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
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出生於倫敦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
1900年，切斯特頓的第一部詩集《野騎士》出版，詩意清新雋永，其中以《飛的旅舍》（1914）的祝酒歌最為著名。
另外偵探小說集《布朗神父的純樸》（1911）、《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布朗神父的醜行》（1935）等。
天空已露出晨曦的銀色光芒，與海水的綠色粼波交相輝映。這時，船上岸了，泊靠在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維奇港，人們從船中很快走出來，亂糟糟地，像蒼蠅一樣四散亂飛。在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我們必須要追隨的一個人，這個人，無論如何也說不上引人注目。當然，他也不希望自己多麽引人注目。在他的身上，幾乎找不出有什麽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除了一點，那就是，他身上散發著假日愉快氣息的華麗服裝和那張滿臉的嚴肅神色有點不太相稱。他身穿一件瘦小的淺灰色夾克，裏麵是一件白色背心，頭上戴著一頂係有灰藍色絲帶的銀白色草帽，在衣服與草帽的映襯之下，他瘦削的臉龐顯得黑黝黝的。這個人長著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須，使人聯想起伊麗莎白時代的皺須。他的嘴裏叼著一根點燃的香煙，臉上表現出一副遊手好閑人士的認真。他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暗示一個事實：在他的灰色夾克裏麵，藏著一把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此外，在他的白色背心裏麵，還藏著一個警察證。還有一個我們必須知道的事實：他頭上的那頂草帽掩蓋的是歐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人物之一。他就是瓦倫丁，巴黎警察局局長，世界上最有名的偵探。他這次從布魯塞爾來到倫敦，是為了執行本世紀最偉大的一次逮捕行動。
大盜弗蘭博已經逃竄到了英國。三個國家的警察費盡周折追捕這個犯罪老手，從比利時的根特追到了布魯塞爾，又從布魯塞爾追到了荷蘭的胡克港。根據警方推測，他可能會利用當時正在倫敦召開的“聖體會議”，在與會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亂情況下，喬裝打扮成與會議相關的低級神職人員，或者秘書人員，從而蝸居倫敦。不過，瓦倫丁對這種推測並不是十分有把握。可以說，對於弗蘭博的行動，沒有人會有絕對的定論。
這個犯罪頭目從當初突然停止犯罪活動至今，已經有許多年了。當初他停止犯罪活動之後，正如有些人打的形象比喻一樣：羅蘭好像死了，地球上異常平靜。但是，弗蘭博在他的鼎盛時期（當然，我的意思是說在他的猖狂時期），他的形體像雕像一樣人盡皆知，他的國際影響甚至可以和愷撒大帝媲美，是一個全球皆知的人物。幾乎每天早上，日報上都會刊登關於他的新聞，說他已經逃脫上一次罪行的應有懲罰，並且又開始了另一個罪大惡行。弗蘭博是個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在法國西南部）人，他的膽量和他的軀體一樣大。一些最激動人心的故事講到了他在行動中所引發的幽默：他如何在興致上來之際，把一名教育官員倒提起來，讓他頭頂著地倒立著，用弗蘭博的話就是“清醒他的頭腦”；他又是怎樣每隻胳膊各挾著一名警察，在利沃裏的路上大步飛跑。
這些都歸功於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體力，不過，他的這些體力一般都用在一些盡管有失公家體麵但沒有釀成流血慘案的情況下。他在現實中的犯罪行為主要是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大規模搶劫案。他的每一次盜竊都堪稱一次新奇的冒險，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構成一個奇妙的故事。他曾經在倫敦經營過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而這家公司沒有奶牛場，也沒有送奶車，更沒有牛奶，卻有將近一千個訂戶。他隻是靠把別人門前的小奶罐，放在自己的主顧門前，以這種簡單操作來為他的訂戶送奶。
