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麽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孟子之所以講述了“再作馮婦”的典故，是要表明他對自己行為的一種把握和一種審時度勢。
由此可見，是不是“再作馮婦”並不是絕對的，關鍵在於審時度勢和把握自己的處境。如果環境允許“再作馮婦”，那麽再做一次也未嚐不可；如果環境不允許，就不要再想著做一回馮婦了。
【原文】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1］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注釋】
［1］安佚：即安逸，意為“舒適”。佚通“逸”。
【譯文】
孟子說：“嘴巴喜歡美味，眼睛喜歡美景，耳朵喜歡美聲，鼻子喜歡香氣，身體喜歡舒適安逸，這都是本性。但至於能不能享受到這些，就要看命運如何了，所以君子不強調‘這都是本性’。仁愛對於父子，忠義對於君臣，禮儀對於主客，智慧對於賢士，聖人對於天道，人們認為都是天命注定了的，其實卻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所以君子不認為‘這都是天命’。”
【闡釋】
這一章從理論上闡述了“性”與“命”的關係。在孟子看來，口體之欲，雖是人的本性的需求，但有命定之數，非求必得之；既是命定，當修禮義以節製人的這種，而不應妄求。而仁義禮智等是人的本性的反映，而不是命定的；既是本性之反映，故當修身養性以竭力追求，使達於聖賢之境，而不能委之於命。這種明晰的闡釋，使儒家的盡性立命之學，不事口體之安逸，修身養性之道，從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論證。
在兩千多年前的科學極其落後的年代，人們把有些難以捉摸的東西歸之於“命”，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些帶有若幹偶然性的巧合及很大機遇性的吉凶禍福、富貴貧賤、健康疾病、不測風雲等一類東西，確乎神秘難測，不可捉摸，全人類幾乎一致地稱之為“命”。而孔孟的值得稱道之處在於，他們雖也談“命”，但從不把“命”委之於上帝或神的主宰，所以使儒家避免了踏上宗教、迷信之歧途。這是儒學的高明之處。
【原文】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1］，既入其笠［2］，又從而招之。”
【注釋】
［1］放豚：指逃跑的豬。豚，豬。
［2］笠：畜欄。
【譯文】
孟子說：“放棄學習墨家一派學說的人，必然會轉而學習楊朱一派的學說；而放棄學習楊朱一派學說的人，必然會轉而學習儒家的學說。既然他肯學習儒家學說，接納並指教他就是了。現在儒家與楊朱、墨家的爭辯，就好像追趕四處逃散的豬一樣，已經追回來的要趕進圈裏看牢他；還沒有追回來的要繼續追趕。”
【闡釋】
學術上的分歧與辯論曆來是知識分子必須要麵對的問題之一，在宣揚“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更是如此。對於其他學派的“異端邪說”，孟子恪守儒家的“恕道思想”，提倡寬容，認為隻要是通過辯論，能說服對方，使對方放棄原有的思想，就可以了。如果有放棄“異端邪說”而“棄暗投明”者，更要敞開大門熱情接納。這一章就闡述了孟子的這一觀點。
在中國的文化思想史上，儒家“恕道思想”影響深刻，它有助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特點的形成，有助於諸子百家的思想在中國的交流和發展，也有助於代表不同流派的思想內涵的書籍的保存傳世。
【原文】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1］，粟米之征［2］，力役之征［3］。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4］，用其三而父子離。”
【注釋】
［1］布縷之征：征布帛稅。
［2］粟米之征：征糧食稅
［3］力役之征：指征百姓去服徭役、兵役等。
［4］殍：因饑餓而死的人。
【譯文】
孟子說：“一個國家，有征收布帛稅的，有征收糧食稅的，也有征發百姓服徭役的。君子治國，如果已經征收了其中一種賦稅，就要緩征其他兩種賦稅。如果同時征收了兩種賦稅，那麽百姓就有被餓死的危險了；如果同時征收了全部三種賦稅，那麽百姓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險了。”
【闡釋】
在孟子主張的仁政思想裏，切實減輕百姓的負擔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麵。這一章闡述的就是勸誡統治者減輕百姓負擔的問題。
眾所周知，越是在戰亂頻繁的年代，為了在混亂中壯大實力，統治者們更是加緊剝削百姓，對百姓的橫征暴斂是越發嚴重，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可言。儒家在痛斥這種現象的同時，又不斷利用一切機會勸誡統治者切實減輕百姓的負擔，比方在這一章裏，孟子就提到，百姓承擔的苛捐雜稅大體有三種，既然已經征收了其中的一種，至少也要緩征其他兩種，否則輕者會有百姓被餓死，重者百姓會被逼的家破人亡。可是，國君們都不知道，有百姓就有國家，百姓如果家破人亡了，國家也就國破君亡了。
【原文】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譯文】
孟子說：“諸侯有三件寶物，分別是土地、百姓和政事。如果諸侯們錯把珍珠美玉也當作寶物，那麽災難必定要落到他的身上。”
【闡釋】
一個國家要有土地，也要有百姓，還要有保護百姓在這塊土地上正常生產與生活的政策。在立國的這三個基本要素中，孟子是把百姓放在中心位置，作為最重要的要素來看待的。這符合孟子的一貫思想，因為孟子的思想概括起來講的話，可以理解為“有百姓就有國家”。
從語序上看，土地在百姓之前，但如果聯係孟子別的觀點，就會發現，在對土地與百姓關係問題上，孟子仍是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如孟子在《盡心下》中評論梁惠王“不仁”時，學生公孫醜追問原因，孟子回答說“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驅使百姓去為爭奪土地而戰死，孟子認為是很不仁的事，可見在土地和百姓之間，孟子認為百姓更重要。孟子據此進一步認為，隻有以百姓為中心，把土地和政事都作為為百姓謀福利的因素，這樣的政事才是“仁政”，這樣的國君才是“仁君”。
