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們春節在武威過，集訓半月，一律不得回蘭州。去武威的那天，我們坐在大卡車上，倚著行李閑聊，車未開，在等人。忽聽說，下麵有個大姑娘，低著頭，問她找誰她也不說。這引起了車上人的好奇，互相打問，她是誰，送你們誰的？無人回應。我起先沒在意，伸頭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環子，且隱約覺得她是為我而來的。我知道工作隊紀律極嚴，決不許隊員與本地女性有染。這使我心跳如鼓，盡量看別處不看她，隻當她不存在。過了一會兒，一看，她仍蹲在車邊，我有點慌了。車終於發動起來了，送別的人們在擺手，環子忽然站起來，一躍，就蹬住了汽車的大軲轆，扳住車幫，立了起來，她把兩盒新建牌的紙煙拍在了我手上，說，雷幹事，這兩盒煙你拿上路上抽，我等你回來。她一跳下，車就開了。
等我？等我什麽？莫名其妙！我有點恨她了。後來才明白，是我誤會了。她說等我，是她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說，她等我，還因為她春節就要投靠遠在酒泉金塔縣的小姨家，那裏距此遙遠，在那裏她將出嫁給一個玉門的石油工人。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卻是這樣的場合。
當時我像個被人現場抓住的小偷，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車上的人看我的眼光很複雜，有懷疑的，有詢問的，有譴責的，有詭譎地笑著的，使我有口莫辯，我不想解釋什麽，也不可能解釋什麽，隻能漲紅了臉，手捏著兩盒煙發呆。新建煙每盒一毛一，屬於劣質煙，但對一個農民而言，價格不菲了。車漸漸顛簸得厲害起來，黃塵一陣陣卷來，人們才不再看我了。所幸，事後並無組織找我談話。
六
1965年春節在武威度過，住在馬步芳軍隊駐紮過的一座三層木樓上，樓呈回字形。假日那幾天無事，有多個晚上，我反複去觀看武威歌劇團演出的歌劇《江姐》，為之深深打動，於是立誌要成為這個劇團的編劇。恰好地委書記程雪就在我們大隊蹲點，看過我編寫的村史的一部分，表示滿意，我就去找他，他答應我畢業後調我到武威歌劇團當編劇。我激動不已，天天設想著深入生活的一大套計劃，並想先寫個關於西路軍的大型歌劇，想象著演出的盛況，想象著多少人被我的作品感動得熱淚盈眶。其實，我隻看了兩本回憶錄，沒啥準備，屬於心血**。我沒有意識到，當時的中國，山雨欲來風滿樓，“搞創作”一詞已近乎癡人說夢。因蘭大畢業生是由國家統一分配，武威夠不上，我分到了北京。我在北京的工作很不如意，我一直鬧著要回甘肅武威當編劇，北京的組織不太理解我。1966年春天，文革眼看起來了，我還在申請調回去。有一天終於等到了遠在武威的程雪書記捎來的一句口信：“好好在北京工作，不要來武威！”至此，我熱念遂消。現在回想，是程書記有遠見，在保護我。我真要跑到武威，遭遇難以逆料。程書記是長輩，他在“文革”中遭遇了怎樣的命運，他是否還健在，我一概不知，問人也問不出來，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是不知道。
春節後回到大隊，聽了不少傳達文件。文件批評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批評了“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個“錯誤提法”。當時四清有小四清與大四清之別。小四清是清賬目，清工分，清倉庫，清財務；大四清則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當時小四清基本停了，不太追究了，而特別強調反修防修，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式人物。運動漸呈收場之勢，各隊要求原先的村幹部“洗熱水澡”，“輕裝下樓”（都是當時特有的政治術語），大部分官複原職。這使很多“根子”或衝在前麵的人不幹了，紛紛到工作組討說法，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麽辦。但無果。
在這裏，我必須要把我的一個極獨特的經曆說出來，那就是我在洪水村入了團，又遭遇後來的不被承認。有天，多日不見的老劉找到我說，尕雷，我發現你還不是團員，這要影響你以後的前途，我給你弄了張表，你填填，明天晚上就發展你。我半信半疑地說，我們大學裏入團可難可難了，這不可能吧。老劉說，沒問題，縣工作團是一級獨立黨委，有權發展黨團員，可以火線加入的。我說我一向自由散漫，老劉說不不不，我看你表現得還不錯。
第二天晚上，我鼓足勇氣，拿著填好的表走進土堡裏的會場。我一出現，就受到農村青年團員們的熱烈歡迎，我臉都紅了。為什麽說鼓足勇氣呢？我是工作組的，在社員眼中是領導，平時戴著麵具指手畫腳，人五人六的，可是現在，暴露了我連團員都不是，我得接受青年社員們的審核和表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但是我深受感動，他們沒有一絲輕看和嘲笑，完全把我看成他們中的一員，甚至因我的參加而驕傲。都說雷幹事好，雷幹事好，同意，同意，齊刷刷地一致舉手通過了。我有一種回到母親懷抱的感覺，我想流淚，心裏說，我有很多很多毛病，你們知道嗎，我是不是欺騙了你們？還想，環子若在場她該多高興。
但是，“入團”以後，我心裏總是不那麽踏實。果然，一回到學校，政治輔導員就找我，她吊著臉說，你在下麵入的團不算數，你還得重新討論。入黨入團是她控製的領地，我的迂回入團使她很窩火。我一想到深挖祖孫三代，抽筋剝皮式的“討論”，想到臨分配前同學間的某種微妙的貶損和嫉妒，便不寒而栗。我說我還有很大差距，就先不用討論了吧。這是她需要拿到的回答。嗤的一聲，她把我入團誌願表最後一頁，也就是蓋著縣工作團圖章的組織批準的一頁，撕去了。1985年，沒有入過團的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還有一事需要交代。撤離前，環子的母親把我叫去，從炕桌深處掏出了一個紅色的塑料筆記本，說這是環子臨走時留給我的，還說環子最相信我了，說我是好人。本子的封麵是萬裏長城，裏麵有些風景圖片，這種塑料本在當時還很稀罕。扉頁上的字認真用力，筆畫稚拙，寫的是：送給親愛的雷幹事，郝玉環敬贈，1965年2月某日。我當即表示，衷心祝福郝環子婚後生活幸福美滿，然後趕忙把本子藏進了內衣口袋。走到門外的白楊大道邊，我又一次向兩頭看了看，依然沒人，隻有呼呼的風聲。寬廣而粗獷的河西大地啊，你永遠護佑著我。
