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當代》1991年6期；《新華文摘》1992，1期轉載；《讀者》2001年13期轉載）
多年以前
1943年農曆2月17，我生於甘肅天水。此前，我父親因肺病加重，咯血，於1942年夏天與母親一道，帶著剛4歲的姐姐，從蘭州回到了老家——天水新陽鎮王家莊養病。鄧寶珊將軍作為同鄉，朋友，對我父親向來器重，曾薦舉過，此時也隻能說，子烈，你還是好好養病去吧。那個時候肺病是沒法治的。據說父親的肺結核是從他在北京大學時的一位同窗好友那裏染上的。
父親是極熱愛故鄉的人，相信鳳凰山下的渭河灘，古老的沿河城，那裏的霧嵐，柔風，還有漿水麵，是世上最好的藥方。他相信他的病會好的。就在這一年，他一邊養病，一邊還與幾個朋友創辦了天水第一所農校——新陽農校，自任校長。第二年即1943年2月，懷著我的母親快臨產了。母親不慣鄉間的土法接生，住到六十裏外天水縣一姓邢的女友家中，在那裏的一家醫院，我出生了。
據說父親當時很興奮。那一天，父親走過一座寺院，聽到裏麵隱約響起唱經聲。就在他抬起頭的時候，一個和尚迎麵走來，向他微笑。他認識這位和尚，是當地的高僧。高僧知道是怎麽回事了，他對父親說了幾句話，微笑著走了。那僧人走後，父親決定為我取名“達僧”。我這一輩子都弄不明白，父親出於何種心情，何種感慨，甚至何種隱痛，要為我起“達僧”這樣的名字，莫非他希望我最終成為一個僧人？在鄉裏，我的家族到了我這一輩是按“學”字輩起名，男孩的名都得落到“學”字上。母親舍不得丟掉父親起過的那個“達”字，於是我的學名便叫成了雷達學，也有通達所學之意。
父親死時我3歲，對他知之甚少，盡是些碎片化的傳聞。但我居然能憶起他清臒的模樣。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生於何年，隻知他病歿於1946年。他名叫雷轟，字子烈，別名抱冰，曾畢業於北京大學下屬的農學院，學的是農業經濟。承蒙蘭州交大青年學者王強提供，在“中華民國”19年9月5日出版的《新隴》雜誌上，有父親以雷梓烈的名字發表的長論《建設新農村之我見》的複印件，使我至少領略了一下他的文風，所論農業經濟的數據表格我是一竅不通。父親雖出自西北一隅，卻是當時北大《木鐸》雜誌的主要編者，“文革”時我曾查閱過；他還是當年北大學生赴南京請願的核心人物之一。事急，藏在玄武湖畔的草叢中，險些被國民黨憲兵的刺刀刺中。我的伯父從老家帶了一小袋銀元，輾轉了半個月才尋到父親。據說父親因為於右任的關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短暫工作過，後仍憑借陝甘同鄉關係，回甘肅後被委任為甘肅省審計室負責人，相當於現在的統計局。92歲的鄉人王純業在其《頑石齋文存》中記述道，在老家，我父親曾成功地製止過一場因灌溉引發的宗族間的大規模械鬥；說他為人剛烈，敢對鄉霸下逐客令；說他接到任某縣縣長的調令，自嘲說現在貪賄橫行，阿諛成風，我這壞脾氣哪裏能幹得了，遂力辭之。最後，他還是到蘭州農校任教導主任。幹教育好像才是他的正業。他的脾氣不好似乎是比較出名的。他一直幻想並努力改造中國鄉土社會，新陽農校僅是他這種努力的一個開端。霍鬆林先生是我的同鄉長輩，79年文代會我作為工作人員，到車站接到了他，在車上，我自報了我父親的名字，霍先生以極驚訝的目光看著我說，你父親可是我們大家尊敬的兄長，可惜天不假年，早早地離開了人世。在此，我一點也不想美化父親，也不知他屬於何黨何派，該作何評價，隻想客觀地看他。在我心中，他大概是舊中國一個傳統的、倔強的卻又是不幸的知識分子吧。
父親雷子烈和母親張瑞英與當時蘭州的許多民主進步人士都有交往，他們在蘭州舉行了婚禮。著名愛國將軍鄧寶珊是證婚人。父母結婚時，做了一批天水雕漆家具，上麵均刻著證婚人鄧寶珊的名字及其他人的，我經常以辨認上麵的名字為樂。我其實是父母的第四個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第一個是男孩，去世早；第二個名叫麗珠，後改名雷映霞，就是我現在的姐姐；第三個也是女孩，也夭折了。事實上，父親在與母親結合之前，他在新陽鎮老家有一位奉父母之命而娶的舊式妻子，也有孩子。那時，中國還是一夫多妻製社會，類似於雷子烈這樣的人士大概都經曆過相同的婚姻。
1944年夏天，父親的病越來越重。於是父母帶著我和姐姐從天水回到了蘭州加緊治病。父親的臉上總泛著深深的桃紅色，徹夜咳嗽不止。母親一邊在學校任教，一邊照顧丈夫和一對小兒女。王純業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大約在1946年，鄧寶珊雖人在榆林，卻委托“晉陝綏區總司令部蘭州留守處”王新令、嶽躋山等人，代表他來看望我父親。當天父親臥床，床頭擺著好多書，他們轉達鄧的問候，並勸父親不要再用功了，養病為上。對鄧的知遇之情，父親含淚無語。這年秋，自覺不久於人世的父親留言，希望他的靈柩一定要從蘭州移回故土埋葬。他還希望我和姐姐都能上大學，希望我姐姐長大後嫁給天水人，我長大後娶天水女子為妻。可惜，以後的生活命運誰也無法左右，在我和姐姐的婚姻裏，都沒有天水人成為對象。
我的童年記憶是從失去父親開始的。那是一個傍晚，我玩夠了回來，見很多人擁擠在蘭州農校第三院我家那間屋子的裏外，我從人堆裏鑽出來，看見母親哭著在**翻滾，旁邊的人不停地勸慰著，但沒用，周圍的人全都木然的觀看著，歎息著。這情景讓3歲的我極為恐懼，幾十年後在夢境中還頻頻閃現，成為我童年第一個清晰而痛苦的記憶。
母親是位優秀的意誌頑強的女人，多才多藝，忠貞善良。父親的去世對她的打擊太大了。在舊社會，失去父親的孩子常被視為“孤兒”，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那個父權和男權社會，喪偶的年輕的知識女性，麵對宗法，輿論，習慣勢力的包圍，無所憑依，要帶著兒女活下去，何其艱難！何況是極封閉的西部。母親雖遭遇坎坷，卻一直對人心存仁愛。當時的蘭州不到二十萬人，母親自己過著拮據的日子，但路遇乞丐必會施舍。母親好學，精通音樂，她在抗戰時期曾與父親一起去過重慶，在華西大學音樂組進修過一段時間，後一直做音樂教員。
有個情景一直映現在我眼前，我好像看得見我自己，看見不會走的我隻會爬，爬到蘭州農校教室外麵的台階上，母親正在裏麵上課，我用身子吃力地撞開了教室的門，學生們全都驚訝地看著我笑，驚訝我怎麽能從家屬院爬過操場，來到教室。母親索性把我抱到講台上，讓我坐著不許動。我說出我腦海裏的這個場景，母親居然說，是的，就是這樣的。那時，每天吃完晚飯母親就要彈風琴。她彈得極為熟練，有點像現在的鋼琴家們自我陶醉的樣子。她也喜歡京劇。她聽廣播裏京劇的曲牌會忽然落淚，低泣，我和姐姐不能理解，嚇得不輕。母親還寫得一手好毛筆字，能背誦許多古詩詞，可以說，這樣一位女性達到了新舊更替時代文化上對女性塑造的理想。記得有一天母親很高興，拉著我去蘭州五泉山東龍口，看“管夫人”喻宜萱的音樂會，那應該是解放前夕。鋼琴就架在山腰的一處台子上，山溪就從旁邊流過，管夫人身著旗袍，唱的是“跑馬溜溜的山上”，還有“小黃鸝鳥”。那可真是高山流水，響遏行雲哪。母親對管夫人的聲樂評價很高，嘖嘖稱讚。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麽要叫她“管夫人”呢。
