政府各戰區的戰鬥序列，八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於是，全國各辦事處均掛起了“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辦事處”仿宋體藍底白字的大長木牌。一個個辦事處成為我黨喚起民眾，團結抗戰的軍事、政治聯絡站。
山西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即將成為華北地區對日作戰的主戰場。
在日軍大舉向山西、太原進犯的情勢下，由於我黨密住太原的紅軍聯絡站與閻錫山當局早已建立了較好的關係，閻已由過去反對紅軍入晉抗日，轉為歡迎紅軍入晉對日作戰。
周恩來在南京談判期間，主動要求將中共部隊隸屬於閻錫山任司令長官的第二戰區指揮。
這一提議獲得南京政府同意後，從1937年8月下旬開始，八路軍主力部隊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即陸續出師山西前線堵擊日軍。
9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到太原，同閻錫山等二戰區負責人談判兩黨兩軍團結合作共同抗日等各項事宜。
在這新的情況下，太原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和辦事處全體人員根據黨中央指示，十分緊張地進行了大量工作。
在紅軍出師路線問題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經過周密考慮，決定從韓城渡河。
8月15日，毛澤東電示彭雪楓：“因時局緊急，紅軍不待改編即擬出動。”“出動路線，因洛川至府穀千裏無糧，延安南北八百裏顆粒無買（機關糧食從晉西與西安買來），因此決不能走陝北。韓城渡河，經蒲縣、孝義、汾陽到大同集中，此點與閻交涉，一定要辦到”。
彭雪楓接電後，立即同閻錫山及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等有關方麵交涉，獲得圓滿解決。
8月12日，毛澤東曾將閻錫山答應紅軍由韓城渡河事電告朱德、周恩來。接著，彭雪楓就渡河日期、地點、船隻、糧食、運輸、列車等與閻方進行了協商。
8月14日，彭雪楓將紅軍出師沿途所經地點的糧草供應、每天可派出的列車車廂等向中央作了具體說明。
為防止行軍中發生意外，他還向中央提出安全、保密的具體建議。
中央經過認真分析，即按彭雪楓所提意見開始行動。從8月31日開始，八路軍主力由韓城縣芝川鎮渡河陸續開赴山西，順利到達指定地點。
9月21日，朱德親率八路軍總部抵太原，圓滿地實現了黨中央的意圖。辦事處主任彭雪楓被譽為八路軍的“先行官”、“好參謀”。
八路軍主力抵太原時，辦事處組織了太原市的各群眾團體到火車站歡迎。還在辦事處接待了八路軍高級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徐向前、周士第、肖克等。
為了解決對日作戰的給養，彭雪楓根據毛澤東指示，就紅軍補充裝備與閻方協商。閻錫山答應解決。
彭雪楓即派辦事處工作人員去第二戰區司令部，先後領過30部15瓦的電台、50萬發七九子彈、50萬發中正子彈、200支衝鋒機關槍，以及大批手榴彈等，分別發給路過太原的八路軍部隊。
與此同時，彭雪楓還陪同周恩來檢查了設在汾陽、侯馬等地的八路軍兵站的接待、服務工作。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於9月5日抵太原，與閻錫山等談判合作抗日和作戰部署等問題。
在此之前，彭雪楓曾於8月31日專程去太和嶺口行營就平津軍事失敗、日本占領平津後的行動估計及中國的對策、南京抗戰決心、華北抗戰前途、抗日遊擊戰等問題，與閻錫山進行了廣泛的交談，了解掌握了閻錫山在這些方麵的看法與打算。
同時就周恩來、彭德懷抵晉所乘車輛、安全、食宿等與閻方進行交涉，並作了妥善安排，從而為雙方高級領導的深入談判，作了很好的準備。
周恩來、彭德懷到太原後，彭雪楓先是陪同會見山西省省長趙戴文和省政府秘書長賈景德。
爾後即陪同去代縣太和嶺口、大同、太原等地，與閻錫山、傅作義、衛立煌等進行了數次會談。此外，彭雪楓還協助周恩來、彭德懷處理了不少具體事務。
為廣泛發動並組織戰區各階層人民參加抗戰，周恩來在與閻錫山談判中，提議建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委會。
經閻錫山同意後，周恩來親自組織籌備，由侯外廬起草了戰委會宣言，由鄧小平起草了戰委會工作綱領。這兩個文件擬好後，為慎重起見，先由彭雪楓、鄧小平和程子華等組成一個小組，進行了充分研究，後由周恩來委托南漢宸、續範亭拿去找閻錫山閱示，閻錫山感到滿意。9月底，戰委會成立，並在抗戰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後來，彭雪楓又去太和嶺口行營與閻錫山晤談，具體商討了閻錫山指揮八路軍的兩個原則，即事先相互商議，隨時將計劃部署通知八路軍，由八路軍自行酌量行動，以及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據地的有關問題。
9月20日，朱德率八路軍總部抵太原後，彭雪楓又陪同朱德等與閻錫山會晤，研討了“平型關戰役”諸問題。
同時，為了進一步搞好與友軍的聯合作戰，在太原和臨汾期間，周恩來、朱德曾分別與國民黨將領衛立煌、李默庵等在辦事處會晤和交談。