工作組撤離的時候，沒有再搞“車海戰術”。老鄉們厚道，都出來了。我的青年農民朋友李希林，李升，李清林出來了，環子的老父親郝得全沒事了，也出來了。老隊長官複原職，也出來了；他在“洗熱水澡”“下樓”的檢查中，反反複複自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擋箭牌”————他把“當權派”誤說成“擋箭牌”，不知是故意，是方言發音，還是不識字造成的。我心裏好笑，你就能把黨內的走資派都給“擋”了，你真偉大。人們搖著手告別，顯得很平靜，沒有依依惜別之感，卻有種潛在的冷清和漠然。那以後，我們回到蘭州，我們填各種政審表，我們麵臨畢業分配，我們各奔報到的城市，再後來，文革爆發了，我們信誓旦旦而又人人自危，誰還會想起民樂呢。民樂像一個夢，突然來了又突然去了，無蹤無影。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夢與現實，哪個更真實，當然是現實，可在某種情景下，真虛難辨，如花似霧，夢反而顯得更真實；當曾經發生的事裹上了一層夢幻般的霧，就更加撲朔迷離了。半個世紀前的這段經曆，在某一時刻，驀然浮出，讓我心驚，讓我沉思，讓我苦笑。我懷疑一切是否真的存在過。郝玉環送我的那個紅皮筆記本，起先我好像還見過，後來就不知去向了。它沒入曆史的深海裏了。
2016.9.15寫於北京華威北裏
（原載《作家》2016年11期）
韓金菊
一
還得從1956年的除夕夜說起。老師們的孩子都聚到大院子裏看放炮。因為是座新組建的學校，老師們來自各方，老師的孩子們也暫不相熟； 但孩子與孩子永遠是無隔閡的，很快就黏到一起，甚至不問姓名就玩上了。
暗夜裏，我突然發現一雙明亮的眸子在閃耀，光芒劃過了夜空，與我的眼光如電流一般不時地撞擊。她，靠在窗台上觀看； 我，在空場子上奔跑著不斷“摜炮”。“摜炮”是一種用紙包著的火藥炮，隻要狠狠地“摜”到地上，就能發一聲脆響，濺起火花，並不需要多大膽子。在這雙眸子的注視和鼓勵下，我摔得更加起勁，跑得更加歡實，像個大英雄似的。她就是剛來到蘭州的金菊。她和母親跟隨繼父，來到了這所學校。這學校是一座古建築群改成的，緊貼著小西湖和黃河。她家被安置在坡下河邊的一個獨院內。我家來得早，在坡上另一所小院。轉年我就14歲了，在上初中。
金菊姓韓，來自甘肅南部的岷縣。那時的人一提起岷縣覺得很遙遠，似是一片神秘之地。那裏有滾滾的洮河，高高的太子山，還有二郎山“花兒會”，盛產藥材當歸。那裏當時還保留著一些奇風異俗。我見過來自岷縣、被稱為“神婆”的中年女人，她們專門看風水，看病，預測吉凶。她們穿著像馬王堆出土的古老的黑袍子，挽著高髻，足登船形鞋，鞋尖兒翹起個彎彎鉤，高鼻深目，表情凜然，結伴從蘭州街上颯然而過，像忽然飄來的一團黑雲。所過之處會突然靜下來 ，人們目注她們走過，像看怪物。作為孩子的我，嚇得不敢出聲。
然而，來自岷縣的金菊，卻雙目清澈而流慧，說起話來柔聲細氣；她身材苗條，皮膚不算白皙，是淡黃的小麥色，卻好看，她的眉宇間含有一股英氣。她常常挎著籃子，牽著小外甥女，經過我家門前去買菜。那年她12歲。1956年的蘭州七裏河，像個大工地，寬闊的石子馬路上，日夜穿梭著大卡車，街邊大喇叭裏放著歌，有一種節日氣氛。那時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七裏河往西，正建設著石油，化工，機械，電力等一連串國家級大型工廠。那時已有了敖包相會這支歌，有一天，我望著金菊婀娜的背影，聽著廣播裏的這支歌，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感動。我還想起陝北民歌裏唱的，幹妹子好來實在是好，走起來好像水上漂，她的步態，意緒，與歌裏的意境是那樣貼合。雖然那時我們都還是孩子，但少年和少女之間會有一種潛隱的心靈萌動，我感應到了，她應該也感應到了。
她家是生柴火灶的，我家是生炭火灶的。她常在湖邊撿幹樹枝，不時蹲下，用布裙子包起來，湊成一堆。我常愛在湖邊轉，就幫她撿，互相笑一笑，並不說話。湖上起了大風，是撿柴的好機會，她會出來，我也出來，像約好似的，我們在湖邊忙活一陣子，她的劉海被風吹起來，現出光潔的額頭，背景是正在起浪的黃河。可是，有一天我因事到她家，她一見我立刻轉身躲了起來。這一躲，讓我無法平靜了。我下決心寫了一封信，當麵交給了她。好長時間沒有動靜，刮風天她也不出來了，我已絕望；沒想到她把回信寄到我上學的西中。她字跡娟秀，說了些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話。這封信我一直裝在棉褲口袋深處，晚上睡覺也不脫棉褲；這反常的舉動，終被母親和姐姐發現。她們趁我熟睡，偷看了信，並沒有責怪我。可見她們也是喜歡她的。
有一天，在湖邊，我吹笛子，吹的是二小放牛郎，她走過來說，你吹的真好聽。這是她和我麵對麵說的第一句話。後來，她對我說起她的身世。她是個遺腹子，快出生時父親忽然病逝。她說她的生父聰明好學，人才出眾，每天晚上都要給她母親講一個故事。說到這裏，她顯得很自豪，無限神往的樣子。她說為了生活母親才改嫁的，繼父待她也很好。
1957年夏天，我考上工農速中高中部，要到遠郊去上學。母親的工作也調到城市東頭，我們要離開小西湖了。全部家當用兩駕大馬車就裝下了。母親催我快動身，我遲遲不動，母親發火了。我找借口拖延著，希望最後能再見她一麵，告訴她我要走了。可是那天怎麽也等不到她。我隻好飛奔到坡下她家院子前，一看，門上掛了一把大鎖，她全家人外出了。我怏怏地離開了。未想到，這一別竟有四年多，互相不通音信。因為聽說不久她也走了，沒有人知道她們到了城市的什麽地方。
後來才知，1958年肅反，她繼父被定為曆史反革命，開除公職，逐出教育界，遣回原籍改造。當時的遣返，除了本人，一般也動員家屬跟著下去。雖有些臨時優惠政策，但那將意味著失去城市戶口，丟掉每月保命的糧票，以及在蘭州上學、就業的資格等等。戶口，那就是命啊，失去了會一落千丈，失去了是多麽可怕啊。於是她和母親開始了與人事和戶籍方麵的捉迷藏，在這座城市裏不停地遷居，總算熬到了政策鬆動，她們的戶口保留了下來。
二
