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直接約請向思宇采寫反映汶川地震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的《太陽從廢墟上升起》和反映汶川地震災區破碎家庭重組的《築巢》。這兩篇報告文學，先後發表在《北京文學》2009年第2期和第9期上，前者先後被《南方日報》和《光明日報》選載，後者也被《濟南商報》連載並入選由傅溪鵬選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9年度報告文學年選。
如今，向思宇將反映汶川人民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長篇報告文學《太陽照常升起》呈現在我們麵前，全書分《震撼》《重建》和《築巢》三個部分，是迄今為止中國文壇第一部全方位、多視角描寫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災區在全國人民救助下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全景式報告文學。
為了采寫這部作品，作者傾盡全力，曆時1年多的時間，以文化誌願者的身份6次自費進入災區采訪，先後到了北川、汶川、綿陽、德陽、安昌、什邡、洛水鎮、紅白鎮等地，行程千餘公裏。期間經曆由於水土不服引起的拉肚子、感冒等疾病，“由於大部分時間是住在鄉下，環境太差，身上被跳蚤咬起了不少紅疙瘩，回來後一個星期才消失”（向思宇語）。艱苦的付出，深入細致的調查與采訪，讓向思宇獲得了創作的**與靈感，從而為我們奉獻出一部紮實、生動、新鮮、有深度、有分量的厚重之作。
之所以說這部作品紮實、生動、有深度，是因為這部長達25萬字的作品，既有大量感人甚至震撼人的抗震救災場麵和生動細節，也有對汶川地震成因和突發（未預報）原因的多方探究；既有對大災麵前生命頑強抗爭和互救互助人間真情的熱情褒揚，也有對抗震救災過程中暴露出的地方官僚主義和社會醜惡現象的尖銳揭露與無情鞭撻。由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全部，由現實到曆史，從表層到縱深，作品都最大程度地拓展了內容和思想的空間，加大了作品的信息量，使作品有了立體感、縱深感，顯得遼闊、大氣。
相比於我們已經讀過的許多同一題材作品，《太陽照常升起》的新鮮感在於作者不僅僅關注早已經為公眾所知道的抗震救災場麵，還在於作者緊緊地關注地震之後災區人民家園和心靈的重建，緊緊地關注災區人民的生活與命運。
毀滅性的地震讓災區人民經曆了史無前例的劫難，房屋倒塌，親人喪失，河山破碎，原本的幸福毀於一旦。麵對如此大災，創傷該怎樣療救？生活將如何繼續？這一切都是人們普遍關心和關注的。沿著這種關心與關注，作者一次次走進災區、走進災民家庭，仔細采訪災民生活，忠實記錄一個個療傷和家園重建的故事；甚至走進災民的精神世界，捕捉災民浴血重生走向新生活的一縷縷陽光，最終匯成了廢墟上升起的太陽，讓災民看到亮光受到鼓舞，讓讀者感受信心看到希望。
難能可貴的是，向思宇在對災區采訪和寫作的過程中，自始至終帶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博大的悲憫情懷。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旁觀者和記錄者，而是將自己的情感融入災民的情感之中，耐心傾聽他們的心音，仔細感受他們的痛苦與渴望，與他們一同流淚、一同感動、一同振作；同時，他又像一位智者俯瞰人間，思量人生的痛苦與局限，探究解除人生痛苦與局限的各種可能。從全書的字裏行間，讀者不難感受到作者強烈的憂患和悲憫的情懷，那種鮮明的愛憎、深沉的思辨、溫馨的關懷，自始至終充溢於字裏行間，讓人讀來無不感動，無不動容。
可以說，向思宇是用他長達一年多的艱難采訪和無私的付出，構建起了中華民族的一座精神家園，以撫慰受傷的心靈，鼓舞人類的鬥誌，思慮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祈求我們未來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用“太陽照常升起”作為這本描寫汶川大地震巨大災難和災區人民浴血重生的長篇報告文學的書名，如此舉重若輕，從中不難看出作者的用意，也不難看出作者對災民真誠的祈禱與祝福。
從這個意義上講，向思宇是一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用苦行僧式的方式，為我們奉獻了一部紮實厚重、具有現實意義和曆史價值的作品，這是他作為作家的良知所在，也是他社會良心的突出體現。
原載《文藝報》2009年10月24日
（注：本文係應邀為向思宇長篇報告文學《太陽照常升起》寫的序言）
一枝紅梅報春來
——簡評阮梅的報告文學創作
大凡寫報告文學的作者，大都占有天時地利，比如生活在大城市，不少報告文學作者更是記者或編輯出身，或從事著新聞出版工作，這樣便於眼觀八路耳聽四方，擁有采訪搜集材料的便利，擁有更及時的信息和更開闊的視野。因為報告文學的寫作，尤其是社會熱點問題報告文學的寫作，一般來說需要有大視野、大思想、大信息、大構架、大手筆，它不是小橋流水式的低吟淺唱，而是萬馬奔騰式的雄渾交響；它不是曉風殘月式的單一景致，而是氣象萬千的壯闊圖景。
很難設想，一個生活在偏僻一隅的作者能夠縱覽天下風雲，采訪收集社會世象，構築大氣磅礴的報告文學力作。
然而，阮梅來了，她生活在湖南華容縣這麽一個小縣城，卻胸懷天下關注全國，硬是要打破慣例使以往報告文學創作的不大可能變成可能。
2007年，這個外表纖弱的湖南女子，昂首挺胸目光如炬，她帶著湖南妹子特有的倔強與潑辣，帶著她那凝聚著萬千情感、心血與責任的使命，突破重圍一路向北，硬是在如今佳作迭出、被譽為“中國報告文學新重鎮”的《北京文學》雜誌上嶄露頭角，短短半年內就在這家刊物上發表了《拿什麽救贖失陷的青春靈魂——當代青少年心理危機調查》和《農村留守孩子，中國跨世紀之痛》兩篇社會問題報告文學，從而將自己置身於文壇的聚光燈下，引起了文壇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在發表這兩篇作品之前，我與阮梅素不相識，報告文學界以及眾多的讀者對她的名字同樣陌生。我隻是從她的簡介中，約略得知她出身農民，業餘時間作過畫，後來當過老師，做過縣裏小報記者，眼下是湖南華容縣科技局的一名幹部。她是慕名《北京文學》的“現實中國”報告文學欄目而將自己的稿子投寄來的。因為我擔任這本雜誌的執行主編，而且直接抓“現實中國”這個欄目每期的報告文學作品，因而認識了阮梅。客觀地說，作為報告文學新手，阮梅這兩篇作品雖然初稿難掩粗糙龐雜的痕跡，但題材和內容本身一開始就吸引了我。我提出的修改意見對她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好在阮梅真誠、謙遜而又執著，她在認真聽取我的意見之後不厭其煩地作了反複修改，終於使自己曆盡艱辛傾注真情和心血的作品發表了出來。
