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雨霖
本文所要介紹的,是這樣一個奇人,他既無叱吒風雲的氣勢,也沒有倜儻英俊的風度。他,隻不過中等身材,白白胖胖的,活像一尊石灣公仔笑佛,說話慢條斯理的。他的奇特之處,就在於放著億萬富翁不當,卻寧願一生省吃儉用,曆盡艱辛,把竭盡畢生心血而搜集到的,流散於海內外的六千二百多件珍貴文物全部、無償地奉獻給國家,而一件也沒有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
這位奇人,就是已故的香港著名文物鑒藏家楊銓先生。
“怎能出賣自己的祖宗”
楊銓先生是廣東省鶴山縣人,生於祖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1891年。楊銓的父親在他出生後不久就離鄉背井到香港謀生,楊銓十六歲那年亦到香港,隨父在一位英國人開辦的太古船塢工作。其父是該船塢的一位小職員。初進太古船塢時,楊銓作為“後生”(即學徒兼雜役的簡稱)經常代父親送件到英國人上司家裏。這位英國人酷嗜收集中國古代文化遺物:古玩、字畫、陶瓷、雕塑、碑帖,以及富有天然畫意的大理石等都為他所愛好和悉心搜求。楊銓看見他的客廳裏到處擺滿了古董、字畫,感到十分奇怪。有一次,他忍不住問這位英國上司,為什麽要擺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又破又爛又舊,放在這麽幹淨、漂亮的客廳裏陳設有什麽作用?英國人聽了這位小“後生”的發問後,眼珠一轉,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他走到楊銓身旁,操著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國話,拍著他肩膀說:“傻瓜!你不要小看它們,這是中國極其珍貴的東西,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在收集、保藏。你今後如果在哪裏見到這類東西,就通知我或幫我買下來,這對你今後是有好處的。”楊銓聽後點頭應允。從十七歲以後,楊銓就經常手裏拿著這位上司給的錢,在送件之餘,到各處尋找中國曆史文物。他在接觸文物的過程中,由不認識到認識,以至漸漸產生了興趣,有了一定的鑒賞能力。那時候,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位穿著一身筆挺西裝的年輕人經常出入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的古董店、文玩檔,打探各種行情,像著了迷似地學習文物知識,收購各種文物。楊銓有時會買到好東西,有時又會受騙上當,買回贗品。他通過逐漸總結經驗教訓,在提高對各類文物的鑒賞能力的同時,開始認識到:祖國珍貴的曆史文物是中華民族悠久曆史發展的見證,特別是那些古字畫、古墨、古玉、古銅器和曆代陶瓷工藝品,更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是無數藝術家和勞動人民天才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和驕傲。“怎能夠把它們交給外國人,出賣自己的祖宗?!”於是,他暗自有意識地把其中一些好的留下來,而把一般的交出去,開始了自已的收集。經過不懈努力,他收集的東西就像涓涓的細流匯入江河,越來越多,住處的床下、桌下到處都堆滿了古物。不久,他亦由於得到上司的賞識,而一步步地被提拔為高級職員。
舉債變賣家產,“把好第二海關”
