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1］，卒於畢郢［2］，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3］。先聖後聖，其揆［4］一也。”
【注釋】
［1］岐周：位於岐山腳下的周朝舊邑。
［2］畢郢：地名，位於今陝西西安與鹹陽之間。
［3］符節：古代使節或帶兵將領持的表示身份或權利的東西，一般由玉石、金或銅做成，上麵刻有文字。
［4］揆：尺度、道理。
【譯文】
孟子說：“舜在諸馮出生，後來搬到負夏，最後死在鳴條，是東方邊遠地方的人。周文王在岐山出生，最後死在畢郢，是西方邊遠地方的人。東方和西方相距一千多裏，年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們得誌後所推行的政策，就像符節一樣吻合。所以說，先出世的聖賢和後出世的聖賢遵循的法度是一樣的。”
【闡釋】
很多研究《孟子》的人在讀到這一章時，大都評論它是“聖人殊世，而合其道”，這當然是對的，但“聖人殊世”而“合其道”，應該指的是擁有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傳統的一個國家而言，而且囊括的時間也僅有一千多年，地點也僅有一千多裏。可是，全世界的上百個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中，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主旨要義，也是雖“殊世”而“合其道”的，也就是說，是“雖殊途而同歸”的。
這就是人類的共通點，也是孟子所說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的道理。
【原文】
子產［1］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2］濟人於溱、洧［3］。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4］成；十二月，輿梁［5］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6］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注釋】
［1］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春秋時鄭國的重臣。
［2］乘輿：子產乘坐的車駕。
［3］溱、洧：古水名，都在今河南省密縣境內。
［4］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獨木小橋。
［5］輿梁：能通車馬的大橋。
［6］辟：開辟、排除，這裏當“回避”解釋。
【譯文】
子產主持鄭國的政事的時候，曾經用自己的車駕搭載百姓渡過溱水和洧水。
孟子聽說了這件事，評論說：“這隻是小恩小惠的行為，並不是從政之道。如果子產能在十一月時修成供人行走的橋梁，在十二月時修成供車駕行走的橋梁，那麽百姓就不會為渡河而發愁了。身居高位的人隻要治理好政事，哪怕他出門需要人為他鳴鑼開道都不過分，哪裏還需要親自幫助百姓渡河呢？如果他隻是想以此討得別人的歡心，那他的時間可就太不夠用了。”
【闡釋】
子產用自己的車駕幫助百姓過河，在百姓們看來，這是子產愛惜百姓之舉，是一種值得稱頌的美德，因此在當時傳為佳話。但作為思想家的孟子不這樣認為，他覺得子產的所作所為都隻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行為。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子產的行為隻是“治標”，而非“治本”，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小恩小惠能幫得了百姓一時，卻幫不了百姓一世，而過河這種事情不是一輩子隻過一次就完了。如果子產隻幫一次，百姓很快就會發現子產隻是在“作秀”；如果子產每次都幫，那麽他就幹不成別的事了。那麽，子產該怎麽辦呢？孟子從政治家的身份出發，給子產支招，說子產應該架設橋梁，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百姓過河的煩惱。
孟子的意思很明顯：政治家治理國家，應該從大局著眼，為所有的人著想，而不是用小恩小惠取悅一部分人。子產就犯了這樣的錯誤。
三國時期的名相諸葛亮也說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這樣的話，表達的意思和孟子的相同。不過，根據《三國演義》裏的描述看，雖然諸葛亮懂得這個道理，但他自己卻沒有做到。《三國演義》裏說，諸葛亮日理萬機，事無巨細，哪怕是一個士兵犯了杖責二十這樣的軍法，他都要親自過問。結果，沒過多久，諸葛亮就因操勞過度死在了出征的軍營裏。
【原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1］，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2］；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3］。”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4］，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裏。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5］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裏。此之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注釋】