《拿什麽救贖失陷的青春靈魂——當代青少年心理危機調查》是阮梅的第一篇報告文學。這篇作品的誕生，絲毫不是記者式的選題先行有意為之，而是她作為教師在與學生長時間相處之中，從一位學生特殊的“求救信”中發現的大選題，是真正的有感而發。開放的時代和開放的社會，多元的觀念和多思的年華，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年代的**青春迷失乃至失陷，一些原本風華正茂的青少年學生誤入歧途。悲劇接踵而至，希望相繼破滅，這無論對自己、對家庭還是對學校乃至整個社會來說，都是很可悲的。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展示發生在當代青少年學生身上的種種可悲，而是通過紮實細致的訪談，循循善誘深入思索，從眾多不同類型失陷的青春靈魂中，探求失陷的主客觀緣由，進而探尋從自身、家庭、學校乃至全社會的不同角度進行療救的途徑。
相比而言，阮梅的第二篇報告文學選題本身更具前瞻性，問題本身的輻射麵和重大程度比第一篇更勝一籌。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阮梅的《農村留守孩子，中國跨世紀之痛》是報告文學關注“三農”問題開辟出來的另一片嶄新天地。多年來，以《中國農民調查》等為代表的報告文學，將焦點對準社會關注的農民負擔或農民工問題，而來自基層農村的作者阮梅卻獨辟蹊徑，將視角對準農民外出之後農村孩子的成長問題，這不但是近年報告文學中的嶄新內容和嶄新題材，更是來自農村的更具前瞻性的重大社會問題。因為農村留守孩子教育的成敗與否，事關農民和農村的發展與未來。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農民的素質與命運就難以真正獲得改變，新農村的建設也隻能成為空話。難能可貴的是，與她的第一篇報告文學一樣，在這篇作品中，阮梅不僅僅對農村留守孩子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與客觀生動的描寫，而且還對此類問題的社會現實原因和解決問題的途徑進行了頗具見地的思考與闡釋，顯示了報告文學作者捕捉社會生活應有的敏銳和勇氣，更顯示了報告文學作者應有的強烈的社會責任。這篇作品，字裏行間不僅充溢著作者的焦灼和憂患意識，而且顯示著作者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母性的溫情。
阮梅說，為了寫作《農村留守孩子，中國跨世紀之痛》這篇報告文學，她在自己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自費遠赴河南、陝西，與數十乃至上百個孩子及其家庭交流座談，期間所付出的艱辛與努力，是外人難以想象到的。我想，這正是報告文學作者應有的責任與執著，也是她出手不凡、獲得初步成功的原因所在。
從《北京文學》已經發表的《拿什麽救贖失陷的青春靈魂——當代青少年心理危機調查》和《農村留守孩子，中國跨世紀之痛》兩篇報告文學來看，阮梅的報告文學深深植根於基層，敏銳地體察並捕捉著底層百姓生活的細波微瀾。她的報告文學采訪深入紮實，寫作傾注情感凝聚思索；她的報告文學創作一如她的名字，像一枝剛剛破土而出於湖南小城，卻傲然屹立於報告文學領域的紅梅，綻笑迎風、光彩奪目。
我有理由相信她能夠繼續寫出更加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
2008年1月6日於北京
冰河中的**與奮鬥
——讀冬如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有條黃柏河》我認識冬如已經多年了，她曾在我主持的《北京文學》發表過《洗淨仙客來》等小說及散文，其小說也曾被《小說精選》選載；但相比於其他優秀小說而言，冬如的作品我感覺還是不夠突出。這次我讀她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有條黃柏河》，則令我刮目相看，我以為這部作品是她自己創作上的一次可貴超越，於人民、於社會、於曆史都功德無量。有了這部作品，冬如可以說已經無愧於作家的稱號。這是一部可以載入宜昌發展史和中國水利發展史的作品。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飽含深情、濃墨重彩地寫出了黃柏河兩岸的人民半個多世紀以來百折不撓、艱苦奮鬥、團結協作、不畏艱辛治理黃柏河那氣壯山河、波瀾壯闊的曆程，塑造了上至水利部領導，下至普通民工的英雄群像。通過生動的呈現，作者將我們帶進那充滿**與理想的年代，它是黃柏河兩岸三縣人民的奮鬥史、宜昌曆史變遷發展史，更是新中國建設時期人民艱苦奮鬥的縮影，既具有典型意義、又有普遍意義，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具有珍貴的社會曆史文化價值。
《中國有條黃柏河》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是作者用大量感人的真人真事，通過生動的細節來完成的。比如民兵營長林曾誌在冬季的工地上挖基槽時，冰天雪地裏帶頭跳進淹沒膝蓋的深水裏抽水、舀水，患上類風濕後，雙腿與雙手殘疾，作者采訪他時，他不僅沒有半句怨言，卻流露出他曾經當民兵營長的自豪與幸福；再比如在物質匱乏時期，被內定為勞動改造的水利高級工程師顏邦殿，舍不得吃掉民工們端給他的肉絲麵，願與民工們同甘共苦一樣喝“神仙湯”；還有當洪水來臨時，葉枝衝進洪水撈飯菜票等細節，不僅生動，而且感人至深。同樣感人的是，為了寫好這部作品，冬如本人用長達5年的時間采訪寫作（包括生病近3年），為體驗當年寒冬臘月赤腳站在基坑裏勞動的情景，作者在同樣寒冷的冬天，特意脫了鞋襪，高卷褲腳，趟過天福廟的二級站黃柏河水。冬如寫作時因為病重，曾幾度寫不下去，最後還是以頑強的意誌和毅力，用心血和生命完成了作品。
《中國有條黃柏河》是一部客觀、真實的作品。這部作品在呈現曆史時沒有回避矛盾，而是如實記錄期間所經曆的艱難和曲折，包括在大壩建設中，因為洪旱災難、三邊工程，三改其設計而發生的對立、抗爭、挫折與失敗，甚至連一些民工亂砍亂伐也很自然地寫進作品，突顯了原生態般的曆史畫麵，使作品內容真實、厚重，具有史料價值。