然而，命運之神對母親並不寵眷，她一生守寡，其艱難辛酸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全家靠母親一人菲薄薪水維持生活，日子艱窘。小時候的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姐姐的舊衣服改造的，母親為了讓我多穿些時間，總把衣服改得很長，有一種要永遠穿下去的感覺。所以我平生很煩長衣服。我沒有鞋穿，就穿雨鞋。那時蘭州雨水多，有時還下暴雨，我的淺腰雨鞋下雨時穿，天晴時也穿，到了秋天還穿，悶得腳上長出了灰指甲，終生去不掉。副校長晁美麗，一個駝背的很嚴苛的老婦人，常嘲笑我老是穿雨鞋。母親給正在長身體的我和姐姐也會改善一次生活，無非是吃炸得焦焦的無鱗的青海湟魚，不讓多吃，隻讓我們一點一點品嚐出味來。還有蘭州冬夜的熱冬果，那悠長的吆喝聲至今響在耳畔。這隻有隔很長時間才能吃到一次。
每當母親一手拉著我，一手拉著姐姐走向蘭州農校後麵的曠野地裏，麵對黃昏時蒼茫的皋蘭山時，我就害怕極了，我預感到母親又要哭了。果然不一會兒母親大放悲聲。對她，也許是生活重壓下的一種宣泄吧。那是我童年最恐懼的時刻，父親離開的那個傍晚的恐懼也在這時一並襲來，我不由渾身顫抖。母親的巨大痛苦不是那個年齡的我所能理解的。
蘭州農校後麵的田野，叫紅山根，一向是槍決犯人的地方，每當警車快開過來時，我和小夥伴便在春天剛耕過的鬆軟的土地上奔跑，雙腿卻像陷在泥濘裏拔不出來，待追上去時，執行者的槍管已冒著藍煙，被打死的犯人，栽在坑邊，血往坑裏汩汩湧流著。解放前後，我目睹過很多這樣的血腥場麵。
在我童年的夢中，或在朦朧的玄想中，還常會出現一個場麵：我陷身在滿目荒涼的千山萬壑中，夕陽西下，風過處，滿山的草木悲鳴，我緊貼岩壁，腳下是僅容一隻腳踏的窩窩印，稍一不慎，將會掉入萬丈深澗。
其實，這不是幻象，是真實的回憶。父親死後，母親雇了一部道基卡車，在老家來的幾個壯漢幫助下，把靈柩裝上車，運往天水。母親，姐姐，還有小小的我，都迎風站在卡車上。一路過定西，過華家嶺，過通渭，直到秦安，走了三天。秦安南麵有座無名高山，翻過去，可垂直下到我家鄉新陽鎮，陡峭至極，常有人懸崖喪命。我依稀看見，抬著棺材的人們手扶岩壁，一步一挪，母親緊緊拉著我，屏聲斂息。3歲多一點兒的我，居然把這一幕永久刻在腦海裏了。是的，母親做到了答應父親的“移靈”，這所做並非多麽意義重大的事，隻是為了死者的遺願，可我總覺得這不僅僅為了愛，而是一種承諾和擔當。當年，我的還不到39歲的年輕的母親啊，你這城裏嬌貴的女性，卻在這亙古荒涼的深山裏，不畏艱辛，不懼生死，不畏風霜，是什麽在支撐著你啊！每想及此，不由我淚崩。
1948年秋，5歲半的我被母親送入蘭州師範附屬小學，開始了我的啟蒙之路。這個年齡上小學，不論在今天還是在當時都是很少見的，可見母親對我所抱的厚望。由於在班上我一直是年齡最小的，加之生活在一個不完整的家庭中，不時會受到教工子弟中強橫者的傷害。這一時期，我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孤獨中度過的。那時蘭州的冬天冷極了，黃河上結了很厚的冰，風像刀子一樣。我每年都凍了手腳，鞋底凍得不能彎曲。手上、耳朵上滿是凍瘡。母親就給我抹上油在火上烤，那種既很難捱又很舒坦的感覺深印在記憶中。我的腳後跟凍得裂開了條條大口子，晚上燒熱水給我燙腳，我疼得大叫，滿眼含淚。
進入小學第二年的初秋，八月，我親眼目睹了解放戰爭中極著名的蘭州戰役。40餘年後，我在散文《皋蘭夜語》中，感受複雜地回憶了當時情形：“驀然間，1949年8月的皋蘭山重現在眼前，我又看見馬步芳的騎兵沿山上臨時公路晝夜轉移。從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見山腰間黃塵滾滾，萬馬攢動，每隔五分鍾光景，必有一匹馬同騎兵一起被擠翻下來，那隻能是當場摔死。那時，不及6歲的我，就專門坐在操場上仰望，癡癡地清點著摔死者的人數。”我的此種親眼看生死無常的經曆，可能極少有人體驗；有過這樣的經曆的人，在其成年後，對生命意義和命運的理解肯定與他人有所不同吧。
兒時的獨特經曆使我較同齡人更加敏感，更加反叛。在我上小學四年級時，附小來了一位飛揚跋扈，誌得意滿的年輕校長W，他常粗暴地訓斥甚至毆打學生，而孩子們都不敢反抗。有一天，他又訓斥我最要好的夥伴，我站在旁邊忍不住用叛逆的、仇恨的眼光看定了他，四目對射良久。他走過我身邊時硬是盤問到了我的名字。我已有不祥預感。過了幾天，突然召開全校師生大會，而這大會的主題，竟然是鬥爭我！我時年不到10歲，不到10歲的孩子隻能選擇拔腿而逃。校方早算計到了，布置幾個強壯學生手挽手堵在校門口。可我靈活，一彎腰就躥了出去，一口氣跑回了家。鬥爭會沒有開成，校長惱怒之極。此後學校不讓我上學，罪名是“用仇恨的眼光看我們尊敬的校長”。母親不得不去學校，哭著給這個校長賠情道歉，一周以後，我才得以繼續上學。剛回到座位上，校長的狗腿子，麻臉教師V就來了，他用手掌狂擂著我的課桌，桌子上的鉛筆盒都蹦了起來，他用最惡毒的蘭州土話反複侮辱我。我的境遇可想而知。這件事情發生後，一些老師迅速與我劃清界限，一個個冷眼相向。幸而班主任周治歧老師，接納了我，安慰我。不承想，暑假過後，那個專橫的校長W，卻因“生活作風”問題暴露，被當場捉奸，且坐了牢。現在看來這樣處理也很過分。但我的處境倒隨之好轉了。
母親因對父親的愛，對擺脫艱難生活的渴求，把過高的期望寄予了我，對我的學業很重視，也很嚴厲。我考得不好，或者有頑皮搗蛋舉動，她會嚴厲批評，甚至體罰，然後，她自己會傷心痛哭。這樣母子對峙的場麵我經曆了許多。
我清楚地記得，有人不止一次地來，勸母親改嫁，但都被母親斷然拒絕了。母親說：“我在子烈死前答應他，供兩個孩子直到大學畢業。”母親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這在現在可能會簡單地看作愚昧和封建。但我想，一個單身母親，一個年輕女性，在複雜的環境中生存，為了維護自己的純潔，為了怙恃年幼的孩子不受委屈，為了清白而自尊地活著，她寧願選擇獨身。這無可厚非。然而，這其實是需要何等樣堅強的決心，何等刻骨的愛和何等超人的自製能力啊。