的確，重民、貴民思想或以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在孟子整個思想體係中十分突出。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全部曆程中，能像孟子這樣隨時隨地、反複再三地強調“民”為中心、“民”之重要的政治家與思想家，是屈指可數的。孟子圍繞“民”這個中心，還提出了一係列“保民”、“安民”、“救民”、“樂民”、“富民”以及“使民”等許多思想，形成了一個“民本體係”。這也正是孟子思想中最現實最進步的思想精華。
【原文】
盆成括［1］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注釋】
［1］盆成括：人名，姓盆成，名括。盆成括曾經跟著孟子學習，在還沒有學到多少東西的時候，就離開孟子到齊國做官。
【譯文】
盆成括在齊國做官，孟子卻說“盆成括離死期不遠了”。後來，盆成括果然被殺死了，孟子的學生就問孟子道：“先生是怎麽知道盆成括就要被殺的事呢？”
孟子回答道：“盆成括有的隻是小聰明，並不知道君子應該懂得的大道理，這就足以給他招來殺身之禍。”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有小聰明和小才氣的人也許也是機智過人的，但未必能通曉大道理。
有小聰明的人對細微之處看得很清楚，往往能察人之隱，超人之先，但他們往往是眼界不寬，心胸狹窄，眼裏揉不進一粒砂子，心中容不下一點不平，在小事上放不開，因此不能明白大道理。因為這些原因，有小聰明和小才氣的人往往鋒芒畢露，並常常招人嫉恨，結果往往是惹火燒身，但自己還不知道。
那麽，這種人有什麽危害呢？如果他們不當官的話，不大容易處理好人際關係；而一旦當官的話，掌握不清官場的水深水淺，自然會有更大的危險，再嚴重的話，免不了被殺頭。盆成括就是那種有小聰明和小才氣，但不能通曉大道理的人，因此孟子能夠預先知道盆成括有殺身之禍。
那麽，到底什麽是所謂“君子之大道”的大道理呢？所謂“君子之大道”，主要是要做到“明足以察奸”和“智足以成事”。也就是說，有小聰明和小才氣的人做得到的事，有大聰明的君子也應該要做得到。聰明本身是沒有錯的，關鍵在於處理的方式。所謂“仁義行之”，“謙順處之”，就是要有所涵養，有所藏斂，小事上放得開，有時候甚至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此，君子應該力戒小聰明和小才氣，應該注意修煉大家風度，這就是行“君子之大道”，就是通曉了大道理。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1］之心，在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2］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3］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類也。”
【注釋】
［1］穿逾：指挖通牆壁，偷盜別人財物的人。
［2］爾汝：輕賤的稱呼。
［3］■：用舌頭取東西。這裏引申為探取、誘騙。
【譯文】
孟子說：“每個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它推及到他忍心幹的事情上，就是仁了；每個人都有不願意做的事，把它推及到他願意做的事情上，就是義了。如果人們能擴大他的不想害人的心理，那麽他的仁就用不盡了；如果人們能擴大他的不想做壞事的心理，那麽他的義就用不完了。如果人們能擴大他的不願受人輕蔑的心理，那麽無論他走到哪裏，都不會做出任何不義的事來。君子不能因為要說話而去與人交談，因為這是想用言語討好別人的行為；在可以說話時不與人交談，這又是用不說話來討好別人的行為。這些都是小偷們才做的竊取奸利的無恥行為。”
【闡釋】
在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戰亂頻發，學派繁多，人心浮躁，於是遊說之風盛行。孟子對這種社會風氣深惡痛絕，把這些混跡於遊說之風的人斥之為鑽洞爬牆的賊人。
俗話說“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孟子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那麽，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該何去何從，就要好好琢磨了。對於其他遊說之士也是一樣，說與不說，也要好好琢磨。
從“說”的一方麵來看，想要說好，避免裏外不是人的局麵是不容易的。既然知道當不當說有很多講究，也知道存在著通過語言和沉默來套取別人的“穿逾之類”，那就應該知道，這種“穿逾之類”的言語之盜很可能就在我們的身邊，就在我們的周圍活動著，一有機會，就幹那鑽洞爬牆的勾當，鑽你語言的洞，爬你思想的牆。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嚴防這種專門以語言和沉默為手段來套取、**你的賊人。
跟孟子遙相呼應的是，孔子也說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這樣的話。其實，孔子和孟子說的都是同樣的問題，即該不該說話的問題。隻是由於時代發展的原因，孔子說的隻是“失”，屬於智與不智的範疇；而孟子就成了“話”，屬於仁與不仁的範疇了。
【原文】
孟子曰：“言近而指［1］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2］者，善道［3］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4］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注釋】
［1］指：旨意，意旨。
［2］博：廣大。
［3］善道：善行。
［4］帶：束腰的帶子。不下帶指平常淺近。
【譯文】
孟子說：“言語淺顯而意義深遠的話是最好的話，掌握簡單而恩澤廣博的道理是最好的道理。君子說的話，講的雖然都是平常的事，但暗含著深刻的道理；君子掌握的道理，往往是從提高自身修養開始的，然後才逐步用來平定天下。人們最容易犯的毛病往往是放棄耕種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種別人的田地——也就是說，能嚴格要求別人，卻不能嚴格要求自己。”
【闡釋】
在這一章裏，孟子指出了另一個不少人都犯的通病，即“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就是說，能嚴格要求別人的人多，能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少。孟子把這一淺顯的道理比喻為耕地，他說，人們往往是放棄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種別人的田地。這會導致什麽結果呢？自然是自己的田地裏荒草叢生，一片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