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當代中國詩歌中的四種虛榮心
沈浩波
我在這裏所說的四種虛榮心，指的是當代中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種姿態進入詩歌史的虛榮心。並且，中國當代詩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虛榮心，構成了傾軋、分野，進而演變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以下四種：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
我不認為有這些虛榮心是壞事，也不認為完全沒有這些虛榮心的寫作就是更純粹的寫作。相反，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虛榮心和由此帶來的詩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詩人的寫作，具備了強烈的文化意誌和個人辨識度，使他們不僅僅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人，更成為特定曆史階段的重要詩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虛榮心和野心帶來的詩學偏執，很容易變成對詩歌的傷害。詩人們囿於自身的固執、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隻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念，壓倒詩歌本身，形成負麵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
同時，虛榮心背後的文化理念會產生“光暈”——一種強烈意誌形成的吸附效應。每一個攜帶虛榮心的相對重要的詩人背後，都有大群意誌薄弱的年輕或不年輕的追隨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體式詩歌對峙。這種對峙、爭論、不服氣，本身並非壞事，在初期，構成了理念的交鋒式溝通，甚至構成了一種激進的繁榮。但對峙並非建築於高水平的詩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築於低水平的偏狹執念之上，建築於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荒謬立場之上，建築於因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帶來的文化自卑，又因為要掩飾文化自卑而一味拚命強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內在動機上。久之，在低水平對峙中，每個群體都給自己罩上厚厚的烏龜殼，故步自封，坐井觀天。
近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對當代詩歌的發展損耗很大。漢語詩歌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常的詩人與詩人交流和溝通的最低標準，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不絕於耳的各種爭吵，大部分與詩歌關聯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義。
每一種虛榮，都有一條非常容易進入的歧途。
政治虛榮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詩歌淪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存天理，滅人性，用強大的政治、道德武裝自己，而在事實上，放逐了詩歌本身。政治正確的嘴臉，由政治正確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嘴臉，以社會道德良知作為寫作合法性的嘴臉，本就是詩歌的天敵。這種歧途，進一步導致詩人內心的幹燥，越社會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確就越偏離詩歌。
政治虛榮心在中國詩人的內心中根植甚深，來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本身就有這種傾向。對“詩言誌”的理解，對批判現實主義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種心理暗示作用。中國的讀者，喜歡要求詩人充當良知的代言者，充當意識形態反抗的主體，根源恐怕也在這裏。
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端的時代關係。當代詩歌發端於20世紀60～70年代，空氣中都充斥著意識形態荷爾蒙的時代；發端於食指、北島；發端於帶有意識形態對抗意味的“朦朧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詩人充當了思想的先驅，詩歌天生就具備的獨立、自由的意誌，無意間迎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這是一個浪漫的巧合，是詩歌與那個時代的必然，而不構成詩歌與所有時代的必然。“朦朧詩”的傳奇效應，時代賦予詩歌的英雄主義色彩，**了很多年輕的詩人，政治虛榮心甚至是很多人開始寫作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對抗使得詩人淩駕於詩歌之上。這種畸形的英雄主義自我實現方式，這種渴望充當時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虛妄念頭，被後來的很多詩人警惕和反抗，並逐漸形成共識。
