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連“君子也要言利”的時代，我們十有不會同意孟老夫子關於“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的世界豈不成了“盜蹠”滿街走了嗎？“君子”不也都成了強盜了嗎？
但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倒的確是我們應該捫心自問一番的。雖然我們不同意“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的看法，但如果太看重利，在利害關係中不能自拔，“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又是不是有些迷失本性了呢？更何況，如果一味逐利，不擇一切手段，不惜鋌而走險，那倒很可能真正成為“蹠之徒”也未可知呢？
【原文】
孟子曰：“楊子［1］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2］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3］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注釋】
［1］楊子：名朱，魏國人，戰國初期的哲學家。楊子的學說重視個人利益，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但也反對侵奪別人。
［2］墨子：名翟，原為宋國人，後來長期居住在魯國。墨子是春秋戰國之交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3］子莫：戰國時的魯國人。
【譯文】
孟子說：“楊朱主張以自我為中心，即使拔下他的一根毫毛就能讓全天下得到好處，他也不肯。墨子主張兼愛，即便讓他從頭到腳都落得傷痕累累但能讓全天下得到好處，他也願意。子莫的主張則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執中主義，這就接近於正確了。但是，如果隻知道執中而不知權變，那就和執著於一點一樣了。我之所以反對執著於一點，是因為它損害了真正的道，雖然抓住了一點，但卻拋棄了其他的很多東西。”
【闡釋】
孟子在此提出了“所惡執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指不變的成規。這是說在愛己與愛人問題上，楊墨各執一端，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一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魯國的子莫講調和折衷的中道，雖接近正確，但不能通權達變，結果仍然偏於一點，“舉一而廢百”，反而破壞了“道”。“道”即後來儒家所說的“經”，指根本法則。“權”指權衡，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對策。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為了說明這種“執一”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是有害的，孟子還在《離婁上》舉“以手援嫂”之例說明。古禮規定，男女授受不親，但當嫂子失足落水時，就不能死寧規矩，必須及時用手將她救出，否則就與無人性的豺狼差不多。又在《萬章上》講，舜不告父母而娶妻是“大孝”，因為若告之父母，父母不同意，那就娶不成妻了；盡管未經父母同意就娶妻不合禮製，但卻體現了人倫的大道理，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些都是說，為人處世、看問題，應該通權達變，不墨守成規。從思維方式上講，孟子是很懂得辯證思維的，看到了“執一”割裂了事物之間的有機聯係與滲透轉化，懂得權變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這是很有價值的思想。表明孟子並非腐儒之輩可比，其思想及行動中的樸素辯證法是熠熠生輝的。這種“所惡執一”的思維方式對後人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今天我們說的某人太“固執”、某人太“偏激”等，其實也是“執一”的表現，是應該厭惡並拋棄的思維方式。
這是孟子對楊朱和墨翟學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評論，至今仍然是對楊、墨的權威性論斷。我們這裏不是搞學術研究，所以對他關於楊、墨的評論不予深說，而是側重於他對子莫的看法。
照理說符合儒學的中庸之道，應該受到大加讚揚。事實上，孟子也的確說了“執中為近之”，應該是很不錯的。但“執中無權，獨執一也”。這就出了問題。這裏的“權”是指“權變”，通權達變。也就是說，如果隻知道死板地堅持“執中”，沒有變通，那就不是執中，而是“執一”了。而我們知道，中庸之道本來是“執兩用中”的，既然隻是“執一”，當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並不符合儒學的主張。