也正是弗蘭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輕女士的全部信貸函件後，把他自己寫的信用照相機拍成膠片，印在顯微鏡的載物片上，印得非常小，以和她保持通信關係，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這樣對她搞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惡作劇。
不過，弗蘭博的很多行竊行為的普遍特點是簡單明了的。據說，有一次他在深夜把一條街的門牌號碼全部重新漆過，僅僅是為了把一個旅客引入他設置的圈套。一個十分肯定的事實是，他發明了一種輕便郵筒，他把這個輕便郵筒放在那些僻靜郊區的各個角落裏，等待著有人往裏邊投入匯款單。
最後需要提醒的一點是，據人們所知，他還是一個令人稱奇的雜技演員。他盡管是個大塊頭，卻能像蚱蜢那樣輕便自如地跳躍，也能像猴子一樣隱匿在樹頂。因此，當大偵探瓦倫丁出發來找弗蘭博的時候，他的心裏非常清楚，即使找到了他，自己的冒險行動也遠遠沒有結束。
但是，現在關鍵的一步是怎樣才能找到他，對此，大偵探瓦倫丁仍然在苦思冥想，心中依然沒底。
現在隻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弗蘭博偽裝得多麽巧妙，也無法掩蓋他那獨特的身高。假如瓦倫丁憑借他敏銳的眼光看到一個高個子的賣蘋果的女攤販，或者一個高個子近衛兵，甚或一位雍容富貴的高個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當場逮捕他（她）。可不幸的是，在他的一路旅途中，還真就沒有看到一個可能是弗蘭博偽裝的人，一隻長頸鹿是偽裝不成一隻貓的。對於船上的人，他已經弄得很清楚了，這一點還算令他滿意。在哈維奇及中途上車的人當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個身材矮小的鐵道部官員旅行到終點，三個矮小的蔬菜農場主在車開動後兩站路上車，一個十分矮小的寡婦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城上車，還有一個矮個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村子上車……最後的這個人，瓦倫丁放棄了觀察，幾乎要噴笑出來：這個矮小神父具有那麽多東方平原人的特征，他的臉又圓又呆板，像諾福克湯圓，眼神像北海一樣深邃。他帶著幾個棕色紙包，卻沒有辦法把它們收攏在一起。毫無疑問，“聖體會議”從經濟蕭條地區吸引了不少這類人物，他們缺乏判斷力，無依無靠，仿佛是從地裏挖出來的鼴鼠。瓦倫丁是法國的極端懷疑主義者，他雖然不喜歡神父，但是會同情他們。而眼前的這位神父可能會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他帶著一把破舊的大傘，時不時地掉在地上。他似乎都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車票上標注的正確終點站究竟在什麽地方。他向車廂裏的每一個人解釋說他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其中一隻棕色紙包裏有一些用帶有藍石頭的純銀做的東西。那種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聖人般的單純，不斷地把瓦倫丁這個法國人逗樂，直到神父要在斯特拉福德下車（不知怎麽的）。帶著所有的紙包下車後，他又回來取傘。在他取傘的時候，瓦倫丁懷著那顆善良的心警告他，別因為謹慎而說一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話，把自己身上的銀器告訴大家。但是他一邊和神父講話，一邊睜大眼睛望著其他的人。瓦倫丁沉著地注視著每一個人，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隻要這個人足有六英尺。至於弗蘭博，他還要高出四英寸。