以政治虛榮心為寫作依據的思潮，本來已經煙消雲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來之勢。這種反複，根源是詩歌的邊緣化。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以“實用”作為唯一標準，人們對詩歌的質疑和妖魔化就越劇烈。“寫詩有什麽用？”詩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無用為標準，它是精神、生命、經驗、意誌、語言、美學等共同作用下的結晶體，追求的是永恒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無法清晰、簡單地傳達給大眾。麵對大眾振振有詞的一問，詩人隻好攤開雙手：是，沒用，但我們願意，可以嗎？詩人放棄了闡釋詩歌的機會，大眾獲得了評價詩歌的權力，對詩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詩人像他們接受過的詩歌教育裏的樣子，成為良知和道德的展現者，要求詩歌重新變得有用。在新世紀，互聯網越發普及，中國人的表達欲望、言說欲望越來越強烈，對社會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滿足著很多文人的英雄主義夢想，他們也確實備受關注。在互聯網上，各種政治正確的堅定言論飽受追捧，搖滾歌手、媒體人、專欄作家、博客寫手、大學教授、作家、商人……都搖身一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並且仿佛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獲得了某種文化上的道德優越感。對很多年輕時就胸懷英雄夢和時代先知夢的詩人來說，這構成了刺激。前一分鍾他們被放逐，後一分鍾他們上網，他們渴望重新回到焦點，重新變得有用。一方麵是詩人被時代和大眾放逐的焦慮，一方麵是大眾對詩人站出來鼓吹良知和成為道德代言人的淺薄需求。帶著投機的欲望，不少詩人的政治虛榮心開始在寫作中上升。
我並不反對有限度的政治虛榮心，我自己也是一個願意對時代和社會保持敏感、保持關注，乃至隨時以寫作介入的詩人。但在這樣的寫作中，詩歌應該大於政治虛榮心，政治虛榮心應該對詩歌起到正向作用。殘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詩人以取消詩歌本身的規律為代價，口幹舌燥、聲嘶力竭地殺了過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確，非此即彼的反抗，陳詞濫調的囁嚅，幾乎取消了詩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濕潤。
先鋒虛榮心的歧途在於，因自身的淺陋狹隘，一味把先鋒置換成反文化，繼而更鄙陋地置換成以沒文化為榮，展示自己沒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沒文化虛榮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虛榮心，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麵，前者通常以流氓無產者的姿態出現，後者通常以飽學的文化貴族姿態出現，本質都是基於對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另一種歧途，則是將先鋒精神的一個維度——對人性幽暗複雜的挖掘和對人性真實的尊重，簡單置換到“我口寫我心”的粗淺層麵，甚至達不到“我口寫我心”，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抵達心之微妙，隻是停留在“我口寫我最簡單的動物性欲望”的層麵。更有甚者，為了展露所謂的“先鋒肌肉”，在寫作中一味好勇鬥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達方式，刻意炫耀流氓“無產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鋒標榜自己，以掩飾自卑。
先鋒虛榮心的第三種歧途，是宣稱自己發明了某種唯一的詩歌真理。某些語言詩派（他們認為語言是詩歌的唯一真理）甚至為此炮製出了類似於宗教教義那樣的真理條款。最近的某個真理條款宣稱，一切修辭都是遠離詩歌的。我不反對，甚至欣賞某些詩人個人化的極端語言實驗。堅決，乃至極端，確實可以成就某些詩人，放大他們堅持的美學理想，拓寬審美的範圍。但“唯一真理”、對其本人的詩歌創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響力所及的其他詩人的詩歌創作，帶來的危害已經清晰可見。
我本人的詩歌理想之一，就是堅持詩歌寫作的先鋒性。我密切關注當代漢語詩歌每一個維度上的先鋒性嚐試，我知道每一個行走在先鋒道路上的詩人在想什麽，想幹什麽。非常遺憾，我確實感到，很多詩人因先鋒的執念，被先鋒所困；因耽於先鋒的虛榮心，寫作變成了一種外在的虛榮性寫作、標簽化寫作，不再與內心有關。
21世紀初，我和我的朋友們發起了一場“下半身詩歌運動”，形成了一種先鋒性寫作潮流。其後，中國詩歌洋溢著“向下”、“崇低”的寫作思潮，與“無產者”的生活方式結合後，更是泛濫成災。很多人當時無法理解，我為什麽對這些“向下”、“崇低”批評居多。有人認為我想保持個人的先鋒話語權，有人認為我無法進一步向下，喪失了進一步的先鋒。殊不知，在我看來，再怎麽先鋒，也不能使先鋒淪為標簽和形式，不能令對先鋒的追求外在於詩歌。
我也曾因這種先鋒的執念，有時劍走偏鋒，好勇鬥狠，不惜代價強行披掛先鋒外衣。這樣的寫作嚐試，與內心嚴重脫節，變成了一列脫軌的火車。如何將先鋒性控製在與內心匹配的範圍內，控製在詩歌寫作內在邏輯的軌道上，是一個複雜的話題，絕非一味向下那麽簡單。
