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四十年前,在愛爾蘭梅奧郡的一個莊園,總管查爾斯·博伊科特招惹了那裏的農民,陷入了麻煩。結果他被宣布“出局”。沒有人跟他說話,沒有人從他那裏買東西,沒有人賣給他東西,沒有人供養他,沒有人給他發信,沒有人給他的牛擠奶。總之,對他的愛爾蘭鄰居來說,他已經不存在了。

自此,這種給某人或某個群體施加壓力的特別做法,就被稱為“boycotting(抵製)”,一旦付諸行動,定會造成很多麻煩。

首先,對於當事人來說,這是極大的羞辱。往往過不多久,就會令其心煩意亂。

其次,抵製行為會激怒那些被抵製者,因為他們沒有合理的補救辦法。

譬如,如果中國人拒絕吃美國的菜豆,拒絕穿英國的棉布,簡言之,如果他們決定抵製美國或英國的產品,那麽,英國人和美國人對此就毫無辦法,因為這不能強迫任何人。但是,這些被抵製的“受害者”往往會怒不可遏,去幹蠢事。他們大聲疾呼出動炮艦,並致信報刊,要求其敦促立即開戰。

美洲反叛組織的領導人深知這一點。費城的大陸會議通過了所謂的“權利宣言”,列舉了殖民地許多的冤情怨言,這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但是,民眾很少閱讀到正式的文件。好的情況,就是一些官員有所警惕,他們會說:“呸!這是煽動鬧事。我們必須對此采取行動!”或者,另一種糟糕的情況,就是幹脆被忘記了。

這個大陸會議在被驅散前通過了一項決議,可能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代表們宣稱,從此以後,自由的真正朋友不會再進口英國製造的產品,不會消費這種產品,也不會向英國出口產品。

遺憾的是,這一措施,在殖民地造成了深重苦難。仍然有很多商人打算繼續效忠母國,他們認為,在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與誰打交道,是他們的合法權利。這些人現在卻交給了私刑法處置。他們的商店被破門而入;他們的商品被搗毀;就連他們自己,也經常被愛國者和暴徒組成的烏合之眾,塗上瀝青、粘上羽毛驅逐出自己的出生地。

在英國,這些情況也被感覺到了。英國商人和製造商強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製伏那些叛道的殖民地。

英國報紙充斥著母國人民反殖民地的情緒。當英國報紙運抵美洲時,波士頓、費城和諾福克[1]的反對派領導人開始意識到了局勢的嚴峻性。他們預料,母國政府隨時都可能采取報複政策,派軍隊開赴馬薩諸塞,宣布對整個美洲海岸進行封鎖。於是,他們未雨綢繆。活躍在各地的通訊委員會(負責進行這次革命的非官方機構),開始到處購買火藥,清點可使用的明火槍的數量,尋找隱藏武器的合適地窖。據說,他們喬裝出行,到處遊走,而人們對他們的存在深信不疑,這是騷亂不斷發生的根源。

這一說法,雖然是基於道聽途說,但卻是千真萬確的。在波士頓坐鎮指揮的托馬斯·蓋奇中將的情報部就是幹這一行的。這位閣下,不僅知道殖民地居民在康科德村藏有大量武器,而且知道塞繆爾·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這兩位反對派中最精明的領導人當時正在米德爾塞克斯縣煽動鬧事。於是,決定派大批軍隊搗毀敵方的軍火,並順便捉拿遭禁的愛國者,將其押往倫敦受審。

但是,在這種群情激昂的時期,情況錯綜複雜,有暗中監視間諜的間諜,也有其他間諜在暗中監視監視間諜的間諜,因此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

在史密斯上校遠征軍北上的前十二小時,波士頓的安全委員會派出三位年輕的美洲人威廉·道斯、保羅·裏維爾和塞繆爾·普雷斯科特飛奔萊克星頓,向米德爾塞克斯的人民報警,以便漢考克和亞當斯能夠脫身逃走。