人們一定會奇怪,楊銓先生既不是富商大賈、達官貴人,也非豪門望族後裔,他為何能收集到這麽多價值高昂的文物?是的,楊銓先生並不富有,這位九個子女的父親為了購買、搜集各種文物,情願長期節衣縮食,過著清貧的生活,有時甚至不惜舉債變賣家產,赤心護國寶。
二十世紀初葉,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亂的時期,中國海關被當時的反動政府拱手讓給帝國主義把持,這樣的海關不但不能維護中國的主權,反而成了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財富,盜竊中國文物的“安全門”。如1903年——1908年,山東省濰縣美國傳教士方法斂就盜走我殷墟甲骨達2720片之多;長沙雅禮學院美籍牧師柯克思盜走我大批戰國楚器,其中有至今仍是我國發現最早的用毛筆寫繪在紡織物上的“繒書”;1914年——1917年,美國的畢士情深入華北各地許多重要石窟區,盜走了大批藝術雕刻,其中包括舉聞名的陝西唐太宗“昭陵六駿”中最精美的兩方石雕……當時的香港是內地文物、古董流向海外的重要集散地,楊銓目睹祖國的藝術精華不斷流失於國門之外,不禁痛心疾首。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解放前出土的文物不多,偶有出土便視為奇貨,被官僚、地主富豪們巧取豪奪,盜賣給帝國主義,真教人痛心。那時我真擔心祖國文物會被一掃而空。”於是,他下定決心,要盡自己的微薄力量,拯救祖國的文化遺產,把好“第二海關”(他常對人說:“我就是第二海關。”)。但當時他個人的財力有限,即使是他後來被提升為高級職員,收入較為豐裕,但因購買文物耗資可觀,故常常捉襟見肘。楊銓在這樣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千方百計,盡力而為。
1941年底香港淪陷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民不聊生,物價飛漲,港幣貶值,許多文物收藏家無法維持生計,隻好將其收藏的寶貝在街頭設攤賤賣。有一天,楊銓先生偕好友任真漢漫步街頭(任真漢是個對古文物素有研究、經驗豐富的著名畫家)。他們看到在充盈街頭的古董攤之間,有一位衣衫襤褸的老漢擺賣一幅古畫。楊銓與任真漢走上前去仔細欣賞,發現這是唐代大畫家閻立德(閻立本的兄長)畫的《文成公主降番圖》真跡,乃是一幅稀世奇珍!但老人要價甚高,而且非要當時最通行的“日本軍票”不可!楊銓一時無法湊足這筆款,正在惋惜、焦急之時,突然走來兩個問價的日本人,看得出他們還真的識貨懂行。楊銓與任真漢擔心這幅名畫落入日本人之手,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趕緊允諾賣主的要價,並約定第二天成交。楊先生回到家裏,立即四出向親友求助,東借西湊,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這筆錢款,便趕緊找到那位老漢,把那幅珍貴的《文成公主降番圖》搶買了回來。望著這幅幾經波折的國寶,他們難以抑製激動的情心,整天像著了魔似的,把它打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並翻書尋典,對畫麵的內容及落款題字逐字逐句進行對照、鑒別。這幅畫,在當時並無人認出它的曆史價值。自宋元以來,人們一直隻當它作“唐人畫神仙故實”,而且由於宋元明清的繪畫主流是山水畫,因而這幅人物畫一直未受重視。他們從浩如煙海的畫書史籍中查到《資治通鑒》中有記載:貞觀十五年,唐太宗以文德皇後所生的文成公主降嫁吐蕃王鬆讚幹布,並命“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存之宏文館”。