為什麽“執一”就有問題呢？因為它“舉一而廢百”，堅持一點反而廢棄了其餘很多方麵，具有片麵性，其結果是“賊道”。“賊”在這裏作動詞，指對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損害。
回過頭來說到楊朱的為我，墨子的兼愛，在孟子看來，都是“執一”之道，因此，“為其賊道也”，是孟子所反對的。
可見，這一章從對楊、墨的評論出發，表達了孟子主張“執中”而變通的思想主張。對我們來說，既有學術史的價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啟示。
【原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1］易其介。”
【注釋】
［1］三公：周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三公是爵位中最尊貴的。
【譯文】
孟子說：“柳下惠不會因為自己位居三公而改變自己的操守。”
【闡釋】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的“介”有兩層含義，一是特立獨行，二是大誌。這是論柳下惠和中有介，隨和而不同流合汙的品質。據朱熹解釋：“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就是說，他自己掌權了，不阻擋賢人進升之路，自己被國君拋棄了，處於困窮之境也不感到悲傷；他為人耿直，以至於三次被罷黜，也不怨恨。這就是柳下惠的操守。所以他不以事汙君為恥，也不以做小官為辱，即使位至三公，他也以貴為賤，而不改變自己的操守。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光明磊落，貴賤無所縈懷。一個人，如果心中無特立獨行之操守，是不可能做到這一步的。
【原文】
孟子曰：“有為者辟［1］若掘井，掘井九軔［2］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注釋】
［1］辟：同“譬”，好像、好比。
［2］九軔：韌是古代量詞單位，九軔相當於六七丈。
【譯文】
孟子說：“有大的作為的人就好像挖井，即使挖了六七丈深，隻要沒有見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廢井。”
【闡釋】
“為井九仞”的道理和“行百裏者半九十”的道理是一樣的，說的都是功虧於最後一刻。其實，虧了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虧了多少，隻要是半途而廢，就都是失敗的。
孔子曾經說貴：“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簣，進，吾往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進退成敗都由自己，就看你怎麽選擇了。
其實，不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反對半途而廢，讚賞積極拚搏。
【原文】
公孫醜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1］也。”
【注釋】
［1］篡：非法奪取。
【譯文】
公孫醜說道：“伊尹說：‘我不喜歡不按照義理做事的人。’於是，他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地，百姓們因此非常高興。後來太甲改變了，變成了一個有賢德的人，伊尹又請他回來繼續當天子，百姓還是很高興。如果賢者做了臣屬，遇到他的國君不賢明，那麽賢者是不是可以流放他的國君呢？”
孟子回答道：“如果有伊尹那樣的意圖就可以流放國君，如果沒有伊尹那樣的意圖就是篡位犯上。”
【闡釋】
從這一章的內容可以看出，孟子對於廢黜或者流放不義之君、誅殺殘忍暴君等行為是持肯定態度的，而且也總是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支持。
孟子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原因有二，一是因為這些行為與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觀點一致，甚至是反映了這種觀點，二是因為孟子對伊尹的這種風範一向是持讚揚態度的。
孟子民貴君輕的觀點體現了一定的民主性，是曆史的一大進步。然而，自從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以後，皇權的絕對權威被逐步樹立起來，這種聲音也就越來越微弱了。甚至連判斷忠誠和謀逆的法則也變了，變成了“成王敗寇”。如果取得了成功，就是忠誠；如果失敗了，就是謀反篡逆。由於不論成功還是失敗、不論是忠誠還是謀反，下這個結論的都是成功者，所以曆史也就無法判斷了。
【原文】
王子墊［1］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誌［2］。”