1960年冬，饑饉年月，人心惶惶，北風瑟瑟，滿眼荒涼。蘭州的偏僻街巷深處，垃圾堆旁，時有餓殍倒臥，多日無人收屍。市麵櫃台空空如也，隻有極少飯館營業，憑全國糧票可賣到一碗湯麵，需排隊，迅即賣完打烊。盤旋路的飯館門前，一個姑娘，剛端上一碗麵，迎頭一雙黑黢黢的大手，從碗裏捧走了全部東西，女孩受驚，空碗掉在地上碎了；一個男子，好不容易買到麵，他餓極了，剛要狼吞虎咽，一雙汙穢的黑爪子從背後襲擊他，迅如閃電，汙爪呈半合十狀，能連湯帶麵完整地捧走。男子豈肯甘休，追上來拳打腳踢，可任你打得亂滾，乞丐仍不停地狂吞著掌中的麵條，一陣拳腳雨後，離披汙穢的長發縫中，露出一對小眼睛，閃著怯弱的凶光，陰氣森森。路人已司空見慣，漠然地觀看著。
1961年春天，我重新與金菊取得了聯係，相約某個周日在鄧家花園門口見麵。她走過我眼前時，我認不出了，儼然是個大姑娘，身材高挑，麵容姣好，梳著短辮子，穿一身藍布的斜襟罩衣，既像個村姑又散發著城裏女學生的青春氣息。她少了以往的靦腆，羞澀，變得開朗了。她告訴我，她在讀高一，就在眾所周知的一所名校，後年她將麵臨高考。她家新搬的地方在自由路某號，她說她媽很想見我。擇日，我找去了，是在一座三進深的套院裏，她家在盡裏頭。她媽像對待未來女婿一樣歡迎我。
她媽說，缸裏快沒水了，你們去挑吧。其實是讓我們單獨多待一會。那時蘭州部分街道還沒通自來水，吃的是黃河水，挑來倒進水缸，用明礬使之沉澱後食用。那時“水客子”也沒絕跡，即專門挑著黃河水，沿街叫賣的一種苦力。我不會用桶打水，差點把水桶滑到河裏漂走，金菊奪過扁擔鉤兒，一甩，就鉤住了。她用扁擔鉤兒打水是一絕。她微笑著說，你真是文縐縐的大學生。我搶著擔水，她不爭，跟在後麵。我轉身紅著臉說，你笑什麽，她不語。我挑得晃晃悠悠，差點歪倒；說實話，肚子餓，身上沒勁啊。待挑滿了水缸，她媽早切好了兩牙青稞麵餅擺在桌上，金菊遞給我一牙，我們就著開水，默默地吃著。
我這才注意到，她家屋簷下，窗台上，台階上，擺滿了紮成小捆兒的像小樹苗樣的東西，在晾曬。我問這是什麽，她說這是當歸。我說這麽多啊，哪來的？她說從岷縣拉來的；就不再多說什麽。她翻曬著藥材，不時生嚼半根，看著我笑，說你不懂吧，補血。她倚著磚牆，交叉著腿，嚼夠了，就輕輕吐掉。那樣子至今我還記得。
這時，她家走進來一個甩著膀子，大搖大擺的人。沒進門就先嚷，渴得很啊，趕緊泡茶！是一口岷縣話。她母親像迎接貴賓一樣把他迎進了門。原來，這是岷縣某單位的大卡車司機，專門跑岷、蘭一線，是他們的老鄉。他看上去比我略大點兒，紅臉膛冒著光，微胖，橫肉外鼓，一臉得意。自言老師傅病了，車由他一個人開。不管金菊還是她媽，都盡量賠著笑臉。
雖然給他介紹了我是蘭大學生，他連正眼都不看一眼，傲氣十足，隻不斷盯著金菊說話。那年月掌方向盤的人還了得。他眉飛色舞的炫耀，說他幫人弄到過多少羊肉和白麵。她母親用讚賞的表情附和他，無形中冷落了我。屋子裏的氣氛變得莫名的緊張，是我和他之間微妙的緊張。從他們的話裏推知，她媽正在做一種轉手的小買賣，即從岷縣藥農手裏購進一些低價當歸，轉手銷給蘭州的私人或中藥鋪，從中賺點差價。於是，這個家夥的卡車能“順便捎貨”，就變得十分重要了。我當時想，這不成了投機倒把了嗎。書呆子的執拗，不諳世事的清高，加上這家夥的狂妄，燃起我極大的反感。我隱約聽出，暑假期間，金菊還要跟他跑一趟岷縣，去“進一次貨”，就坐在副駕駛座，因為路遠，中途還得住店過夜。一想到這有可能發生些什麽，一股說不出的無名火攻上心頭。這怎麽行？這方便嗎？這像話嗎？我坐不住了，倉皇告辭。金菊送我到門外大街上，我再也忍不住了，高喊著，發泄著，開汽車的有什麽了不起，狂什麽，狂什麽呀！
那年月，大貨司機，掌勺的大師傅，賣副食的，糧站過秤的，公安局的，開飯館的，都是些最厲害的人。誰能撈到這樣的崗位，那就肥了。麵對著方向盤，盛飯勺子，糧站的秤，糧票、布票、豆腐票，無論男女老少，誰能不低頭呢。艾青詩裏曾有這樣的句子：“饑餓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了仁慈，年幼的學會了憎恨”（《在北方》），真是千古絕唱！其實，失去的何止仁慈，愛心，還有人倫，道德，貞操。大一時我所在的蘭州藝術學院，有個學舞蹈的天仙般的女孩，平時挽著高髻，穿著燈籠褲，扭著腰肢，揚著下巴走過人前時，何等傲慢；可她居然和掌大勺的炊事員發生了關係，並且決定嫁給他。這件事轟動了學院，許多男生想不通，直捶腦袋。沒辦法，肚子餓是硬道理。據說饑荒過後，這女孩後悔死了，想離卻離不成。
在這饑餓的年代，社會上的沉渣也泛了起來，聽說販毒的，賣**的，貪汙盜竊的，投機倒把的，轉賣人口的，開地下黑工廠的，層出不窮。我的內心深處，對金菊母女甚至都產生了某種懷疑。當然，事後證明，是我想錯了。我沒有想一想，在這餓死人的年頭，她們娘兒倆沒有任何經濟來源，要活下去，不這樣販點當歸，賺點小錢，又能怎樣呢。
暑假到了，金菊真要跟這家夥去岷縣了，我得知了時間，再也坐不住了，用“目不交睫”來形容我的熬煎，一點也不過分。我吃不下，睡不著，常常走神。家人讀不懂我，我也不想對他們說什麽。可憐不到20歲的我，經受著如此無法告人的折磨。此時，我獨自作出決定，也到岷縣去，跟住他們。長途汽車並不每天有，我隻得坐火車先到隴西，然後坐汽車下到岷縣，這對從未出過遠門的我，充滿了冒險。我已無法安頓我那顆無比煎熬的心了。
到岷縣時，天下大暴雨，一片昏暗，隻記得過了一座木吊橋進入縣城。雨如注，愁煞人，我隻得就近住到一家茅草小店。所幸店中住了避雨的腳戶哥兒，他們見我人地兩生，邀我盤腿坐在土坑上，邊啃幹饃，邊喝罐罐茶，邊聽他們唱了大半夜的“花兒”；聽得我如醉如癡，暫時忘了痛苦。這情景我後來寫進了我的散文處女作《洮河紀事》。
天亮，雨過天晴，我找到她舅舅的家，某某巷5號，我豁出去了，準備與金菊和那個司機麵對麵。她舅以前在蘭州我們見過。他大驚，說這麽遠的你怎麽來了。我謊稱學校組織搞社會調查。他說，太不巧了，金菊坐汽車剛走，回蘭州了，不然你跟上車可以省些路費。他哪裏知道，我就是跟蹤而來的。
且不說我在歸途上如何辛苦。我追到蘭州的當天黃昏，疲憊不堪，仍跑到她家。她也剛到達不久。她示意有話到外麵說。我帶著醋意說，怎麽樣，一路上好吧；跟著那家夥發大財了吧？她聽著，忍著，一直不語。不得已，我挑明了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晚上怎麽睡覺啊。她聽著聽著，猛地掀起花格襯衣，腰間赫然現出了一條用牛皮帶和麻繩緊緊編織的奇怪的“褲帶”。她說，刀子都割不開，隻有我能解開。我驚極，呆立無語。她徐徐地說，這你放心了吧。說完，低泣，用袖子抹淚。我渾身顫抖，想上去擁抱她，被她一把搡開，差點栽倒。那是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慘淡而炎熱的月光灑下來，照著她還沒來得及洗去的風塵，蓬頭垢麵的，我也灰頭土臉的，我們就這樣對視著，默默無語。她當時並不知道，我跟了她一路。
