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據既有之資料——若幹文獻及實物——在周代即有相當的發展。故周秦諸子的著作中，便可以察知對於繪畫是怎樣一種看法。他們當時是中國學術思想最自由、最活潑又最光輝的時代，真好似逞紅鬥紫、百卉爭妍。繪畫思想上也形成了兩條路線：一是尊祟著自我的修養，一是重視對形象忠實的描寫。前者為主，可以莊子為代表；後者為從，可以韓非為代表。

莊子的繪畫思想也可以說是文藝觀，是純然認為作者的道德世界為作品的世界，而這世界又是和“天”一致的。《外篇》裏有非常動人的故事：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磅礴焉！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他所尊崇的是“儃儃然”“解衣磅礴”的“真畫者”，離形去智，物我兩忘。韓非子也有一段重要的記載：

客有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同：“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損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睹，故易。

狗馬鬼魅難易的問題，確是搔著了大部分畫家們的癢處，□(3)是不薄的。《淮南子》曾有“謹毛而失貌”的批評，可見當時的風氣如何變遷。

原來莊子的繪畫觀，實際即是當時的天道觀。宇宙萬物，以為都受一定的自然法則所支配而不斷地動著，誰也不能違反這一原則，即誰也不能不遵守這一原則的。《易傳》說“天下之動負乎一”，“動”就是“變”，是從一而變的。他在《齊物論》《天下篇》《田子方》諸篇，都有這一原則的闡發。

所以繪畫上，“氤氳化生”的道理，應該與宇宙（天）（自然）相會。這消息，從繪畫裏去窺察，最是深切著明。孔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把“道”與“藝”來完成中國繪畫思想的基本體係，是值得我們沉潛的。

這思想，大體說來，它已支持了中國數千年的中國繪畫的發展，雖然隨時代因了客觀的條件而有某限度的遷變，但無疑仍隱然是多樣遷變中的主潮。唐符載評張洽的鬆石說：“觀夫！張公之勢，非畫也，真道也。”宋董逌評吳道子《大同殿圖》說：“論者謂，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耶！”兩人的話均可視為中國繪畫思想具體而有力的詮解。

中國的“藝”與“道”二位一體的思想，到了第四世紀中葉，顯然地呈現了兩種的進展。這進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是伴著人物畫而起的“寫實”的洗練，一種是伴著魏晉以來愛好自然而起的“山水畫”之產生。後者雖可自為畫體上的問題，而實關聯著中國整個的民族文化。中國人無不以胸襟曠廓著稱，我看和這山水畫的發展具有密切的因緣。這兩種進展的配合，再根源於前期的傳說，就很容易開辟非常燦爛的另一境地。它的影響，似包孕了自東晉至五代的一個長時期——即第四世紀至第十世紀。

東晉至五代，說是中國繪畫思想最成熟、最精彩且最富決定性的時期，或不致令人質疑的。東晉顧愷之在《魏晉名臣畫讚》的小序裏，提出了“遷想妙得”四個字為繪畫創作上的原則。他以為作畫必須“實對”，即是“時”著“實”的意思，但這與韓非子和張衡等的見解微有不同，“實對”是“遷想妙得”的必經階段，而其終極目的則在“全其生”“傳其神”。他這一體係的建立使中國繪畫掃去種種的束縛開始向藝術的道途邁進。

在今日中國稱為中國繪畫主要部門的山水畫，據最近的研究，至遲也成立於第四世紀的東晉。顧愷之的《畫雲台山記》裏就是中國最早的一篇精湛細美山水畫的計劃書。接著劉宋時代（420—479）的高士宗炳和王微對山水畫的理論、技法要點有了驚人的建樹，於是“寫自然”的方法基礎也奠定了。如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敘畫》現在讀起來也會令人心神肅然。且關丁寫生構圖事乃至這世紀始被公認的透視方法……都有不可磨滅的精論。

後顧愷之約一世紀的南齊（479—502）謝赫，承著既有的體係發展為：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的“六法”。我們應該注意，六法不是創作的原則而是一種批評的標準。因此，我們知道自顧愷之到謝赫的約百年期內繪畫思想上的變遷是頗為巨大的。

六法見於謝赫《古畫品錄》的小序。劈頭說：“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劣也。……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賅，自古及令，各善一節。六法者何……是也……”極其明顯地解釋了他是執“六法”來品眾畫之優劣。誰的氣韻生動？誰的用筆好？誰最善著色？誰又最工摹寫？都針對著他所批評的畫家。

《古畫品錄》產生，實際是斟酌顧愷之《魏晉名臣畫讚》的規模。自這兩書始，經由唐宋元明直至1880年刊行的秦祖永《桐陰論畫》，可以銜接地匯成一部中國畫人傳記或可稱之為畫史的。雖然多少著作的體例，分“品”分“格”隨時代而異，但《古畫品錄》還是唯一的典型。所以，謝赫之於顧愷之，也好像顧愷之之於他的前期諸思想。“寫真”的位置起了動搖，居第三，而後於氣韻生動和骨法用筆；同時“色彩”被重視，躋為六法之一居第四。在這時期，中國繪畫重“線條”（骨法用筆）、重“色彩”（隨類賦彩），但“墨”還未見抬頭。

第九世紀末第十世紀初（唐末五代），中國繪畫上“墨”的重要被畫家們體認了。隨著“墨”的**，加以材料工具的變化，色彩漸從畫麵上慢慢地褪淡。這一劇烈的波動，遂造成宋代三百餘年（960—1279）繪畫思想上的急變。對於過去的“寫實”，一變而為公開的打倒“形似”，從事精神和性理的宣揚。像蘇東坡、黃山穀諸名賢有力的倡導，南宋以後，便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繪畫思想和民族精神合而為一、同其消長。

宋代的這種轉變，是有其社會思想做背景的。南宋忠義之多，在熟讀中國曆史的人是不易忽略的。所以，宋人一麵打倒“形似”，一麵又呼號“人品”，薄技巧尚性靈。不唯燃起了元代（1271—1368）伸張“意”、“誌”的燎原之火，不過草草，入眼荒寒，簡直使千年來的中國畫形成另一種超然而獨特的樣式，這情形，在元代及明清兩個時期的畫家及其作品，是足以一覽無餘的。

數百年來，中國繪畫思想的主流仍不外兩條：一是假筆墨以寫其胸中所有；一是用為陶冶性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