母親的話題是說不完的，這裏我不過是拉開了回憶母親的序幕。因為篇幅關係，我隻能用一封突來的書信，收束這篇文章。
某日，我接到天水文史專家王耀先生來信，言他正在編撰《隴上巾幗擷英》一書，想請我寫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他說，“你的母親是一位刺繡高手，某某家中就曾有老人家的刺繡作品懸掛，希望你的文章能以尊母大人的刺繡為主題來寫”。我與王先生素不相識，他忽出此言，使我心頭一顫，我吃驚於他何以對母親了解得如此清楚。他說得對，母親青年時代確實以刺繡之精美聞名於隴上，舊社會蘭州的《民國日報》還專門發過消息，稱為“一絕”。這舊剪報“文革”前我還見過，貼在一個大本子裏。從我懂事起，我家的牆上就掛著一個鏡框，內嵌一幅刺繡，在一個“心”字形的圖案中央，單繡了一個大大的“愛”字，曾掛了很多年。它應是母親刺繡的代表作了吧。至於它何時消失了，或落入何人之手，就記不清了。“文革”前夕我分配到北京工作，隻留母親在蘭州，“文革”一來她受盡了磨難，那幅刺繡就此失落在“文革”風暴中了。我還聽說，母親的另一幅刺繡，被老家——天水新陽鎮王家莊的某人拿去了，家裏人去討要，人家不給，還要錢，鬧得很不愉快。這是“文革”後期的事。
這些沉重的往事我實在不願回想。不過，王耀先生的來信使我動心了，我要在此披露一個連我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史實，那就是：我的母親張玉書，居然是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
我隻知道，母親做了一輩子教員，小學教員，中學教員，以敬業而著稱，把一生獻給了教育事業；我隻知道，我3歲父親去世，母親一直守寡，忍辱負重地把我和姐姐拉養成人，把一生獻給了我們，別的，就不知道什麽了。也曾偶聽人說，母親年輕時受過刺激，心術不正的人欺負孤兒寡母，還暗示壞孩子叫難聽的外號，曾使我心如刀絞，欲跟他們拚命。母親究竟受過何種刺激，在我心中是一個疑問。
母親去世後，寶雞的陝西第二商貿學校沈克慈先生轉來了沈滋蘭先生寫我母親的一篇文章的底稿，叫《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張瑞瑛》。此文寫於1992年元月，距我母親去世僅二個月。我這才得知母親一生中的一個重要經曆，同時也是甘肅曆史上值得記一筆的往事。據這份底稿末尾說明，沈滋蘭同期還寫有《甘肅省第一個婦女組織——婦女部》《甘肅省第一個婦女問題期刊——〈婦女之聲〉》《甘肅省第一個女郵務練習生——張菊英》等文章，此文是其中之一。它們是否發表過，發表在哪裏，我不知道。作者沈滋蘭，女，甘肅著名婦女活動家，與我母親是結拜姊妹，我叫她沈姨娘。她解放前曾任國大代表，解放後曆任蘭州女中，蘭州七中校長，並多次當選全國婦聯委員。
下麵全文轉抄沈滋蘭先生的回憶文章《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張瑞瑛》：
張瑞瑛（字玉叔，玉書），甘肅蘭州市人，幼年喪父，家道由富裕迅速沒落，她的寡母在困境中撫養四個兒女，致使她形成多愁善感的性格。她在甘肅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附設初級中學班和師範科畢業，1928年留任附小教員。她擅長音樂，會彈風琴，吹洞簫，練得一筆出色的墨筆字。
1931年她被甘肅省高等法院錄為書記官，在此之前甘肅沒有任何女性從事司法工作。身為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的張瑞瑛，得意，興奮，穿著國民黨軍服，背紮軍官皮帶，頭戴軍帽，頗顯神氣。對分配給她的工作鑽研學習，也能應付裕如。對這一新鮮事物，周圍的人們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正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十口所言。她是二十一、二歲的未婚女青年，完全沒有應付複雜多樣的社會的經驗和能力，不友好，不正常的氣氛越來越嚴重地彌漫到她的身邊，她感到孤獨，壓抑，手足無措，感到悲憤，終於在極不愉快的情況下，離開了工作了約一年時間的甘肅高等法院。
張瑞瑛離開法院，重新回到小學教師的隊伍裏，投入地駕輕就熟地做教學工作，安居樂業。後來轉到中等學校裏教音樂課和其他工作。解放後，張瑞瑛在蘭州十四中學曾榮獲優秀教師的稱號，曾長期任該校教育工會主席。1974年自十四中退休。退休後的張瑞瑛身體健康，情緒高漲，頻頻往來居住於兒子雷達學（筆者的原名）工作的北京和女兒雷映霞工作的陝西武功西北農業大學之間，愉快地享受晚年美好充實的生活。1988年她身體漸衰，病漸多。1991年12月16日病歿於女兒家，終年84歲。
沈滋蘭 1992年元月
在文中，沈滋蘭先生始終稱我母親的原名，並對母親的情況通過我姐姐知之甚詳，可見她們結拜姐妹（母親大，沈小）的感情之深篤。在談到母親受刺激一節，點到為止，並不深談。這篇文章底稿，姐姐交我後，我一直妥善保存著，卻也不想發表。也許是中國人求平安，為賢者隱的心態吧。現在，王耀先生既然如此熱心，我就將沈先生原稿和有關情況抄出，或許可以補上甘肅婦運曆史上的一個小小缺環。
我一直非常奇怪，為什麽經曆了這麽多年的風雨，母親卻隻字未提這一段經曆？組織上當然是知道的，可她何以堅決不說。是她有意掩蓋，還是不願自己的兒女知道這些。可這又有什麽呢？在今天看來，都是些很自然的事。當然，在那些年代，這可能被誇張為嚴重的罪狀，能招來大禍。雖然後來進入新時期了，寬鬆自由多了，但我推想，母親仍然認為，她的兒女們知道得越少越安全。母親的心啊！
（原載《作家》2014年第2期，散文選刊2014，6期轉載）黃河遠上
一
我6歲那年，1949年8月，親曆了解放戰爭中西北戰場最著名的惡戰與決戰——蘭州戰役，其時我隻是一個孩童，卻始終沒有遠離火光硝煙的現場，親見了屍橫街頭，血流如注，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與我經曆相似者恐怕罕有。
有人或會問，你當時那麽小，很多事何以能記得那麽清？我要說，千萬不要低估一個孩子的記憶力，所有當時情景全是我的清晰記憶，毫不摻假。現在的敘述當然是糅合了後來的一些傳聞和材料，但仍以自我的親曆、體驗為根本依據。有一種說法，說人到老年，越是以前的事會記得越清，而眼前的事總是糊塗，看來確有道理。