三
1963年夏天，她高考。她是著名中學的高材生。考後，她約我到她學生宿舍幫她搬東西，算是告別母校。那天她特別興奮，因為她考得好，話也多了。她還講起，每晚上女生宿舍都會說“黃話”。我問啥叫“黃話”，她笑著說，就是女生們對男生一個個品頭品足。忽然，在雨後泥濘的巷子裏，她一滑，我去拉，兩人都摔倒了，書撒了一地。她埋怨起我來，說是我把她拉倒的。過去她從來不這樣。我吻幹了她臉上的淚。我已發現，她的情緒是不穩定的。我們共同感到，有個巨大的陰影在頭頂盤旋，它是什麽，不明確，但肯定存在。所以才有了她的忽啼忽笑。
那個暑假，她母親去給她姐帶孩子了，白天家裏就她一個。這給我們留出了空間。我們在靠窗的方桌上喝水聊天。每天她給我泡杯劣質花茶，我已學會了抽煙，也是劣質的。聊著聊著，我會站起來繞到對麵她的身後，輕撫她的頭發，耳朵，她立刻彈跳起來，把我推回到對麵的椅子上，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最終，是兩個年輕的身體緊緊纏繞在一起。有時我們吻得喘不過氣來。但最後一道關，是萬萬不敢突破的，不管怎樣難以克製，甚至兩人頭上都出汗了。那個年代，未婚先孕，“不正當”男女關係，一旦發現了是要出人命的，聽說過臥軌的，喝敵敵畏的，私自處理大出血而亡的，極恐怖。何況我們尚處在懵懵懂懂階段。我們每天繼續著那樣的功課，有個陰影一直跟著我們。有時候會想起，她的遠在鄉下勞動改造的繼父，但又覺得那遠得很，根本不會影響什麽。
卻無任何消息。整個夏天極其沉悶。有一天我一進她家，見她嗚咽著說，你怎麽才來？我說，你昨天不是不讓我再來了嗎。她抱著頭，疼痛地喊叫著說，我頭疼得快炸了，活不成了，你趕緊給我買幾片止痛片去。她從沒這麽失態過，平時是矜持的。止痛片？我都沒注意是啥樣子，嘴裏念叨著“止痛片”，趕快衝到大街上。那年那月那天，要是有人注意的話，定會看到，一個小夥子穿行奔跑在南關什子，喘著氣，四處找藥店。等我捏著藥片回來，一推門，見她淚流滿麵。她說，你怎麽去了這麽長時間？我說這邊我不熟，半天找不著藥店。她吃了兩片藥後說，你回去吧，我要一個人歇歇。
發放錄取通知的時間到了，結果也出來了，任何學校都沒有她的名字。後來有人傳出考分，她排在靠前的位置，那絕對可以進一二等高校的，但沒有她，比她成績差很多的都考上了。這對她的打擊實在是致命的。這個心強的女子，今後該怎麽活。我不敢去看她。幾天後我們見麵，我不停地說，不要緊，不要緊，抓緊複習，明年再考。她說，明年也考不上。一語未終，我倆眼圈都紅了。
四
天無絕人之路。原以為她要長期在家閑呆下去，不料當年冬天，她就考取了西郊一所大工廠的學徒工，成為一名青工；原以為她會因出身問題吃過苦頭，從此遠離政治，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在另一條線路上邁進。她具體怎麽優秀，我不了解，在我看來，她是柔弱的，內向的，淡泊的人。好幾個周日我去她家，都沒等到人，隻能偶見一麵。當時的她，每天提著李玉和式的那種月牙形鋁飯盒，穿著深藍粗布工作服，把辮子盤在頭頂壓進工帽裏，走起路來一陣風，匆匆登上西去的通勤火車，快半夜才能回到城裏的家。後來幹脆住在廠子裏。隻聽說她特別能吃苦，任勞任怨，能承受高強度勞動，善良且樂於助人，得到上下一致的好評。1963年到1965年間，她煥發出驚人的能量。柔弱的她，內蘊著不屈服命運的頑強。
那時“困難時期”尚未過去，“蘇修”背信棄義，國家內憂外患，低迷，饑餓，混亂，於是迫切需要一種精神來振奮。1963年3月5日，毛主席為雷鋒題了詞，全國掀起了學雷鋒熱潮。金菊作為“出身不好”卻表現突出的“典型”得到了肯定。簡直難以相信，短短幾年間，她不但入了團，而且當上了大車間的團總支書記，“文革”前，成了車間領導成員。她正在進一步爭取入黨。過去我看不出她有多少政治細胞，現在卻成了單位裏的政治新星，可見時勢和政治的力量多麽大，在重新塑造著人。
現在回憶，那時事情多，見麵少。我搞四清就搞了快一年，她更忙。隻記得，有次她難得地約我在五泉山東龍口見麵。我們一起吃了些零食，天近黃昏。她忽來了興致，指著路邊一片假山和園林說，我藏起來，你找我，咱們賭輸贏。我說好啊。可我怎麽也找不見她，漸失去興趣，看見路邊有彈三弦唱道情的，就去圍觀，看得入神，忘了再找她。過了好久，她拍著我的後背說，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我就跟她一起下山。她一路沉默。我說你藏那了，那麽難找的。她低頭不語，竟流淚了。到三愛堂門口，我要送她回家，遭拒，我們鬱鬱地各回各家。
果然，我們中間發生了一次很大的誤會。她聽信人言，說我母親完全不認可她這個學徒工，說她身體多麽差，這門婚事怎麽可能呢。她說，你是孝子，你是大學生，我是學徒工，你什麽都聽你媽的，我配不上你，咱們分手吧。她約我在下西園火車站見麵。那是大雪後的一個下午。她從東麵來，我從西麵來，寒風料峭，白光刺眼，在鐵道邊的斜坡下，我們站定了。她像背書一樣冷冷地說了以上的話。我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還高。她仍搖頭，含淚登上郊線的班車。
1965年夏，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離蘭那天，她因為加班，沒來送我，事後寫了一封長信，還另寄了三十塊錢，說怕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吃不好。當年的三十塊錢不是小數，那是她的血汗錢，我趕緊寄還了。
那時，她常給我寫信，每封信都是教訓加鼓勵，總是說，階級鬥爭複雜，你一定要站穩立場，一定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例如這封信：“來信收悉。對你獨遊時的狼狽相感到既可憐又可笑，我似乎看到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今天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形勢太不相調了，難道你不覺得這種感情已遠遠落後於時代了嗎，達學，你應該是堅決拋棄非無產階級思想，爭當時代的先鋒的時候了……現在我的政治嗅覺比以前大大提高了，無產階級的觀點，立場也基本形成了。我覺得我們以前的日子都白白渡過了，太無意思了，假若我的思想以前就像現在一樣覺悟，我絕對不會得腦子病，那幾年自己心胸太狹，想不開事。現在腦子靈是還靈，就是不能久用，而且健忘，尤其天熱了，下午經常昏頭漲腦的，對工作有一定的不利。還好，今年以來，體子強了，還不至於躺在**，但總歸不如腦子健康的人……”
