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回答道：“先生說錯了。當初大禹治理水患時，是順著水流順河而下的規律加以疏導，把四海作為溝壑利用，現在你治理水患卻把鄰國作為溝壑。倒著流淌的水稱為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厭惡的。所以說你錯了。”

【闡釋】

從方法上說，大禹治水順應水性，重在疏導；白圭治水卻高築堤防，重在堵塞。

從效果上說，大禹最終將水導入四海，而白圭卻把水堵塞後流向鄰國。導入四海造福人民而於人無害，流向鄰國則是損人利己，仁者厭惡的行為。

所以孟子一再說：“你錯了。”並不承認白圭治水有什麽了不起，更不用說超過大禹了。

從白圭治水“以鄰國為壑”聯想到我們生活中“以鄰為壑”的現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舉不勝舉的了。比如說，一個普遍現象是，自己家裏裝修得非常豪華舒適，幹淨得一塵不染，但卻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與鄰居共用的樓道裏；自己家裏的花崗石地麵或木地板或純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潔，卻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門外樓道上擺展覽，讓上上下下的鄰居都在鞋陣中捂鼻而行。這隻是最為常見最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於那商家之間的競爭，同事之間的勾心鬥角，政治鬥爭中的你死我活，“以鄰為壑”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總而言之就是一種損人利己，嫁禍於人的行為。

當然，你知道“以鄰為壑”，人家也同樣知道“以鄰為壑”，結果是人人都成了“鄰”，成了“壑”，到時候，也就沒有一處幹淨，沒有一處不受災害了。由此看來，“以鄰為壑”的最終結果是害人害己。所以，還是收起這種“仁人所惡”的“以鄰為壑”手段，“以鄰為友”，大家和睦相處，互相幫助的好。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1］，惡乎執？”

【注釋】

［1］亮：同“諒”，誠信。

【譯文】

孟子說：“如果君子不講信用的話，怎麽能有操守呢？”

【闡釋】

關於“信”的問題，孔子、孟子都有表麵上看來自相矛盾的說法：

孔子一方麵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麵卻又說：“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

孟子一方麵說：“君子不亮，惡乎執？”另一方麵卻又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這種自相矛盾，正如我們已多次說過的那樣，其實正是原則與變通二者的對立統一。在孔子、孟子看來，一方麵，“信”是君子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之一；但另一方麵，又不能拘泥於小節小信。所以，應該以“義”來進行調節變通，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唯義所在”。其實，二者的辯證統一，孔子在《論語·衛靈公》裏也已經說到過，這就是“君子貞而不諒”。貞是大信，諒是小信。一句話，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則問題上講信用，不要拘泥固守於小節上的一成不變。

這就是孔子、孟子關於“信”的辯證觀，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認識上的迷惑不解乃至於混亂。

【原文】

魯欲使樂正子［1］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醜曰：“樂正子強乎？”

曰：“否。”

“有知慮乎？”

曰：“否。”

“多聞識乎？”

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2］。”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3］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4］千裏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5］，予既［6］已知之矣。’■■之聲音顏色，距［7］人於千裏之外。士止於千裏之外，則讒諂麵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麵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注釋】

［1］樂正子：複姓樂正，名克，是孟子的學生。

［2］好善：這裏指喜歡聽取善言。

［3］優：充足。

［4］輕：容易、不以為難。

［5］■■：自滿的樣子。

［6］既：盡、都。

［7］距：同“拒”，拒絕。

【譯文】

魯國國君打算讓樂正子主持國政。孟子說道：“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高興得夜裏都睡不著覺了。”

公孫醜問道：“樂正子能力出眾嗎？”

孟子回答道：“不出眾。”

於是，公孫醜又問道：“那麽，他有智慧和遠見嗎？”

孟子回答道：“沒有。”

公孫醜問道：“既然如此，他一定是見多識廣了吧？”

孟子回答道：“也不是。”

公孫醜聽了，疑惑地問道：“那先生為什麽高興得睡不著覺呢？”

孟子回答道：“因為樂正子這個人喜歡做善事和聽取善言。”

公孫醜問道：“僅憑這些，就足夠治理一個國家了嗎？”

孟子回答道：“這都已經足以治理整個天下了，何況一個魯國呢？假如一個人喜歡做善事聽善言，那麽四麵八方的人都會從千裏之外趕來，把所有的善事和善言都告訴他；假如一個人不喜歡做善事聽善言，那麽人們就會說：‘他很自以為是，總是以為自己知道所有的善事和善言！’因為誌得意滿而流露出來的聲音和臉色就能把人拒於千裏之外。有見識的人被拒絕在了千裏之外，那麽進獻讒言和慣於阿諛奉承的人就有機會接近他了。如果整日和那些進獻讒言和阿諛奉承的人待在一起，還能治理好國家嗎？”

【闡釋】

為人好善就能主持國政，這雖是針對當時戰國時期人欲橫流、道德淪喪而言，但始終是理想主義的推論，亦乏實證。其他的如魄力、智謀、知識、經驗等，似乎都可不在考慮之中。看來這種盼望出現好人政治、好人政府，而不是精英政治、精英政府，這種觀念從二千多年前起就已根深蒂固、源遠流長。

有道德的人，受到社會的尊重，這是應該並加以倡導的。但單有好的道德品質也不一定能治好國家的。孟子自己也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道德隻能倡導，不能功利化。道德一旦功利化，流弊不少，偽君子就會多起來。如漢代提倡以孝治國，一個人隻要做到“孝”，就可以推薦為“孝廉”，做官。孝，這個對人基本道德的要求一旦有了功利傾向，人們就會不擇手段去謀取其功利的一麵，結果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的鬧劇。政治和道德糾纏不清，是中國幾千年問題的症結所在。這當然是個問題。但若將道德從政治中完全分離出來，這也是錯誤的。理想的做法是，法治應加上德治。這二者並非冰炭之不相容。即以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醜聞彈劾為例看，是道德，也是政治，即使是法治國家，二者似乎也不能截然分開。政治與道德有聯係，也有區別；處理好這二者的聯係和區別，則是當今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的一大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