八路軍在平型關首戰告捷和取得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的重大勝利後，許多國民黨陸、空軍將領到八路軍辦事處來表示祝賀和感謝。
周恩來、彭雪楓都一一熱情接待，並用平型關大捷中繳獲的香煙、食品等招待來賓。
這些活動加強了團結，推動了國共合作抗戰。後來的忻口戰役、娘子關戰鬥、太原保衛戰都成為國共合作抗戰的先例。
亂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
抗戰初期，在黨的領導下，上海的文化宣傳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它們教育了人民，打擊了敵人，一掃國民黨散布的悲觀消極情緒。
周恩來對此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上海新聞出版工作搞得活躍，對香港、內地都有影響，應加以表揚。”
1937年7月下旬周恩來等中共中央代表上廬山同國民黨談判期間，曾到上海找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和劉曉等傳達中央的精神。
周恩來在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抓住全麵抗戰的時機，放手發動群眾，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係，廣泛聯係群眾，建立群眾組織。
周恩來再三強調：不管形勢怎樣變化，統戰工作要大力開展，穩紮穩打。黨的活動要隱蔽。對地下黨和八路軍辦事處的關係，周恩來強調：地下黨組織（指江蘇省委）和八路軍辦事處，不要建立經常的組織聯係，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不能混淆。
正是在黨中央的關懷下，上海八路軍辦事處一成立就加強了與上海市各界愛國人士，如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裏等的聯係。
上海八路軍辦事處還通過對胡愈之、錢亦石、錢俊瑞等社會上層知名人士做統戰工作。同時加強對各界救亡團體的領導，如通過新聞界羊棗，職業界王紀華，文化界王任叔，婦女界沈茲九等，一起組織發動抗日救亡運動，使上海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陣地。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各界群眾性的救亡組織由救國會改變為救亡協會。
當時，文化界救亡協會比較活躍，影響廣泛。其上層機構是由國共兩黨各派人選組成的。組織部、宣傳部由我黨掌握，基層群眾運動的領導權也在我黨掌握之中。組織部負責工作的錢俊瑞，中共組織關係在八路軍辦事處。
八路軍辦事處通過他和汪光煥、楊帆等聯係，貫徹黨的方針，同時，中共江蘇省委沙文漢等也經常關心“文救”工作。
王任叔擔任上海各界救亡協會黨團工作時，王除接受中共文委領導外，還和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保持個別聯係。每周碰頭一、二次，主要是研究上層統戰工作。
1937年11月中旬，南市、閘北等周圍地區為日軍占領，公共租界、法租界地區成為“孤島”。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根據黨中央指示，宴請各界知名愛國人士。
在會上，潘漢年闡述了在日軍占領上海的危急形勢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求他們撤離上海。會後，潘漢年把黨中央建議宋慶齡離滬的電文交她過目。
於是，宋慶齡於1937年12月13日乘德國郵船秘密離滬去港。其他主要知名人士，也在潘的周密安排下，分批化裝乘外輪秘密離滬。潘漢年與夏衍也於25日趕赴香港。
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和八路軍辦事處其它人員在開展國民黨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一方麵依靠黨和群眾的支持，熱情地宣傳黨的主張。就輿論關心的問題在《救亡日報》、《申報》上發表文章，以推動上海的救亡運動不斷向前發展。
同時潘漢年還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士中間，在堅持抗日的前提下做了大量統戰工作。他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以郭沫若的名義，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3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軍隊擔任民運的宣傳、組織、救護工作。
10月28日，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代表的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的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經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製，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麵具……”。