他們確認此圖並非“仙人故實”畫中的盛裝女子麵貌及衣著,其發型及歧頭履均是公主裝束的真實寫生,尤其是那公主雙臂間橫搭著一幅白綢,更表明那是西藏特有的“哈達”,儀注風俗,此為中原地帶所無;古來畫仕女隻有肩上披長帶,從無以白巾橫搭兩臂間之形象,況且公主裙邊還有落款:“立德”二細字款,這是畫家閻立德當時的署名方式;圖中左側男子形象是無須的太監,這應當是伺奉公主的太監,他手持一把白絲,揮揚在空中,猶如一縷白雲,神仙故事中必無握一把雲的神話,而且畫中的白絲截得齊整,飄向空中的末端也是齊的,可知是蠶絲而不是白雲;畫上端正中央還有已黯黑的大印,文為“緝熙毆寶”四字。他們把考證研究的情況作了筆記,然後妥善收藏在秘密的地方。
一些有名的收藏家獲悉楊銓收購文物的消息後,都紛紛上門要求出售自己的藏品。例如當時的著名大收藏家黃詠雩就來找楊銓先生商量,要求將自己收藏的唐代畫家戴嵩的《春陂牧牛圖》暫時抵押給他,求價三百軍票,並且還向他聲明,這是暫時作價低押給他的,將來三年五年還可贖回。楊銓一一答應這些條年,把它購買回來。為了提防別人偷搶、破壞(因為當時社會非常混亂,黑社會盜竊、搶劫十分猖狂),他又立即動手包裝釘箱,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入箱內埋入地下收藏。還有一位姓許的古董商,帶著南宋著名山水畫大家劉鬆年的《蜀道圖》到香港求售。此畫當時已很殘破,楊銓看見了,心裏拿不定主意,便征詢於任真漢,看看是不是劉鬆年的作品?任真漢與楊銓仔細地進行了鑒別,從畫的用筆風格到題款落跋等等,細心加以分析比較,認為它是劉鬆年的真跡無疑,餳銓當即照價把它搶買了回來。
楊銓先生不僅在國內搜求文物,而且還到國外搜求。別人運出的,或在報章上刊登的,抑或從朋友處打聽到的,他都千方百計趕緊把它搶買回來。他像一道無形的海關,把外流出境的一件件、一幅幅珍貴古董字畫等文物截留、收藏起來。有一年,他到廣州看廣州市美術畫展,他打聽到有一位美術學校教務主任在旅行日本時,從一位日本華僑手上買回一幅唐人花鳥畫,就想辦法找到這位教務主任,仔細地觀賞了這幅畫,並托人要求他轉讓。收購這幅畫後,楊銓與任真漢從畫的隱密處找到了畫家滕昌祐的落款署名,字體凝重,畫跡也是晚唐方有,比宋畫有更多的厚重感。這幅畫的原主,那位日本華僑,是為了不讓國寶長流國外,才讓這位教務主任帶回廣州的。還有一幅由八屏聯成的巨畫《萬木奇峰圖》,是五代著名畫家董源的傑作,原存放在河北省承德避暑山莊內。辛亥武昌起義爆發時,一位清朝宣統三年時的皇族內閣郵傳部的大臣倉皇把它卷逃日本,竊為已有,後來再由他的後人攜到香港找外人出售。楊銓打探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找他許以重價收購了回來。這幅巨作有宋高宗和董其昌的題跋,實屬國寶。據清朝張庚的《國朝畫征錄》記述,王石穀也曾臨摹過這幅畫,但楊銓收購的這幅畫卻並非王石穀的臨摹品,而是董源的真跡。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國內不少收藏家把藏品帶到香港躲避。也有一些名刹的僧人或古董投機商、偷兒,將寺內的鎮寺之寶卷逃出來到香港求售。其中最珍貴的、原藏廣州光孝寺的一幅五代畫僧貫休畫的羅漢圖,可能是由盜賊偷出賣給古董販子的。畫上無落款,古董販子不知此畫來頭大,要偽裝成名人手跡,就找了個人間不易有畫跡留下的南宋畫家的名字來做假款,在畫的下邊用小字寫上“朱玉”兩字,而在標題上則題作“南宋朱玉畫大阿羅漢圖”。楊銓見了此畫後馬上把它買回來,並請任真漢一起鑒定。他們查出清初的大詩人朱竹垞和廣東大詩人陳恭尹,曾用長詩詠述過他們在光孝寺欣賞貫休畫羅漢時的情景。兩人的詩皆詳細記述了畫中的形象神態:一隻巨猿持帚站在庭中掃落葉,一個高僧在窗內寫經,一個侍者在高僧背後恭立,畫中景物皆有詩句描寫。詩與畫相對照,即證明此畫是光孝寺舊藏貫休畫的三幅羅漢圖之一。據記載,它是蘇東坡在遭貶海南時,留贈給光孝寺的,這是一幅十分珍貴的名畫。楊銓當時得此寶貝喜不自勝,立即把它珍藏起來。