這封信所表達的觀點，情感，思想，很能代表60年代前期一個積極向上的青年的精神麵貌。像她這樣溫和淡然的人，也在頻頻談論無產階級的立場是否成形，政治嗅覺是否提高，是否堅決拋棄了非無產階級思想，她把一些政治術語運用得很熟。不過，到了1966下半年，就再也不見她的來信了。
1966年夏天，文革狂潮來了，我母親在學校裏被打，打得重，精神也不正常了，多日不食，僵臥在床。她聽說了，雖對我母親有意見，還是在我家門口徘徊再三，走進去看望。我家是學校家屬院最破的一間半。她來後收拾屋子，準備做飯。這時學校打人最凶的造反派頭子何某某突然闖了進來，帶著一幫人。質問她是什麽人，好大的膽子，敢給牛鬼蛇神做飯，不說清楚是什麽關係，你今天休想走。
那是個悶熱的傍晚，忽然下起陣雨，何某某把她推搡到院子裏淋雨。不料她大聲說，我是某某工廠某某車間的革委會副主任，說著亮出了紅袖標。一個女造反隊員尖叫道，噢，那我知道你，我叔叔常說你。問你叔叫什麽，一說，金菊說那是我師傅呀。女造反隊員遂親熱地把她從雨地拉進屋。何某某仍用陰沉的懷疑的目光看著她，但不再吱聲了。
這一幕，遠在北京的我，很久才聽說，心中無限感動。在那個年頭，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那時，全民族陷入狂熱，沒有人不被政治綁架，除了鬥爭，還是鬥爭；要麽跟著走，要麽推著走；要麽觸礁沉沒，要麽失去航向。任何地方都是好幾派林立，每一派都說自己一派最革命，對方是反革命，就是神仙也拉不住，辨不清。我人在北京，也能感知，金菊正被兩種力量苦苦夾擊著，一個是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一個是疾病的苦苦糾纏。這個曾經的學雷鋒模範，五好職工，團總支書記，被混亂的政治潮流裹挾，無所適從。聽說她很快就作為保皇派的骨幹被打下去了，險些被鬥。
1966年冬天，全國大串連，我們剛畢業參加工作的65級同學中，有人搞起“返校鬧革命”，成立了“莽昆侖65兵團”，回來的人都住在大教室裏，白天寫大字報，吃飯就在學校灶上白吃。我也從北京請了假回來，想借此機會回家探望老母，同時見見她。卻怎麽也聯係不上她。有人說，她兩次暈倒在車間，被人救起。
有一天，蘭大操場舉行批鬥省委原第一書記汪鋒大會，搭了高台。汪是著名老革命，我也是頭一次見，方頭方臉的，穿著件舊綠軍大衣，被幾個紅衛兵架定在台子上坐噴氣式。觀者如堵，舉起的拳頭如森林，口號聲震**著天空。忽然在人群中，我發現了金菊，她也發現了我，她的麵色在一瞬間慘白如紙，不知是什麽原因。我們擠出人群，退到離操場很遠的地方。她說她早不上班了，請了長病假。她問我住哪，我說我隻能住到學校。那個造反頭子何某某，有天我差點在我家撞上。我出門後回望，確實看見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大漢，向我追來。我一拐彎，又不見了。運動開始時，我曾寫信要家裏清理“四舊”，這信被何某搜出，他不僅給我北京的單位寫材料，還揚言要抓我。
我們緩緩走到大街上。鬥爭大會結束了，馬路兩側人擠人，水泄不通。紅三司的車隊開過來了，前麵是一支軍樂隊開路，吹奏的是“造反有理”，節奏強勁而有力，後麵是十幾輛卡車，車頭架著重機槍，每輛車上站滿了男女紅三司戰士，一律著軍裝。“黑幫分子”分列車兩旁，掛著打紅叉的牌子，被揪著頭發，仰著麵，供路人觀看。這比北京造反派的聲勢還要大。人們奔走相告，說一會兒“革聯”的車隊還要來呢，他們更厲害啊。人們齊說，不走了，等著看熱鬧。
我和她的身旁是無盡的人流。我們一會被擠散，一會又找到一起。到了前麵一個十字路口。她說她必須得回家了，而且說，你也早點回北京吧，我們再聯係吧。然後轉過身來，向我擺了擺手。我忽然發現，她的背“駝”了，人顯得輕飄飄的，淺色的棉襖淡得快消融到人群裏，人衰弱得好像一陣風來就能吹走。在這喧囂聲中，我感到萬分淒涼，不祥之感悄然爬上了心頭。我們就這樣告別了，在1967年1月混亂的蘭州街頭，背景是沉默的皋蘭山。我也認為我們還會不止一次地見麵。然而，沒有想到，這不是告別，而是訣別，永遠的訣別！
五
回到北京後，大約是1967年3月，接她一信，她直接提出，請我考慮結婚問題。她說“那些遊戲早沒意思了，早該結束了，要麽結婚，要麽分手”。這有點一反常態。她的內心是很驕傲的。她從一個先鋒模範，風口浪尖人物，再到倏忽萬變下的一敗塗地，由造反派而保皇派，疾病與罪名交加，隻能躲到一旁自己舔傷口。我是她寄托希望的親人。她把我在北京的環境也理想化了。
當時，結婚於我根本不可能。我所在單位，是一座破舊的小樓，據說曾是日本某特務機關駐地，另一說法是，曾是梅蘭芳的公館。僅有的幾個“文革”前結了婚的人，每人一間極小屋子，磕磕絆絆，夾道裏生著煤球爐子，煙氣狼嗆。這單位不可能為我騰出一間小屋，或者說，這單位根本就沒有房。我即使提出來，也是癡心妄想。其他幾個大學生，都比我大，都還沒條件結婚。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秘密的受審查對象。罪名是因為言論。現在看來都是非常正確的話，應該表揚才對。比如，“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是以勢壓人，破壞雙百方針”，“既然對萬事萬物都可以一分為二，那為什麽不能對……”如此等等。但在當時，按軍宣隊長的話是：“可以判你無期徒刑，可惜是‘單證’，沒法判，隻能先掛起來”。事情的起因，是蘭州的一個我並不熟悉的“朋友”的揭發，因外調所致。單位裏的人也奇怪，為什麽晚上開會總不通知我。在他們眼裏，我是最單純的大學生，能有什麽問題呢。我采取了沉默，不解釋。
後來還發生過這樣的情形：我的一個侄子，年齡比我大，偶然到北京參加一項工程，找到我原先的單位。其時我已經下放到五七幹校，隻有留守的專案組在。一個女專案人員，我曾經的同事，盡情地戲耍了我的侄子。她先是說，他呀，他不在這裏，我勸你不要找他了，你找不到他的，他也不一定能回到這裏。又說，即使你找去了也不見得能見到他本人。我的侄子是個八級鉗工，老實而木訥，囁嚅著問她，他有什麽問題嗎，那女人仰天尖笑，說，那就得問問他本人嘍。多少年後，我的侄子回憶當時奚落他的那個“北京女人”，還心有餘悸。 試想，如此寒冰般的處境，談何結婚。
