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在聖托馬斯醫院求學，複活節假期有六個禮拜的時間。我往格萊斯頓旅行袋裏裝了幾件衣服，口袋裏揣上二十英鎊便出發了。
當時我二十歲，去了熱那亞和比薩，然後是佛羅倫薩，在那兒的維亞勞拉租了一個房間，臨窗可以看見大教堂壯觀的圓頂。一位寡婦跟她的女兒住在這幢公寓裏，她們提供食宿，價格（經過好一番討價還價後）定為每天四個裏拉。我擔心她從裏麵賺不到什麽錢，因為我胃口大得驚人，能輕輕鬆鬆吞掉小山一樣的通心粉。
她在托斯卡納山上有片葡萄園，還記得她從那裏帶來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過最好的。她女兒每天給我上意大利語課，那時我覺得她相當成熟，但估計她不會超過二十六歲。她曾有過不幸，她那個當軍官的未婚夫在阿比西尼亞被殺，此後便發誓終身不嫁。不難理解，在她母親去世後（那位體態豐滿、頭發灰白、生性快活的老太太不到仁慈的上帝召喚的那一天是不會死的），厄西莉亞就要進入修道會，但她對此欣然以待。她很喜歡大聲說笑，午飯和晚飯的時候我們快活極了。不過她上課很嚴肅，每當我犯傻或者用心不專，她就拿一把黑色的尺子敲我的指關節。要不是聯想到在書裏讀過的那些舊式的教書先生，從而一笑了之的話，這樣把我當孩子對待是會讓我生氣的。
我過著勞作不停的日子。每天先是翻譯幾頁易卜生的某一出戲，以便掌握對話寫作的嫻熟技巧。隨後，我捧著羅斯金的書，外出探尋佛羅倫薩的各處名勝。我按照指南欣賞喬托鍾塔和吉柏提設計的銅門。在烏菲齊美術館，我對波提切利的畫作抱以理所當然的熱情，帶著年輕人的極端心態對大師反對的藝術家嗤之以鼻。午飯過後要上意大利語課，然後再度外出參觀各處的教堂，沿著亞諾河信步遊**，想入非非。吃罷晚飯又去外麵尋找奇遇，可我偏偏天真單純，或者至少是膽怯害羞，反正每次回家都跟出去時一樣貞潔無瑕。那位房東太太，雖說她給了把鑰匙，但每次隻有聽見我回來、把門閂插好，她才算長舒一口氣，因為總害怕我忘了閂門。接著，我又回到中世紀教皇派和對立的貴族黨曆史的故紙堆裏，苦澀地意識到，浪漫時代的作家肯定不會是這等表現，不過我懷疑這些人裏有誰能靠區區二十英鎊在意大利過六個禮拜，而我卻很喜歡這種穩重、勤勉的生活。
我已經讀過《地獄》部分（有譯本參考，但還是認真在詞典上查閱了生詞），開始跟厄西莉亞一道讀《淨界》。當我們讀到上麵引述的段落時，她告訴我比婀是錫耶納的一位上流女性，她丈夫懷疑她與人私通，但由於害怕她家人的報複而不敢直接殺死她，便將她帶到他在馬雷馬的城堡，確信那兒的有害蒸汽會代為實施這一詭計；但她遲遲沒能死去，他急不可耐，最後把她從窗戶扔了出去。不知道厄西莉亞從哪兒得知的這些細節，我那本但丁裏的注釋就簡略得多，但出於某種原因，這個故事激發了我的想象，多年來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翻來覆去，有時候接連兩三天都使我陷入苦思冥想。我經常獨自重複那句詩：Siena mi fè; disfecemi Maremma.（錫耶納造了我，馬雷馬毀了我。）不過，這隻是我腦子裏構思的眾多題材之一，時間一長也就淡忘了。我自然把它看成是一個現代故事，可想不出當今世界哪裏才是發生這種事情的合理背景，直到在中國完成了一次漫長的旅行，才找到故事的落腳點。
這是我唯一一部由一個故事而不是一個人物起筆的小說。很難解釋人物與情節之間的關係，你無法憑空捏造出一個人物來。在你想象他的那一刻，你必須將他置於某種環境之中，做著某件事情。這樣一來，人物以及至少他的基本行為似乎同時在想象中產生出來。但眼下的情況是要用一個個人物去適應我逐步推展出的故事框架，他們都取材於我在不同場合早已相熟的一些人。
寫這本書時我也遇到一個作者通常會遇到的麻煩。一開始我讓男女主人公姓雷恩，這是個很普通的姓氏，但沒想到香港有姓這個的人。他們提出控告，連載我小說的那家雜誌用兩百五十英鎊解決了糾紛，我也把姓氏改為費恩。接著，香港的助理輔政司覺得自己受了誹謗，威脅采取訴訟程序。我很驚訝，因為在英格蘭，我們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或者讓他成為某部小說中的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大法官也一樣，而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連眉毛都不會動一下。讓我奇怪的是，一個隻是臨時擔任如此微不足道職位的人竟會以為自己受到了影射。但為了省卻麻煩，我把香港改成一個假想的殖民地“清延”[1]。這一意外發生時書已經出版，隻得召回售出的部分。一些精明的書評人以種種借口拒不返還，目前這些書獲得了書誌學上的價值，我估計大約有六十本存世，成了收藏家們高價收購的藏品。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1]在後續所有版本中又改回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