《中國有條黃柏河》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學質地和文學感染力的作品。作者在後記中對自己提問：“報告文學應該怎樣寫才有可讀性？”其實，作者從落筆開始就自覺用吸引人的文學語言進行寫作：“那年，黃柏河還沉睡在千年荒涼之中……”由此展開故事，展現畫麵感，將讀者帶入了所敘述的情景中。而後的布局謀篇，作者始終圍繞洪旱災難，曆史曲折，在故事、情節、細節、情景、心境和氛圍中突顯人物的性格命運，從而使作品極具可讀性和感染力，能吸引讀者不斷讀下去。我以為這部作品最動人的莫過於葉枝、王昌鵬、劉均的愛情故事，一波三折，委婉憂傷，牽動人心；而最精彩、最驚心動魄的章節，是描寫洪水到來之際萬眾一心、舍生忘死抗擊洪災的《保衛天福廟》一節。總體上看，這部作品的感染力絲毫不遜色於一部優秀的小說。
《中國有條黃柏河》是一部厚重的作品，這部作品視野開闊、內涵豐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信息量，作者在這部作品中融入了古今中外關於水文明、水治理、水保護的曆史現狀及最新的手段，包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信息；二是思辨性，水利建設需要勇氣、奮鬥、犧牲，更需要科學，作者寫作時帶著問題意識，將思辨性貫穿於整部作品之中；三是反省、反思，人類總是從正反兩方麵不斷認識事物、探索真理、朝前發展的，以此轉入黃柏河保護內容的敘寫，可見作者在對作品結構的把握上，文學功底非同一般。
原載《人民政協報》2017年9月18日飽含深情望初心
——讀餘豔報告文學新作《守望初心》好久沒有讀**澎湃、文采飛揚、振奮人心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了，近讀餘豔最新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守望初心》，一種久違的閱讀快感油然而生。
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作者以飽含深情、滿懷景仰的心情走進湖南桑植這片紅色土地，撥開曆史的迷霧，以深入的調查和紮實的采訪，重新打量並打撈中國工農紅軍時期那段戰火紛飛、慘烈悲壯的曆史，再現了紅軍時期中國革命根據地艱苦卓絕、氣貫長虹的戰鬥曆程，濃墨重彩地塑造出可歌可泣的紅軍及紅軍軍屬（尤其是軍嫂）的英雄群像。作者以優美的文筆、鮮活的細節、感人的英烈故事和悲壯的曆史，**滌當代人日漸麻木的神經與靈魂，令人信服地帶我們回望中國革命的來路、守候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整部作品讀來感人肺腑、回腸**氣、震撼人心。
我之所以對《守望初心》有如此評價，是因為這部作品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選題好。在曆史上，湖南桑植有20000多年輕的生命走出大山、奔向革命，以賀龍為首的一代革命者以及他們的家人乃至整個家庭，為中國革命前赴後繼、浴血奮戰。可這段慘烈悲壯的曆史迄今仍鮮為人知或知之甚少，尤其是一代紅軍軍嫂為中國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犧牲，驚天地、泣鬼神，其偉大壯舉及崇高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迄今尚未得到廣泛的傳播，作家有理由以文學的形式讓我們重溫並記住這段慘烈而悲壯的曆史。
其二，作者對這個題材的采訪深入紮實。大量鮮活、真實的曆史細節，以及紅軍軍烈屬所經曆的磨難與命運，尤其是紅軍軍嫂深明大義、敢愛敢恨、不屈不撓的“辣”勁，不僅體現出湖南妹子獨特的鮮明個性，而且讀來激動人心、感人肺腑。
其三，作品構思巧妙，結構嚴謹。以桑植民歌作為每節的題記和引子，貫穿始終，使作品自始至終洋溢著濃鬱的桑植民俗曆史文化氣息，同時也洋溢著紅軍時期強烈的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色彩，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曆史感、真實感，從而也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其四，作者在寫作這部作品時，自始至終懷著對革命先烈的景仰，飽含深情和**，並將深情和**緊緊地融入作品和人物之中，情景交融、以情動人。優美靈動的文字、灑脫豪放的行文、生動流暢的敘事、富於詩意的描寫，不僅使作品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而且使作品呈現出史詩般的氣質。這是一部文學性與真實性完美結合的優秀報告文學力作，其呈現出來的色彩與魅力，彰顯出作者出色的文學敘事和結構安排才能，值得稱道。
其五，作品題旨鮮明、開掘深入。作者通過對紅軍時期老一輩革命者及其家庭為中國革命舍生忘死、前仆後繼、氣貫長虹的曆史呈現，有力地寫出了老一代革命者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念，與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革命者“不忘初心”的信念作了很好的呼應，升華並深化了主題，從而使作品具有厚度、深度和高度。
綜上所述，我以為《守望初心》是近一個時期以來一部難得的優秀報告文學力作。我之所以說好久未讀到此類優秀報告文學作品，是因為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多數報告文學作品難以實現題材、思想性與文學性三者的完美結合。對報告文學寫作者而言，一部報告文學作品的成功與否，首先當然取決於作者是否有好的選題和題材。但有了好的選題和題材，還要有紮實深入的采訪，這是報告文學成功的根基。而在寫作時是否具備較強的提煉、開掘、結構、敘事和文字表現能力，則是衡量一部報告文學最後是否成功的關鍵。而要實現題材、思想性與文學性三者的完美結合，歸根結底取決於作者自己的視野、眼光、思想、文學功力和寫作時的投入程度。餘豔的《守望初心》可以說是此類優秀報告文學的成功範例，其實她數年前在創作《板倉絕唱》時，就已顯現出同樣的實力。因而對多數報告文學作者來說，如何審視當前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並正視自身創作上的不足，最大限度地磨礪並提升自己創作的素質和綜合能力，是當下報告文學界必須共同麵對並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原載《人民政協報》2018年7月23日報告文學不是“惹是生非”的文學【采訪者】《中華讀書報》記者 舒晉瑜他首先是一個勤奮、優秀的主編，主編《北京文學》《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二十年，細細翻閱刊物，會發現“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主旨貫穿始終；他又是一位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無論是對拜金潮的批判，還是涉及教育界、科技界的話題，尤其是對獨生子女意外傷害的調查，均顯示出廣闊的視野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既有對都市情感和人間世相敏銳細致的洞察，又有對底層百姓命運的悲憫和深切關注，多以寫實的手法，呈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浮沉，以及對社會變遷和世道人心的深入思考。
