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
正是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印度新德裏突然接到穀正綱先生一個急電，報告老友段書詒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和觸了電一樣，眼睛一陣發黑，呆了一會，不知不覺地失聲大哭。事後我曾經按著我不盡的悲痛，寫了一首絕句道：
亦儒亦墨亦真誠，
遠識高標兩絕倫；
憂患不容餘涕淚，
我今痛哭為蒼生。
雖然是簡單的二十八字，卻不隻是寫我的悲哀，而是寫我對於書詒的認識。
我認識書詒在一九一七年同在北京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我在大學文科，他先在商科，後來蔡先生把商科改為法科（當時不稱學院，院長則稱學長），他就隸屬了法科。可是我們友誼的開始於一九一八年，當時我和傅孟真先生等為文學革命，進而為新文化運動而呼號，開始創辦《新潮》；而書詒被幾位政治興趣較濃而略帶國家主義色彩的同學們所拉，列名在一個刊物，名叫《國民雜誌》。最初《國民雜誌》裏的朋友們對於文化觀念是帶一點保守性的，認為我們新文化運動的主張不免過於激烈，可是大家對於反軍閥、反侵略、要澄清政治、複興民族的主張是一樣的，所以大家並不站在反對的立場。一九一八年，為了反對媚日外交，出賣高徐、濟順兩條鐵路的事件，北大學生在西齋飯廳開會，並歡迎回國學生報告日本侵略我國企圖。我是最後演說的一個人，因情緒過於激昂，竟提議發起第二天北大全體學生赴新華門請願和抗議的運動，這是“五四運動”的前奏，當時弄到蔡先生一度辭職，我頗受一部分愛護學校的同學的責難。（這件事在台北的狄君武、毛子水諸先生知道很詳。）可是書詒頗支持我，安慰我。他五體投地的崇拜蔡先生，他也極力愛護北大，不讓它受北洋軍閥的摧殘，可是他對我說：“像漢、宋太學生陳蕃、李膺、陳京這班人的風骨，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這句話深足以表現書詒心中所保存的中國曆史文化的傳統。
到了“五四”運動發生以後，我們兩人的交誼更密切起來。其實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書詒雖然參加，卻不是主動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擴大，情勢非常嚴重，眾議不免紛紜的時候，書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突現於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藍舊布長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概，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有一次，北大全體罷課了，他認為不當，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禮堂召集大會，單人演講了一點多鍾，使大家立刻複課。北洋軍閥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發生問題，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藍布舊衫，照常活動，有時加戴一副黑眼鏡。事後談起來，頗覺可笑。同學們對他由信任而愛護，為了要對抗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起見，大家叫他做“我們的段總理”，以後為簡單化起見，幹脆叫他“段總理”。他後來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被推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擴大了“五四”的號召，實現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巨魁的罷免，最後並阻止了《巴黎和約》的簽字，才保留山東問題在華盛頓會議席上得到有利的解決，把青島膠州灣和膠濟鐵路的領土主權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藉“五四”運動而震醒了當時及以後青年們國家民族意識，兼使新文化運動得以推廣。
在“五四”這一段，我和書詒幾乎天天在一起。有幾次工作到夜深了，還擠在一張窄小的硬木**睡覺，一談談到天亮。當年他在談話的時候，常常要提到他“廬陵歐陽公的文章道德”。我有幾回聽膩了，忍不住搶白他道：“你的廬陵歐陽公的文章道德又來了。”話雖這樣說，可是我知道他真相信這一套，所以我說他的道德觀點是儒家的，現在他的友好們試回想一下他的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經過看，我的話錯不錯？
