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題材的來源。自題材來檢討一番。
拙作題材的來源,很顯著的可以分為四類。即:
1. 擷取大自然的某一部分,作畫麵的主題。
2. 構寫前人的詩,將詩的意境,移入畫麵。
3. 營製曆史上若幹美的故事。
4. 全部或部分地臨摹古人之作。
這四條路線,可以說都是既有的路線。中國畫無論人物、山水、花卉,本來是重寫實的,這在畫論或若幹名作上都有充分的證據的。尤以山水畫,東晉顧愷之畫《雲台山圖》有極其精美的布置,而目的在“欲使自然為圖”;劉宋時的宗炳,曾把他所遊履的名山畫在壁上,以當“臥遊”,他說:“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假使畫匡廬而似黃山,豈不是忘懷五老而糟粕雲濤嗎?唐明皇幸蜀,扈從的畫家不少,山水大家吳道子、李思訓俱各奉詔寫過嘉陵江景色。元四家是文人畫家尊為嫡祖的,影響後世最巨的黃子久(大癡),他便隨身帶著一本像現在的“速寫簿”,不斷徜徉於富春山中。再說遁世的石濤,他在有名的《畫語錄》中對於“山川”曾說“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峰巒之疏密,識煙雲之蒙昧”,他眾多的遺跡上有一方用得最多的印章,是“搜盡奇峰打草稿”。所以他的畫,充滿了生發之趣。早期之作,多在湖南,晚年之作,多在皖南。畫家與自然倘若完全脫節,那畫麵是低溫的。
著眼於山水畫的發展史,四川是最可憶念的一個地方。我沒有入川以前,隻有懸諸想象,現在我想說:“畫山水的在四川若沒有感動,實在辜負了四川的山水。”我在一幅畫中,題過下麵一段話:
蜀道山水,既使山水畫發達,故唐以來諸家多依為畫本。觀曆代所著錄名跡,劍閣棧道之圖特多可知也。元季而還,藝人集江淮間,平疇千裏,雄奇遂自畫麵退走,富春虞山,清初已揮發無餘,而山水亦開始僵化,胸中丘壑,究有時而窮,識者詬病,豈無因也。昔張瑤星題石溪上人畫雲:“舉天下人言畫,幾人師諸天地?”瑤星非畫家,正以為非畫家方能道出此語耳。
我為了職務和家庭的拖累,最有名的青城、峨眉,還尚未遊過,無法為它寫照。然而以金剛坡為中心周圍數十裏我常跑的地方,確是好景說不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隨處都是畫人的粉本。煙籠霧鎖,蒼茫雄奇,這境界是沉湎於東南的人胸中所沒有、所不敢有的。這次我的山水的製作中,大半是先有了某一特別不能忘的自然境界(從技術上說是章法)而後演成一幅畫。在這演變的過程中,當然為著畫麵的需要而隨緣遇景有所變化,或者竟變得和原來所計劃的截然不同。許多朋友批評說,拙作的麵目多,幾乎沒有兩張以上布置相同的作品,實際這是造化給我的恩惠。並且,附帶的使我為適應畫麵的某種需要而不得不修改、變更一貫的習慣和技法,如畫樹、染山、皴石之類。個人的成敗是一問題,但我的經驗使我深深相信這是打破筆墨約束的第一法門。
不過在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即山水畫為什麽不百分之百地寫真山水。關於這,不是簡單的話可以解釋,牽涉太多。我覺得百分之百地寫真山水,原則上是應該成為山水畫家共同努力的目標,現在有許多條件尚沒有具備,倘若行之太驟,容易走入企望外的一個環境。同時中國畫的生命恐怕必須永遠寄托在“線”和“墨”上,這是民族的。它是功是罪,我不敢貿然斷定,但“線”和“墨”是決定於中國文化基礎的“文字”之上,工具和材料,幾千年來育成了今日的中國畫上的“線”與“墨”的形式,使用這種形式去寫真山水,是不是全部適合,抑部分適合?我尚沒有多的經驗可資報告。
日本是接受中國文化較早的國家,繪畫方麵他們許多大家都承認中國畫是日本畫的母親。“邢馬台”民族究竟是另一回事,他太對不起母親養育恩了,你看日本畫是用“線”用“墨”去寫實的,日本畫是中國畫嗎?像中國畫嗎?就是他們把部分的“南畫”作品,紙絹、印報、裝背,一切都模仿中國畫,然而一見麵,便知道它是冒牌的。因此,我們是以明了中國畫的重心所在,在今日全部寫實是否會創傷畫,是頗值得研究的一回事。拙作中有一幅《初夏之霧》即是我在這意念下嚐試的製作,我對這幅的感想是“線”的味道不容易保存,紙也吃不消,應該再加工。
距離稍遠的隻有這《初夏之霧》,其他還有幾幅,都是把某種自然景象限製在畫麵的主要部分而加以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