因此,當次日早晨,第十步兵團的分遣隊開赴萊克星頓公地時,他們發現自己遇到了一群堅定而激憤的農民。

當時,誰打響的第一槍,永遠是個秘密。

但第一槍打出去了。

接著,在和平的綠色田野上,一陣槍響,八位美洲人倒下了。

似乎整個鄉村已經在等待著這些致命的槍響。

英國人成功地到達了康科德,但是在回波士頓的途中遭到了伏擊,直到蓋奇派珀西伯爵帶著兩門野戰炮前去保護他那敗北的軍隊,將其殘兵敗將和傷員護送回營,戰事方休。

如果,殖民地居民擁有比其祖輩的獵槍更加厲害的武器,那麽,英國兵恐怕連一個也不會生還。實際上,英國人最終到達查爾斯敦渡口並撤回波士頓的堡壘之前,已經損兵折將,死傷、失蹤二百七十三人,占總兵力的三分之一。

這場戰鬥的消息,如同野火般蔓延開來。通訊委員會的信使們東奔西走,將這一喜訊帶給那些在是否投身殖民地事業問題上,仍然猶豫不決的人。瘦骨嶙峋、饑腸轆轆的拓荒者,從西部以及南方最偏僻的角落,正朝著馬薩諸塞州進發,他們可能會趕上下一次的遭遇戰,為康科德的死難者報仇。

蓋奇突然發現,自己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係被切斷了。原本是想將反叛者從邦克山高原趕盡殺絕,結果自己損兵折將一千五百多人。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努力失敗了。

但那並不是最壞的。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屆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

這次,十三個殖民地的代表全部出席。這意味著在我們的曆史上,所有美國人民的冤情怨氣,第一次有機會在同一個房間裏發泄出來。嚴峻的局勢,讓這些相互嫉妒的獨立小邦,忘記了相互之間的猜疑和對立。

事成定局,無法挽回。

讓殖民地居民大為吃驚的是,他們突然就融進了公開反叛的行列。也許,他們不是特別喜歡他們的長老派、貴格會或荷蘭改革派的鄰居,但是,如果不“抱成一團”,就會被各個擊破,因此,可能被送上絞刑架的危險,驅使那些陌路者結成同盟,成為戰友。

所以,一旦有了合作的迫切願望,海濱的銀行家、當鋪老板以及放債人等眾所周知、遭人厭惡的“貴族”,準備同落後邊遠地區的不修邊幅的勞苦大眾攜手行動。他們以往通常被稱為“民主人士”,大城市衣冠楚楚的公民對他們往往敬而遠之。雖然反叛行動始於新英格蘭的商人,但是沒有波托馬克河兩岸煙草種植者,以及在俄亥俄河穀地驅趕印第安部落的人們的由衷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1775年6月初,約翰·亞當斯提議,為捍衛美洲事業而招募的所有部隊的總司令,應該由他們傑出的代表、弗吉尼亞費爾法克斯縣的喬治·華盛頓閣下擔任。

這個動議被臨時批準了。

這個動議得到了執行。

那天晚上,這位美洲最大的莊園主,給自己做了一支新筆,然後給他的妻子寫了如下一段話:

“親愛的帕齊,我鄭重地向你保證,我非但沒有謀取這項任命,還盡力避免接受此任命,因為我不願離開你和家人,而且深感這項重托非我能力所及。對此,你可以相信我。”

他收拾好行裝,飛馬奔赴紐約。

萬人空巷去看華盛頓閣下。

當地一隊民兵擔任保鏢。

幾天後,全城以同樣的熱情出來看剛剛從英國倫敦抵達的新總督。

同一隊民兵擔任保鏢。

1775年7月2日,華盛頓到了坎布裏奇。

他口袋裏裝著官方的委任狀。這個小小的羊皮紙文件是美國大革命唯一的有形財產。

[1] 諾福克,美國弗吉尼亞第一城市和港口,位於伊麗莎白河畔,與普茨茅斯、漢普頓、紐波紐斯三城隔河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