在“五四”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們因略負浮名，遇著過一些政治社會的引誘。可是書詒和我們一班友好，絕不為動，相約繼續求學，以充實自己，再圖報國。承蔡先生的特達之知，使我們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我們是同時出國的，先赴美國，再到歐洲。書詒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兩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從事考學位，然而在讀書研究的工作上，卻自成係統。他讀書得閑，對於政治、經濟、曆史、文化諸問題，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寫文章，可是我們把寫作給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評，為我們所佩服。當我們到美國的第二年，正遇著華盛頓會議，以謀覓取太平洋和平方案，當然山東問題為其主要難題之一，這也正是我們這班從事五四運動的人的未竟之誌。這時候北洋軍閥還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對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係更想爭取代表，達到他們的私圖，遂先以三萬美金，收買少許留學界的敗類，為他們作工具。這件事在湖村（Lakeville）地方東美留學生年會中被我發現，經少數朋友商量後，次日在會場由我發難，當場揭布了那班敗類的罪行，推翻了他們把持的局麵，另外組織了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以從事國民外交，同時監督官方代表團的行動，尤其注意北方交通係與親日派的陰謀。當時和我們一道奮鬥的同學們很多，如周炳琳、蔣廷黻、張彭春、童冠賢和現在台北的李濟、劉崇鋐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勁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們一致的是王亮疇先生和代表團顧問羅文幹先生。國內派來各公團代表，暗中奉國父命令前來在國外監視官方代表團的是蔣夢麟先生。我們打成一片天天在會外商討。有幾次北京訓令指示代表團讓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泄氣的時候，我們的後援會予以種種刺激，使他們有所顧忌，不敢十分搖動。有一次，我們知道一個準備讓步的消息，要取緊急防止步驟，書詒急了，臨時組織了在華盛頓的一百多學生和華僑，揭了大旗到代表團去示威。書詒在頭，忽然圓睜豹眼（其實他平時的眼睛並不大），大叱一聲，嚇得典型官僚、膽小如鼠的施肇基，連打幾個寒噤。（我想亮疇先生一定可以證明此事，因為第二天見麵時，他曾表示愉快之感。）這次在國外的外交後援運動，固然是由群策群力來進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終其事、堅毅不拔的原動力，還係在段書詒身上。當時書詒常和我們參加“五四”的朋友們談到：“這是‘五四’運動未完的工作，我們做事要徹底。”
後來他先我一年到歐洲。最初到英國，在倫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聽講，去大英博物館讀書。他頗讚美英國議會政治運用的靈活，人民對於政治問題反應的靈敏，以及政治道德水準的優越，不幸倫敦濃霧包煙，有時不辨咫尺的氣候與環境，竟使他得了氣管炎，成為終身的痼疾，以後不僅危害了他的健康，而阻礙了他的事業，這是何等可惜的事！
由英轉德，用功學德文，到了能看政治、經濟一類的書籍。他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受人淩辱與經濟破產的情形，常常談到以德意誌這樣一個文化水準非常之高的民族，何以一般人民偏偏不懂政治。每逢談到，輒為歎息。我們同在柏林一年多，他先我回國。他在國外的期間，非常用功讀書和觀察外國政治社會的現象，常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可是他讀書常好自為係統，我曾經笑過他腦筋裏有自備的抽鬥，他要的立刻裝進去，不要的縱然攤在眼前，也熟視無睹。這種辦法，不無流弊，然而他所形成的特殊見解，也常由此而生。
他讀書能得間而扼要，是毫無問題的。