最近在讀小招的一本遺作，他在2010年自殺身亡。說實話，我讀得有些難受。阿堅寫的序言說，我是小招生前“方方麵麵都服氣”的詩人。阿堅還開列了一份小招熱愛的詩人名單，每一個都帶有強烈的先鋒標簽。在小招的整本詩集中，我看到這些詩人的影子，包括我的影子在內。我依然要說，這不是一本我喜歡的詩集。
在這本詩集中，小招幾乎一一試穿了他喜歡的詩人的先鋒外衣，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不合身。他對這種外在於內心的先鋒性的追求，大於對詩歌本身的追求，他追逐著他們身上熠熠發光的先鋒標簽，像小孩收集陣亡戰士的勳章，把勳章一一紮進皮肉，衝上想象中的詩歌戰場，義無返顧。
在最後的一些詩歌中，小招的天才開始體現，他開始找到自己的嗓音。這種嗓音，我認為是當代詩歌先鋒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開始嚐試將自己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個人命運，較為天然地融入駕輕就熟的口語敘述，讓其中的詩意自然呈現。可惜天不假年，這種開始走向成熟的寫作戛然而止。
但這部分詩歌，詩意更多還是體現在與主流社會世界觀的對抗中。這種對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這不誠實，或者說，並沒有體現出“誠實”的能力，也就失去了這種寫作最大的張力和微妙的詩意。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世界觀、生活方式，“無產者”的生命直覺和生存意誌，是天然的詩意。但這種天然的詩意，會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對抗削弱，不能抵達其中包孕的內心優勢。生活和命運帶來尷尬、痛苦、苦悶、孤絕、無奈、焦慮，才是內心真正的黃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這幾年，隨著布考斯基的詩歌被翻譯得越來越多，他成了中國先鋒詩界很多人的新偶像。布考斯基的寫作，幾乎是先鋒詩界各個流派過去十來年先鋒美學追求的集大成。他看似隨心所致、絮絮叨叨、流水賬式的口語，輕鬆實現了語言詩派對於“無意義寫作”的追求。他將個人生活的一切在敘述中直接呈現，使得詩歌充滿了“身體感”、“直覺感”。他詩歌中呈現的人渣般的生活方式，與先鋒詩界那些刻意強調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無產者”生活方式天然一致。並且，作為一個沉迷酒色、早年窮困潦倒的詩人，布考斯基的活法，顯得更加純粹。我能理解先鋒詩界這種如遇知己、如逢偶像的感覺，但同任何詩歌偶像一樣，布考斯基為中國詩歌帶來了更純粹、更成熟的美學樣本，但同時也帶來很大的負麵影響。
事實上，布考斯基的寫作建基於天才般的對詩歌本質的認識，達到了寫作的誠實，不誇大，不縮小，不膽怯，不回避、不刻意，誠實於自己的生存狀態，誠實於自己的內心，沒有刻意追求先鋒，沒有呈現任何對抗的姿態。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詩。詩人所應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種生存狀態，也不存在某種天然更接近詩歌的生存狀態，而是每種生存狀態與內心之間存在的微妙。此種微妙，即是詩。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態和生存狀態，與內心之間更富有撞擊的張力，詩意更容易被發現，在絕倫無匹的語言天才和敘述能力的激發下，成就了他的寫作。中國的很多先鋒詩人，既無如此天才，又無對詩歌和生命的誠實之心，刻意模仿，離本質越來越遠，也傷害了先鋒的本意。有的詩人，活得很人渣，內心也如人渣般猥瑣，卻不知布考斯基的內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貴，有對生命的真誠，有純正的人的力量。
先鋒從來不是姿態，而是詩人的內心與語言在巨大的張力中融為一體，達到通往本真的深度與廣度。相對傳統的、已經形成的詩意，先鋒是一種反動，進而形成或者發明新的詩意。若隻追求反動的一麵，以為越反動越先鋒，偏離本質的詩意和詩意的本質，就會導致“先鋒”與“詩歌”之間的南轅北轍。
上文提到的政治虛榮心和先鋒虛榮心，持有者大抵是詩歌寫作中的激進派。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持有者更像是詩歌寫作中的保守派。
在這四種虛榮心中，我最討厭的是過度體現的文化虛榮心。我甚至覺得，它不僅僅是一種利用文化文飾詩歌的投機，而是站在了詩歌本質的對立麵，站在文化的真實含義的對立麵。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虛榮心在詩歌中體現的例子。中國古代詩人對典故的癡迷（以宋朝江西詩派為最盛），美國詩人龐德野心勃勃的《詩章》，20世紀80年代流行一時的史詩寫作以及“整體主義”寫作，都在此列，都已經湮沒在曆史中。時間證明，這種趣味從來不是詩歌的大道。
最近幾年，隨著詩歌進一步邊緣化，部分知名詩人的文化虛榮心應運而生，帶著投機和討好的意識，詩意不足文化補，恨不得把曆史上的每條皺紋都搬到自己的詩歌裏。“文而飾之”後的詩歌，長著嚇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著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國故的臉，骨子裏卻是沒文化和對文化的無知。詩人跳起東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眾。這種偽造的東方文化詩歌，頗能與文史界所謂“新國學”之流形成呼應。
事實上，文化是內在的血脈，是流淌、運動著的。我們每個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詩寫出，就天然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麽來“飾之”？何必非要從故紙堆中，拚湊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詞匯，宣揚所謂東方文化，所謂“天人合一”，以此包裝自我，糟蹋文化？