楊銓還收購了宋代著名畫家崔白的《雪雁圖》。這幅畫是作者在宣和畫院出詩題考試選拔畫家時,獲第一名的成名傑作。當時宣和畫院曾出“梅柳渡江春”一句詩作考題,很多畫家或以畫梅,或以畫柳的春天景物來應試,而崔白的畫卻別出心裁,獨具一格:一雙由江北飛來江南的雁,剛剛歌翼江邊柳樹下,雪尚未全融化。但柳樹後邊已有一枝剛綻兩朵白花的梅,樹上雙雀在跳躍歌唱,對岸則一片灰蒙蒙的寒霧,了無春意。這幅畫把“梅柳渡江春”的情景畫活了,作者用雁來表現“渡”是神來之筆,具有極為神妙的美感,因而獲得考官的極大讚賞,當場中選榜首而一舉成名。楊銓在香港見了此畫,興奮之情無以言表,他用高價把它買下後,視作秘寶,輕易不肯示人,極為珍貴保藏。楊銓先生就是這樣積極搜羅流散在海外及港澳一帶的曆代名畫。諸如晚唐花鳥畫代表畫家滕昌祐的另一幅傑作《雪岸雙鵝圖》,唐代畫牛名家戴嵩的《柳陰歸牧》、《渡水中圖》,以及北宋崔白的《雪鷹》一等等,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楊銓從外國人或古董商那兒搶買回來的。
楊銓除了積極搶收名人字畫之外,對曆代珍貴的工藝美術品也絕不放過收購的機會。其中有一套由十六塊桃木版雕刻而成的貫休十六羅漢像掛屏,每一屏長為125.5厘米,闊53.5厘米,上刻“迦諾迦伐蹉尊者”、“第一賓度羅跋羅墮尊者”、“第三賓頭廬頗羅墮誓尊者”等。這套木雕掛屏是清代乾隆帝弘曆敕賜與聖恩寺的。它精美絕倫,藝術價值極高;在聖恩寺時就有多人拓印過;也有人摹刻在桂林的隱山六洞某寺內。抗戰初起時,這套掛屏被人攜到香港求售,楊銓立即用高價把它買下。為了不被日本人發現,楊銓還用鐵箱包裝並埋在貨倉地下收藏起來。
楊銓先生還把將要從香港流出海外的極為珍貴的七百多件洪憲瓷搶購回來。1912年,竊國大盜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做起了大皇帝美夢。當時他為了自己的享樂,委派郭葆昌為禦窯總辦,往江西景德鎮窯場督辦燒造一批彩瓷,準備在他登基之日擺放在宮廷的各個殿堂裏。這位禦窯總辦到了景德鎮後,立即物色餘少卿做技術設計負責人,又在故宮挑選了一千多件康、雍、乾各朝精品(如古月軒等)作為樣本,擬定了六十多個堂款(什麽“慎德堂”、“居仁堂”等)。當時景德鎮窯業已比較衰落,這一燒製任務困難很大,於是他們找到了當時在景德鎮設窯的吳藹生、範永順、譚家毛等人商量,由餘少卿出麵邀請當時彩繪畫瓷的最著名畫師“珠山八大家”——黃琦、王大幾、鄧碧珊、徐仲南、田鶴仙、汪野亭、程意亭、劉雨岑做技師,以及陳莊、張玉藩、鄧希旺等當時景德鎮最有名的彩繪技師來進行彩繪工作。所以這批洪憲瓷的彩繪花紋技術相當高,十分精美,代表了近代瓷的高度發展水平,為不可多得的精品。原計劃燒製4萬多件,但由於當時精瓷胎、好釉料相當缺乏,所以從1912年至1914年他們才完成了六千件。1916年,袁世凱在當了八十三天皇帝後倒台,使這批東西未來得及送入宮,還有一批則未燒好。為了能賣出好價錢,餘少卿等人便決定把那批未燒成的瓷器通通落上“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底款,以便將來拋出時更為搶手。當時郭葆昌到景德鎮追餘少卿要貨,餘少卿卻早已將這批瓷器裝箱運往香港。楊銓獲知這一消息,立即把它成批收購回來。
