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醜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複之[1],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2]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釋】

[1]複之:指再次作戰。

[2]子弟:指魏國太子申。

【譯文】

孟子說:“梁惠王真是不仁義啊。仁義的人能把他喜歡的推及到他不喜歡的人身上,不仁義的人卻把他不喜歡的推及到他喜歡的人身上。”

公孫醜聽了,問道:“先生為什麽這麽說呢?”

孟子回答道:“為了爭奪土地,梁惠王不惜犧牲百姓的性命,動員他們參軍打戰,結果卻遭到了失敗。他又準備再次打戰,卻擔心還是不能取勝,所以就動員他鍾愛的兒子為他送死。這就叫把他不喜歡的推及到他喜歡的人身上。”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到的梁惠王“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的故事,就是《梁惠王上》卷第五章裏,梁惠王對孟子說的“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的事情。據《史記》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魏國大舉進攻趙國,趙國大敗,慌忙向齊國求救。齊宣王采納孫臏的建議,在馬陵與魏軍大戰,結果,齊國獲勝,斬殺魏將龐涓,俘虜魏國太子申。

孟子認為,梁惠王是個“好戰分子”,“好戰”會給百姓帶來戰亂和苦難,最後甚至會禍及自己的兒子,所以說,梁惠王是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的不仁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好戰分子都是“不仁”的,別說名氣並沒有多大的梁惠王,就連成吉思汗、拿破侖、希特勒這些人,被孟子遇到的話,也會被斥責為“不仁”吧。

【原文】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1]者,上伐下也,敵國[2]不相征也。”

【注釋】

[1]征:通“正”。上國討伐下國稱之為“正”。

[2]敵國:指地位相等的國家。敵,意為勢均力敵。

【譯文】

孟子說:“《春秋》上記載的戰爭,沒有一場是正義之戰,但相比起來,更好一些的情況還是有的。因為所謂征討,是指周天子下令討伐諸侯國,而諸侯國之間是等級相同的,不能相互征伐。”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表達了他的“春秋無義戰”的觀點。孟子為什麽敢如此籠統而肯定地說“春秋無義戰”呢?原來,儒家認為,禮樂征伐隻有“自天子出”才是合理、合法、合義的,眾所周知,在西周時期,禮樂征伐是出自周天子的,但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國之間的兼並和侵略戰爭頻發,所以也就沒有“義戰”了。

儒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思想最早見於孔子的著作《論語》。在《論語·季氏》篇裏,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政治和戰爭兩者是相輔相成,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因此,由於政治目的的不同,戰爭也就被分成了正義之戰和非正義之戰。然而,在戰國時期,判斷一場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標準,卻不是看發動戰爭的目的是什麽,而是看是誰發動的戰爭,隻要是周天子發動的戰爭,不論什麽目的,都是正義之戰,否則都是非正義之戰。

由於春秋時期的戰爭大都是兼並戰爭和侵略戰爭,所以也很難說有多少正義的成分,又有多少非正義的成分。真正的裁判不是周天子,也不是曆史學家說,而是遭受戰爭之苦的百姓。因此,也可以這樣說,隻要是百姓支持的戰爭就是正義的,隻要是百姓反對的戰爭就是非正義的。

【原文】

孟子曰:“盡信《書》[1],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2],取二三策[3]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4]也?”

【注釋】

[1]《書》:這裏指《尚書》。有學者認為,這是泛指所有的書籍文獻,但從後文提到的《尚書·周書·武成》篇可斷定,這個“書”指的就是《尚書》。雖然理解為“泛指所有的書籍文獻”也能解釋通,而且顯得意義更寬泛,但隻是後人的附會之想。

[2]《武成》:《尚書》的篇名,即《尚書·周書·武成》篇。《武成》一篇已經遺失了,現存《武成》篇是偽古文。

[3]策:成編的竹簡。

[4]杵:舂米或捶衣的棒子。

【譯文】

孟子說:“與其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那還不如沒有《尚書》的好。我對於《尚書》中的《武成》篇,隻相信其中的二三處罷了。施行仁政的人全天下找不到一個對手,周武王那樣極為仁義的人,去討伐商紂那樣極不仁義的人,怎麽會出現血水都能漂起木棒這樣的情景呢?”

【闡釋】

盡管後來的《孟子》研究學者將孟子在這一章裏提到的《書》理解為一般書籍的泛指,但實際上孟子所說的《書》特指的是《尚書》,也就是說,孟子的原意是“與其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那還不如沒有《尚書》的好”。

《尚書》又稱《書經》,簡稱《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尚書》是我國最古的官方史書,也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事跡著作的匯編,保存了商周時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孟子之所以不相信《尚書》,或者說不完全相信尚書的記載,是因為孟子認為《尚書》的記載不實。他舉的例子是《尚書》中的《武成》,認為施行仁政的周武王討伐實行暴政的商紂,戰爭場麵不可能有“血水都能漂起木棒”這樣的情景。說到底,孟子質疑《尚書》,立足點不是實際情況,還是他心中施行仁政的理想,以及這個理想所呈現給他的美好藍圖。

不管怎麽說,《尚書》是儒家經典之一,據說又是孔子編撰的,在那個時代自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孟子敢於質疑《尚書》,不僅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這種對權威保持獨立思考、勇於懷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的確如此,任何一位大師在治學過程中,大都提倡存疑創新的態度,認為這是培養創造性思維的一種重要方法。孔子就很重視治學中的“疑問”對思維發展的作用,孟子更是明確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觀點,對人們堅持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前文已經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格言是後人總結孟子的精神之後形成的,基本精神是:既要相信書,又不能“盡信書”,不要迷信書,不做書的奴隸。這種精神有一定的正確性。因為沒一本書都是某一特定時代、條件和思想認識的結晶,能給人們帶來知識和經驗,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既要認識書的價值與作用,又要反對教條主義和唯書是從。如果完全相信書,輕則會讓自己變成書呆子,重則形成“唯書是從”的作風,貽害無窮。