戰前馬步芳說，蘭州是攻不破的鐵城，不算太誇口。蘭州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有“西北鎖鑰”之稱，它是一溜四麵環山的長條形河穀盆地，惟有一條黃河穿過，惟有一座鐵橋可通南北。當時馬家軍已在環山築好堅固的防禦工事；而馬家軍作為一支有宗教精神支撐、有家族血緣紐帶聯結的豪強武裝，有“隨軍阿訇”相跟，作戰凶頑悍勇，當年就圍殲過水土不服的西路軍。這支隊伍人稱“青馬”，以示與偏軟的“寧馬”有別。所以，馬步芳的驕狂其來有自。然而，他還是低估了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戰鬥力。
那時我家住蘭州東郊紅山根的農校，就在皋蘭山腳下。戰前已是每天聽著先如一根鐵絲兒顫悠，緊接著是一記晴天霹靂般的爆炸，窗戶紙被不斷地震破。有一天，國民黨飛機在農校上空炫耀，我正在操場上玩，飛機忽然噠噠噠地向地麵掃射了幾下，大人急向我呼喊，我向教室狂奔逃避。現在回想，那是無聊的飛行員戲弄一個孩子，真可惡。起先農校是國民黨傷兵的臨時救護站，每天運來一車車在外圍戰中負傷的殘兵，多係胡宗南的“國軍”。我在路邊，望著 “垛”滿人肉的卡車，一路滴血而來，纏滿繃帶的血頭顱和斷了手腳的白骨一齊撐在車外，血紅嘶拉地嚇人。接下來的幾天，馬步芳最精銳的騎兵，號稱韓起功的“騎兵軍”，日夜不息地繞皋蘭山轉移，不時看見馬匹及騎兵從高山上滾落下來。再接著，皋蘭山與附近的狗娃山、竇家山、營盤嶺、沈家嶺一帶就響起了越來越密集的大炮、迫擊炮、機槍、步槍、衝鋒槍混合的聲音，到八月下旬，戰役推向了**。
後來才知，蘭州戰役是由彭德懷親自指揮的。戰前毛澤東來電告誡彭德懷：“打馬是一個嚴重的戰役，要準備付出較大的代價，千萬不可麻痹大意”。8.23到8.25的三天血戰，解放軍與馬家軍在沈家嶺、狗娃山相持不下，形成拉鋸，雙方死傷慘重，基本是一比一，各自死傷者多達四、五千人。彭德懷在給毛澤東電文中說，“我傷亡相等，敵人很頑強”。為征服對方，占領製高點，解放軍中出現了多位“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按其事跡，真相近於董存瑞。曹德榮手托炸藥包，炸開鋼筋水泥的地堡，殺開了一條通道，壯烈犧牲。一位佚名英雄，已受傷，就渾身綁滿手榴彈索性滾入敵陣，炸起了一大片肉醬。戰至最後，雙方隻能以白刃格鬥方式解決戰鬥了。解放軍中有位勇者，平時苦練武功，此時一人用長矛刺死了八九個揮舞馬刀的敵人，成為佳談。沈家嶺被解放軍一拿下，馬步芳就知道大勢已去，坐飛機由西寧轉逃重慶；解放軍奪取山間高地，一開始圍攻城區，馬家軍兵敗如山倒，馬繼援也經由西寧逃之夭夭。我的一個朋友20世紀80年代在台灣一個場合偶遇馬繼援，席間，馬說，“我們實在是打不過，我們機槍的槍口都打紅了，解放軍還是一層一層地往上衝”。
那時大人小孩都徹夜睡不成覺。8.25半夜，蘭州北邊天空忽然燒紅了，有人大吼，鐵橋著火了！鐵橋著火了！我趕緊跟著大人登梯子上房——我是被抱上房頂的，隻見鐵橋方向燃起熊熊大火，雜以繁稠的槍炮聲。後來聽說，成千上萬的馬家軍欲過橋撤往青海老巢，不料一輛過橋的彈藥車被槍炮擊中，發生大爆炸。另一說是，因為汽車碾壓到一顆手榴彈，引起連鎖爆炸，引燃了鐵橋上的木板；木板燒盡，橋變成了空鐵架子，潰軍前湧後推不息，紛紛落入黃河。這幫不會遊泳的“旱鴨子”，隻能淹死。據統計，“淹斃者逾千人”。
這裏有必要說說蘭州老鐵橋。它叫中山橋，位在白塔山下，金城關前，號稱“天下黃河第一橋”。現在看來它有可能是世界橋梁史上的一個奇跡。1907年由德國泰來公司包建，材料全從德國運來，甚至一個小螺釘。總耗資約30萬兩白銀，於1909年建成。德商承諾“保固80年”。這座橋，承受過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遇上過黃河“起蛟”的蓋頂洪峰，在蘭州戰役中又飽嚐槍林彈雨，火燒炮轟，居然無恙。現已一百多年了，雖有過幾次加固維修，仍屹立於洪波之上，雄姿不減當年，怎不令人生出讚歎，成為一景。
是夜，解放軍雖已取得皋蘭山南麓攻堅戰的勝利，但下山攻城，卻遇阻。攻東崗鎮，攻南城關，皆攻不動，於是轉到西關。傳說是，解放軍拉了一車西瓜，扮成馬家軍模樣，讓會河州土話的戰士喊話說，弟兄們，辛苦了，阿們給你們送西瓜哈來了。時值八月酷暑，馬軍渴極，相信了，打開城門，解放軍遂蜂擁而入，展開了激烈巷戰，直至徹底勝利。
8月26日清晨，天亮了，紅旗插上皋蘭山主峰，從山頂到城裏，到處是“繳槍不殺”的喊聲，口音多是外地的，有點侉。我膽子不小，偷偷跟著大人們溜進城裏看熱鬧。沿途可見，溝壑裏倒著死馬和馬軍士兵屍體，血水沿著溝渠潛流著。沒有槍栓的各式槍支、未爆炸的手榴彈、各式刺刀、各式炮彈，以及子彈袋、軍用水壺，滿街都是，那天要撿多少有多少。在水北門的城邊，我看見一個年輕的馬家軍傷兵麵色蒼白，渾身篩糠似的顫抖，現出極痛苦的樣子，他數次抬頭欲起複又趴下。其時，解放軍雖控製了全城，但一切來不及清理。這就是我親眼看見的蘭州之戰。
二
那年我已經上小學一年級了。記憶中天總是黑的，人總是冷得打顫，我跟著姐姐出了農校校門，過一片小樹林，走進路邊王保長家孤零零的小鋪。王保長是烙鍋盔的，麻臉，無任何表情。我和姐姐各拿一牙鍋盔，夾些辣子醬，站著趁熱吃了。母親給王保長說好了的，一學期一算賬。這就是我們的早點。那時根本沒什麽牛肉麵，或者有，也不是我能吃得上的。多年後我用階級鬥爭頭腦在想，王保長作為保甲長，是要管人的，是要搞破壞的，可周圍荒涼無人，有時還有狼，他是怎麽管的呢。王保長及其鍋盔鋪什麽時候消失的，我都想不起來了。
從蘭州農校到蘭師附小，需要經過祁家煙坊，左公東路（解放後改為民主東路），再貼著邱家大院牆根，穿過天主堂什子，過養園巷，到小梢門，就到了。蘭師附小是蘭州最好的小學。
就在1949年暮春，解放前夕，發生了“血洗邱宅”的滅門大血案；不但轟動了蘭州，轟動了大西北，甚至轟動了全國。邱宅就在我們上學的必經之路上。看上去並不豪華，是一般的四合院，院牆還是幹打壘式的土牆，不過常有汽車出入。後來才知，裏麵住著新疆盛世才的老丈人邱宗浚一家。那時盛世才殺夠了人，跑到南京當什麽部長去了，後跑到台灣。同樣雙手沾滿了鮮血的邱老爺子，卻選擇到蘭州隱居，當起了寓公。邱宗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其權勢僅次於“新疆王”盛世才，可謂血債累累。