1969年深秋，林彪一號命令下來，我們被下放到河北懷來黑土窪。我打前站，押運行李，迎著秋風站立在行李車上，心頭一片惘然。國慶假日沒處去，幹校學員就一齊到就近的官廳水庫玩，看秋風蕭瑟，洪波湧起，各想心事。有人捎來了北京的一堆信，其中也有我一封，一看是姐姐從陝西寄來的。那時我最怕姐姐的信，幾乎都是壞消息。更怕她打長途電話，那一定是母親又有什麽事。這封信亦然。就在要收起信時，發現信的邊角上補寫了一行極小的字：“聽某某說，金菊已於68年因心髒病死了”。這一語幾乎轟倒了我。這行字我看了又看，先是麻木得沒一點反映，繼而淚水從眼角滲出，眼前是秋風中瘋狂搖晃的小樹。這個消息既真又不確，後來才知，她人早在1967年5月就去世了。我竟完全不知，聯係她多次也無回音。她已埋骨地下近3年了。
六
1980年，我作為文藝報第一個建國以來隻身進新疆的記者，在新疆盤桓數日，結識了一批朋友，並以本報記者名義寫了報道《天山寄語》。歸途上，我特意在蘭州下車。我已整整13年未到過蘭州了。原想拜望金菊的母親，向她老人家表達我的悲痛和悔恨，不巧她去了岷縣；於是找到金蘭姐和老石姐夫。金蘭姐哽咽著講述了金菊去世的情景。說主要還是心髒病，看不出跡象，發病突然，而醫院混亂，也沒有認真搶救。我的淚水一直在眼眶打轉。我要求到她墳上看看。他們告訴了我詳細的路線和走法。
第二天，過了黃河鐵橋，我一站站打聽，沿著去寧夏的公路，進入了大沙溝。看見路的左邊出現墳塚時，我的心頓時收緊了。我內心的聲音是：金菊妹，我快要看見你了。公墓區有個叫王爺的守墓人，蹲在小屋前，我遞上了煙，問他67年去世的人埋在何處，他指了指方向，冷淡的不再說什麽。我一個人轉上山坡，進入墳區，好淒涼啊，有的墳被挖，棺木板亂扔著，碩大的黃鼠在丘墓間奔跳，益增恐怖與寂寞，我的心狂跳起來。原先還有個上墳的年輕人，轉眼不見了，茫茫墓區隻我一人。但我不怕，給自己鼓勁。我按老石姐夫指示的方位尋找著，找了很久，轉過三個山頭，仍不見你的碑。也許是心發怯，人太慌了。我一排排數著，還是沒有，漸失去信心，呆呆地站在坡上。
突然，像幽靈一樣，南麵坡上先是冒出一個人頭，再一看，王爺佝僂著腰上來了。他手裏拿著一本“錄鬼簿”，在我麵前一翻，一下子翻到你的名字。天哪，年齡是22歲！我閉上眼睛，陣陣暈眩。我肯定地向王爺點了點頭。老人丈量著，繞了一圈又一圈，又走回到我的腳前，最後肯定地指著我腳下的一座墳。我低頭一看，岷縣人韓金菊之墓，落款沒有長輩，都是些外男誰誰誰。以下字跡就湮沒了。奇怪，我怎麽硬是看不見呢。我的腿一軟，蹲了下來，幾乎失去了知覺。沒有地方去買紙錢，向你叩了三個頭，我輕撫著墳上的白石頭，頭腦亂得像一團麻。你的墳夾在中間，可以免卻雨水的衝刷，頭頂是一座叫墩墩山的山峰，腳下是一條小河，河邊是一條公路，不時有卷著塵埃的汽車掠過。墳頭上的青草在微風中搖擺，是不是你在向我招手？在你旁邊，是個北京老太太，右邊是個柴姓的老太太，你們會互相照應的吧。
我慢慢走下山坡，不斷回望著你，想永遠把這場景記住，我多麽希望從那裏站起一個人，頎長的身子，秀麗的麵容，微笑著向我走來。過去我不信有鬼，此刻我希望有鬼。過去我怕墳場，現在竟有些依戀墳場。
2006年，我在蘭大兼職帶博士生期間，又去六公裏墓區幾次。因韓的墓碑已風化殘破，且有一大半陷埋地下，我繳過一筆錢，請刻碑的師傅代刻代立。他當時說，你放心去北京吧，我負責給你刻好埋好。他是李師傅，仍在露天下不緊不慢地刻著碑。說起去年事，他起先記不起了，忽然連拍腦袋說，想起來了，“摯友”、“摯友”。他深深歎息道，太年輕了，太可惜了，我在碑的頂部還特意刻了兩隻鳳凰呢。他討好地、憨厚地笑著對我說。
我遂與好友王作人，李師傅，沿山前行去看。上午，墳場空寂無人，遠處山下的公路上，去白銀的汽車依然揚塵飛過，那是人的世界：而山的這邊，靜極，墳塚累累，碑石層層，一片森然，蔓草間有小動物竄動，看那一塊塊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短命，有的長壽，甘人，河北人，山西人，陝西人，內蒙古人，哪兒的都有。又是另一個世界。它們緊緊相鄰，相隔並不遠。
我們又找不到她的墓了，慌慌地來回走著。最後還是李師傅，猛回頭，一指，墳就在腳邊，不覺悚然，怎麽總是看不見呢。新碑顯得比較高大，貼著舊的小碑亭亭而立。碑上刻著：岷縣人（1945——1967）；韓金菊長眠於此；摯友雷達立。不知現在這碑尚完好否。當時沒有拍照意識，連個相片也沒留下。
七
韓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寫出來難受，但真的一寫，幾次傷心得寫不下去。我還擔心老伴是否會不高興，便對她委婉地說了。沒想到，她平靜地說，你能不忘50年前美好的感情，珍藏於心，這是好的；但人的生活總會變化，又會有新的感情，這也很正常，既不要死抱住以前不放，也不要把以前丟得一幹二淨。再說了，你寫出來，讓今天的年輕人看看，你們那一輩人，曾經怎樣生活過，戀愛過，思考過，度過了怎樣的青年時代，也有價值啊。
她的話讓我驚訝，讓我敬佩，裏麵包含著多麽嶄新的觀念。
她歎了口氣說，她要活到現在，該有70歲了吧？我說不，應該72歲了。
2017年4月4日清明節改定於北京華威北裏（載《作家》雜誌2017第6期）
天上的紮尕那
去紮尕那我就去，不去紮尕那我就不去！
那遠得很啊，要穿過整個甘南州，它所在的迭部與若爾蓋大草原接壤，若翻過岷山山脈的一座大山，就是四川的九寨溝縣，那一帶路況很不好，你不害怕嗎？
不害怕！人生難得幾回搏，萬水千山隻等閑！
我發出了如此的豪言和決心，總算感動了幾個上帝，中間不乏自稱感冒了或表示累得很而打退堂鼓的人，但最後，還是由徐兆壽、張語和夫婦和他們驕傲的小公主、6歲的徐藝丹，以及詩人唐翰存和我共五人，拚湊出了一支老青幼冒險團隊，於2007年8月17日清晨，自駕一輛廣本，沿著蘭臨公路進發了。幾年前我就聽過紮尕那的名字，說是，論水當然比不上，論山它可比九寨溝強。我將信將疑。直到今天，即使在甘肅也沒幾個知道紮尕那的人。紮尕那成了我的心結，說什麽也得去看看。
我們的路線是：首先直撲瑪曲，設法趕上當天下午在那裏舉行的中國格薩爾賽馬大會，第二天再向東南行，去造訪大名鼎鼎的郎木寺，然後再沿白龍江峽穀前行，到迭部，最後以登上紮尕那石城作為此行的**和頂點。全程一千多公裏，不停地跑，也需要三四天。