杜接信後，第二日即在杜公館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了捐贈防毒麵具一事。會議通過決議，同意將1000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麵具捐贈給前方八路軍將士使用。
杜月笙與我黨這段交往，是潘漢年根據黨的指示，團結國民黨知名人士抗日，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的一個成功的記錄。
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劉少文繼續積極從事各方麵的統戰工作。
1938年冬，上海地方協會秘書長姚惠泉在劉少文的推動下，動員工商界愛國人士踴躍捐獻物資，捐助前方抗日將士膠鞋2萬雙，龍頭細布4000匹。
上海工商業“星二聚餐會”的成員，還專門成立“節約救難委員會”，征募寒衣及捐款支援抗日前線。
“職協”宣傳部部長李文傑以會計師身份查核捐款帳目，僅送交《譯報》館代收的捐款就有1785萬元。劉少文還收到海關丁貴堂捐獻的2萬元。
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一成立，也積極向國民黨交涉，在南京出版《新華日報》。後因前方戰事失利，不得不移往武漢繼續籌辦。
當時，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寄的份數不多，而且不能按時收到。辦事處隻得經常散發油印宣傳品。每次收到黨中央的重要論文和八路軍前線作戰的捷報，就立即油印發給各報館。各報對八路軍戰報一般都照登。上海鄒韜奮主編的《抵抗三日刊》協助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做了不少宣傳工作。
10月7、8、9日，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在《申報》、《中央日報》連續刊登大幅廣告：《朱德、彭德懷啟事》。啟事中說：“所部業已開赴前線，正與暴敵激戰。我全體將士誓與全國民眾及各友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掃除強敵，務使民族解放之偉大事業克底於成。”
全國各軍政領袖、各黨派首領、各界名宿、各民眾團體也給朱、彭發來賀電公開表示感謝。
10月18日，《京華晚報》登載過一篇對葉劍英的專訪。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對記者說：“晉省得失，不僅關係華北之存亡，實對中日整個戰局有相當之影響，……近日我軍在各路戰事始終占取優勢。遊擊戰術，業已收到相當之功效。……從側麵將敵截成數段，然後可以各個擊破。”“八路軍在晉作戰，與各友軍相處，感情極佳。朱彭兩總副指揮之總部，係流動性的，隨時視事實需要而推移，並無一定駐節地點。”
10月25日出版的《時事類編特刊》第三期登載葉劍英親筆題字：“舉國一致的團結與堅持是戰勝日寇的基本條件”。
同期還刊登葉劍英致特刊主編梅汝的一封信。信中說：“隻要我們能夠做到：一、舉國一致的團結與堅持；二、努力爭取國際上一些同情與援助；三、在戰略和戰術上有巧妙的指導和運用，我想勝利是我們的。”
抗戰初期，國民黨廣東當局的上層機關都設在廣州。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政治派係十分複雜。辦事處根據這一客觀環境，按照黨的“又團結，又鬥爭”的統戰政策，利用國民黨各派係的矛盾，開展上層統戰工作。
當時，餘漢謀地方實力派和蔣介石中央係派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矛盾。餘、蔣勢力對比中，餘派無疑居於絕對優勢。
餘派為了把蔣係勢力擠出去，達到獨霸廣東的目的，抗戰初期放寬一些抗日的民主，對我黨和各民主黨派的態度比較緩和。
我黨正是利用蔣餘矛盾，向餘漢謀提出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並得到他的應允的。辦事處建立起來後，我們繼續對餘漢謀展開統戰工作，減少他對抗日民主的壓製。
我黨在廣州可以出版發行進步書刊，如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論持久戰》等著作，在廣州街頭可以公開出售。
廣州八路軍辦事處的主任雲廣英經常和餘漢謀協商有關事情，曾建議他多做“團結、整軍、政工、民運”等工作。餘漢謀表示同意雲廣英的觀點，要求我方派人幫助他。於是1938年初，中共廣東省委派了包括120多名黨員、400多名抗先隊員的骨幹分子到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工作，使餘的部隊麵貌煥然一新。
同年12月，在粵北一次抗擊日寇的戰鬥中，這些大力協助各級軍事幹部，不但粉碎了日寇妄圖消滅我十二集團軍主力部隊、奪取曲江和南雄兩縣的目的，而且使日寇死傷6000人。在這次戰鬥中起了重要作用。