［1］手足：手和腳。
［2］國人：猶言路人，無怨無德也。
［3］寇仇：盜匪和敵人。
［4］為舊君有服：指離職的大臣為原先的國君服孝。
［5］極：窮困，這裏的意思是使其處境極端困難。
【譯文】
孟子對齊宣王說道：“國君把臣下當手足，臣下就會把國君當腹心；國君把臣下當狗馬，臣下就會把國君當一般不相幹的人；國君把臣下當泥土草芥，臣下就會把國君當仇敵。”
齊宣王問道：“禮製規定，已經離職的臣下也應為過去的國君服孝。國君要怎樣做才能使他們為他服孝呢？”
孟子回答道：“臣下有勸諫，國君接受；臣下有建議，國君聽從．政治上的恩惠下達到百姓。臣下有什麽原因不得不離去，國君打發人送他出國境，並派人先到臣下要去的地方作一番安排布置，離開了三年還不回來，才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這就叫做三有禮，這樣做了，臣下就會為他服孝。如今做臣下的，勸諫，國君不接受；建議，國君不聽從。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百姓身上。臣下有什麽原因不得不離去，國君把他捆綁起來，還想方設法使他所去的地方窮困萬分，離開的當天就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這種情況叫做仇敵。君臣之間像仇敵一樣，還有什麽孝可服呢？”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著重闡述了君臣關係。
在文章一開始，孟子就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幾句話以磅礴的大氣和雄辯的姿態深深地震撼了齊宣王，使得齊宣王不敢質疑和反駁孟子的話，也不敢胡亂說話，隻是小心地問道：禮製規定說……
孟子指出，君臣之間的施予和回報應該是對等的。那麽，具體是怎麽對等的呢？如孟子所說，最高的恩義是“如視之以手足，則報之以腹心”，其次分別是犬馬對等路人、土芥對等寇仇。這樣對等下去，君臣之間的關係確實是平等了。不過，正如“民貴君輕”的觀點一樣，如果“君臣對等”的觀點也傳到朱元璋的耳朵裏，怕是又要惹得這個動輒就處決幾萬名大臣的皇帝惱火了。至於齊宣王問的為舊君服不服喪的問題，孟子認為，也要視君臣之間是否做到了“三對等”而定。
其實，在孟子生活的戰國時期，相比於後世，君臣之間的關係還算是不錯的，比較對等。也就是說，早期的儒家思想不是為國君的絕對權力服務的，相反，儒家思想處處製約國君的權力，隻是效果並不好罷了。後來，國君的權力大增，後世的儒者們為虎作倀，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理論。大臣對國君絕對服從的“愚忠”思想是西漢中期產生的。當時，由於漢武帝設置內廷和外朝，皇帝加緊了對權利的控製，於是，大臣對國君的“愚忠”觀念也開始抬頭。在中央集權的背景下，漢武帝時期的儒者董仲舒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法”。董仲舒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三綱”的具體內容最早見於《禮緯》。漢代以後，封建統治者都把這一套奉為至寶，用以愚弄百姓，而另外不少開明的國君則將這些話視為積極的勸誡，在實踐中盡力運用這一謀略，為自己的統治服務。
孟子“君臣對等”的觀點與孔子所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思想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都沒有把國君捧為神和絕對權威，也不提倡對國君的“愚忠”。相反，他們認為，即使君臣是對等的，那麽在這對等關係中，也還應該是國君先敬臣，待臣如手足，才會得到臣下相應的視君如“腹心“的回報。這是頗具民主色彩的觀點。
總體來說，這些都是孟子闡述君臣關係時的光輝的論點，是基於保持大臣人格尊嚴的平等思想的反映。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譯文】
孟子說：“如果國君講仁德的話，那麽全國上下就沒有不講仁德的人；如果國君重恩義的話，那麽全國上下就沒有不重恩義的人。”
【闡釋】
關於孟子在這一章裏闡述的觀點，儒家多個人物都有與之相近的說法，孔子說：“在上位的人是德風，在下位的人是德草，風怎麽刮，草就怎麽搖擺。”荀子說：“標杆正的話，它的影子就正。底盤圓的話，水也是圓的；底盤方的話，水就是方的。”
國君是百姓仰慕的人，也是他們效仿的榜樣，正如孟子所說，如果國君講仁德的話，那麽全國上下的百姓就都講仁德了；如果國君重恩義的話，那麽全國上下的百姓就都重恩義了。套用孔子的話最形象了：國君就像風，百姓就像草。如果天上刮的是仁德之風，那麽地上的草也會被這仁德之風刮到講仁德的地方去；如果天上刮的是恩義之風，那麽地上的草也會被恩義之風刮到講恩義的地方去。
說到底，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和荀子，他們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即國君應該先正自己，然後再正百姓。因為，無論是什麽樣的國家，百姓都很重視領導人的個人品質。
【原文】
孟子曰：“中［1］也養［2］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3］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注釋】
［1］中：指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這裏指品德良好的人。
［2］養：培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