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名利場上，即便是最不善於觀察的人，有時候總不免要考慮一下自己的熟人日子是怎樣過的；即便是最開朗慷慨的人，也不可能從不在意左鄰右合一年到頭如何維持他們的消費。比方說，盡管對詹金斯一家我極其尊敬，可我不得不承認，這一家子坐著敞篷大馬車出現在海德公園，跟班的一個個身高體胖，對我永遠是個解不開的謎。我雖知道那車是租來的，並且他們對傭人一律是隻供膳宿不給工資，然而三名仆役一輛車少說也要花六百鎊每年——何況隔三差五還要設華筵請客；兩個男孩上的是伊頓公學；除了為女孩們聘請一名很貴的家庭女教師外，也有幾位專科教員上門授課；到了秋天不是出國就是去伊斯特本或沃辛旅遊；接下來就是一年一度的舞會由甘特美食店供應夜宵（附帶提一下，詹金斯家的一流宴會全權由該店承辦，我曾應邀出席一次這樣的盛宴以免空著一個座位，所以對此十分了解，很明顯，那些菜點的規格比招待較低層次客人的大路貨飯局還要高級）。我要說的是，哪怕對於不愛管閑事的好好先生，也會好奇：詹金斯家哪得如此闊綽?說到這，詹金斯究竟何許人也?我們都知道他是典簽署長官，年俸僅一千二百鎊。是不是他的太太有私房錢?弗林特小姐生於白金漢郡的一個小地主家庭，兄弟姐妹連她就有十一人。娘家僅在聖誕節給她一隻火雞，不但如此學校放假時她倒要供幾個妹妹的膳宿；她的兄弟們到倫敦來，也得照顧。詹金斯是怎麽保持收支平衡的?我的疑問也是他的每一個朋友都想知道的：他怎麽能夠長期不露餡，一直逍遙法外?去年他到法國的布洛涅去了，可居然還能回來，此事令所有的人迷惑。
其中誰都能舉出若幹朋友的家底來，天知道他們的日子是怎麽過的。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人人喝過許多杯酒祝好客的主人身體健康，而心中反複思索，買那些酒的錢他是從哪兒弄來的。
羅登·克勞利從巴黎回來後，搬到了五月市柯曾街一棟舒適的小型圖樓。三四年間，在受到他們款待的眾多朋友中，恐怕人人都對夫婦的生活方式產生過以上的一些疑問。
“我的兒，”如果我有獨生子的話，我會對他說，“通過深入調查以及與他本人的經常地接觸，你會懂得，沒有任何收入的人是怎樣悠閑度日的。不過記得不要與那些精於此道的紳士交往過密，可以使用第二手材料，因為你若是要自己動手計算的話，相信我，那會耗費你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盡管沒有任何收入，克勞利夫婦也可以在巴黎過上兩三年快樂自在的日子，有關這方麵的情況，我隻能作一些非常簡單的敘述。何時他離開了近衛騎兵團，賣掉了自己的頭銜退出軍界。當我們再次相遇，除了他的八字胡髭和名片上的中校頭銜外，他的戎馬生涯再也沒有給他留下其他任何紀念。
瑞蓓卡到達巴黎後，很快就在花都的社交界風光地占據領導的地位，並在王政複辟後最顯赫的一些法國貴族之家受到熱情接待。當時在巴黎的那些英國達官貴人，以她為中心，致使他們的太太對這朵突然冒出來的交際花懷恨在心。她在聖日耳曼區的沙龍裏已站立穩了，那些張開雙臂歡迎她的朝廷新貴府邸又是如此富有，凡此種種有好幾個月曾令克勞利太太心花怒放，恐怕還有點兒飄飄然。在那段她風生水起的日子裏，她也許不太瞧得起丈夫的社交圈子——其中大都是一些年輕的軍人士兵。
但是，陪太太出去社交的中校，置身於公爵夫人等朝廷命婦中間，卻感到非常乏味。那些老太太玩紙牌時，會為了區區五法郎的輸贏而又嚷又叫，克勞利中校認為在這樣的牌桌旁坐下來純屬浪費時間。由於不懂法語，她們談話中的有趣的地方他又欣賞不了。他一再表示：瑞蓓卡何苦每天晚上向一大幫子皇親國戚行跪拜禮?不久，隻有太太一個人去參加那樣的晚會，自己又重新在合得來的朋友中間尋歡作樂。