懷揣血海深仇的人們並沒有忘記他。殺人者是從新疆過來的，潛伏多時了，都是盛世才和邱宗浚的刻骨仇人。有的是被他拋棄並殘害的東北軍人舊部，有的全家遇害，也有資料顯示，有為成千被殺害的共產黨人複仇的動機。於是在這個春天的夜晚，殺手潛伏，裏應外合。邱家人當晚有去聽戲的，吃酒席的，一個個歸來的遲，正好來一個殺一個，全用冷兵器處置之。邱老爺子被一刀封喉，他自知罪孽深重，無言地倒下；他在西北長官公署當大官的兒子來不及掏手槍即被捅翻，他求饒說，我知道弟兄們缺錢，我這裏有，多多的拿上，花去，花去；我還有200根金條，明天一早我到銀行親自取回奉上。殺手們卻鐵青著臉，咬著牙根說，不要錢，要命！兒媳費某萍回來的晚，撩起旗袍，亮出雪白的大腿，一下洋車即被刺翻，她哭喊著，尖叫著，都是盛和邱做下的孽，為什麽叫我一個女人頂罪，我冤哪，冤死了。她的聲音大極了，要驚動四鄰，殺手們急忙將她勒死。她是唯一勒頸而亡的。殺手們一氣殺了十一個人，大有武鬆血濺鴛鴦樓的架勢。隻有邱氏小孫女因扁桃腺炎住院，成了唯一的活命者。殺人者在內壁留了“十年冤仇，一夜報之”八字，金銀珠寶被席卷一空，然後潑上汽油放了一把熊熊大火。此案南京方麵密令“限時偵破”，卻多日未果，後來還是一個涉案的小角色到市集上銷贓，露了餡，致使主犯落網被處死；但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推進，大多數從犯皆不了了之。
出事那天早晨，我們雖是小孩，也被憲兵堵住，一個個搜身；放學回來，又搜了一遍身。我們什麽也不知道，嚇傻了。從此，一臨近邱家，我們就飛奔起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直跑到天主堂門口才停下來。
天主堂也許值得一提。它是一座高大莊嚴的建築，對上學路過的我們來說，頗神秘。我有幸隨信教的舅母進去過一回。院子裏，有各色花木盛開，端莊嫻雅的外國修女在走動，大廳裏，管風琴悠揚，鷹鉤鼻子深眼窩的外國牧師在講壇布道，氣氛肅穆，我大氣都不敢出。這裏好像黃塵滾滾的蘭州的一個世外仙境。可是不久，鎮反運動中天主堂的內幕被揭開，還辦了個展覽，我得以第二次進去。據揭露，教堂裏有潛伏特務，教士用發報機指揮飛機轟炸，指揮暗殺，破壞抗美援朝，還活埋嬰兒，且不守清規，奸汙婦女。不過，展覽會後，牧師修女們大多還是住在裏麵，沒有全抓起來，隻是大門關得更嚴了。
三
再往前一直走，就走到我們蘭師附小的大操場了。我至今能聽到當年“踢毛旦”的喧囂聲。西部孩子有他們自己的玩法。“毛旦”是用布頭縫製的圓球，比網球略大，北宋高俅踢“鴛鴦拐”的那種球，稱蹴鞠，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幾十人滿場子追毛旦，揚起陣陣塵埃。後來又改成了手拋毛旦，空中接力，幾十人又爭搶得人仰馬翻，場麵與今天的橄欖球無異。
我小時的好友、同班同學王世強回憶說，一年級時成立小足球隊（實為毛旦隊），讓大家給球隊起名兒，我居然提出叫“民主”，老師也同意了。他感慨道，當時還是國民黨時期，你就知道了“民主”，可見在最封閉的西部，進步的聲音也在走進幼小的心靈。
當然，要論場麵的激烈、火爆，還得說“碰鬥雞”，也叫“疊羅漢”。那是冬季的另一民間玩法。方法是，把一條腿盤起來，手扳住膝蓋作為武器，另一條腿則“金雞獨立”，跳躍旋轉自如；人們抱定各自的膝蓋，或下壓，或對衝，或由下往上猛頂對方。隻見大雪飄飄中，上百個男孩旋轉衝撞，見誰頂誰，混鬥成一團，個個汗流浹背，不時有人被頂翻或壓垮，狼狽退下。屋簷下則嬉笑著一排助戰的女生。我的膝蓋多次被人頂破流血，濡濕了棉褲，我仍樂此不疲，不下火線。我的膝頭上至今留有當年疤痕。
我也曾在這個操場上與人“血戰”過。六年級時，我的同桌S，高個子，年齡比我大，白淨長臉，在班上有勢力，他多次和他的追隨者欺負我。一天，他又為桌麵上的地盤肘擊我，我們從折斷對方的鉛筆頭發展到咬牙切齒地擰幹了對方墨盒裏棉墊裏的墨汁；他揪住我的脖領欲打，因老師進來了作罷。他挑釁地約我放學後在操場上見，說有種你就來，不然就怎麽怎麽，話難聽之極，決無退路。我冷笑，點頭。當晚在空操場上我們打得天昏地暗，沒有觀眾，雙方衣服都撕破了，臉上都掛了彩，他眼窩開了花，我鼻子大流血——多年後診斷鼻梁骨骨折過，為此我鼻竇炎了一生。我耗盡了所有力氣，他略勝一籌。他走了，不再趾高氣揚，我垂頭坐在台階上。月亮上來了，有一人氣咻咻找來，是姐姐。她帶著哭腔說，有一天你叫人打死了我們都不知道。我至今記著姐姐眼角的淚。
但也有些事很好笑，終生難忘。操場東麵有個小門，出去就是蘭師禮堂。有次大型集會，我竟自告奮勇登上主席台，唱了一支歌，叫《我們是民主青年》。這讓所有的人驚訝，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何以有此勇氣。姐姐描繪說，當時我背著快掉到屁股蛋以下的書包，忽然躥上台，麵對麥克風，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幫上，在哄笑聲中唱開了。那時我隻有8歲。我母親是音樂教員，她教會了我這支新歌。看來，我是想自我表現啊。要是後來，或現在，我是絕對不會有這種“不成熟”的表現的。
那時和稍後，我們愛唱的歌大致有“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團結就是力量”，“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戴花要戴大紅花呀”“是那山穀的風”，“王大媽要和平要呀麽要和平”，而大合唱最起勁的是《歌唱井岡山》：“羅霄山脈的中段，有一帶雄偉的高山，蒼鬆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斷”。它們與現今所說的“紅歌”還不同，似乎可以叫新民主主義文化。
更難忘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個清晨，在操場舉行了追悼大會。我雖是小孩，也知道斯大林的厲害。那時的牆報，期期都在宣傳斯大林，名字多寫成“史達林”、“史大林”。他去世了，自然是天大的事。那天追悼會全體肅立，三月的天氣冷硬，操場上寂靜如死，默哀時間拖長到五分鍾都不止。也許是堅持不住了，我突然笑了，笑不可抑，愈忍愈笑，眼淚都迸出來了。我的笑傳染了周圍的人，王世強也吃吃地笑了。一位女老師趕過來，低聲喝道，不準笑！你再笑，你再笑！我自知闖了大禍，卻怎麽也控製不住自己，不得不噙著淚花兒，死死地咬住上衣領子，涎水濕了一片，才止住了；可一鬆口，又樂不可支，繼續格格地大笑。儀式結束後，我沒防備，一個男老師從我背後猛地一腳踏下來，我一個趔趄就彈出了隊列。我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反省了半天。
應該說，學校對我的處罰並不重。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麽笑，笑什麽呢，其實，這笑什麽內容也沒有，完全是下意識的，是神經質的，或美尼爾斯症之類，或者是覺得這麽多人這麽長時間不出聲，太寂靜了，太可笑了。早有同學提醒我，說我在上學路上，經常自言自語，嘴唇動得飛快，有時還笑，看上去怪怪的。這種莫名其妙的笑，突如其來的笑，以前也有過。比如，在上學路上，經常碰見一個敲梆子賣油的老者，瘦高個兒，敞著懷，挑著擔兒，露出搓板式嶙峋的胸骨。我和王世強看著他的排骨胸就笑起來，越笑越凶，笑出了淚，笑疼了肚子。從此一見賣油老漢從街角一閃出，大笑就開始了，我們隻能以狂奔狂笑趕快逃離。我實在無法解釋自己的這些行為，我隻知道，隨著年齡的增長，成熟，我在漸漸喪失笑的能力，我能完全控製住自己了。像這種無意義的笑，永遠也不會再有了。