提起甘南，很多人馬上會說，我也去過甘南呀。一般人所謂的到甘南，不過是到夏河，在那裏看一看比塔爾寺大兩倍的金碧輝煌的拉卜楞寺，再到旁邊的桑科草原帳篷裏唱一唱卡拉OK，吃幾隻藏包，喝二兩劣質青稞酒，買一條念珠或一個轉經筒，然後自豪地宣稱，我到過甘南啦，我到過甘南啦。其實，他到的隻是甘南州的北邊沿，離腹心差得遠呢。甘南州的總麵積將近五萬平方公裏，比瑞士，荷蘭，比利時這樣的歐洲國家還要大，位於青藏高原東北角，人稱“小西藏”。不管從外形看還是從內涵看，甘南州的確有如西藏的一個縮影，舉凡雪山，原始森林，草原，冰川，濕地，高原湖泊，高原河流，一應俱全。它是迄今為止，絕少汙染，因其幽寂和不為人注意而未遭破壞的一片香巴拉式的地方。在中國，這樣的地方已是絕無僅有了。它甚至比拉薩、日喀則一帶的生態保留得還要好。
快到甘南州首府合作時，我發現雲團低低的，一朵一朵，緩緩從頭頂飄過，飄向了合作城——一座狹長的小城。到過的人指給我看，哪是當周溝，哪是森林公園，哪是天葬台。天葬台就在目力可及的半山腰上，離城極近，使人覺得，生與死其實緊緊地挨著，幾乎沒有界限。“合作”的名字，乃是藏語“黑措”的諧音，本意是羚羊奔跑的地方。據說解放初，有個大人物聽匯報時，將黑措改為“合作”，含有民族合作之意。我倒是希望它的名字更富有藏文化氣息和詩性才好。現在人們一提“合作”馬上跟著解釋說，也就是黑措的諧音啊。這太麻煩，幹脆就叫黑措不行嗎？
至午，到達合作的甘南飯店。作家李城，敏彥文，雷建政，詩人阿信，及藏族女詩人完瑪央金，早等候在那兒。陽光燦爛得發白。在刺目的高原紫外線下，雷建政出現了，不細看已認不大出，一臉的滄桑，眸子裏仍有不屈的挑戰性，好辯性。見到了我，相當於見到了他最青春，最浪漫時光的見證人。我為他的小說集寫過序。我覺得沒寫好，他那尋根與先鋒相混合的神神秘秘的風格，我不是很能把握，但我硬著頭皮寫了。在多年後的今天，這似乎變成了一種功勞。雙方都感慨萬端。聽說建政當過一陣副縣長，試圖走從政的路，現在是退到黨史辦下麵的一個委員會做事。當官以前，他創作力旺盛，在《收獲》《人民文學》發過幾篇小說。但多年前已完全停下了寫作。我望著這個在魯院班上唱花兒最美妙，寫東西出手最快，顯得男子氣十足的人，忽感時光疾馳而過，竟生出幾分傷感。我也不知道在這裏，他究竟應該選擇什麽。那天純屬民間聚會，卻沒動白酒，建政顯得比較冷靜，給我們畫了去瑪曲的路線圖。我們想在日落前趕上格薩爾賽馬大會，便匆匆上路了。
甘南多河，而且都是名河，大河。由於山勢峻拔，切割劇烈，積雪融化，雨量豐沛，地下裂隙水和地上融雪水交匯，使得甘南成為多條大河的發源地，其神奇性令我想起雲南橫斷山脈發源了多條河流一樣。後來請教人，才知這裏的每條大河都有個藏語名字，而且都有一個“曲”字：黃河叫瑪曲；洮河叫碌曲；大夏河叫桑曲；白龍江叫舟曲。真妙！沿途看見一條波浪洶湧的河，卻叫不出名字。我猜測，可能是洮河，此乃黃河一大支流，發源於碌曲縣南西傾山。記得60年代的一個冬日，我曾在岷縣看過洮河，隻見貼近水麵之上有一層冰粒，經陽光一照，像一條河上平行著的另一條銀河，美麗絕倫。不知此景觀還存在否？但也有可能是大夏河，它也是黃河一大支流，夏河縣，臨夏市，皆因其得名。它發源於甘青邊界的大不勒赫卡山，山下的桑科草原傳說是格薩爾王煨桑祈神之地，水流於此，故稱桑曲。當然，它絕不可能是瑪曲或者舟曲，那兩條大河，還沒有到撩開麵紗的時候。
沿途我們不斷停下來，拍照，讚歎，流連，耽誤了不少時間。因為景色確實太美。比如，麵對巨大的濕地“尕海”，你會感受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寂寥感。再如瑪曲山口，頓生“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之勢，它的海拔竟高達4000米，隻見彩色的經幡、在山頂臨風翻飛，千山萬壑從你的腳下分流而去，像遠去的波濤，人便突然有一種長了翅膀的感覺。
啊呀糟糕了，此時我們發現，公路上不斷有衣著鮮亮的藏胞帶著滿足的神情，騎著摩托一一飛掠而過，裝著駿馬的卡車也一輛輛從身邊駛過，這才回過神來：肯定是賽馬大會結束了，哎呀全是“貪玩”惹的禍啊。待我們趕到賽馬會現場時，天色已暗，但見如雲的帳篷鋪向天際，暮色中匆匆趕路的藏女明眸皓齒，三五成群，向四麵散去的馬隊蹄聲得得；隻有滿地的紙屑和塑料袋讓人想見白天的喧騰。聽說每年這裏的格薩爾賽馬大會，都要匯聚甘青川三省最優秀的騎手，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賽馬會。我們竟然沒有看上，萬分遺憾！
站在瑪曲的夜的街頭，看滿眼穿著藏服的紅男綠女，看騎著高頭大馬的青銅膚色的騎手昂然經過，我竟有些孤獨和恐慌的感覺，像處身語言不通的國外。來到瑪曲，我和徐兆壽都有了高原反應，身體不適，頭暈，加上唐翰存講了一個聽來的血腥故事，使我們變得很緊張。事後證明是場虛驚。瑪曲縣的藏族人口占到90%，種族的純粹度比拉薩等西藏城市還要高。我們根本找不到對話的人。
這時一高一矮兩個黑臉膛的人出現了，他們是藏族詩人瘦水和漢族文史專家陳拓，當地著名的文化人。像所有高海拔地區的人一樣，他們寡言罕語，讓你猜不出在想什麽。他們一路無話，帶我們來到了瑪曲——天下黃河第一彎的地方。在一臨河的帳篷裏，一邊賞月，一邊看黃河。草原的風打著呼哨在帳篷外遊**，早晚溫差大，得穿毛衣了。我們喝著真正的奶茶，一碗又一碗。黃河完全不是我們想象得洶湧和咆哮，而是出奇的安靜，靜極了，在月下無聲地流淌著，溫柔恬靜得簡直讓人想上去撫摩。陳拓說，別看它表麵平靜，清澈，內裏很凶險的。瘦水唱起了倉央嘉措的情歌，氣氛變得神秘而恍惚。張語和，也就是詩人櫻寧，後來描述道：月光灑在黃河上/她們溫柔，令人心碎/河邊帳篷裏，一個人在歌唱/在那東山頂上，升起潔白的月亮/我不敢抬頭望，那輪倉央嘉措的月亮。這正是當時情景的寫照。
為什麽要叫瑪曲呢？因黃河從南東北三麵圍裹著瑪曲縣，遂形成了天下黃河第一彎，故有此名。另一更有力的說法卻是，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經星宿海，鄂梭湖，蜿蜒穿行於阿尼瑪卿山，它是源自瑪卿神山的河，故稱瑪曲。我們向帳篷外引頸望去，希望看到瑪卿神山，當然隻能是無邊的夜色，啊，高聳的，陰森的，無極的阿尼瑪卿山啊。