他是楊曉升，職業編輯，業餘作家。二十年前，楊曉升走進北京文聯宿舍樓下陰暗潮濕、散發著異味的地下室時，對於朋友善意的質疑，寫下《人生的級別》：“當你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事業，在一個相對寬闊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著自己的才華，最大限度地挖掘著自身的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著自身的作用，並能時常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愉悅與快樂的時候，你難道還會理會自身的級別和收入？你難道還會去理會什麽貧賤富貴？——這樣的人生，難道不就是最高級別的人生麽？！”（《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5日）二十年過去了，當時處於低潮的《北京文學》會逐步走出困境並進入良性循環，走向創刊70周年發展的另一個黃金階段。更可貴的是，在《北京文學》的二十多年，他與時俱進，借助新媒體平台擴大雜誌的影響與傳播。
1. 不論是在《中國青年》雜誌，還是在《北京文學》，不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您一以貫之的是關注社會問題，為什麽您總能夠對社會生活時刻保持敏感？
楊曉升：這可能與我自小接受的教育有關，但更主要原因還是在《中國青年》的工作經曆和養成的關注點與思維習慣有關。我小時候雖然跟當鄉村教師的父母生活在粵東農村，但那時候廣播卻很普及，我喜歡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時事廣播尤其是“新聞與報紙摘要時間”，那時中國與世界的時空感已經在我的意識中逐漸形成，加之學校“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教育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冥冥之中希望將來所從事的是社會性很強、對外聯絡廣泛的工作。
大學畢業到《中國青年》雜誌當記者，正好契合了我小時候的誌向和思維特點。《中國青年》作為惲代英、肖楚女等老一代革命先驅創辦的革命號角性的雜誌，無論是在大革命時期還是新中國建立之後的各個時期，都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發出時代的先聲和時代的強音，惲代英、肖楚女、張太雷、李大釗、毛澤東等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時期都曾經將《中國青年》作為重要的輿論陣地。這本雜誌的傳統使得後來的編輯記者或多或少都有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捕捉文化時尚和社會思潮的習慣，對現實生活中的急劇變化乃至細波微瀾也都或多或少葆有敏感，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也在記者編輯的職業習慣中相伴而生。我本人長期以來對社會生活和社會問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敏感與關注，原因也在於此。
2. 您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報告文學，《中國魂告急——拜金潮襲擊共和國》《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和挑戰》《中國教育，還等什麽？》《六月風暴——拷問中國教育》等都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曾獲得“正泰杯中國報告文學大獎”、徐遲報告文學獎、新中國60年全國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等等。已經有如此成就，辦刊又占據了平時大量的時間，為什麽還會有創作的動力？
楊曉升：說實話，創作才是我真正的興趣點和原動力所在，這源自我青少年時期培養起來的對文學癡迷般的熱愛。但同時，我不是自由寫作者，也非專業作家，年輕的時候，為了養家糊口我必須先就業先工作，既不具備自由寫作者的經濟條件，也沒有機會成為專業作家，如果有條件和機會，我可能會首先當自由寫作者或專業作家。後來職業漸成我的人生習慣和生命常態，加上無論是在《中國青年》還是《北京文學》，我的工作都還幹得不錯，而且從工作中也獲得了樂趣和職業成就感，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單位和工作需要我，我已經是欲罷不能騎虎難下。雖然內心深處我仍惦記著個人的創作、舍不得放棄自己心愛的創作，可現實是我平時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被工作不斷擠占，因為除了繁雜的日常事務，沒完沒了的稿子等著我審讀給出意見，以致時常隻能擠占晚上或周末的時間審讀稿件，這正是我眼下最苦惱之處，也真正體味到什麽叫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即使如此，我仍然是舍不得放棄創作，往往是見縫插針，利用工作間隙尤其是國慶或春節放長假的時間才緊鑼密鼓抓緊寫一點，近年來一般情況是每年完成兩部中篇小說，或一部中篇小說加幾篇散文作品。作品量雖然很少，但卻讓我保持了一定的創作感覺和創作狀態，這也算是聊以**吧。