曰：“何謂尚誌？”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注釋】
［1］王子墊：齊王的兒子，名墊。
［2］尚誌：使誌向高尚。
【譯文】
王子墊問孟子道：“士人應該做什麽事？”
孟子回答道：“做能使自己的誌向和行為變得高尚的事。”
於是，王子墊又問道：“什麽是使自己的誌向和行為變得高尚？”
孟子回答道：“遵行仁和義罷了。殺死一個沒有罪過的人是不仁，占有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是不義。該把什麽存放在心裏呢？應該是仁。該走什麽樣的道路呢？應該是義。也就是說，心裏要有仁，做事要講求義，那就連做君子的品質都具備了。”
【闡釋】
誌向就是人生的理想，即人生的目標與方向。誰都有誌向，區別在於誌向的性質有大小高低之分。
盡管誌向就是人生的理想，但誌向與理想也有細微的差別。理想專指人生的目標和方向，誌向還包括為達到目標而確立的決心和勇氣。因此，誌向又可引申為誌氣。
古人有許多關於立誌與做人、立誌與做學問、立誌與做事情的關係的議論及總結，孟子則為尚誌的內涵作出了堅持仁與義的規定。我們將孟子這一思想概括為“尚誌明仁義”的立誌謀略。孟子提出尚誌是與仁、義聯係在一起的，仁、義代表了思想道德上的公正和正義。因此，孟子提出的尚誌，要求一個重視自己道德品質修養和理想人格完善的人在立誌時，必須立大誌、立高誌。
崇尚高尚的誌向，是人生修養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士人的修養就在於使自己的誌行高尚。而高尚的標準就是“居仁由義”。“士尚誌”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對士人的要求，好像士人的“專業”就是“尚誌”而施行仁義，失去了這一點，士人也就不成其為士人了。因此，後來的讀書人一直把“尚誌”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義”作為最基本的品質。
【原文】
桃應［1］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2］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3］，樂而忘天下。”
【注釋】
［1］桃應：孟子的學生。
［2］敝屣：破草鞋。
［3］欣然：高興的樣子。
【譯文】
桃應問孟子道：“舜當天子的時候，皋陶是司法官。假如瞽瞍殺了人，那該怎麽辦呢？”
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把瞽瞍抓起來治罪就是了。”
桃應聽了，急忙問道：“那樣的話，舜不出麵阻止嗎？”
孟子回答道：“皋陶是照職責辦事，舜怎麽可能阻止呢？”
於是，桃應又問道：“那樣的話，舜該怎麽辦呢？”
孟子回答道：“舜把放棄天下看得如同丟棄破鞋一樣。他會偷偷背著瞽瞍逃走，沿海邊住下來，在那裏高高興興地生活，快樂得連曾經擁有天下的事情都忘記。”
【闡釋】
一些研究孟子的學者認為，這是《孟子》一書中極有價值的一章，其設想都是孟子揣度之詞，但鮮明地表現了孟子法大於權的思想觀念。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這是天子的父親犯法，也要與庶民同罪。舜貴為天子，不僅不能去說情，也不能阻撓皋陶的依法辦事。貴為天子的舜在這裏被樹立為不徇私枉法的一個開明天子的形象，成了法大於權的維護者和法律的保護神。
這種設想符合儒家“民貴君輕”的理念，而這種理念又來源於早期部落氏族製原始國家形態中的民主遺風。當時的天子還沒有淩駕一切的絕對權力，各大臣及部落諸侯尚享有議事的民主，而法令製度一經議定，包括天子在內的任何人都得遵守。這就是“法大於權”的社會現實。孟子的這種設想，就是想使早期國家中法大於權的法治受重視。
由於儒家一向提倡天下為“公”，反對徇“私”枉法，可以總結為“秉公執法”的謀略。這種謀略思想的要旨，是要取消天子不受法律製裁的特權，堅持依法辦事，內容與商鞅的法治思想差不多。
翻閱《孟子》，我們不難發現，孟子的法治思想還是很有特色的。在《公孫醜上》中，孟子提出國君治國，應在國家安定、閑暇無事時，趁機“明其政刑”，即修明政治，嚴肅法紀。全麵分析孟子的法治思想，可以看出，他所堅持的儒家以仁德治天下的根本態度沒有變，法治隻是對行仁政的一種補充。這其中的“秉公執法”的謀略，體現了孟子法治思想中民主性的精華。
有一次，漢文帝出行，路經中渭橋時，忽然從橋上鑽出一人，把漢文帝駕車的馬嚇了一跳。警衛騎士立即抓住了這個人，交給廷尉張釋之處理。
張釋之親自審問，那人戰戰兢兢地說，自己從外縣來到長安，聽見禦駕經過、禁止通行的命令後，就躲在橋下。等了好久，以為皇帝過去了，但鑽出來時皇帝的車馬正經過，不想使皇帝受了驚。
張釋之呈上判決書，判辭說：“這人違反行人回避的禁令，判處罰金。”漢文帝一看，火冒三丈，大怒說：“這個人驚嚇了我的馬，幸虧我的馬性子溫和，假如是另一匹性子暴躁的馬，不就翻車跌傷我了嗎？可是廷尉居然隻判他罰金！”
漢文帝指著張釋之說：“你判錯了，怎能如此之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