他回國以前，和我談天，總是主張他自己要多教幾年書才從事政治社會工作。他在北京和廣州也曾這樣試過。可是他為國家民族的熱忱，配合上國民革命的主潮，如何能使他安靜呢？他在廣州積極地投身國民革命工作了。他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從廣州到南昌，經過了一段有生命危險的苦鬥，尤其最後在南昌的一個階段，屢次幾遭不測。北伐成功以後，他認為教育和訓練，還是整飭革命部隊的基本，所以便加入中央黨校（後來演變為中央政校），任教約有兩年，以後加入教育部和主持中央訓練委員會，許多事實，朋友們知道的一定很多，我在這篇文章，暫行省去。他在教育部任政務次長時的認真和耐煩，幾乎使我忘記了他是才氣縱橫的段書詒，可是他並沒有絲毫拋棄了他的遠見和深思。他主持的中央訓練委員會正當抗戰時期，這機關的節省和效率，可以做各機關的模範，是大家所公認的。因為他以公忠刻苦為同仁先，所以相率從事而無怨。按編製該會員額為一百二十人，可是他老不補滿，隻用到六十多人。有人問他為什麽這樣緊，他的回答是：“老百姓太苦了。”我知道有兩次約他擔任政府的某某部長，他堅決地辭謝了。我有一次問他堅持的原因，他說：“幹政治就得要有主張、有抱負，不然，我何必去站班。”他的風骨就是如此。
他是一個苦行主義者，他是充分的墨家。他兼愛愛到全體的老百姓，老是說到“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呀”！他刻苦，刻苦到自己工作加倍而又營養不足。他自己固然窮，可是他看見公家的錢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能浪費絲毫，和他自己的生活更不能發生任何關係。老實說，他的病的加深，是為了窮，而且是為了窮而不苟的原因，不然像他還在春秋鼎盛之年，雖然飽經憂患，又何至枯槁而死！大家不必替他太息罷！從書詒的道德標準看來，這是應當的。我知道他死而不怨，因為他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精神！
書詒在取與之間的嚴格，就是至好的朋友之間，也是想象不到的。在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他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因積勞病重，進中央醫院，隻肯住三等病房。我於四月底擬動身赴印度，領了治裝費和旅費後不讓他知道，私自送了一百萬法幣（通貨膨脹時，數字很難記清，大約是此數。）到他府上，請他夫人無論如何不要告訴他，無非是要為他備一點營養品。他賢德的夫人堅辭不收，經我以我和書詒三十年的友誼來壓迫她，她留下來了。不想，她告訴了書詒，書詒又固執地要她退回。這時候我已出國了，她將這款子送回到我家裏，推來推去推了若幹遍，終久她堅決的意誌勝利了。對我們生死之交的朋友，取與之間，尚且如此，其餘可想！可是他自己對於窮朋友在他自己的經濟能力以內，卻是很體貼的。我曾見他常是以二十、三十元接濟窮朋友、窮同誌，大家不要以為寒塵，在窮的段書詒可是一件大事呀！
就當他這場病的時候，有一天，穀正綱兄很興奮地對我說：“段書詒偉大！”我問他為何作此言？他說：“我到中央醫院去看書詒，書詒正昏迷過去了。醫生為他用氧氣，把他救醒轉來。他醒轉後，知道用了氧氣，用輕微的聲音囑咐道：‘外匯，少用一點！’我聽了不禁淚如雨下。”一個人到了病重將要臨死的時候，還有這堅強的國家民族意識，“段書詒偉大！”是的，正綱的話一點不錯，“段書詒偉大！”
書詒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許多友朋不但佩服他，而且服他。他不好多說話，可是對朋友們開起玩笑來，他最頑皮，有時會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樣，他有時來上一兩句諷刺話，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可是話中卻有真理，使人無法反攻，所以在談話場合中最好恃強拒捕的傅孟真，遇著他也毫無辦法。從這些玩笑裏，常可以看見書詒的風趣，書詒決非枯燥無味的人，而且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們服他，不隻因為他的遠見卓識，而且因為他的真摯熱忱，何況他有高超絕俗的人格，有這種偉大人格的人，是不會對不起事，對不住人的！
在朋友之中，我與傅孟真最親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書詒，孟真是對的！
“書詒是天下才”這句話本來是孟真說的。三年前，孟真在南京時來看我，慨然歎息道：“書詒是天下才，而始終不能一展他的抱負，使我有‘才大難為用’之感。”其實抱這種太息的豈隻孟真一人，是造化忌才嗎？還是人與人間的了解不夠嗎？當年確有些人對於書詒害怕，書詒自己的鋒芒，也有以致之，最後書詒磨折到“爐火純青”了！可是書詒的生命也在這磨折過程中，消耗淨盡了！
本來這次書詒二周年紀念日，朋友們相約孟真和我各寫一篇紀念書詒的文章。我和孟真講過，孟真說：“紀念書詒文章，我哪有不寫之理。”到十二月十八日我再遇孟真，還催他一次，答應二十二日交卷。哪知道二十日晚間，孟真忽然丟了我們這班朋友們去世了！現在輪到我哭了書詒，又哭孟真！在感情上我受得了嗎？
我現在對人生惟一的安慰是：
“偉大的人，到死後才能被人家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