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
近年來，心情常在焦躁沉鬱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覺地格外簡淡起來。因為無善可陳，話也不知道從哪裏說起，許多的師和友，久已音書斷絕。雖然心裏總是懷念著他們。
還是抗戰勝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見了一麵，這以後信也沒寫過一封。恐怕我現在在哪裏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報載朱先生胃病又發，正在醫院裏行手術。我就覺得不很好。因為我知道他“拖”著十二指腸潰瘍的病在身已經多年了，若不是到了嚴重地步，是不會進醫院去開刀的。果然，第二天報上就傳來他的死訊了，說行過手術之後轉成腎髒炎，因為體力太弱，終於不救。
朱先生的死，細想起來真是所謂“勢所必至”：以他那樣認真不苟的人，處在這樣的時世和境況，拖上了這樣的病，不能休息，不能醫治，隻是聽天由命地拖著，那結果早就可以預料的。看到報上所傳的噩耗，當時隻悲慨地說：“唉，他才隻五十一歲啊！”但心裏實在沒有感到多大的震驚。
叫我大大震驚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會麵。那時朱太太帶著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著暑假從昆明回來。我路過成都，從葉聖陶先生那裏打聽到他們的住處，特意去看他們。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樓附近名叫報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裏。他們住著幾間沒有地板的小瓦屋，簡陋，但很整潔。我先看見一位小弟弟，緊湊的個兒，清秀的蘋果臉，穿著黑洋布褂褲，在小巷寮簷下陰處一張小竹凳上坐著，聚精會神地看書。看這小弟弟的形貌神態，簡直是個具體而微的當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許多冤枉路，找得滿身汗，這一下知道找對了。但等到朱先生從屋裏走了出來，霎時間我可愣住了。他忽然變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膚蒼白鬆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著白色的西褲和襯衫，格外顯出了瘦削勞倦之態。十一年沒見麵，又逢著這艱苦的抗戰時期，變，是誰也要變的，但朱先生怎樣變成這樣了啊！我沒有料到，驟然吃了一驚，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著書，一手握著筆，穿得衣履整飭，想必正在房裏用功。看見我，很高興，慌亂的拖著椅子，讓我到房裏坐。一會兒工夫，又來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們都喊他“朱大哥”，坐滿了屋子，大聲地說笑著。朱先生各方麵應酬著，作古正經，一點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麵，是個生人，於是他還不時“張羅”我參加談話，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筆。但我看到他多麽疲乏，他的眼睛可憐地眨動著，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黃黝黝的，眼角的紅肉球球凸露了出來。他在凳上正襟危坐著，一言一動都使人覺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後，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飯。朱先生吃得很少，說吃多了就發胃病，而且隻能吃麵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餘冠英兄的信上告訴的。我也患過嚴重的胃**病，屬於神經性的，痛起來麵無人色，話也說不出，滿床亂滾。但一不痛，就食欲亢進；吃了東西，又是痛。後來承陽翰笙先生介紹，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兩顆大牙，病卻從此沒發了。當時我曾主觀地設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狀和治法寫信告訴了他。他回信說：“我也要試試看。”又一次的信說：“我的胃病時好時壞，難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後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壞了身體，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後的信上就沒再提過胃病。我還當他慢慢好了。這次見麵，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不但沒有好，而且已經把人拖成了這樣。
吃過飯，他廢了午睡，同我談到兩三點鍾，叫我多多“囤積”生活經驗，將來寫些出來，又談他自己研究和寫作的計劃。而後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幾個人，參加幾處聚會。吃完晚飯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遠的趕回家一定淋得渾身透濕。
“這個病，目前我沒辦法，隻好不要去管它。”這是當時他輕描淡寫地說的一句話，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留在我耳裏。他好像對他的病滿不在乎。但顯然的，他原先信上說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後得努力”的話，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拋開不顧了。我明白他那句輕鬆的話裏的沉重意味，當時什麽話也沒說。
還在小學時，我就在新雜誌上讀過朱先生的詩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當時齊名的兩位新詩人。民國十八年我進清華，知道朱先生任此間中國文學係主任。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係。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裏，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麵，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麵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著這人多勢眾，惟有窘得狼狽而逃。正在這樣笑鬧著，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著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來。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著。但隨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著頭，滿麵通紅的逃開了。這人很年輕，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餘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係。我到圖書館下麵係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準許你。”於是拿起鋼筆簽了字。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著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他的案頭也攤著好幾本。麵前有篇正寫著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裏，精神很飽滿，態度極莊嚴，但麵孔發紅，透著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麽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此外還得擬作，“擬曹子建名都篇”“擬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擬柏梁體”。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愜，他也不肯放過。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麽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他講課也真賣勁。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麵講，一麵看講稿，一麵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麵上總是泛著紅。他講的大多援引別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敘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囁囁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於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裏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他就麵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致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並未記下來。