四
我承認我愚頑、敏感、淘氣、怪誕，但我也有小孩子的天真、透明，可愛和不時惡作劇的念頭，我是既單純又不單純，我的心頭似總有隱隱壓力，我無法做到徹底放鬆地縱聲大笑，我有一種天生的自卑感、自負感，還有一種自衛感。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是因為我過早失去了父親的保護和愛，還是母親的憂鬱傳染了我？我多麽希望我能和別的孩子一樣。
現在來看，蘭師附小還是一所很不錯的小學。我們教室外麵的山牆上，畫著兩幅很大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讓我們從小就辨識鄰國和世界，弄清五大洲四大洋，樹立愛國意識，這不是很好的啟蒙嗎。一進圓形門，就有一麵大鏡子，要我們每天對著鏡子正正衣冠。這也很好。我的語文還行。記得有篇課文，可能叫《死車的複活》吧，說的是東北機車廠裏的工人，戰時如何克服困難，把一個廢舊火車頭修複了。老師講課時，老是把“水泵（奔）”念成“水棒”，我跟著錯，至今也改不過來。蘭州土話罵不開竅、不懂事的家夥叫“冷棒”，也即愣頭青也。現在恐怕沒幾個人知道“冷棒”何所指了。
我的算術課很糟，主要是貪玩不走腦子。終於在小學考初中時受到了總清算，付出了沉重代價。母親讓我考蘭州一中，這是她的理想，也是我的夢想。蘭州曆來有兩大名校：蘭州一中和師大附中。一中在城東，黃河南岸；附中在城西，黃河北岸，兩校高考率都很高，難分伯仲；為了爭第一，雙方“較勁”了大半個世紀，聽說現在還在較勁。
考試那天下著大雨，家裏特意為我借了把雨傘，由我姐姐陪同，可見重視程度。雨傘在當時的蘭州是奢侈品，一般人都戴草帽，我家鄰居是個摩登太太，她有傘。可那天我徹底考砸了，尤其是算術。我失魂落魄地出了考場，忘記拿雨傘，等想起來去取，早被人順手牽羊了。雨啊雨，淒慘的無邊的雨！那時的蘭州是有名的“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姐姐拉著我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地掙紮著，人成了落湯雞，淚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分不清；鞋子陷在泥裏拔不出來，就用手使勁去摳。這條平時走慣了的路變得好長啊。我不但害怕必然降臨的母親的嚴厲打罵，更有一種大難臨頭的預感——這在暑期結束前終於被證實。
人們都說，童年和少年時代是人生中最輕鬆、最幸福、最美妙、最無憂無慮的階段，我的感覺卻並非如此。我的心始終憂鬱沉重。當時，除了要給鄰居家賠傘，不免沮喪，敏感的我還得等待命運的首次裁決。
五
暑期快結束時，“裁決書”下來了。是周老師在王世強家把我們召來，宣讀錄取通知的。所有同學都考上了，但能進“一中”的隻有幾個，大部分人被“撥”到附近學校。隻有我，一個人被孤零零地“撥”到了“蘭州西北中學”。
西北中學位於蘭州西郊七裏河，又稱回民中學，對我們這些生活在蘭州東部的學生來說，那近乎蘭州的西伯利亞；意味著必須住校，必須適應與回族師生打交道，必須隻能一周回一次家，有點流放的味道。我隻有11歲，並非回族，何必要把我“撥”到那裏去？難道管分配的人特意要治一治我嗎？這不可能，我沒那麽出名。平日最疼我的周老師也很意外，半天找不出好理由安慰我，反複喃喃道，那個學校還是不錯的，不錯的。同學們用愕然的、不解的、同情的眼光看著我這個即將如孤雁般西去的人。王世強回憶說，當時我傷心地哭了，他還記得我哭的樣子。
其實，西北中學名氣並不小，它是一所名牌老校，其前身是北平的“清真中學”，由白崇禧、馬福祥等熱心國民教育事業的回族人士在1928年創辦於北京牛街；抗戰爆發後，北平淪陷，學校便遷至蘭州，冠名蘭州西北中學，並從此落戶於蘭州。由於其少數民族的背景，政府從來都很重視。我在校時的校長叫馬汝鄰，是著名回族學者，曾當過《西行漫記》作者斯諾的翻譯，1957年被打為右派。西北中學名氣雖大，其尷尬之處卻在於，生源的質量不行，校風也遭質疑，高考率就更談不上。所以，凡被“西中”錄取者，臉上並無多少歡容。不過，這隻是當年情形，近30年來聽說已發生巨變，它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名校了。
1954年夏秋的蘭州七裏河著實繁忙。荒涼的路邊堆滿了築路用的沙子石塊，汽車如梭，黃塵漫天，從事石油，化工，土木，電力的建設者們來自全國各地；從小西湖到西津橋再一直到西固城，到處是操著天南地北口音的人們。那時，“蘭化”動工了，“蘭煉”也動工了，蘇聯專家們來了，七裏河黃河大橋開始籌建了，蘭新鐵路也開始鋪軌了。我發現，“移民”們多喜歡留“大背頭”式的發型，那是受領袖發型的影響。他們打籃球時，把投籃叫“秀”籃。
那時“西中”剛遷新址，學校像個大工地，隻一座教學樓和一個學生宿舍樓，還有一個飯堂，四周都是黃土高坡。初一時，班主任是位女老師R，小矮個，南方人，聲音尖高，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沒有同學不怕她的。當時她也就二十來歲吧。她有絕招。晚自習時，她藏到附近的崖頭上，下窺教室裏的動靜，她在暗處，我們在明處，若有誰以為沒人管了，在教室走道上扭秧歌，冒怪聲，扮鬼臉，她會突然衝進來，一把將其揪起來。我們都住校，晚上睡下後，聊得正起勁，她會悄悄潛入宿舍，貼著第一張床的男生並排躺下，屏息靜聽。此時大家全無覺察，口無遮攔，充分表演著，聊得多是對老師對學校的真實看法，怪話也多。她聽夠了，悄然離去。第二天，開始一個一個地慢慢收拾。她神出鬼沒，夏夜會猛然從宿舍的窗口冒出來，大吼一聲，“幾點了還不睡！”。
她終於抓出了大案子。我們這些黃河邊長大的孩子愛遊泳，學校為安全計卻又禁止遊泳。R老師知道，黃河水渾，有紅鏽，她總是準時猛不丁從校門口閃出來，撩起我們的衣襟用手一摳，隻要一現出白印子，立刻被搡到一邊去，抓個正著。有天中午我們七人去遊泳，又渴又累，有同學摘了一個老鄉果園的梨，吃得津津有味，我們看見了，忍不住每人偷摘了一個，那確實解渴。誰知有人告了密，這醞成了轟動一時的“果子事件”。我年齡最小，卻成了“主謀”。大會小會檢討，每天痛哭流涕。學校有人把事情的性質誇大到嚇人的程度，與階級鬥爭聯係，還動員果農站出來“聲討”。果農卻用蘭州土話說，娃們吃幾個果子是多大的事嘛，那就不叫個事嘛，你們想做撒哩沙，呷算嘮沙？可學校有人還是不依。檢討持續了很長時間。此事距今50多年了，我在此並無責怪R老師的意思，我喜歡R老師那股子熱情與活力，高度敬業的態度，但回想起來又覺得，那時的氛圍，一麵是社會主義建設新**，一麵卻絲毫沒有鬆動“人整人”的螺絲扣，在成人領域這種“整人”一刻未停，以至當時和以後演變出了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等等慘劇。它甚至也曾蔓延到了少年兒童的世界，人是複雜的，甚至少年人。