辦事處對張發奎的統戰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1939年6月，平江慘案發生後，張發奎表示，在廣東不允許有如平江之事發生，辦事處有何事可去問他，可多來往。還表示應廣泛團結，反對內部“磨擦”。甚至在一一次公開會議上，他大罵頑固派邱譽，指出邱譽的反蘇言論不合時宜，不符合抗日建國綱領，製止了邱譽對進步文化人的迫害。張發奎、餘漢謀等人還聯合發表《告民眾書》。該文對發展民族抗戰運動和遊擊戰爭有一定的意義。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成立後，利用合法地位廣泛開展了對新桂係、民主進步人士以及各階層群眾的統戰工作。
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首腦的新桂係，是我黨對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工作的重點對象。公開做桂係首腦人物統戰工作的，主要是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領導同誌。
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建立後，周恩來1938年至1939年4月，三次來到桂林。同郭沫若一起，和白崇禧談了在桂林複刊《救亡日報》的問題。並應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邀請，出席軍委會軍訓部成立周年紀念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演說，並多次會見了各階層愛國人士。
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也多次來到桂林，在桂林期間他利用各種機會，進行統戰活動。1939年1月至5月，他應邀到廣西學生軍第二團作了《現階段的遊擊戰與正規戰》的演講。應廣西省主席黃旭初邀請，到廣西建設幹部學校作《當前戰局之特點》的演講。到樂群路、李子路儲才學校，向各界人士和愛國群眾作《積小勝為大勝》的演講。
周恩來、葉劍英的上述活動，對堅定桂林各界團結抗戰，爭取勝利的信心，對我黨與廣西統戰關係的進一步建立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周恩來、葉劍英做了許多工作的基礎上，李克農以公開合法的身份，經常與白崇禧、黃旭初等桂係上層人物接觸，和他們交朋友，宣傳我黨的統戰方針與政策。
八路軍辦事處建立不久，李克農就會見了黃旭初。有一次在談話間黃問李克農廣西有沒有共產黨。
李克農回答說：“有是有的，可是不會找你們麻煩。若說沒有共產黨那是騙你，我就是嘛！”
李克農坦率地表明，我黨在廣西的活動，旨在支持廣西團結抗戰，不幹涉廣西的內部政務。在我黨統戰政策感召下，廣西當局權衡利弊，表示願意與我黨合作。除了做新桂係的工作，八路軍辦事處還積極做國民黨民主派的工作。
李濟深、李任仁、陳劭先、陳此生等國民黨民主派和蔣介石有矛盾，並擁護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戰。我黨始終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係。
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十分注重團結他們。並通過他們做桂係首腦人物和上層人物的工作。他們利用“廣西建設研究會”、“文化供社”等團體機構，掩護我黨的地下活動，保護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安全，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困難問題。
皖南事變前，宋慶齡和愛國僑領陳嘉庚等募集的醫藥器材及其它物資，運往桂林後，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在放行和轉運時給了許多方便。
廣州、武漢淪陷後，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雲集桂林。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也十分重視對這一部分人開展統戰工作。
李克農親自抓這項工作。在新聞界，主要是通過夏衍等去做工作。當時桂林新聞界，有兩個不由桂係控製的機構，一是國民黨中央社廣西分社；一是新聞檢查所。
這兩個機構及其負責人，都屬ＣＣ係，對《救亡日報》負有嚴密監視的任務。在報紙方麵，除了桂係的《廣西日報》、中立的《大公報》之外，還有一張國民黨軍委會直屬的以反共著名的《掃**報》。
夏衍對這些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都分別做了工作，並且取得了成效。《掃**報》總編輯鍾期森，也對夏衍表示“不會在版麵上發表不利於團結的言論”，對《救亡日報》也表示友好。
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統戰活動在文化界取得了成效。文化界的許多朋友，都設法拿出力量來支持《救亡日報》。各界人士寫文章搞演說，宣傳了我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戰到底的政治影響。
轉運軍需保障後勤供給
我軍的後勤工作大量的在延安，一部分也在重慶。其中有的需要到國民黨政府軍委會領取或辦手續。
諸如向國民黨政府軍委會領取我軍的經費、武器彈藥、軍需物資、衛生醫療器材、醫藥、交通運輸車輛、通訊器材以及人員、物資的交通運輸和安全問題交涉等，都由重慶辦事處負責辦理。
