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前,人們還習慣於把中世紀看作是一場持續了將近十個世紀的傳奇戲劇。一個充滿了聖徒和行刑架的富有色彩的時期。

在那個過去的,貌似風景如畫,但非常危險的廢墟中,當代曆史學家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充斥著破壞性的工作。那些八世紀、十二世紀和十四世紀的男女,本質上與我們沒有什麽兩樣,那些所謂的區別也是人為的印象而已。在他們縫有鎧甲的襯衣和他們的天鵝絨外套下麵,驅使我們的祖先不斷前進的雄心大誌,依然是強烈的生存欲望。

而建築領域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我們的祖先,若果看到一個中世紀的城鎮,他會說:“那些巨大的牆和塔非常有趣。修建它們是為了使城市居民不受敵人以及那些跟強盜一樣的貴族和國王的進攻。”

今天我們知道,這話隻有部分符合事實。中世紀的防禦體係有兩重目的:把敵人擋在外麵,把臣民關在裏麵。

而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我們非常欣賞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說,其中描述的圍攻戰和後來稱之為崇高戰鬥的場麵,其實都是非常乏味的事情。

中世紀的人們,忠於自己的家,但是很少考慮到民族或國家。他們接受皇帝和國王就像我們接受很多機構一樣。我們實際上不喜歡這些機構,但是它們存在著,並且還很牢固,在它們麵前我們往往會感到無能為力。

當法國國王與西班牙國王開戰時,按道理來說,法國國王的軍隊應當圍住西班牙國王的堅固城池,而西班牙國王的軍隊應當圍住法國國王的堅固城池;法國國王屬下的守城軍隊應當竭盡全力,為他們在巴黎的主子確保他們看守的要塞安然無恙。西班牙國王手下的守城部隊應當像達蒙那樣戰鬥,使他們的防禦工事免遭瓦盧瓦雇傭軍的攻占。

而那些心煩意亂的城鎮居民,應該默默地忍受痛苦和饑餓,直到戰鬥決出勝負。他們或者受到取得勝利的敵人的掠奪,或者被要求將他們家當的很大一份送給保護他們的勇敢的同胞。無論怎樣,其結果就是,他們在哪種情況下都要遭到**。

他們不可能喜歡這個樣子,這是不言而喻的。一旦他們吃下足量的老鼠,他們就會打開城門,對交戰雙方說:“你們愛幹什麽就幹什麽,看在上帝的分上,結束這種愚蠢的砍殺和射擊吧,讓我們平安生活。”

防止出現這樣的背叛,這就是守備部隊的責任。因此,正如前麵所說,中世紀的防禦工事有雙重的目的,它們的建造方式可以使守備部隊像對著敵人那樣對著同胞開槍和射箭。

那些領導美國革命的人,就像中世紀的守備部隊一樣,不僅要把英國人趕出去,同時還要防止親英分子與英國人聯合起來。

事情已經結束了,已成為過去,我們很容易忘記,有很多人仍然忠於國王。愛找麻煩的公民,總是屬於比較富裕的階層,自古以來,他們就是職業放債人。他們的這種身份,招致小農場主深刻而持久的仇恨。而這些小農場主現在是獨立軍隊的軍人,獲得了報複的機會,他們在公開宣言中,高聲宣布,等待“叛徒”的命運。其後果就是,不管願意不願意,親英分子不得不保持沉默。如果美國人在戰爭中失敗了,很難說他們會幹出些什麽事來。但是叛亂者從一開始就不退讓,而親英分子也從未僥幸獲得過成功。

英國人的問題,解決得不是那麽順利。據來自倫敦的最新報道,為了使殖民地居民屈服,英國政府雇用了歐洲大陸非常能幹的雇傭軍。但是華盛頓和他的顧問們並沒有為此而大費周章。他們太了解英國的職業軍官了,因此並不懼怕。他們熟悉國家的環境,知道何種戰術更適合曠野作戰,而且他們距自己的補給基地很近。是的,—場對付英王陛下雇用的德國土包子農民的戰役,沒有使他們感到不安。

此刻,他們焦慮的問題是:那種激勵著全國人民的美好感覺,能否持續到最後時刻;在共同的敵人被打敗之前,他們是否還能和平民一直團結在一起!