3. 《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失獨，中國家庭之痛》看了令人心痛。前者是您對大量獨生子女遭遇意外死亡之後，給父母所造成的劇烈情感創傷和生活震**進行了真實殘酷的描述，後者是我國首部對獨生子女意外傷害問題的全景式采訪，也是一部含淚帶血、飽醮**與理性深度的長篇報告文學。您通過什麽方式尋找這些遭受意外傷害的獨生子女家庭？尋訪、采寫、我想這個過程一定倍受煎熬，要克服太多的困難。但是作品完成後對讀者的心理衝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是前所未有。這兩部作品，不僅關乎人生，關乎家庭，也關係到中國人口生態甚至國家前途命運，堪稱是警世之作。如何做到既有文學性，又有現場敘述感，既有細節故事，又有宏觀視野和前瞻性，您能談談自己的經驗嗎？是如何兼顧這幾方麵的？
楊曉升：這兩部名字不同的書，其實是同一部作品，是我國第一部全景式揭示失獨家庭慘狀、分析一胎政策弊端並探討開放二胎政策可行性的報告文學。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本已將《隻有一個孩子》納入當年重點圖書出版計劃，書出版前該社策劃部還大規模聯係了全國各地數十家報紙進行了廣泛的宣傳與連載，不料卻驚動了國家計生委。計生委幹預並阻止出版社出版此書。我當即將書稿轉給一家民營出版公司，書很快由華藝出版社完成出版印刷，不料書尚未發行又被國家計生委發現，計生委這回舉報到中宣部。中宣部當即到出版社調書審查，雖未發現政治問題，但鑒於計生委認為此書所反映的問題太過殘酷尖銳，且與現行計生政策相左，故製止此書發行。此書終成了禁書，而後長達十年時間再沒有出版社敢於出版。直到十年之後的2014年，《文藝報》總編梁鴻鷹找到我，提出將我這本書納入他為太白文藝出版社主編的一套中國長篇紀實叢書計劃，我當即同意並將書稿作了修訂補充，書名改為《失獨，中國家庭之痛》，於2014年10月出版。次年的全國兩會，中央宣布全國實行單獨二胎政策，於是有輿論將我這部書譽為“推動國家開放二胎政策的功勳之書”。說到這部書的采訪過程，可謂艱苦卓絕。
我是從各種新聞媒體或周圍的人群中直接或間接尋找采訪個案的，但要知道失獨家庭誰都不願意揭開自己的瘡疤，所以即便好不容易聯係到了采訪對象，遭拒絕或冷眼的情況屢屢發生。即便好不容易對方同意接受采訪，采訪的過程我的情感也與受訪者一樣倍受殘酷折磨，時常是陪著受訪者以淚洗麵。其實，每個失獨家庭都有悲慘的遭遇，自然都不缺故事和細節，加之悲劇發生帶來的巨大情感衝擊，這一切都已經構成了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假若將這些東西放到相應的社會背景和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上加以考察、觀照，自然就不難發現所有這些給你的寫作所帶來的價值，而前瞻性也正是建立在這個價值判斷的基礎上的。所謂創作的衝動，其實就是基於對你所要描寫的對象、題材及所能揭示的內涵作出的價值判斷，你覺得價值越大，衝動自然也就越大，這是文學創作的原動力。而對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與敏感捕捉，是優秀作家應有的基本素質和基本技能。
4. 您的報告文學創作涵蓋教育、科技、家庭等方麵，既關係個體命運，也關係國計民生。可否概括一下您的報告文學創作特點？
楊曉升：從大的方麵講，我的報告文學屬於社會問題報告文學，我很少以人物為主體進行創作。即便作品中涉及了人物，也都是放到特定的社會問題框架中描寫並為題材的揭示和表達服務。所以，熱切地關注現實生活，敏銳地洞察時代風雲，深切地體味百姓的幸福與疾苦，以憂患意識和悲憫之心關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及百姓的命運浮沉，為推動社會進步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貢獻自己微薄之力，這大概是我寫作報告文學的初衷和特點吧。
5. 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創作首先是選材。您對於作品的敏感性以及對重大題材的把握來自哪裏？
楊曉升：某種意義上講，報告文學是題材決定論，好的選題的確立，其實已經奠定了一半的成功。什麽是報告文學的好選題？首先是要立足現實，以當下的現實背景、社會現狀和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為參照，及時捕捉並把握普通百姓的普遍關切，盡可能站在時代的潮頭和生活的前沿，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緊緊抓住百姓和社會的興奮點與熱點。具體講是題材必須要有新鮮感、典型性、普遍性和關注度，寫出來的作品還要有可讀性、感染力和一定的理性深度，最終達到引發讀者關注、共鳴與思考的目的。如果能長時間保持對現實生活和社會發展進程的高度關注、敏感和熱情，啟開這樣的思維雷達不斷去尋找、策劃選題，好的選題包括重大的選題自然會“其來有自”。無論是我早期創作報告文學還是後來我主編《北京文學》策劃報告文學，我都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去策劃選題的。
6. 2020年初，您的中篇小說《龍頭香》獲得第二屆“禧福祥杯”
《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獎。寫小說的時間更長嗎？近幾年您發表的小說都很有影響，是不是有意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
楊曉升：自從參加工作走上業餘文學創作道路，我最早寫的是中短篇小說而非報告文學，後來因為結合工作派生出副產品——報告文學，其實是工作促使我這樣去做，覺得已經捕捉到的好選題而且因工作需要已經采訪並收集了大量素材，不寫很可惜。但是，寫報告文學比寫小說無論是時間和精力，要付出更多也更辛苦，而且寫作時由於必須遵從真實性、把握分寸感，所以與小說創作比有著更多的局限，不如寫小說自由和自如。其實，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創作報告文學了，因為工作太忙沒時間和精力去調查采訪，而內心深處又還熱愛著小說創作，所以已經有十多年時間放棄報告文學創作，同時也重拾起小說創作，近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龍頭香》等中篇小說都被一些選刊轉載甚至收錄進多種版本的優秀中篇小說年選，2020年1月《龍頭香》還獲得了第二屆“禧福祥杯”《小說選刊》最受讀者歡迎小說獎。盡管如此，迄今為止，我的創作影響更大、更廣泛的還是報告文學，像《中國魂告急——拜金潮襲擊共和國》《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與挑戰》《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或《失獨，中國家庭之痛》），都在不同時期引發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有的還是強烈的反響。但從現在到未來，主觀上我可能不會再去寫報告文學了，因為自己大量的小說構思都等待著我一步步去完成。