我們說某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根本沒有進款，日子照樣過得挺舒適；其實這“沒有進款”一語指的是一個謎，意思是說：不知道這位有臉麵的人物是怎麽維持其日常開銷的。我們這位中校朋友對於一切賭博都興致盎然，無論紙牌、骰子還是台球杆，他沒有不知道的。可想而知，他玩這些東西的功夫自然比偶爾玩一次的人自然要高明得多。在台球這項遊戲中，克勞利原先隻是個熟練的業餘愛好者，如今已成為行家。如同一位偉大的將軍，他的天才往往與危險是同步增長的。有時候整場比賽他的運氣都不好，人家把賭注都押在他輸球上。但在關鍵時刻，他會顯示藝高人膽大的本色，打出幾杆驚人的好球，一下子扭轉敗局，取得最後勝利令所有不了解他有這一手的人都驚詫不已。看慣這種場麵的人，就不會那樣輕率地下注賭一個人輸球，因為有可能此人後勁十足，會突然間令人眼花繚亂地大顯身手，把對手打得一敗塗地呢。
玩牌他也很善長。在晚上牌局剛開始時，他經常輸錢，技術蹩腳透頂，不知底細者每每不把他放在眼裏。等到他打起精神來，注意力開始集中；這時你會發現克勞利的牌打得與剛才判若兩人，並且確信夜猶未央他將把對手殺得一個不留。事實上，能自誇曾經贏過他的人簡直是一個也沒有。
由於他在賭道上無往而不利，也無外手眼紅者和敗北者提起此事有時會說些相當難聽的話。關於威靈頓公爵從不打敗仗這一點來說，法國人總說隻是一連串驚人的巧合才使他成為常勝的福將；他們居然認為威靈頓在滑鐵盧用了計謀，否則贏不了最後攸關性命的那一墩牌。同樣，在嗜賭的英國軍人圈子裏有一種模糊的說法，認為不能排除作弊的可能性，克勞利中校老是連戰連勝。
盡管巴黎的弗拉斯卡蒂沙龍此時已經開張，但是賭風日熾，公開的賭場太少，適應不了那股迅速蔓延的狂熱勢頭，於是在一些私人家中也呼幺喝六地賭起來。在克勞利家頗具情趣的小型晚會上，通常也會舉行這種預兆不祥的娛樂活動，令賢惠的克勞利太太很不高興。提起丈夫沉湎於擲骰子賭博的事情，她那無法言語的憂傷便溢於言表；無論什麽人上他們家，她都會抱怨。她懇求年輕人千萬千萬不要去碰骰子筒。有一回，步兵團的小夥子格林，輸了一大筆錢；事後據傭人告訴那位倒黴的少爺，瑞蓓卡哭了整整一夜，甚至向她的丈夫下跪，求他把格林欠下的賭賬一筆勾銷，把格林所立確認欠債的字據燒毀。可是羅登怎麽可能會這樣做呢?輕騎團的布拉克斯通和漢諾威騎兵團的佩因特伯爵贏他自己的錢也有那麽多。格林什麽時候方便，就什麽時候還；因為欠債當然要還。
另一些軍官——主要是年輕人，因為喜歡聚集在克勞利太太周圍的人大都年紀較輕——參加她家的派對回去時往往很不高興，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她家致命的牌桌上輸了錢。克勞利家由此開始有了壞名聲。有經驗的告誡缺乏經驗者要提防危險。有一回，這位步兵上校和他的太太在“巴黎咖啡館”用餐，他們和也在那裏吃飯的克勞利中校夫婦發生了一場劇烈地爭吵，鬧得不可開交。兩者的太太都參與了這場衝突。奧多德太太就在克勞利太太的鼻子前麵打了一個響亮的榧子，稱後者的丈夫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克勞利中校要求跟奧多德上校決鬥，並且把那一對手槍拿出來作準備（其中一支就是當初他打死馬克爾上尉的凶器）。總司令聞訊後，派人把克勞利叫去，好好地跟他談了一次，決鬥才沒有舉行。要不是瑞蓓卡跪在塔夫托將軍麵前求他幫忙，克勞利本來是應該被遣送回英國去的。這件事發生以後他有好幾個星期沒跟軍人一起賭錢。
雖說羅登精通賭術絲毫不用懷疑，而且所向披靡，但是瑞蓓卡經過反複思考，覺得他們的地位終究不穩固；雖然他們幾乎什麽賬也不付，但是他們這麽點兒本錢難保不會在某一天化為烏有。
“親愛的，”她對羅登說，“雖然賭博有助於增加你的收入，但賭博本身畢竟不是穩定的收入。總有一天那些人不願再玩了，那咱們怎麽辦?”