塵埃落定,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不僅要決定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應該統治大西洋海岸那些土地肥沃的地區,而且還要決定兩個相互衝突的派別中的哪個派別應該成為新的美國民族中起主導作用的一方:是貴族派、商人還是邊遠地區的小店主?

既然敵人就站在大門口,那麽合作就成為成功的第一要素。為了促成這樣的合作,就有必要製定一個使雙方能夠團結的共同綱領,哪怕這種團結隻是一種短暫的,即使隻有幾個月或數年。

華盛頓忙著訓練新兵,抽不出時間做這件事。約翰·亞當斯缺乏那種個人魅力和深刻的說服力,沒有這種說服力,在形形色色的人舉行的聚會上將一事無成。這些人現在正在威廉·佩恩的古都開會。這時,一個弗吉尼亞人又趕來了。

托馬斯·傑斐遜,和華盛頓一樣是個南方人,也出身於有名望的家族,因為他的父親曾經娶過一個姓倫道夫的女人。這兩個男人也就隻有這點相似之處。華盛頓無論從出身還是生長的環境來講,都是個“貴族”,他是擁有低地肥沃土地的一小群種植園主中的一員;而傑斐遜,則是一個在邊遠地區長大的孩子,在遙遠的藍嶺山脈的農場中,他度過了少年時代,在前往威廉斯堡學院讀書之前,他極少看到東部那些矯揉造作的文明。

據說,在十六世紀早期,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喜歡波蘭人的生活方式,喜歡馬丁·路德的思維方式。用同樣的模式來描述傑斐遜,那就是,他喜歡貴族的思維方式,喜歡民主的生活方式。

相比較而言,正在與英王作戰的華盛頓很願意被人稱為閣下,喜歡讓自己置身於帶有皇家禮儀的盛大場麵之中。這些禮儀恰是所有優秀的愛國者從內心真正厭惡的。

傑斐遜卻與此不同。在阿爾伯馬爾縣的所有鄰居眼裏,他從孩提時代就一直是平凡的湯姆。他鄙視那些生活禮節,邊遠地區能吃苦的男人們把那些禮節看作是弱小民族不必要的裝腔作勢。但是,當談到思想獨立等話題時——這在那些從來都不用為日常的麵包和黃油操心的人當中很常見,傑斐遜就成了貴族中的貴族。

人們似乎有這樣一種普遍的認識,隻有貧民窟中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才起來革命。不是這樣的!那些吃不飽飯、沒有發言權的可憐群眾發揮的隻是一種次要作用。當需要他們時,就會召集他們充當炮灰。而真正的破舊立新的工作,是由那些不同背景的人完成的。最重要的是,那些為了一種理想而冒著生命危險、犧牲個人舒適生活的人就是那種激進的貴族。傑斐遜是他們當中一位名副其實的卓越代表。

和華盛頓一樣,傑斐遜也在那些不理解他的人手中吃了不少苦頭;和華盛頓一樣,他也受到各種嫉妒、誹謗、汙蔑和詆毀,這是我們這些後來的人無法相信的。而且也和華盛頓(和所有真正偉大的人)一樣,他將忘恩負義視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很清楚,也很明白,他為國家提供的服務的實質,是他,以他那精明的頭腦,促成了十三個一直爭吵的小殖民地達成一致的共同宣言。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認為,正是他那精明的頭腦,使得美國人脫離了純粹的“叛亂者”階級,並最先加入為了人權而戰鬥的人們的行列。