從帳篷出來，開車回瑪曲縣城，不料遭遇意外：汽車的夜燈前麵突然黑壓壓一大片，去路被堵！毫無思想準備的我們，不知遇見了何物，個個驚懼。透過車窗細看，原來是無數犛牛佇立著，瞪著牛眼，木木地觀望我們的車。現在誰敢惹動物啊，我們隻得熄火，龜縮車中。一會兒傳來摩托聲，放牛的藏民騎著摩托在牛群中熟練地繞來繞去，迅速驅趕開了，犛牛們相跟著消失在夜的草原。
這裏不能不說一說摩托。瑪曲堪稱摩托之城。據介紹，現在的牧人，極少步行，也不騎馬，改為騎摩托放牧，大大提高了牧業生產力。瑪曲是個富足的縣，一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隻有四萬三千多人，合每平方公裏四人。人少牛羊多，好啊，現在城市對牛羊肉的需求量極大，其收入之好可以想見。於是，滿街盡是臉冒紅光，喜溢眉梢的摩托車手。有趣的是，喇嘛也騎摩托，白天看到一個披著袈裟的喇嘛，邊騎摩托邊打手機，一團紫紅飛奔而來，紫紅一團絕塵而去，十分瀟灑。
第二天，8月18，頭一個目標是郎木寺。郎木寺名氣很大，為什麽大，我並不真知。小時候，在地圖上看到甘川交界地帶有個“郎木寺”，就好奇，覺得這三個字無論發音還是字形都很別致，悠然神往，後來得知“郎木”是藏語“仙女”的意思，又常聽人們用誇耀的口氣提起，就更堅定了此次尋訪的決心。
從瑪曲到郎木寺有一沙石路近道，隻需六十公裏，但因廣本車的底盤低，昨天已磕碰了好幾回，車主心疼新車，不願走沙石路，我們也不好說什麽，便返回了尕海岔口，由那裏轉道郎木寺。那就遠多了。
郎木寺終於在高山峽穀間浮出它清新的麵龐，第一眼看過去，你得承認，它有一種陌生的美麗和不凡的氣質。突出的感覺是，一種世外桃源感，甚至是遺世獨立感。用清幽，明淨，恬靜，透亮，爽翠來形容，一點不過分。由於當地的民居“塌板房”全用木質結構，一色的紅頂子，鑲嵌在幾條綠油油的山穀中，俯瞰之際，紅綠相間，竟顯出一派歐式風格，於是人稱郎木寺鎮是“東方小瑞士”。實乃巧合。主寺院建在山腰上，有一呈70度角的鋪滿卵石的窄路仰著，汽車們鉚足了勁幹吼了好久才爬上去。郎木寺是格魯巴派的名寺，平時甘青川三省的朝聖者絡繹於途。我們去時，寺院經堂裏喇嘛們正在“辯經”，聽不懂，但看主辯喇嘛不斷地擊掌，並用誇張的聲調宣講，似有表演化傾向；寺外樹蔭下的空場上，小喇嘛們在指揮下蹦蹦跳跳，看上去像跳集體舞。天葬台在後山，不少人跑去看。
我總算明白了郎木寺名氣大的原因。首先，它是白龍江的發源地，沿山峽向上一公裏處有三眼泉，日夜冒出泉水，此即白龍江之源頭，誰能想到，最後它發展成了嘉陵江的浩**湧流。其次，一水之隔，使郎木寺鎮分屬甘川兩省，而這一帶寺院群包含了三個部分，一是屬四川的格爾底寺，一是屬甘肅的郎木寺主寺，三是兩大寺之間的伊斯蘭清真寺，三大寺院差不多連成一氣，中間小河相隔，鍾磬之聲相聞，藏回漢的信徒和群眾和諧相處了多少歲月，這構成了一幅特殊的祥和的宗教大氣象。如此之地，焉能不馳名？
但寺院的公共設施過於簡陋，尚需改進。除了道路難走，那麽多遊客卻沒個廁所，隻在門外溝邊用板條搭一小棚，僅容一人，半敞著，男女通用。我如廁時一個下蹲，手機掉了出來，眼看著滾向了無底的糞坑，我一個側撲，用“一指禪”將其摁定在深淵之邊。好玄哪！要是骨碌下去，就沒影了，我五百個電話號碼全丟，還有心情遊玩嗎？
興許是手機“大難不死”，使我有些興奮，胃口也開了，在“馬二力”———哥兒倆在分屬甘川的街兩旁開的麵館——北麵屬甘省的店裏，吃了一大碗羊肉燴麵，就了一整頭生蒜，外加一碗麵湯。大家也都吃了不少。然後，仍由徐兆壽開車，向迭部進發。
進入迭部境內，景色大變，不再是丘陵，換成了深山老林，沿著湍急的白龍江，車像扭秧歌似的在深山裏扭來扭去。山很高，須得仰視才看到頂，有些地方大石如巨屋，東倒西歪，滾到路畔，好像剛發生過地震的現場，又像是泥石流隨時要爆發的樣子。我暗暗恐懼，盼著車趕快開過去，好像晚一秒就可能被砸在裏麵。好像後麵有人追殺一樣。全是土路，有好幾次走錯了，走到了四川省境內，發現計生標語落款是四川某鎮，才悟出走錯了，再折回來。有時走十幾公裏都遇不上來車，有種天荒地老的被拋棄感。後來就好了，山是無邊的青翠，江是深深的清澈。天黑時分終於到迭部。街上，幾乎沒有摩托車，很幽靜，藏民雖占到75%，卻不怎麽穿藏服，更像一個漢化程度較高的小城。縣城附近多的是蕨麻豬，長不大，滿街亂跑，以吃蕨麻長大，聽說肉極香。
縣長，武裝部長，宣傳部長，在一木屋安排吃飯。縣長叫趙淩雲，藏族，談了許多宏偉設想。聽說我們要去紮尕那，他略感意外。因為迭部現在最火的旅遊點是臘子口，那裏的風光也著實極佳。
第三天，8月19日，天一亮我的心就開始激動了，馬上就要看見魂牽夢繞的紮尕那了，它是什麽樣子啊。紮尕那，藏語意為“石箱子”，當地人又稱其“閻王殿”。它在迭部縣城西北二十公裏處，屬橫亙迭部縣境北部的迭山一隅。不料我們運氣不佳，趕上了濕霧籠罩的天氣。霧潮沉浮，人在霧中，有種被抬在天上的感覺。穿過一道綠色的天然長峽和鬼斧神工的石門，就進入了紮尕那石城。天陰晦著，隻能望見石城中離我們較近的地方：坡上的四個藏族寨子、城正中央一座寺院、雲霧中隱約的山水。兆壽惟恐陰天的紮尕那讓我失望，反複嗟歎著說，太陽若是能出來就好了！他曾來過，是晴天。現在整個迭山都跌在雲霧裏，紮尕那的幻境是看不到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座山就突兀地橫在眼前，這山他渾身竟披著一圈一圈的環形雲霧，一臉威嚴地森然立著——是山神！我們馬上下車，崇敬、畏懼、驚訝地久久仰望他。
順著泥濘的土路，迭部的朋友帶我們向山神方向緩緩上行，到了一片山坡，山神近了，卻愈發顯得高大威嚴與不可親近。腳下的山坡上一片狼藉，原來這是前幾天原生態民歌會的會址。在這美妙的地方唱民歌肯定是件美妙的事，而山光水色卻被滿地的垃圾壞了。想到趙縣長談到開發旅遊是迭部縣發展經濟的最大希望，就想到了人的可怕。正在此時，迭部的朋友指著一窩古老的藏族榻板房說，你看，楊顯惠就在那裏住過好幾天。有人就說，有時間住幾天肯定是好啊。正說著，兩位拾柴的藏族婦女帶著一個小孩從山上下來，她們胸前都掛著佛珠。能在這荒渺的大山中相遇也是一份緣啊，這樣想著，我上前用手勢比劃，要和她們合影。她們當然明白，照完相繼續下山了，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卻一直微笑著。這時，迭部的詩人阿壟說，要想看紮尕那最美的石林，一定要步行，從山神的北麵前行五公裏左右進去，來回要五六個小時。看著快要下雨的天色，想想回蘭州的遙遠，我隻好說，留個念想，以後有機會再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