楊銓搶買《吳道子墨寶》中的《白描地獄變相圖》一事,更為感人。吳道子是唐代傑出的大畫家,向有“畫聖”之譽。這幅畫的原件為清官之物,藏於圓明園內,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被德國侵略軍劫去。1940年,德國一家出版公司把它影印成冊。該公司印刷廠廠長以第一本送給當時駐德國的大使程天放。程天放後來把它送回國,放在北平圖書館收藏。該廠長自己則帶了一本到倫敦,作為推銷的樣品。可是不久,歐戰爆發,聯軍轟炸柏林,這家印刷廠恰巧中彈,原件及印好的畫冊全部付之一炬,隻剩下德國廠長手中的一冊。這個廠長把它視為孤本,在倫敦泰晤士報上刊登廣告求售,要價三百英鎊。楊銓看到這段廣告,高興得跳了起來,馬上電匯了三百英鎊,把它買了回來。
楊銓在大量搶買文物的時候,自己的生活卻發生了困難,特別是在抗戰期間生活更為拮據。但是,他為了祖國的曆史文物不再遭受帝國主義及不法古董商的破壞、摧殘,寧願自己忍饑挨餓,衣著破舊,過著十分清貧的生活。他把生活的最大樂趣放在收集和研究文物的事業上,所以在他的生活日曆裏,除了工作,就是收集文物、研究文物。他有一件明代銅佛像,如真人那麽高大,為了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及搶買其他更加珍貴的文物隻好割愛把它賣掉。他在廣州西關陶陶居旁邊怡慶裏12號所蓋的樓房,在抗戰淪陷時,存放在那裏的古物全部被人偷去,屋也隻好抵押給澳門人還債。就是這樣,他一家大小十數口在生活的煎熬中頂了過來。他一生的收入、積蓄,都化作這幾千件文物。直到退休,他才在香港新界粉嶺建了一棟樓房,此前他居住的房屋,堆放文物的倉庫差不多都是租賃的。可以說,他除了大批文物之外,的確是家無恒產。
當他能成為億萬富翁的時候
這數千件文物收購回來,並不是放在倉庫裏就可萬事大吉。整理、研究、保藏,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對各類藏品進行編號、歸類、拍照、清潔,並要防蟲、防潮、防盜、防火等,防止其自然損壞及人為損壞。有位行家參觀了楊銓捐獻的文物展覽後,不禁無限感慨地說:“要是讓我去替楊老先生把這些文物保藏管理那麽一天也是相當吃力的,更不用說保管、收藏那麽多年!”這裏凝聚了楊先生多少心血!不知灑下了楊先生多少汗水!是的,楊銓先生麵對這樣的繁複工作和諸多的困難,卻仍然孜孜不倦,樂此不疲,並經常動員自己的侄兒參加文物倉庫的打掃、清潔及防黴、防蛀等工作。他的兒女後來回憶說:“我們小的時候,父親經常哄我們,要我們幫他打掃文物庫裏的積塵、汙垢以及翻拍照片等,完後就買票讓我們去看戲。”對文物的研究和鑒定,則得利於摯友任真漢等人的幫助。
楊銓先生本來文化水平不高,最初對文物也隻具“橫通”的感性認識而已,對自己所收藏的文物到底真假如何?好劣如何區別?哪些需要特殊收藏?哪些需要重點保管?哪些劣品、贗品需及時淘汰?對這些問題他起初也心中無數,又不敢隨便請人鑒定。為了提高自己對古文物的鑒賞水平,他邀請精於此道的著名畫家任真漢到自己家中,一住三年,為自己係統講解鑒定文物的知識。楊先生還經常邀請當時在港澳一帶的著名鑒賞家鄭德坤、陳君葆、郭沫若等人來看他收藏的文物。郭沫若對他收藏的文物十分看重,特別看重《虎符》,楊便送給了他。郭十分高興,回去後,便以虎符為題,寫了篇小說。楊銓先生在虛心向別人學習的同時,自己亦天天認真讀書學習。他家裏收藏有數千冊珍貴的圖書資料,他結合藏品實物,深入鑽研,進步很快,從一個文物愛好者逐漸成為鑒藏家。他的六千多件文物,每件都記錄有年代鑒定,作者真偽考證,藝術曆史價值,尺寸規格大小,以及文物損壞完殘程度的描述,印款題跋的記載等,且大部分文物拍有照片。楊銓先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勞動和心血。
四十年代,有一位國民黨政府要員,曾親自登門拜訪楊銓。他對楊先生的藏品垂涎不已,當即許以利祿,“動員”楊銓把這批珍寶“充公”,但楊銓毫不懼怕由此引起的後果,一口回絕。