羅登也認為她說得有理，事實上他也注意到了，那幾位紳士在他家玩了幾個晚上，吃過幾餐宵夜以後，確實不想再跟他賭錢，瑞蓓卡的魅力也難以再吸引他們了。
克勞利夫婦在巴黎的生活固然舒適自在，但說到底那隻是無所事事的閑混；瑞蓓卡覺得還是應該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去安排羅登的前程。她必須為丈夫在國內或殖民地謀一份差事，作為第一步，她先讓克勞利賣掉軍銜離開近衛團，隻領半薪。也不再擔任塔夫托將軍的副官。瑞蓓卡逢人便說將軍的壞話，嘲笑他的假發（他一到巴黎就會戴上它遮禿）、他的緊身腰帶和他的假牙，被挖苦得最厲害的是：他妄圖征服所有女人的心，自以為是地以為他靠近的每一個女人都癡戀著他。近來塔夫托將軍忠情於濃眉重垂的布倫特太太——軍需官布倫特的妻子，向她送鮮花、首飾，在餐館裏請她吃飯，把自己在歌劇院的包廂給她使用。可憐塔夫托太太的愁眉並不比以前稍得舒展，漫長的夜晚她還是要和女兒們一起待在家裏，將軍陪布倫特太太看戲去了。當然，蓓姬身邊有一打崇拜者想取代將軍的位子，憑她的一張利嘴足以把將軍的新歡奚落得無地自容。但是，筆者已經說過，她已經漸漸厭倦了這種無聊的社交生活。歌劇院的包廂和餐館裏的宴請已使她煩悶極了；花束又不能留著防荒，她希望著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實惠。
就在這個時候，來自英國的消息很快在中校的巴黎債主中間傳開，並使他們大為興奮。他那位有錢的姑母、並且準備把巨額財產遺留給他的克勞利小姐快要死了；中校必須趕回去和她見上一麵。克勞利太太和她的孩子留下等中校來接。中校動身前往加來並且安全到達。人們原以為他要渡海到多佛爾，誰知他竟去了敦刻爾克，再從那裏折向他早就十分向往的布魯塞爾。其實，他在倫敦欠下的債比巴黎還要多；他寧可到那個不太大、又比較安靜的比利時城市去，也不願待在喧囂的英法兩國首都中的任何一處了。
姑母死了。克勞利太太給自己和兒子小羅登按最嚴格的規矩定製了喪服。中校則忙於辦理遺產繼承的相關事宜。瑞蓓卡要重新布置房間，和旅館老板商談了更新壁掛的事，並且在地毯問題上還有過一番傷和氣的爭執，最後雙方就全麵達成協議——隻是賬單還沒有支付。重新裝飾期間，瑞蓓卡先坐旅館提供的一輛車到別處去暫住，同去的搭車的有她的孩子和一名法國保姆，殷勤的旅館老板和老板娘還有站在大門口滿臉堆笑的熱情歡送。塔夫托將軍聽說她離開了巴黎，頓時氣憤至極；布倫特太太則因將軍火冒三丈而衝他發火。斯普尼中尉心痛極了。旅館老板提前把最好的客房重新裝修布置好，等候迷人的少奶奶和她的丈夫的歸來回來。他把克勞利太太鄭重其事交給他保管的幾隻箱子捆紮好，小心藏好。不過，當後來這些箱子被打開時，裏邊卻沒有什麽特別值錢的東西。
但是，克勞利太太在去比京與丈夫見麵之前，卻又隻身作了一次英國之行，把小兒子留在歐洲大陸，由那個法國保姆照料。
瑞蓓卡和小羅登分別，對母子雙方都沒有造成太大的痛苦。說實在的，從那位小少爺出生到現在，做母親的並沒有見過他多少回。瑞蓓卡緊隨著法國母親們一種流行的時尚，把孩子送到巴黎郊區一個村子裏去由別人奶養，小羅登出生後的最初幾個月是在一戶人口眾多的家庭裏度過的，他有許多個穿木屐的奶哥哥，生活得還很愉快。他父親常騎馬到那兒去看他，見兒子麵色紅潤，渾身泥土，在花匠的妻子（他的奶媽）照料下做泥餅玩兒得開心，一邊聲音洪亮地大叫大嚷，做了爸爸的羅登高興極了。
瑞蓓卡不大樂意去看自己的兒子。因為有一回，她的一件淺灰中略泛紫紅色的新長袍就讓兒子給弄髒了。小羅登寧可接受奶媽的愛撫，卻不喜歡母親，當他最後離開那個笑口常開、讓他覺得差不多是他親娘的奶媽時，大哭了好幾個小時。後來他母親答應他第二天就能回到奶媽這兒來，小家夥才止住哭鬧。奶媽自己恐怕也覺得和小家夥難舍難分，她也被告知孩子很快就要送回來，所以有一段時間一直望眼欲穿地等著小羅登回來。