經此事件，我雖隻12歲，卻鬱鬱寡歡，認為此生毀了，抬不起頭來。那時最關愛我的是個高二同學，叫安映魁，回族，會武術，他對所謂果子事件不屑一顧。他給我起個綽號“一團團”，喜歡得不得了，每天我倆都得見麵，說很多話。他家在“下西園”，帶我去過多次，我見過他的長輩和姐妹，都很有氣質。他們當屬回族上層人士，家是庭院式的，種滿花果樹木，家中陳設高雅，吃的飯也幹淨考究。這是我近距離接觸到的回族文化。我們那時還開設一門課叫“回族研究”，是一位老先生在教，每周兩節。那是任何學校都沒有的。從安家到學校要經過一個叫“騷泥泉”的地方，是純回族群落，無論男女，清一色的回族服飾，有個大清真寺，還流傳著各種詭異傳說，一般漢族人是不進去的。奇怪的是，我問過現在研究蘭州文化的學者，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騷泥泉”這個地名。
在我消沉之時，我常一個人到學校四周去轉，有一天中午我翻過幾座土山，來到現在大約是蘭州西站附近的位置，向南望去，眼前猛然顯現出上千個甚至上萬個墳墓，丘墓間還建有門樓，高低錯落的墓碑，皆罩在一層霧靄中，一直鋪向天邊；四野岑寂，無一人，無一聲，時間仿佛凝固了；但墳場本身似乎又在無言的動，在發出一種聲音或信息，好不疹人！我在想，每個土饅頭下必有一人，他們是誰，是男是女，他們都有些什麽故事。大約清代以來蘭州的逝者都埋葬於此吧。12歲的我，有一種莫名的悲悼與傷感之情湧滿心懷。它是什麽，我不明白。我至今也不能忘懷當時的震驚與駭然。
六
我在西中的轉機，出現在二年級下學期，因為來了個M老師接管我們班。M老師是女的，回族，教語文，言辭犀利，解讀深入，愛憎分明，滔滔善辯，講課十分吸引人。我那時小，辨不清女人的美，但據年齡大者說，M老師身材苗條，人材出眾。M老師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本來留在國家民委工作，正是春風得意時，隻因夫妻調動有困難，不得不回到蘭州，當了西中的教員。M老師說起這一段，也有不勝惋惜之情。1957年暑假，我已離開西中，有人告訴我，M老師出事了，學校有畫M老師的漫畫。我一點也不想再返校，隻因M老師，我才去看了。漫畫叫“小妹妹唱歌郎奏琴”，畫M老師和她的丈夫一唱一和地進行反黨，畫很拙劣。我走出校門，西中就留在我的身後，我心裏的聲音是：你們何必，何必跟她過不去？從此我再也沒有去過西中。M老師被打成了右派，後來怎樣，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是M老師發現我一篇作文寫得好，極表讚賞，在課堂上給全班同學朗讀不算，還一麵讀一麵點評。我那篇作文是隨意寫的，記得裏麵有“漠不關心”，“牽腸掛肚”之類的詞兒，也許正因隨意，反而自然。這件事情極大地改變了我，我開始對語文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巧的是，我母親此時也離開執教多年的蘭州農校，調到小西湖的某中學。這裏離西中很近。這樣我就不用再住校了。母親既教書，也當圖書管理員，我一有時間就進圖書館看書。我那時囫圇吞棗地讀了《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還有《隋唐演義》《說唐》《三俠五義》之類；但讀的最多的還是世界各國的童話和民間故事，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也有俄羅斯童話。現在全忘光了。
這個時期，也是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最初體味自由的時期。我家住小西湖，房子緊貼著黃河邊，能聽到黃河的濤聲。春天“開河”時，能聽見河冰爆裂的砰砰聲。這是所新建學校，新調來的老師和家屬，互相都很生疏。我煩了悶了，就到黃河裏遊泳。假期有時一天遊好幾回。當時的黃河非常寬，水流湍急，十多歲的孩子遊泳是很危險的，每年夏天都出事，但我不怕。我天生對水有一種親近感，從沒感到危險，隻是體會遊泳的快樂，和人在水中無法言說的自由感。黃河是我最親近、最不會背棄的親人。
我家旁邊，有一條支流，遊過去，就能上到一個河心小島，島上一個人也沒有，沙灘質地細膩，小樹林幽美，小鳥兒格磔其間。我把它當成我的魯濱遜小島，流連忘返。聽說現在它叫“情侶島”，成了蘭州的旅遊熱點。國際馬拉鬆賽拍攝城景，每次都把這小島作為重點，照個沒完沒了。我的一生似乎都離不開水，40年後，原本打算去看別人冬泳的我，一頭紮進了殘冰漂流的北京什刹海之中。
我也喜歡一個人到處遊走，一邊遊走，一邊觀察天氣。蘭州的氣候是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晝夜反差大，四季非常分明。我清楚地記得，1957年的夏天，蘭州幾乎沒有出現過一個晴天；而那年夏天雨水分外多，天總是陰沉沉的。如若不信，請查看當時的氣象記錄。我住的小西湖南坡下，那裏幾乎都成了沼澤地，到處都是蛤蟆，聒噪得煩死人。有時我們一群少年拿著石頭砸蛤蟆，眼看著砸死了一大片，但第二天它們的屍體全都奇異地消失了。
14歲那年，我那顆不寧靜的心悄悄突破了理性控製而萌發出某種神秘的**。三初中又來了個老師，老師帶來了女孩H。她來自岷縣，是隨著她的繼父和母親來的。她小我兩歲，性格靦腆，說話聲音細弱，她的身姿和麵相在我看來都非常美麗。我們的家長都是教師，我家在小西湖南坡上麵，H的家在坡下的一處獨院內。那時候蘭州人生爐灶要用柴火，我家倒不用。H常常去河邊揀柴禾，我就幫她揀，兩個人都不說一句話。秋天湖上刮大風，樹上搖下來好多幹枝，我們仿佛約好了一樣，一起到湖邊拾柴，撿了的都歸她，但她還是隻笑一笑，不說一句話。有一次我去她家，她看見後趕快藏起來。
終於有一天，我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敲開她家的門，開門的正是她，便當麵交給了她，仍然雙方未說一句話。經過好多天忐忑不安的等待，她仍無任何表示。我絕望了。她卻用郵寄方式把回信寄到了西中。讓我驚奇的是，她的字寫得那麽好。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年齡，信中除了表達友誼，就是鼓勵好好學習。我珍藏她的信，一直裝在棉褲的口袋裏，晚上睡覺時都不脫棉褲。這反常的舉動引起了母親和姐姐的懷疑，她們在我熟睡後終於發現了秘密。但母親並沒有發怒，似乎連母親也是喜歡H的。