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有人說他是江蘇人。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著罷。”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過，還能說一口地道的湘鄉話。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他總是那麽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於客氣。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著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緗”）。是後來餘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裏，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著朱先生。我到他房裏坐過幾次。那時朱先生新結婚。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隱，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著那所房子。在這“四個齋”裏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製。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隻有跟它走。“寫小說，真不容易。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哪裏下筆。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曆史》和《別》。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麽！”隨即就臉紅起來。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著說：“他說我這裏有塊疤。”用手摸摸他右鬢上麵那塊沒長頭發的大疤。但覺得這說得不好，於是，臉又紅了。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他拿著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朱先生滿頭汗，不住用手帕抹著，說：“他不肯來。大約他對清華印象不好，也許是抽不出時間。他在城裏有好幾處講演，北大和師大。”停停又說，“隻好這樣罷，你們進城去聽他講罷。反正一樣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處就是係辦公室。除了吃飯、上課和休息，他總在那圍著滿架圖書的座位裏“埋”著。我到這裏找他，多是為選課的事；他勸我多選外文係的課；勸我讀第二年英文；我讀了兩年法文也是他鼓勵的。但對別的同學，我知道他並不向此方麵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決不牽著同學的鼻子向一方麵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氣。是有一位同學打電話到他家裏，說有幾本要看的書找不著，叫他立刻到圖書館書庫幫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說的話更不客氣。“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厭惡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後來為編年刊，向他索稿。到約定的時間去取，他還沒有寫完。於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見他埋頭寫著，很是著急，稿紙上塗了許多黑團團。終於脫稿了，把稿子交給我，指著說：“你看看這幾句。”我記得那幾句大意是：“諸位若因畢了業，就自以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我畢業那年，家境壞了，本想找個飯碗。照規例，要就業的到係裏登記，外間來信要人，即為斟酌介紹。我登記之後，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兩三次事，但到時心裏又不甘願，回說還是不想就業。那時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學校裏再賴了一年。可是拖著太太和女兒，靠研究院數十元津貼和一點不可指望的稿金，實在不易維持。於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職業。那是在寒假中，說河南有個大學要教員，後來打聽，又說不是。記得一天早晨奇冷無比，我遇見朱先生冒著吹得倒人的大風到郵局裏打電報通知那學校說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華中國文學係，定立的方針是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創造新時代文學。但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為係務纏住，自己沒法用功。聽說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準許他放掉係主任之職。他說：“你看我什麽學問也沒有，什麽也拿不出來，我實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沒有擺脫係務。
抗戰期間，他從昆明寫給我的一封信上說：
“我這些年擔任係務，越來越膩味。去年因胃病擺脫了聯大一部分係務，但還有清華的纏著。行政不論範圍大小，都有些煩麻瑣碎，耽誤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個不願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況且清華國文係從去年下半年起，就隻剩了一個學生。雖不一定是我的責任，但我總覺得乏味。今年請求休假，一半為的擺脫係務，一半為的補讀基本書籍。一向事忙，許多早該讀的書都還沒有細心讀過。我是四十多了，再遲怕真來不及了。”
下麵說到他的工作計劃：
“我的興趣本在詩，現在是偏向宋詩。我是個散文的人，所以也偏愛散文化的詩。另一方麵，我的興趣又在散文的發展。今年預定的工作，便是散文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從金甲文到群經諸子。這個範圍也夠大的，但我隻想作兩個題目。我還有一方麵的傾向，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問題的研究，還有語文意見的研究。這些其實都是關聯著的。
“寫作方麵，我想寫一部關於語文意義的書，已定下名字，叫‘語文影’。已經發表過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許多罵。但我用阿Q的方法對付他們，一概來個不理，事情也就過去了。還想寫一部，想叫做‘世情書’。但擔心自己經驗太狹，還不敢下手。有人說中國現代，散文裏缺少所謂Formalessay。這部書就想試試這一種體裁。但還得多讀書，廣經驗，才敢起手嚐試。”
這信正是他帶著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的病，在我所傳聞的，為了避空襲，背著僅有的一卷被子，進城去上課，住了幾夜，又背著被子回鄉下寓處那樣的生活中寫給我的。長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評論，關於朱先生在文藝學術方麵的成就，這裏也不能道及。以上我隻拉雜瑣屑的把我所見的他“這個人”細略敘述了出來。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們心目中的所謂大師。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見《背影序》）是的，他的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們，他毫無什麽了不得之處。你甚至會覺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誠懇無偽。他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斷地前進，不肯懈怠了一點。也許做錯了，他會改正的；也許力量小了，他會努力的。說他“老好”也罷，“隨和”也罷，他可一直忠於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一直忠於社會與時代。他把牢了大處——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麽，他們會漸漸的終於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做這個時代的人了。（見《標準與尺度》）
下麵我再摘抄民國二十三年他二十六歲時所作的長詩《毀滅》中的末段：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隻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別耽擱罷，
走！走！走！
（原載一九四八年九月《文訊》第九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