7. 您在創作中最大的困惑是什麽？對自己又有怎樣的要求？
楊曉升：如果說有困惑，那主要是時間和精力總是被繁重的工作所擠占，而我又是一個做事認真、追求完美，自認為責任感很強的人。隻要還在任上，以我的性格和做事的態度，本職工作我不可能隨便應付，更不會敷衍了事。正因如此，即便我近年已經寫了一些小說，但這些小說自己其實都還不甚滿意，或者說這些小說遠未達到自己的滿意度，還存在著各種不足。我隻能期待自己退休之後，有充足的時間閱讀、思考、寫作，即便寫了新作也要以更高的標準、以精益求精的態度不斷打磨，力求寫出自己更加滿意的新作。
8. 和非虛構作品一致的是，無論是小說《病房》還是《龍頭香》，都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真切的社會關懷，在真切地反映社會矛盾的同時，對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視也令人稱道。
能談談您文學創作上的追求嗎？
楊曉升：你這個提問，讓我無意中審視了自己近年的小說創作，發現像《紅包》《介入》《身不由己》《天盡頭》《病房》《龍頭香》這些中篇小說，都帶有很明顯的問題意識，這可能是由於早期寫作報告文學的緣故，可以說與報告文學的寫作一脈相承吧。但同時，與報告文學相比，小說離不開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所以寫作時更應該從小處入手，更多地體悟人物的身份與處境，時刻關注並遵從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邏輯，通過場景、故事、情節、細節、氛圍和心理活動，推動作品的走向，從中發現、開掘並揭示出生活的意蘊和人性的奧秘，盡最大的努力去挖掘人性的多樣性和生活的複雜性，盡可能使小說好看、耐看，讀後又能讓人久久回味，這是我創作上追求的方向。
9. 到《北京文學》擔任執行主編後，第二年就開始對《北京文學》進行改版，承擔著很大的壓力吧？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聲音。當時是怎樣的情況？
楊曉升：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阻力，主要是觀念的阻力，當然還有由觀念不同而後派生出的人際關係阻力。新時期文學之初，文學期刊曾經過傷痕文學時期的輝煌，甚至曾經走進文學期刊人之前都未曾意料到的社會聚光燈之下，優越感形成之後的故步自封、孤芳自賞和自以為是，在文學期刊編輯中普遍存在。麵對後來媒體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和外部文化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讀者的不斷分流和雜誌發行量的普遍萎縮，文學期刊人普遍感到迷惘、失落與悲觀。一方麵，他們既自以為是又自怨自艾，另一方麵他們既孤芳自賞又抱怨讀者，由此陷入觀念和行動的怪圈，使得文學雜誌普遍陷入低潮並進入惡性循環，發行量跌入低穀，政府主管部門不重視甚至不信任以致財政資金投入少。麵對改革和新觀念的介入，原有的文學期刊人普遍存在著心理矛盾，既渴望改革又害怕改革，尤其是當具體的改革措施與自己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觀念激烈碰撞、尤其是與自己的個人利益激烈碰撞時，就會形成抵觸甚至反抗。就我到《北京文學》之後的經曆，最明顯的例子是：為了改變文學期刊千刊一麵的現狀、密切文學期刊與現實生活和讀者之間的聯係，《北京文學》開設的“現實中國”這個專門發表報告文學的欄目，遭到編輯部內部甚至外部一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報告文學“不是文學”，而且容易惹事生非，我是頂著巨大壓力堅持將這個欄目辦下來的。如今二十年過去，事實證明，“現實中國”欄目每期所刊發的報告文學，不僅沒有“惹事生非”，而且影響巨大，所發作品不僅廣受讀者歡迎並被其他報刊轉載，還獲得過包括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在內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獎項，每年的報告文學作品還成為全國各種優秀報告文學年選爭先選用的對象，被年選收錄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全國文學期刊中也是最多的，“現實中國”如今已經成為《北京文學》的品牌欄目。再比如：《北京文學》改版改革之初，我就製訂杜絕一律發表本社編輯員工的文學作品（工作需要時的評論文章除外），同時要求編輯每月必須審閱一定數量的自然來稿，並將審讀自然來稿的情況納入每月編輯的考核。這一措施因為損害了本社員工一定的個人利益，自然也遭到了內部員工一定程度的排斥與反對。要求編輯審讀自然來稿，是因為我覺得新人和陌生作者的不斷出現是文學期刊的活力和文學發展及繁榮的希望所在，而自然來稿是文學新人出現的最主要渠道。
10. 欄目調整是基於怎樣的思路？改版後的定位是什麽？
楊曉升：欄目調整是基於營銷學中的區分經營戰略，打破傳統文學期刊以體裁劃分欄目且千篇一律、千刊一麵的陳舊模式，既要尊重文學的基本規律，兼容文學的共性（比如必須是刊發優秀的文學作品），又要最大限度拓展文學的邊界並突出自身的特色與個性，本著“人有我有、人無我也有”的原則，調動一切手段、挖掘自身潛力，盡最大的努力將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欄目、每一篇作品組織得最好。刊物改版後的定位是：全心全意為讀者著想、為讀者服務，無論發表什麽作家、什麽類型的作品，都必須將多數讀者的需要放在首位。
11. 改版之後的《北京文學》“以其內容的清新感、現實感、大眾性和可讀性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可否概括談談，《北京文學》的發展大致經曆了怎樣的變化？