瓦倫丁在利物浦大街站下了車，非常謹慎地又回憶了一下，確認迄今為止沒有把罪犯漏掉。於是，他去了蘇格蘭警局辦理了身份合法手續，並安排必要時請求幫助的事宜。然後，他又點燃一根香煙，在倫敦街上信步漫遊。在維多利亞車站背後的街道和廣場散步時，他突然停住了腳步，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麵前是一個古老、別致、寧靜的廣場，非常典型的倫敦模式，然而整個廣場異常寂靜。廣場周圍那些高大單調的房屋，看起來很豪華，卻無人居住，廣場中央是長滿灌木的場地，看起來很荒涼，仿佛太平洋上的綠色荒島。周圍建築中有一邊比其餘三邊高出許多，像是一座高台。這一邊的線條被倫敦人人都羨慕的意外因素破壞無遺——這是一座飯店，這座飯店看起來仿佛是從索霍區（倫敦名聲較差的街區）走錯了方向而來到此處的。它不合理地吸引著人們的眼光——這裏有栽在缽裏的矮小植物，有長長條紋的、檸檬黃和白色的百葉窗。飯店獨特地矗立在大街上，在倫敦通常的七拚八湊的布局中，顯得分外高大。大街上的一段階梯直通飯店的前門，仿佛是一個逃生出口直通到了二樓窗前。瓦倫丁在黃白色百葉窗前站住，一邊抽煙，一邊琢磨這些東西，持續了很長時間。
奇跡之所以令人難以置信，是因為它會真的發生。天上的幾片雲聚攏在了一起，看上去像是星星的形狀。在遠處充滿著疑惑的旅途方向的曠野中，陡然聳立起一棵大樹，其形狀十分像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在最近幾天也親眼目睹過這兩樣事物。納爾遜海軍元帥死在勝利的那一瞬間。一個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這聽起來好像是謀殺了自己的孩子。簡而言之，生活中總會有一些巧合的成分，人們如果認為它平淡無奇，就會永遠失去它的價值。正如美國偵探小說家兼詩人愛倫·坡那看似矛盾實則正確的說法，“智慧應該會在意外的事情上體現出來”。
阿裏斯蒂德·瓦倫丁是個高深莫測的法國人，而法國人的聰明智慧是很特別的。他不是一個“思想機器”，因為在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裏，“思想機器”是沒腦筋的代名詞。機器之所以稱為機器，是因為它不能思考，沒有思維。但瓦倫丁不同，他是一個有思維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所有的那些令人驚歎的成功，那些看起來就像是有魔法的成功，實際上都是來自他堅持不懈的推理以及清晰而尋常的法國人的思維。法國人不是靠提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來震驚世界的，而是靠不言而喻的真理。他們至今都在實踐那些被人們公認的真理——就像他們在法國大革命時實踐的那樣。但是，確切地來說，正是因為瓦倫丁了解理性這個東西，他也了解理性的有限性。隻有對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談論開汽車不用汽油的神話；隻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討論無可爭辯的第一原則的推理。而瓦倫丁現在就沒有堅實的基礎，隻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則不放。弗蘭博在哈維奇不見了，如果他確實身在倫敦的話，就可能會偽裝成任何角色的人，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共網球場上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裏一個高個子的宴會主持人，等等。在這樣明顯而又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相信瓦倫丁會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辦法。
在這樣的境況下，他期待著意外事情的發生。在同樣的境況下，當他不能憑借理性思維來解決問題時，他就會冷靜而謹慎地開拓非理性思路。他不用去那些理性上認為應該去的地方——銀行、派出所、可能約會之地，而是有條理地去那些理性上認為不應該的地點，然後敲響每所空房子的門，轉進每一條死胡同，走進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條小巷，繞著每條彎路走，雖然這些彎路很可能會使他徒勞地迷失方向。他憑借邏輯思維為他的這種幾近瘋狂的做法辯護。他說，如果有線索可尋，那是最糟糕的路子，相反，如果什麽線索也沒有，那便是最好的路子。因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許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個人開始的某個地方，可能剛好是另一個人停下來的地方。關於通向店鋪的那段階梯，關於那個寂靜、古老、別致的飯店，這中間總有一些東西在引發這個偵探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決定懷著隨意的心情去試一試。