在稍後一個時期，有一批膽大的英國冒險家闖入歐洲大陸，在各國首都行騙。其實，我們的這一對朋友可以說是其中的先驅者。在一八一七到一八一八年的那段十分好過的日子裏，人們對英國人的財富和信譽還極為尊敬。我聽人說，當時他們還沒有學會在做交易的時候砍價，哪像現在這樣以不屈不撓的侃價本領著稱於世。賴旅店主人的賬，用空頭支票詐騙輕易相信別人的銀行家，從車馬店老板那裏搶走馬車，從金匠那裏掠奪首飾，玩紙牌把旅客錢包掏空，連公共圖書館的書籍也難幸免於難；但是，三十年前隻要是一位坐自備馬車旅行的英國紳士，所到之處哪兒都樂意讓你賒賬，那些男人們絕少騙人，隻有受騙的份兒。
克勞利一家走後的幾個星期，他們在巴黎期間所住的旅館老板才意識到自己損失慘重，那還是因為向克勞利太太提供衣飾的馬拉布太太多次來要數目不大的賬，還有王宮大廈金球首飾行的迪德洛先生也來過不下五六次，打聽那位買了他幾塊懷表和幾隻鐲子的漂亮太太回來沒有。說來令人懷疑，但這卻是事實：甚至那個窮花匠的妻子，雖然奶養了那位太太的孩子，可是除了最初六個月，之後再也沒有拿到過一文錢，盡管她以奶汁和母愛哺育了小羅登。真的是這樣，連奶媽的錢也沒付——克勞利夫婦實在是忙得緊，哪兒記得他們還欠她這麽一筆微不足道的費用。至於旅館老板，他可是在有生之年可把整個英國罵得狗血噴頭。他向所有的旅客打聽是否認識一個姓克勞利的中校——他的太太身材嬌小，卻非常聰明。
“哦，先生!”老板總是會補上一句。“他們可把我坑苦了!”
聽他訴說蒙受重大損失的後，真令人感到悲哀。
瑞蓓卡這次倫敦之行的目的，是想去跟她丈夫的一大批債主達成某種協議，建議每一鎊欠款向他們失償還九便士或一先令，讓羅登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她在進行這場簡直比登天還難的談判過程中究竟采取了哪些手段，這裏不便細說。但是，她向債主們攤牌，她付給他們的那筆錢，是她丈夫能湊到的全部資金；她說服他們相信，克勞利中校寧可永遠僑居大陸，也不願背付著一身債回到這個國家來居位；她還向債主們證明，她丈夫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籌款，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得到比她受權建議的還債比率更大的份額。最後，她終於使中校的債主都接受她的條件，於是她僅僅使用一千五百鎊現金便把超過一萬五千鎊的債務一筆勾銷。
在這筆交易中，克勞利太太沒有聘請律師。事情簡單明了，就和她說的那樣，要還是不要——你們看著辦吧。她讓債主的代理人自己去權衡得失。代表紅獅廣場戴維茲先生的劉易斯和代表科西特街馬內西先生的莫斯（那是中校的兩戶主要債主），對於中校太太辦事如此痛快漂亮十分欣賞，認為沒有哪位專業律師可以勝過她。
瑞蓓卡十分虛心地接受他們的祝賀，為了款待對手的代理人，她吩咐送一瓶雪利酒和一大塊蛋糕到她辦理此事期間下榻的三流小客棧裏。她熱情地與代理人們一一握別後，直接返回大陸，與丈夫和兒子會合，向中校報告他已無債一身輕的好消息。至於兒子，他母親不在時那個法國保姆熱內維埃弗小姐根本不管他，因為那女子跟加來駐軍的一名士兵正談情說愛，她和那個軍人在一起便會把自己的責任忘得一幹二淨。有一回，熱內維埃弗讓孩子獨自待在加來海邊的沙灘上，自己離開後把他丟了，導致小羅登險些給淹死。
就這樣，克勞利中校和太太來到了倫敦；在五月市柯曾街他們自己家裏，才開始顯山露水——也就是拿出想要靠上述辦法過日子的人所必須掌握的本領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