首屆大陸會議的成員仍在大談所謂“忠誠”的問題。幾個預見到與宗主國決裂不可避免的激進人物未能說服他們較為保守的鄰居。彼時,“城市”與“鄉村”的裂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在幾個州裏,發生了內亂或者更為嚴重的事,出現了爆發無政府狀態的可能。

此種情況下,人們認為隻有采取諸如推翻舊政體、宣布成立一個獨立共和國等非常嚴厲的措施,才有可能將所有的衝突派別聚集到一起。這樣的措施,將導致與宗主國的徹底決裂,無可挽回。它將讓三心二意和態度冷漠的人做出選擇:是在戰場上死去,還是恥辱地死在英王陛下的絞刑架上。

1776年6月7日,在與殖民地的政治領導人進行了漫長的磋商之後,理查德·哈裏·李提出如下動議:

首先,“這些聯合殖民地是,而且有權應該成為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它們解除了對大不列顛王國政府的所有忠誠,它們與大不列顛國之間的政治聯係完全結束了,而且應該完全結束”;

其次,“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組成政治聯盟是有利的”;

最後,“應該準備一個建立邦聯的計劃,並且將其送達各有關殖民地,供它們考慮和批準”。

馬薩諸塞的約翰·亞當斯讚同這項動議。他們指定了一個委員會草擬正式文件。這份文件向國內和全世界明確解釋英國國王以何種方式和令人惱怒的途徑迫使他過去忠實的臣民采取這樣一種嚴厲的步驟,並且斷絕了與宗主國的所有聯係。

這個著名的委員會由本傑明·富蘭克林、羅傑·謝爾曼、羅伯特·R.利文斯敦、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等人組成。

謝爾曼和利文斯敦被挑選出來做爭取紐約(一個當時涉嫌有強烈親英傾向的殖民地)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最初的討論中,沒有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富蘭克林和亞當斯提出幾條建議,對幾個句子的內部結構做了輕微改動。因此,《獨立宣言》是托馬斯·傑斐遜的作品,這不僅體現了他的政治信仰,而且也體現了他的全部生命哲學。

與華盛頓截然不同的是,傑斐遜廣泛涉獵書籍。作家約翰·洛克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洛克是斯賓諾莎同時代的人,是英國最早提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信仰這一驚人原則的人之一。我們不知道洛克最初從哪裏得到的這種見解。但是十七世紀後半期,他被流放到荷蘭。就在這之前的一個世紀,那個國家的人民在一份文件中宣布脫離西班牙獨立。這份文件說,“君主是上帝指定的,他們可以像牧羊人看護他們的羊群那樣統治他們的臣民”,而且“臣民不是為了國王而產生,但國王是為了臣民而產生的”。

傑斐遜在他的《獨立宣言》中沿用了此方法。他首先解釋他那涉及生命理論和政府理論的一般觀點。然後,他列舉喬治三世國王陛下(接替了菲利普二世)給他長期遭受痛苦的臣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造成的巨大創傷。接著他又得出結論:前麵提到的臣民沒有其他任何治愈創傷的方式,隻有宣布自己獨立。

大陸會議及時宣讀並討論了宣言,提出對幾處進行稍微改動的建議。所有這些工作花費了很多時間,直到7月4日晚上,委員會才準備好文件的最後草案。7月5日,印出幾個副本,並將它們送給革命軍隊的指揮官。宣言終於在8日成形,可以向聚集在市政廣場等待消息的費城人民宣讀這個宣言了。

7月19日,由於紐約代表團的工作進展緩慢,代表們決定將宣言的內容寫到一大張羊皮紙上。

8月2日,官方的抄寫員完成了他的任務。簽名工作開始了。在這個非同尋常的文件上留下名字的人們當中,有八人出生在殖民地以外,十八人有外國血統。其他一半人可以稱為英國後裔。此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民族自誕生這日起,就真正體現了那種人類都是兄弟的理想。而這種理想,正是萌發自那些被剝奪了合法權利的、飽受艱苦的曠野生活的舊大陸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