【原文】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1],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麵而征,北狄怨;東麵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2],虎賁[3]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4]。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注釋】

[1]陳:通“陣”,戰陣,即作戰時軍隊排列的戰鬥隊列。

[2]兩:量詞,用於稱呼車輛。後來被寫作“輛”。

[3]虎賁:勇猛的武士。

[4]稽首:指古時候的跪拜大禮。

【譯文】

孟子說:“有人說:‘我會排兵布陣,我會帶兵打仗。’這都是罪惡的。國君喜歡施行仁政,就能天下無敵。當初,商湯向南進軍,北狄人抱怨說為什麽不先討伐他們;當商湯向東進軍時,西夷人又抱怨說;‘為什麽把我們放在後麵?’周武王討伐商紂的時候,出動了三百輛戰車和三千士兵,並對商朝的百姓說;‘你們不要害怕,我是來保護你們的,不是和你們為敵的。’百姓們聽了,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就好像大山崩塌了一般。‘征’就是‘正’的意思,如果國君們都能匡正自己的行為,哪裏還有戰爭呢?”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提出了“國君好仁,天下無適度”的觀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國君喜歡施行仁政,就能天下無敵”。這個觀點最初出現在《孟子》的第一卷裏,是孟子在跟梁惠王的一次談話中提到的。因此,我們不妨接著那次的話題繼續討論。

當時,孟子告訴梁惠王,即使是一個隻有麵積百裏的小國家,如果能施行仁政的話,也可以成為有實力稱王天下的國家。在戰國時代,稱王天下是不容易的,但隻要注意孟子的前提,要施行仁政,不要有霸道思想,就會發現稱王天下其實很容易。

那麽,應該怎麽施行仁政呢?孟子給梁惠王提出四條粗略的措施。第一條是“省刑罰”。刑和罰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法治方法,在實行時不要太嚴格,不要變成嚴刑峻法。第二條是“薄稅斂”。這就是說,要注意減少向百姓征收的各種苛捐雜稅,切實減輕百姓的負擔,否則就等同於殺雞取卵,如果民窮財盡,天下就要大亂了。第三條是“深耕易褥”。要重視農業,鼓勵生產,以便增加糧食生產,達到富民的目的。第四條是“重教化”。要在全國上下推廣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忠於國君和誠實守信的道理,可成為講究孝、悌、忠、信的國家。

這裏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第一條。法治與仁政並不完全矛盾,法治也是仁政的智謀之一,不過,仁政要以仁義為本,因此,在仁政精神下的法治不能太苛刻。隻有做到“省刑罰”,百姓才會安居樂業,不至於人人自危。

在闡述了施行仁政的四條粗略的措施後,孟子又分析了當時鄰國的國情。他對梁惠王說,這些國家都不管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不管農忙與否,隻要想打戰,就隨時征調百姓上陣,百姓不能正常勞作,過不上安定的生活,結果都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果大王派軍隊討伐這樣的國家,又有誰能抵擋呢?”

的確如此,國君施行仁政的話,自然會得到百姓的擁護,這在人心向背方麵就占據了絕對優勢。但要把這個人心上的優勢轉化為軍事上的優勢,就必須得借助戰爭這一手段。如果沒有強大的實力的話,空談“仁者無敵”就是沒有後盾的癡人說夢了。

因此,從長遠角度來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如果據此得出“焉用戰”的結論,也不亞於癡人說夢;如果據此斷定“善為陳善為戰”之人是戰爭的罪人,也是不妥當的。

【原文】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1]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自殺之也,一間[2]耳。”

【注釋】

[1]親:指父親、兄長等親人。

[2]間:這裏指很接近。

【譯文】

孟子說:“我現在才知道殺害別人的親人的嚴重了。如果殺害了別人的父親,別人也要殺害你的父親。如果殺害了別人的哥哥,別人也要殺害你的哥哥。這和自己親手殺死自己的父親和哥哥隻有一點點差別罷了。”

【闡釋】

孟子這幾句話看來是有感而發的。在氏族宗法社會裏,施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孟子當時大概是看到了這種氏族間仇殺的可怕景象:冤冤相報,無休無止,甚至帶來了滅門、滅族的人間慘劇。所以說:“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正因為如此,儒家提出了一個“恕”字來解決這種過分緊張的人際關係。本來在這些相互仇殺的問題上,也說不出個誰是誰非來。讓步、寬恕,抹稀泥,糊塗一點是最好的處理辦法。所謂“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便是“恕”道的最好注腳。而不忍、不退、不恕、打打殺殺的結果,是規模更大、後果更嚴重的報複,並陷入惡性的循環之中,有時甚至還會延續至幾代人。近代金庸、梁羽生風靡於世的武俠小說,便是描述這一社會現象,而又以錯綜複雜的恩恩怨怨來稀釋或解決這一仇怨的。“恕”也是眾多武俠小說的主旨。恕,是遠禍之道;暴,實為招災之因。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而得[1]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注釋】

[1]得:在這裏的意思是取而有之。

【譯文】

孟子說:“不施行仁政的人取得諸侯國國君之位的情況是有過的,但是不施行仁政的人占有天下的情況是從來沒有過的。”

【闡釋】

這一章很短,闡述的觀點還是施行仁政的問題。孟子認為,不施行仁政的人或許可以取得諸侯國國君的大位,但是絕對不可能占有天下。那麽,把這個道理反過來講的話,就是:施行仁政的人不僅可以取得諸侯國國君的大位,還可能占有天下。由此可見,施行仁政真是“善莫大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