五十年代初期,楊銓收藏的文物曾多次在香港等地展出,有的專家在參觀了楊銓的文物藏品後,不禁驚愕地說,這些文物要是拿到國際市場上去拍賣,楊先生準會立刻成為家資億萬的超級富翁。英國一個著名的博物館,願出三千萬英鎊,請他出讓部分陶瓷藏品;一些古董商、收藏家也聞風而至,紛紛出高價請他轉讓文物,而楊先生卻絲毫不為金錢厚利所動,一一謝絕。後楊銓被吸收為英國皇家陶瓷學會會員,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我的寶貝有了最好的歸宿”
上文曾提到,四十年代後期,郭沫若同誌居留香港期間與楊銓先生有所交往。楊先生對郭老淵博的學識極為欽佩。而郭老對楊先生的藏品也十分讚賞。有一次,楊先生曾十分感慨地對郭老說:“假若有一天,國內出現一個開明和進步的政府,我願意把畢生收集的各種文物和藝術品,全部捐獻給國家。”但是,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令他十分失望,他的良好願望無法實現。
1949年10月1日,神州大地一聲春雷,楊銓盼望的日子終於來到了。1957年,楊銓先生的摯友任真漢應邀到北京參加“五·一”節觀禮,並到各地參觀遊覽。返港後,任先生以自己的耳聞目睹,告訴楊先生:大陸人民政府頒布了各項文物保護政策,地上地下文物都得到妥善保管,文物博物館事業得到飛速發展,還公開展出讓人參觀、研究。這一喜訊,像春風吹開了楊先生心頭的冰霜,消除了他多年的疑慮。過去他曾困擾過,自己收藏了大批文物,如何妥善保管好,使它千秋萬代永遠傳下去,留給炎黃子孫學習欣賞?隨著年歲的增大,這個問題越來越迫切地擺在眼前。他曾考慮過自己的幾個子女,覺得他們都不懂文物,無法承擔文物收藏、保護的重任。香港不少達官、紳士生前也曾收藏了大批文物,死後子孫卻難繼父業,大部文物都散失無遺。如香港一位大紳士死後,其子孫就無法保存其珍藏古物,成批成批地賤賣給人家;曾任國民黨外交部長的一位官員,生前也收藏了不少文物,死後也是被其後人大批賤賣了;民國初年曾任總理的一位官員,生前收藏了許多石灣公仔和器皿,而且十分漂亮、精美,他在香港去世後,其文物也被後人當爛缸瓦賤價出售。耳聞目睹這一樁樁一件件令人扼腕之事,使楊先生感慨萬千。他也曾考慮過建造一所美術博物館來保存這些藏品,但覺得若建得太小,則陳列場地不足;建規模大的,又非能力所及,而且管理、研究都要有人,這些問題都不易解決。摯友任真漢內地參觀後的深切感受,使楊先生的思想豁然開朗,他開始考慮如何把珍藏的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放到國家博物館裏保藏。1958年,楊先生委托任真漢把首批二百多幅珍貴的字畫送到廣州美術館展覽,結果,展出效果十分良好,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熱情接待和熱烈歡迎,轟動了文物界和美術界。畫展結束正要裝箱運返香港的時候,楊先生卻發來親筆信,表示要把這批文物捐獻給人民政府。楊先生的這一愛國義舉,受到當時廣東省省長陳鬱、廣州市市長朱光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讚揚。
此後,楊先生曾先後多次應邀回內地參觀,每次回來,他都得到省市領導的接見和表揚。他趁便考察了上海、杭州、蘇州、南昌、南京、北京、天津、漢口、吉林等各地的文物及博物館設置情況。他在各地博物館文物保管倉庫飽覽了無數奇珍異寶之後,欣喜若狂,由衷地感到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黨的文物保政策的正確。他終於得出了一個結論:“我的寶貝,有了最好的歸宿!”