楊曉升：《北京文學》自2001年第1期開始改版調整欄目，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是探索階段。探索階段主要指改版和調整初期，我們要看看各方麵讀者的反映，在小的環節和個別欄目進行微調。比如最初設立的欄目還有“網絡奇文”，初衷是想選發網絡文學精品妙文，但麵對汗牛充棟的海量網文，由於人力和視野所限，我們難以做到精選，因而探索了不到半年我們果斷撤消欄目；還有“紙上交流”欄目，初衷是為了及時呈現讀者對刊物和作品閱讀後的意見和建議，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來稿隻局限在少數讀者，我們也果斷撤消此欄目。二是發展階段，刊物的定位和欄目確立之後，重要的是每期都要組織並刊發質量達到要求的作品，包括雜誌的封麵、裝幀設計、排版、校對、製作、印刷和銷售發行等環節，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成長期。第三個階段是成熟階段，包括雜誌風格、封麵、欄目、作品質量達到一定高度之後的相對成熟與穩定，這一階段還有一個大動作是雜誌擴容，從雜誌改版最初的一百多個頁碼、中間擴充到160頁，再到2017年的每期208頁（與《人民文學》容量相同），而且全部改為彩色印刷，稿酬也大幅度提升到全國文學期刊的第一陣營。迄今為止，無論是雜誌風格、作品的質量還是我們雜誌社內部的編輯隊伍建設，可以說達到了成熟期。
12. 2020年是《北京文學》創刊70周年。70年間《北京文學》的發展曆經曲折，是不是也有堅守不變的方麵？如果有，這種定力來自什麽？
楊曉升：今年是《北京文學》創刊70周年，從去年開始我們就約請著名文學評論家、文化學者孟繁華為《北京文學》70周年撰寫長達數萬字的紀念長文，這篇長文將在《北京文學》70周年紀念冊和《北京文學》今年第9期創刊70周年紀念特刊上刊發。孟繁華將《北京文學》70周年發展曆程作了客觀準確的概括：第一個階段，新時代的新文藝，描述創刊初期老舍等編輯前輩在刊物內容和定位上的艱難探索和曆次政治風雲對刊物的衝擊與影響；第二個階段，大時代的文學重鎮和風向標，描述改革開放之後《北京文學》在新時期文學發展曆程中的巨大貢獻和重要影響；第三個階段，新世紀的守正創新，描述社會文化環境發展變化、文學期刊麵臨市場經濟嚴峻挑戰之後，《北京文學》曆任辦刊人對文學的執著堅守與為謀求雜誌生存時的艱難探索，以及我主持《北京文學》工作之後的改版、改革創新並重獲新生。孟繁華還歸納總結出《北京文學》70年發展曆程的特點：形象正大，引領風潮，扶持新人，銳意創新。我覺得孟繁華的歸納、概括與總結，比較準確與客觀，符合《北京文學》70年發展曆程的實際情況。《北京文學》之所以能70年紅旗不倒，是因為一代代文學編輯執著地堅守文學理想，始終沿著文學的航向前赴後繼奮勇前行，盡管期間經曆過曲折，遭遇過激流險灘、暴風驟雨，內部也有過不同觀念的交鋒與碰撞，雜誌有過低潮和**，但始終沒有偏離文學的航線。高揚的文學理想，成為《北京文學》70年間一代代文學編輯唯一的定力。
13. 您在《北京文學》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這其實是很難實現的。為了達到一目標，您采取了哪些措施？辦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麽？
楊曉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為《北京文學》確定的工作標高，是我們編輯每一期雜誌的努力方向。我以為，隻有以高標準要求我們自己，我們才能有壓力和動力。為了達到這個標高，我們建立了嚴格的管理考核製度，調動全體編輯員工，兢兢業業、紮紮實實抓質量，比如強化每期雜誌重點內容、重點作品的組織與策劃，堅持稿件三審製度；比如要求編輯可以有自己的審美傾向，但絕不能以個人好惡選擇稿件，選稿要服從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質量麵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絕關係稿人情稿；比如規定本社員工一律不準在自己刊物上發表或轉載作品（工作需要的評論除外）；比如編輯必須審讀自然來稿，審稿和發稿的情況每月納入編輯考核（內容包括審讀來稿數量、稿件刊發後的反響等），同時刊物設立“新人自薦”欄目，每期專門發表編輯從來稿中發現的優秀小說處女作；比如加強與讀者互動，開設“作家熱線”“紙上交流”“文化觀察”等讀者參與的欄目，征集讀者的評刊、意見與建議，每年策劃大眾文化話題開展專題征文、吸引讀者參與。總之，雜誌的編輯和出版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牽涉到很多環節，必須以高標準嚴要求做好每一個環節。隻要每一個環節盡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標高就不是空話。事實證明，目前的《北京文學》每期都有看點有亮點，內容豐富且都有高質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們現在的雜誌，建議盡可能多看幾期，不妨與其他文學雜誌作比較，我相信《北京文學》不會讓大家失望。辦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確的理念與有效的行動。
14. 新媒體時代，《北京文學》如何應對或者融合多媒體，進一步擴大影響？
楊曉升：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對文學雜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必須順應時代和讀者閱讀要求，努力借助新媒體平台擴大雜誌的影響與傳播。其實，《北京文學》是比較早開通網頁、博客和微博的文學雜誌。在電子閱讀方麵，《北京文學》是全國文學期刊中最早與新浪文化合作推出專題專版的文學雜誌，也是最早與龍源期刊網、知網（中國電子期刊）、萬方數據網等電子平台合作推廣電子閱讀的文學雜誌。除了保持傳統的郵局發行、二渠道等方麵的銷售，2017年始，我社又開通了微信公眾號和北京文學微店，同時與全國最大的網上雜誌訂閱平台雜誌鋪合作，開展網上訂閱和銷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們都調動編輯在本社的網頁、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和一些報紙宣傳推介新刊內容要目。在微信公眾號、微博、博客、官方網站等常規運營的基礎上，《北京文學》在2019年進行了多平台的運營嚐試，一方麵開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麵，在簡書、小紅書、抖音等平台開設相應賬號，針對不同平台用戶需求，發布相應內容，構建新媒體矩陣，初步探索了新形勢下文學期刊與多媒體融合的發展道路。