詩人，豈能如此卑賤！
更不堪者，則將東方的各種典章，儒釋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進詩中，再發一些悲憫之感歎，一位“大師”儼然誕生了。對很多不懂得什麽叫“原創能力”，對“原創”缺乏基本審美的讀者來說，它們簡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紙堆裏的僵屍文化，故作端莊的語言，小關節處的悲憫抒情，添加一點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幾樣東西一拚湊，蒙住一批自以為有文化追求的讀者。作者和讀者，這群自以為熱愛文化的文盲，任何東西隻要顯得足夠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兒塗上油彩，被他們抬著轎子搬進廟裏。此類詩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類詩人的擁躉，大抵就是巫婆神漢的信奉者。
文化虛榮心本身就是歧途，技術虛榮心則是詩人在對技術的高度迷戀過程中，逐漸失去控製，形成歧途。
在學院派詩歌寫作中，陷身於這種狀態的詩人為數不少。這也算是一種“玩物喪誌”，一旦陷入，無力自拔。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人無不孜孜以求更有技術含量的語言表達，古代詩人即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技術自覺，技術甚至是寫詩者從業餘邁進專業的門檻。現在的問題是，當門檻變成“學問”，當技術成為詩人追求的唯一詩學，它們對詩歌本身的覆蓋和反噬就開始了。
我有一位詩人朋友，深受學院派詩歌影響，我常常懷疑，學院派詩歌是他關心的詩歌的全部。他對我的詩歌有一些了解的興趣，集中讀了一批詩後，發短信給我：“你的詩歌不是文學，是人學，你是個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覺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你這是表揚呢？還是批評呢？”
“表揚，高度表揚。”
他的表揚，以及他所說的“人學”，應該是指我的詩歌中對人性的盡可能呈現。但他同時又本能地有一種“不文學”的感覺，有一種“框框之外”的感覺。也就是說，對詩歌的文學性，他有一把尺子，一個框框，必須在框框之內，才能成為評價體係的一部分。這個框框是技術。技術成為尺子，成為體係，成為標準，我的寫作沒有進入這種學院派的技術體係，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隻是因為我夠“狠”，直接殺到“人學”，才令他驚訝。
他的短信也令我驚訝。我自覺深知詩歌界不同思潮之間的隔膜，但沒想到隔膜深到這種程度。學院派詩人中的一部分，壘起了一堵漢語詩歌的技術高牆，將自己圍在牆中，構築自己的技術詩學的小世界，樂在其中，精研修辭學，精研詞語與詞語之間的關係，精研每一個詩句最與眾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達。在他們的寫作中，技術成為學問，技術的層層壘疊，遮蔽了詩歌。然後，為了證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們用連篇累牘的論文，企圖證明詩歌即技術。他們陷入無法逆轉的迷途。
有一位前幾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詩人，我在讀他的詩集時，不禁喟歎：技術的迷途對詩人的耽誤實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詩歌以輕靈見長，頗有天才。後期的詩歌，我每讀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幾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盡全力精心體現技術，極盡複雜之能事，確實別開一番生麵，也拓寬了語詞的使用寬度。但詩歌整體抵達的情感、意識，並未因此加深，所呈現的空間，反被襯得逼仄、狹窄。精心雕琢了每一個詞和每一種修辭後，詩句如混凝土般結實壘砌，“詩”困裹在內，掙紮難出。這樣的詩歌，在學院派體係中備受推崇，我想，這是對其踐行“技術詩學”的犒賞，但代價未免太大。
有人將這種對技術的極度推崇，理解為對詩歌寫作的文本追求。但詩歌文本與“詩”之間，從來不是畫等號的，詩歌是語言、技術、生命、情感、意誌、個性錯綜難辨的結合體。以強調文本之名，用對技術的單一追求取代對“詩”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技術虛榮心的膨脹與泛濫，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國當代詩人最容易陷入的寫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華橫溢的詩人，一旦陷入，立刻獲得合法性、道德優勢或詩歌的政治正確，固執無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單純而本質地麵對詩歌。這樣的情況，對我的寫作是極大的提醒。
這麽多年，我的寫作發生在中國當代詩歌最直接的寫作現場，無時無刻不與這些虛榮心同在。這些虛榮心，也無時無刻不對我施加影響。我看到了它們，我從它們中汲取很多營養，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這篇文章作為詩集的序言，一是因為這是我這兩年思考得較多的課題，二是因為在這篇文章中，我已經寫出了自己的詩歌追求。
2012/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