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楊銓先生作為香港知名人士特邀代表,由任真漢先生陪同,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抵京後,郭沫若在家裏接見了他。兩人久別重逢,感到格外新切。郭老讚揚他無私捐獻文物的愛國行動,親筆簽名贈他《百花齊放》詩集一冊,並歡迎他以後能經常回來看看。接著,夏衍副部長代表文化部設宴招待楊銓,向他頒發了“熱愛祖國”的獎狀,並邀請他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當他打開請柬,見到上麵簽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等國家領導人的名字時,感動得頓時說不出話來,覺得再沒有什麽珍寶比這封請柬更珍貴了。他激動地步入金碧輝煌的五千人宴會大廳,在豐盛的筵席入座。敬愛的周總理舉著酒杯走到他的身旁,楊先生做夢也沒有想到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會親自向他祝酒,趕忙站起,熱淚盈眶地跟總理碰杯,然後仰頭一飲而盡。國宴結束後,他回到賓館裏仍興奮得輾轉難眠,連夜執筆將他所感受到的一切寫信告訴在港的兒女、親友。他寫道:“真想不到我這點微薄的貢獻得到國家這樣厚待和獎勵。我獲得這個獎狀和國宴的招待,及接受象牙嵌金的國徽禮物,比千萬富翁和我所有的文物都珍貴得多。我帶回香港後將永遠珍藏,比此教育後代。”
高風亮節,千古流芳
為了盡早把寶貝全部奉獻給祖國,楊先生返回香港後,從1959年底始至1964年,日夜投入了緊張的文物整理工作。他親自甄別鑒定、整理分類、入檔上冊……對不少重點文物都配上自己精辟的鑒定意見,說明來源,標明品種名稱、出品年代、產地、作者,配上黑白或彩色照片,還以高薪聘請幾名能工巧匠,在他家裏住了幾年,根據器物的造型尺寸,製作精美牢固的包裝。為了測試搬運途中是否安全,他親自把比文物更易破碎的物品裝入盒內,從樓上拋擲地下,證明安全可靠才放心運出。雇工及用料費用,全部由楊先生自己支付,他要把最珍貴的文物鄭重地獻給國家。文物分批運出後。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纏身,親自拄著拐杖,頻頻來往於港穗之間,同工作人員一起開箱整理,還買回各種修補文物材料,親自傳授文物修補技術,介紹不同品類文物的收藏保管經驗,筆者當時在廣東民間工藝館負責保管文物工作,參與了這一工作的全過程,親身感受了楊先生對祖國、對祖國曆史文物無限熱愛的赤子之誠,深深為之感動。
1964年底,他珍藏數十年的文物不遺一件地全部捐獻回來了!與此同時,他每次回內地,總要到當地文物館商店去參觀,這不僅是他數十年搜集文物的習慣,而且體現了他對祖國文物、博物事業的鼎力支持和關心;每次參觀時,當發現有好的文物、古董時,他總是馬上慷慨解囊,買回送給文物博物收藏。廣東民間工藝館就有數十件文物是他回內地時,在文物商店或其他地方見到購回捐贈的;他到新會縣的會城博物館參觀時,見到那裏收藏瓷器較少,便特地跑到街上商店瀏覽,見到一隻明代龍泉窯大盤擺在那裏出售,便立即掏錢買回送給博物館收藏;1959年他到桂林市參觀發現市博物館收藏古代廣西畫家的畫不多,藏品也不夠豐富,於是便將自己珍藏古代廣西畫家的畫,以及藍瑛、葉欣、高其佩、上官周、王時敏、吳偉業、李鮮、謝蘭生等明清名畫一百多幅和康、雍、乾等清代青花瓷器二百多件贈送給該館收藏。