我沒想到，她成了我此後十年間的摯友，最親的人，更沒有料到的是，這個才貌超群，善良溫柔的女孩，在那個年代的狂風暴雨的摧殘下，像一顆流星過早地隕落了。
寫於2014.5
（原載《作家》2014年7月號）
費家營
一
朋友帶我遊覽位於蘭州安寧區的“黃河濕地公園”，說這是一處新建的生態景觀，很值得一看。果然，在離黃河主流不遠的河灘上，在逶迤曲折的棧橋邊，細柳生姿，蘆葦臨風，散布著一窩窩明亮的水窪，別有一番風情。以前從未聽說過有什麽“濕地”，現在忽然就有了“濕地公園”，我驚歎蘭州的變化之巨。不過，不知為什麽，總覺得這裏的一草一石似曾相識。當走到一個最大的鵝卵石水坑前，舊景重現，我像被雷電擊中一般，呆立無語。我驚恐地想，這總不會是1958年大躍進時，我們曾灑下無數汗水，幾乎累死，連走路都要睡著或栽倒的那一塊地方吧？很不幸，根據對地理方位的反複核對，正是那塊地方。至今還沒有任何人道破過它的秘密，更沒人想到過它其實是1958年“大躍進”一個遺跡的巧妙利用。於是，“劈北山，挖魚池，大煉鋼鐵”的震耳的口號聲頓時在我耳邊炸響。昨天並不古老。
1957年夏天，我14歲，初中畢業，中考再次失利，仍未考上心儀的學校，铩羽而歸。經第二次考試入蘭州工農速成中學高中部。這所學校在蘭州西郊費家營，主要培訓工農幹部，自1955年才開始招收普通高中班。我上高中的三年，正好經曆了我們國家“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幾大運動。
費家營對那時的蘭州來說，相當邊緣，再往西就是臨界的沙井驛磚瓦場了。費家營原為左宗棠的皋蘭72營之一，是駐紮大兵的地方。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來費家營工農速中報到。新生對於新的學校永遠充滿好奇，我一拿到通知書，立刻就來了，想看看命運帶我走向何方。路著實不近，那時公共汽車隻能通到十裏店，且為沙石路麵，揚塵數丈，回看久久不散。剩下還有十多裏路，全靠步行。學校在一個叫劉家堡子的地方。
盛夏的正午，沿河灘抄近道走，多是菜地，瓜地，河汊裏微波翻湧，河岸上柳絲輕搖，雲雀兒鳴囀著一低一昂，在遠方荒山的襯托下，陽光更顯明麗，周圍更顯靜謐，好似進入了世外桃源。沿途也碰見幾撥嬉笑的男女，也是去看新校的，後來證明是我的同班同學。我至今記得某女生滑下坡時格格笑著的樣子。一路走得渴極，在校門口的瓜攤上，因不零賣，我買了一個整瓜，價錢便宜到不敢相信。殺瓜時，發出“沙”的一絲長聲，接著哢嚓一聲，豁然而裂，紅瓤頓現，吃起來甜得蜇嘴，“沙”得爽口。這就是蘭州河灘著名的“旱砂”，現在已難覓到。進校門一看，更出意外，簡直相當於一個大學的規模。培訓工農幹部的地方，自然寬綽。學校招待我們吃了一頓中飯，好敞亮的食堂，飯是蛋炒飯，油大，蔥花兒噴香，再配上一碗酸辣湯，那口感至今猶在舌尖。來時的低迷似一掃而光，心想，雖然比不上成績好的同學考在市裏，但這裏設施好，飯好，操場大，生活上實惠啊。
就這樣，我踏進了工農速中高中班。班上都是市內各校的落榜生，經二次考試進來的，情緒不免低落，但大家相視一笑，又有一種潛在的惺惺相惜感。男女生年齡都偏大，大很多，我是全班年齡最小的。這些同學可能平時學習不好，多有早戀經曆，後來證明果然。沒多久，就出現了半公開的“出雙入對”場景，除了我這種少不更事的“尕娃”，還有山裏來的實在太土的“洋芋蛋”們，不少人都迅速找到了各自的“歸屬”。當然，不等畢業又“各自飛”了，中學生的戀愛像一場雷陣雨，來得快去得也疾。在50年代中期，我相信，這裏應該是蘭州甚至全國戀愛風最為盛行的唯一高中了。我一點都沒有誇張。
所有學生都住校，也不可能不住校。入校頭一天晚自習，是旁聽鬥爭右派分子的會。時在九月初，反右已近尾聲。鬥爭對象是一位“數學權威”，尖子教師，人已顯老。讓他自己承認，他為了顯示他的學問大，經常自己拔頭發，以使前額變得光亮可鑒。人們逼他現場拔一根，他就真的拔了一二根。他在台上作踐自己，盡量把自己小醜化，逗得批判者們冷笑，接著罵出更難聽的話。他的罪行似乎還有攻擊統購統銷政策之類。他表現得夠賣力，但我發現他的眼圈兒紅紅的，人也瘦得脫了形。他的自我醜化並沒起什麽作用，聽說還是作為極右分子發配走了。我上高中的頭一天即見識了如此怪誕的場麵。
這學校不時發生毛骨悚然的事。也是入學剛一周，一天下午我們正在操場上，忽然全班緊急集合。進得教室，發現有幾個穿藍製服馬褲的警察嚴肅地站在前麵，老師們也緊繃著臉來回清點人數，驗看著每一個進來的人，氣氛到了讓人窒息的程度。有人輕聲說，要抓人了。抓誰，不知道，很神秘。不可思議的是，我竟疑心我會不會就是那個要抓的人。恐懼的念頭飛過大腦，我迅速反省自己幹過什麽犯罪的事沒有。這時隻聽一聲斷喝：把某某某押上來！這一刻在場的人全都臉色煞白，而我竟有一種莫名的解脫感。快60年過去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這位同學的名字，但我不願說出來。他被當眾戴上手銬，宣布說，他長期盜竊，是一個慣犯，立即逮捕法辦。他的臉色並不蒼白，臨上吉普車前，似乎還看了我一眼。這一眼有何深意呢，我不由打了個寒戰。他是個沉默陰鷙的家夥，開學的一周，我和他還說過幾次話。我至今不明白，公安局也罷，學校也罷，要抓誰就抓吧，何必要在開學初，布置這麽一場殺一儆百的大戲呢？所有同學的心理感受都是驚恐，緊張和不安，都被嚇著了。難道這就是校方希望收到的效果嗎？後來才知，這個學校培養在職工農幹部，最講突出政治，階級鬥爭意識特別強，我們這些單純幼稚的中學生，連帶著也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校長叫趙奮生，微胖，矮個，黑黑的，很結實，麵色剛毅，據說是延安來的老革命。他每次講話，必先大喊一聲“同誌們”，但這三個字經他的陝北口音一拐彎就變成了“禿子們”。但我們並不覺好笑，反而更覺莊嚴。那時凡操陝北口音的，都給人一種資格老，天生就是革命家的感覺。早晨他有時出現在操場上，和誰都不說話，在吊環上翻兩個跟頭，動作頗為麻利。他走後，我在他握過的吊環上也比試了兩下，注視著他並不偉岸的背影消失。他在當時應該說是非常左的，所有的運動都搞得如火如荼，成為蘭州教育界的紅人，名人。但奇怪的是，我遍搜蘭州教育檔案，竟找不到一條趙奮生的條目；關於蘭州工農速中這樣規模可觀的學校，居然也沒什麽曆史資料留下，它似乎完全消失在曆史的煙海中了。但我要堅持說，這所學校在那些年頭的表現，絕對是超常的，無論在甘肅還是在全國應該都是極其典型的，它的種種激烈的運動形態，已達於極致。曆史不該遺忘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