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寫大事大情大理
近年編書之風日甚，一編者送來一套文選，皇皇三百萬言，分作家卷、學者卷、藝術家卷，共八大本。我問：“何不有政治家卷？”問罷，我不由回視書架，但見各種散文集，探頭伸脖，擠擠擦擦，立於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詠物、品酒、賞花、四季、旅遊，隻一個“情”字便又分出愛情、友情、親情、鄉情、師生情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時、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開揉碎，一個顆粒名為一集。“選家”既是一種職業，當然要盡量開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標新立異，務求不漏，這也是一種盡職。但是，既然這樣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學者、畫者都可立卷；以題材而分，飲酒賞月，卿卿我我，都可成書，而政治大家之作，驚天動地之事，評人說史之論，反倒見棄，豈不怪哉？如果把文學藝術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與政治上綱上線，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當然不對。過去也確曾這樣做過。但是如果文學遠離政治，把政治題材排除在寫作之外，敬而遠之，甚至鄙而遠之，也不對。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題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見少，必定導致文學的衰落。什麽事能激勵最大多數的人？隻有當時當地最大之事，隻有千萬人利益共存同在之事，眾目所矚，萬念歸一，其事成而社會民族喜，其事敗而社會民族悲。近百年來，諸如抗日戰爭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人幫”覆滅、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香港回歸等，都是社會大事，都是政治，無一不牽動人心、激動人心。
夫人心之動，一則因利，二則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鍾。於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國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國家利益、民族感情。隻有政治大事才能觸發一個國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見延安慶祝抗戰勝利的火炬遊行，1949年共和國成立慶典上的萬眾歡聲雷動，1976年天安門廣場上怒斥“四人幫”的黑紗白花和汪洋詩海，香港回歸全球所有華人的普天同慶，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萬民之情自然地爆發與流露。文學家、藝術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陽紙貴，萬人空巷，但即便是一萬部最激動人心的作品加起來，也不如一件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牽動人心。作家、藝術家既求作品的轟動效應，那麽最省事的辦法，就是找一個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題材，借勢發力，再賦予文學藝術的魅力，從大事中寫人、寫情、寫思想，升華到美學價值上來，是為真文學、大文學。好風憑借力，登高聲自遠，何樂而不為呢？文學和政治，誰也代替不了誰，它們有各自的規律。從思想上講，政治引導文學；從題材上講，文學包括政治。政治為文學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堅、更挺，光彩照人，卓立於文章之林；文學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麗、更可親可信。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不能絕對分開。
但是，目前政治題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較少。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對政治的偏見和疏遠。由於我們曾有過一段時間搞空頭政治，又由於這空頭政治曾妨礙了文學藝術的規律，影響了創作的繁榮。更有作家曾在政治運動中挨整，身心有創傷，於是就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政治與文學是對立的，轉而從事遠離政治的“純文學”。確實文學離開政治也能生存，因為文學有自身的規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學價值。正如綠葉沒有紅花，也照樣可以為其葉。許多沒有政治內容或政治內容很少的山水詩文、人情人性的詩文不是存在下來了嗎？有的還成為名作經典。如《洛神賦》《赤壁賦》《滕王閣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這並不能得出另一極端的結論：文學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閑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萬民關注的事為什麽不可以入文呢？無花之葉為葉，有花之葉豈不更美？作家對政治的遠離是因為政治曾有過對文學的幹擾，如果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錦上添花、珠聯璧合了嗎！我們曾經曆過**時期什麽都講階級鬥爭的“革命文藝”，弄得文學索然無味。但是，如果作品中隻是花草閑情，難見大情、大理，也同樣會平淡無味。如杜甫所言“但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事實上，每一個百姓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作家也一天沒有離開過政治。上述談到的近百年內的幾件大事，凡我們年齡所及趕上了的，哪個人沒有積極參與，沒有報以非常之關切呢？應該說，我們現在政治的民主空氣比前幾十年是大大進步了。我們應該從餘悸和偏見（主要是偏見）中走出來，重新調整一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與文學間的轉換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動人心的，開會時激動，遊行慶祝時激動，但是照搬到文學上，常常要煞風景。如魯迅所批評的口號式詩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學邏輯思維與文學形象思維間的轉換一樣，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與文學審美間的轉換，才會達到內容與藝術的統一。這確實是一道難題。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閱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學技巧。對作家來說首先是不應回避政治題材，要有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高度。這種政治題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來寫，也可由作家來寫，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學家寫，也可由作家來寫。中國文學有一個好傳統，特別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內容。中國古代的官吏先讀書後為仕，先為仕後為官。他們要先過文章寫作關。因此一旦為政，閱曆激**於胸，思想醞釀於心，便常發而為好文，是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過秦論》《嶽陽樓記》《出師表》，近代林覺民《與妻書》、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現代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別了，司徒雷登》等許多文章，還有陶鑄的《鬆樹的風格》。我們不能要求現在所有的為官為政者都能寫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們所有的官員就沒有一個人能寫出好文章。至少我們在創作導向上要提倡寫大事、大情、大理，寫一點有磅礴正氣、黨心民情、時代旋律的黃鍾大呂式的文章。要注意發現一批這樣的作者，選一些這類文章，出點選本。我們不少的業餘作者，不弄文學也罷，一弄文學，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瑣細，求惆悵，求朦朧。已故老作家馮牧先生曾批評說，便是換一塊尿布也能寫它三千字。對一般作家來說，他們深諳文學規律、文學技巧，但是時勢所限，環境責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閱曆，缺少經大事臨大難的生活，亦乏有國運係心、重責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餘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屬鳳毛麟角了。但曆史、文學史，就是這樣殘酷，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留下的隻有鳳毛麟角，餘者大都要淹到塵埃裏去。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叫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翻天覆地，為中國有史以來之未有，是新中國。鄧小平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新中國開創之初，曾有過一大批好作品問世，至今為人樂道。新時期又該再有一輪新作品問世。凡曆史變革時期，不但有大政大業，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論文藝複興，說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我們期盼著新人，期盼著好文章、大文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過去的革命鬥爭及現在改革開放的業績不但要流傳千古，她還該轉化為文學藝術，讓這體現了時代精神的藝術也流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