按照抗戰初期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國民黨政府每月應發給八路軍軍餉50萬元法幣。武器裝備、醫藥衛生及其它各類軍需物資的分配，我軍應與國民黨軍隊“一視同仁”。
最初兩年，國民黨軍委會還發給軍餉和少量的子彈及藥品。重慶辦事處每月到國民黨軍委會領來撥給我軍的幾十萬元軍餉，按我黨中央的規定分發給有關單位和地區。
後來，國民黨軍委會將我軍的軍餉和子彈、醫藥撥到所屬戰區領取，而所屬戰區又常常以各種借口拖延發給。這時，重慶辦事處就負責到國民黨政府有關部門催問和交涉。
1940年秋，國民黨軍事當局完全停止發給我軍子彈、醫藥補充。1941年1月起，又停止發給我軍的軍餉。到此，重慶辦事處向國民黨軍委會領取軍餉的一切軍需物資的工作完全終止，但有關方麵問題的交涉仍在繼續。
延安是我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她直接領導著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國民黨第一戰區將延安同晉東南八路軍前線指揮部、同華中新四軍之間隔開。
洛陽八路軍辦事處一成立，就接通以上幾處之間的交通。使我黨我軍的人員、物資來往有了一個中轉站、落腳點，並保持暢通。有力地支持了華北、華中地區的抗日鬥爭。
從延安、西安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溝及新四軍彭雪楓部，一戰區所轄的河南是我黨人員、物資來往的必經之路。
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建立了通往西安、竹溝、新四軍彭雪楓部的交通線，並有專門的交通員往返轉送人員、物資及黨的文件等。盡管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反共，但並沒能截斷延安與華中這條交通線。
由於日軍封鎖，延安與晉東南八路軍總部之間的交通往來也得經過洛陽。洛陽八路軍辦事處通往晉東南的交通線為：洛陽、澠池、垣曲、陽城、高平、長子、武鄉；或走洛陽、濟源、陵川、平順、潞城、黎城、武鄉。
1939年1月、12月，彭德懷兩次經過洛陽，來往於延安和晉東南之間。1940年5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等經洛陽、西安前往延安。
洛陽八路軍辦事處的聯絡範圍，東到新四軍彭雪楓部，西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南到中原局及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溝，北到八路軍總部駐地武鄉。
此外，還同延安及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有密切聯係，為黨中央的各項指示及時轉達和大批物資轉往前線，起了重要作用。
一戰區國民黨軍隊與二戰區八路軍相鄰，在對日作戰及國民黨反共“磨擦”問題上有許多聯絡、交涉任務。
洛陽八路軍辦事處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遵照中央指示，同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係，協調一戰區國民黨軍隊與二戰區八路軍之間的關係。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晉南和豫北多次向八路軍發動軍事進攻。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奉八路軍總部指示，多次與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交涉有關爭議問題。
2月，朱德、彭德懷指示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就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防區及活動區域問題同衛立煌交涉。
3月，衛立煌部分同意了總部提出的要求。最後確定：臨（汾）屯（留）公路和漳河以北為八路軍防區；以南為國民黨軍隊駐防區；太南之平順也留給我八路軍；陽城、垣曲之間，陵川北、晉南允許八路軍設兵站辦事處等。
在與衛立煌談判過程中，毛澤東對洛陽八路軍辦事處的談判工作作了具體指示：“要沉著堅定，關於晉東南問題由朱彭答複你們以歸統一，關於整個方針問題，（劉）子久可於本月18日到西安與林（伯渠）見麵，接受指示。”
接著，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又遵照中央及八路軍總部的指示，同衛立煌交涉要求保障八路軍的交通運輸線問題。
6月，衛立煌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並命令沿途駐軍妥為保護八路軍運輸線和各兵站。
1940年12月，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就何應欽扣發八路軍軍餉一事與衛立煌交涉。衛立煌表示調查後即催發。月底，八路軍運輸大隊由洛陽領取到10月份的數十萬元軍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