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室友是義工界的老前輩，我的初次義工體驗，卻是單位組織的一次活動。當人力的郵件發下來的時候，受室友鼓舞的我義不容辭地報了名。
這次的行動其實很簡單，隻是去救助中心幫忙準備餐食，而且分到我頭上的任務更簡單——到餐點的時候站在一個大窗口那裏，給那些從四處聚集過來、無家可歸的人分發飯菜，有點類似學校食堂打飯阿姨的角色（這個比喻，自己先汗一個！）。
大家都穿著同色的T恤，井然有序的在後麵忙碌著，有人麵前一字排開麵包、生菜、蛋黃醬、肉類，流水線一樣地生產著三明治；有人在後麵的大鍋上攪動著辣椒豆子肉湯；有人在一個大鐵板上烙著墨西哥玉米餅；有人在準備墨西哥卷的餡料...
十二點一到，主事大姐有模有樣地拉了幾下門口的鍾，告訴裏麵的人全體就位，然後打開了大門。
門外早已經排了長長的隊伍，有平時散步能看到的睡在街邊的流浪漢，衣衫襤褸，全身泛著酸臭味；也有衣著完整，拖家帶口的平常人，小孩子興高采烈的挑選著食物，就像出門吃自助餐一樣自然。
由於之前同事們“珍愛生命，遠離流浪漢”的安全警示，作為義工新手的我對隊伍裏那些明眼一看就知道是流浪漢的人多少還是有些畏懼情緒的。好在通常衣服越破爛的人，神情就越漠然，伸過手接過一次性的餐盤，沒有眼神交流也不會說話，自顧自地就隨便找個座位對付食物。
可是時不時會有一兩個樂顛顛的，不知道是精神問題還是性格使然，取餐的整個過程中會一直不停地跟你講話。雖然我帶著口罩，還是被幾個人識破了亞洲人的身份，也因為不熟練，被一些人笑話說：“不著急，慢慢來，我們還沒有餓到要吃了你！”
竟然還有一個挺精神的高個子，宣稱自己遊曆過亞洲幾個國家，知道很多亞洲的風俗。
而對於隊伍裏那些看著挺普通的家庭，因為救助點也不會核對大家的身份，我自然無從得知他們的來由，私下卻懷疑他們是來蹭免費飯菜的，所以總有些不能坦然。
但看著孩子們天真無邪的麵孔，大人們彬彬有禮地帶著一點歉意的神情，轉念想到《當幸福來敲門》裏麵，Chris 窮苦的時候也曾有帶著自己的小孩去救助站，又覺得自己是不是因為帶著有色眼鏡，太武斷地把人往不好的一麵去假設。
事後也問過主事大姐：“會不會有人是混進來吃白飯的？”
大姐不置可否地說：“人在做，天在看。我們隻負責幫助他們，而不需要評判他們到底需不需要幫助。上帝自然會給辛勤工作的人相應的回饋，而讓懶惰的人無法享受人生之樂，就讓他給我們去做評判好了。”
我其實一直對西方世界用教義來約束人行為的方式一直挺不解，對於那些不信教的人，這不就是大大的空子。
後來跟同事們說起，才知道這種情況如果被人告發，也是會判以罰款甚至拘禁的。美國的監獄係統已經滿到幾近奔潰，蹲進去肯定不會是什麽愉快的經曆。
同時被同事們一通警告，說些什麽“你身份特殊，太容易被記住了！又住在本城，時常在附近晃**，還是不要被不良人士盯上為好！”我因為留學期間有同學遭遇過不幸，自然要謹慎些，就沒有再去過那個救助站。
我的第二次非官方組織的義工活動，是跟羅拉一起參加的 ‘March of Dime’義跑。這是個專門的新生兒救助組織，每年的募捐來的資金就用來救助那些有出生缺陷的嬰兒，幫助他們的家庭。
往年羅拉都是一個人注冊一隊，這次因為我的加入就弄了個很酷的名字叫“室友聯盟”。當我們分頭去向自己的同事、同學募捐，我才知道這個組織有多強大，同事中有很多人都有認識的人在組隊募捐。美國人民也比較實際，一般在別處捐過來就會很理智地跟你說“sorry,我在 XXX他們隊已經捐過來”，所以我們單位雖然人多，我的收獲卻還沒有羅拉大。
當然我們隊最大的收獲，還是來自於那一個星期的超市門口的募捐。羅拉那周的下午基本上都堅持在本城的一個超市門口擺攤，而我則下了班就趕過去。羅拉準備了一些小糖果，我則帶了些中國結、剪紙這樣的傳統小玩意，倒也收獲頗豐。
當最後一天我們拆開密封的盒子，一邊啃著雞腿喝著口樂數錢的時候，客廳裏堆滿了小麵額的紙幣，我們倆像兩隻掉進了油罐的老鼠，哈哈大笑。
我慨歎：“如果不仔細看紙幣上的數字的話，看起來真像我兩一夜暴富了！”
羅拉樂滋滋地說：“很少看到這麽多紙幣堆在一起吧？今年兩個人一起果然效果更好一點！”
“唉，還是不要太得意，一會把劫匪招來就得不償失了！”我謹慎地說，一麵加快了數錢的節奏。
雖然我們很努力，相比起其它的強隊來說，我們的募捐數額仍然顯得有些微薄。不過我和羅拉都很開心，因為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