15. 有作家的身份，我想您一定特別體諒作家的苦衷、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對於選擇優質作品也更有眼光。您覺得呢？作家身份對辦刊帶來什麽？
楊曉升：是的。因為我有寫作的實踐與經曆，所以能切身體味作家創作時的甘苦與歡欣，所以我要求編輯要尊重每一位作者的勞動，對所有作者要一視同仁，質量麵前人人平等。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北京文學》要像慈善組織或救助站那樣去尊重作家的勞動、不顧質量要求幫助寫作者發表稿件，絕不是！我們隻尊重作家的有效勞動，也就是說你的來稿必須達到《北京文學》的發稿標準和要求，這是最基本的前提。說到作家的身份，我覺得有助於我在審讀和選用稿子時設身處地地把脈作品的品相和成色，並且從更具體的角度對不完善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見。最起碼的一點，你這樣編排故事和情節、這樣描寫細節、情景和對話，路子到底對不對，是否契合具體的場景和氛圍，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是否符合常識和生活的基本邏輯；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這篇稿子到底有沒有新意，類似的題材和故事別人寫沒寫過？這就像一個會開車的人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觀察正駕車前行的朋友，一舉一動你都能觀察出對錯。這麽多年來，無數作者及投稿，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投稿，我時常以寫作者的身份和角度審視稿件並提出合理化的修改建議，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來稿，都曾經聽取過我的合理建議對作品作了相應的修改和潤色。所以，作家的身份可能更有利於我更廣泛地團結作家。
16. 在眾多的文學刊物中，《北京文學》好像更接地氣、更重視讀者，也更能讓作家感受到被尊重。您認為《北京文學》有哪些獨特之處？辦刊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麽？
楊曉升：我始終認為，文學雜誌既然是公開發行的，就具備了文化產品的屬性。而產品是否受到歡迎，有沒有生命力，取決於我們最主要的閱讀對象——讀者是否喜歡。換句話說，文學雜誌的生命力取決於讀者是否需要你、歡迎你，某種意義上說讀者就是上帝。無論哪位作家、何種作品，你發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將作品展示給讀者的（那些聲稱不在乎讀者的作家為何還要將稿子投給雜誌發表？我對此始終存疑），所以在不降低雜誌和作品文學品位和質量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尊重更多的讀者。《北京文學》改版的時候我提出雜誌為讀者辦、為讀者著想的大方向，近二十年來也一直按照這個大方向全心全意為讀者辦刊，無論雜誌的封麵、裝幀設計、欄目的設置、作品的內容、類型和質量，都是圍繞“讀者”這個軸心來進行的。當然，確立刊物的辦刊方向之後，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嚴格的考核製度、構建一個從組稿、編輯、發行、宣傳等方麵的全方位係統。主編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責任感與嚴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確保這個係統的正常運轉，一期接一期地編輯、製作出對讀者有吸引力、讓讀者有閱讀期待的高質量產品，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地不斷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學新人，這也是辦好一本雜誌的必由之道。說到《北京文學》有哪些獨特之處，我還是借用鐵凝主席的兩次題詞吧。《北京文學》創刊55周年的時候，時任河北作協主席的鐵凝為《北京文學》的題詞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今年，中國作協鐵凝主席為《北京文學》創刊70周年的題詞是：“淳厚的文化積澱，鮮活的時代生機，常新的藝術樣態。團結作家，親近讀者。樣貌從容亦有朝氣”。我以為，鐵凝主席的兩次題詞、兩次概括，會比我們自己的概括更權威，也更有說服力。
我以為，辦刊的最理想狀態是六個字：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指寬鬆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和辦刊氛圍；地利，就是要擁有一支愛崗敬業、團結協作、充滿活力和戰鬥力的優秀編輯隊伍；人和則是指刊物必須建立良好的人緣（即作家、讀者、上級主管單位等方麵的厚愛與支持）。
17. 和《北京文學》相知相守20年，是一種怎樣的感情？
楊曉升：在《北京文學》工作的20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黃金時光，我的辦刊理念在經過艱難的探索與付出之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個人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鍛煉與提升，職業的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和人生價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實現。所以，我與《北京文學》的感情堪比骨肉親情，無法割舍。我由衷感謝《北京文學》二十年來對我的滋養以及為我提供的舞台，是《北京文學》成就了我，讓我獲得了快樂和充實的人生。同時，我也要由衷感謝當初將我引薦到《北京文學》工作的前任社長章德寧女士，感謝二十年來與我並肩戰鬥的眾多同事以及幫助支持過我的無數作家和讀者朋友。
原載《中華讀書報》2020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