於是，他走上階梯，在靠窗戶邊的一張桌子前坐下來，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整個上午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半了，而他還沒有吃早飯。桌上是少許別人吃剩下的早餐，這才使他想到自己還餓著肚子。於是，他又要了一隻水煮荷包蛋。他若有所思地往咖啡裏加了些白糖，腦子裏一直想著那個弗蘭博。他回想了弗蘭博每次是如何逃脫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是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須為一封欠郵資的信付費，一次是讓人們通過望遠鏡看一顆要毀滅地球的彗星。瓦倫丁想，自己的偵查腦筋一點也不比罪犯的差，這倒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之處。他苦笑了一下，“罪犯是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偵探隻是評論家”，他對自己說，然後，慢慢地把咖啡杯舉到唇邊，不過很快又把杯子放了下來，原來他加的“白糖”是鹽。
他看了一下眼前的這個容器，剛才的白色鹽末就是從這裏倒出去的。但是這個容器的確是糖罐，正如香檳酒瓶子裝的是香檳酒一樣不會弄錯的，這個罐子裏應該裝的就是白糖。他感到奇怪，為什麽他們會在裏麵放鹽。他環顧了一下四周，看是否還有正規的家什。看到了，這裏的確有兩個鹽瓶，並且裝得滿滿的。他想，也許鹽瓶裏裝的那些調味品裏有什麽特殊的東西。他試著嚐了嚐，是白糖。這時候，他的好奇心和興趣立刻被調動了起來，他向飯店裏四周張望了一下，想弄明白把糖放進鹽瓶和把鹽放進糖罐的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否還在其他地方有所體現。可是，他看到的除了白紙裱糊的牆上有黑色**汙點之外，整個房子顯得很整潔、令人愉快，並且沒有什麽異常。於是，他按鈴叫服務員。
服務員匆匆忙忙地趕了過來，也許在早晨的這個時間還是有點早，服務員的頭發還是亂蓬蓬的，睡眼惺忪的樣子。瓦倫丁偵探並非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人，他讓服務員親自嚐了嚐白糖，看看是否和這家飯店的鼎鼎大名相匹配。結果，服務員突然打了個嗬欠，完全清醒了過來。
“你們每天早上都和顧客開這麽微妙的玩笑嗎？”瓦倫丁質問著，“把鹽和糖互換，從而引出笑料，我想你們從來都沒有感到過乏味吧？”
服務員漸漸聽出了瓦倫丁話中的譏諷，結結巴巴地向他保證說飯店絕對沒有這種意圖，這肯定是一個也令他們感到奇怪的錯誤。於是，他拿起糖罐來看了看，又拿起鹽瓶，他的神情告訴我們，他也越來越感到疑惑不解。最後，他突然說了聲“請原諒”，然後就匆匆地走開了。很快，服務員把飯店老板領了過來。老板也檢查了一下糖罐，然後檢查了一下鹽瓶，同樣，他的臉上也出現了疑惑不解的神色。
突然，服務員似乎想起了什麽，發音變得清晰起來，幾句話衝口而出：
“我想……”他由於急切而結結巴巴地說，“……我想，就是那兩個教士。”
“什麽兩個教士？”
“那兩個把湯潑在牆上的教士。”
“把湯潑在牆上？”瓦倫丁重複道，他確信這一定是某種奇特的意大利式隱喻。
“是的，是的，”服務員有點激動，一邊說一邊指著白色壁紙上那塊黑色汙點，“就潑在牆上的那個地方”。
瓦倫丁疑惑地望著飯店老板，本來老板是帶著比較詳盡的報告來解圍的。
“是的，先生，”老板說，“這是真的，不過，我認為這跟糖和鹽的問題沒有關係。今天一大早，店裏的門板剛取下，兩位教士就進來喝湯了。他們都很安靜，並且受人尊重。其中一位付了賬後就出去了，另一位完全稱得上是慢動作教練，過了好一陣才把東西收拾完。最後他也出去了。隻不過在走開的那一瞬間，他很巧妙地拿起剩下的半杯湯，然後把湯潑在了牆上。當時，我正在後麵的房間裏，員工也是。當我出去時，才看到牆上潑有湯跡，而店裏已經空無一人。這雖然沒有給店裏造成什麽特殊的損害，但的確是令人討厭的不文明行為。於是，我試圖在街上抓到那兩個人，不過他們已經走遠了，我隻注意到他們轉過下一個街角走進卡斯泰爾斯大街。”
瓦倫丁站了起來，把帽子帶上，拿起了手杖。他已經決定了，在腦海裏還是茫茫一片漆黑之際，他隻有順著第一個奇怪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下去，盡管那個手指這樣隱藏。他付了賬，衝出玻璃門，迅速轉到另一條街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