“文革”動亂期間,黨和政府對楊銓先生捐獻的文物進行妥善的保管,把它妥為疏散,秘密隱藏起來。當時楊先生在香港風聞其捐獻的文物遭到破壞,海外一些不懷好意的人還說他捐獻回國是失策,一些親友也對他不理解,這些曾使他思想十分矛盾,憂鬱滿懷,不幸於1967年病逝於香港。他為了大批國家珍貴文物不致四散流失,足足耗費了整整一生的心血。所慶幸的是,楊銓先生捐獻的文物在那場浩劫中得以全部完整無損地保存了下來。楊銓先生在九泉有知,當可瞑目矣。
楊銓先生去世後,他捐獻的文物在廣東民間工藝館展出,觀眾人山人海,爭相欣賞。陳列大廳就像一個奇幻的藝術世界:在三千多件陶瓷器物中,有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到明清時代曆代官窯、民窯的代表作品。甘肅彩陶雙耳罐形體豐滿優美,紋樣質樸流暢;漢代鉛綠釉狩獵紋陶壺不僅有著翡翠般美麗色澤,而且釉層清澈透明,光彩照人;特別是那三百餘件極富嶺南地方特色的明清石灣陶瓷,釉色或紅如血,或藍如寶石,紫若茄花……在青瓷器物中有不少是各地窯口的典型作品:被譽為“奪得千峰翠色來”的浙江越窯;紋飾渾樸厚重、刀法流暢有力的宋代陝西省耀州窯;釉色瑩厚滋潤的河南臨汝窯;首創褐綠彩斑等釉下彩繪裝飾的唐代湖南銅官窯;經黑釉的油滴結晶和兔毫紋而譽滿中外的宋代福建建窯盤;宋代浙江天目山燒製的“曜度天目”茶碗;南宋浙江龍泉窯粉青釉瓊形瓶,瓷質光潤如脂;色澤照人,釉青如碧玉……
在銅鏡陳列廳裏,有戰國四山鏡、錦地蟠螭鏡、天蠶紋鏡,秦代相思鏡、大樂富貴鏡、西漢昭明鏡,東漢雙龍雙鳳鏡等競相爭輝,特別是三國人物反紋神獸鏡鑄有確鑿紀年銘文,堪稱罕見奇珍。此外,在竹木雕刻、古墨、古玉器、書畫等陳列廳中,還有不少國內外藏品中的孤品、珍品。如明代最負盛名的嘉定“三朱”(朱鬆鄰、朱小鬆、朱三鬆子孫三代)的竹刻精品,清初著名竹雕家周顥(字芷岩)的吞江醉·石圖香筒,封錫祿的“東山報捷圖筆筒”,明末尚勳的留青山水人物筆筒,香泉道人的詩文山水花卉屏(留青),吳之瑤的二喬香筒等,刻工極為精巧、玲瓏生動;古墨中有程君房、方於魯、吳天章等製墨名家的佳品;古玉器中有戰國時代朱砂浸白玉雕魚珮,漢代玉雕穀紋壁,白玉雕龍珮和金黃色玉雕穀紋璲等精品。
在藏書畫中則有九百餘件唐宋元明清名家傑作。如唐代閻立德的《文成公主降蕃圖》,晚唐滕昌祐的《花鳥畫》,五代董源的《萬木奇峰圖》,以及原藏廣州光孝寺的五代畫僧貫休的《羅漢圖》,明代浙派三大家之一的藍瑛的《設色山水大軸》,葉欣的《青綠山水軸》,清初四王之一王時敏的《設色山水軸》,大畫家華岩的《花鳥山水冊》、《葡萄鷹鼠軸》,揚州八怪之一金農的《梅花團麵》,張穆的《七十龍媒卷》,以及以秀潤見長的黎二樵的《古寺奇峰》軸卷,別具一格、享譽嶺南的蘇六朋的《指畫人物》等書畫屏條、中堂、手卷、冊頁等,都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參觀者麵對琳琅滿目的國寶,不禁深為楊銓先生苦心收集國寶,無私捐獻國寶的愛國精神所感動,正如北京一位老者感慨地說:“楊銓先生生活在‘金錢萬能’的香港,卻能如此無私地、大規模地捐獻自己一生收藏的珍品,這是多麽難能可貴的愛國精神嗬!”
楊銓先生奉獻給祖國的不僅是那極其珍貴的國寶,而且還有他那一顆滾燙的熱愛祖國的赤誠之心!為了表彰他所立下的功勳,國家文化部、廣州市人民政府先後給他頒發了獎狀,郭沫若副委員長生前亦曾熱情題詞讚揚他:“以四十年間的搜集,捐獻國家,像這種愛國主義的無私精神,十分可貴,值得我們頌揚和學習。”前廣州市市長朱光也題詞褒揚;“珍藏文物,獻諸祖國,化私為公,宜揚盛德。”
楊銓先生雖然離開我們已經二十餘年了,但是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他所捐獻的六千二百多件文物,以及他那熱愛祖國、保護祖國曆史文化遺產的愛國主義精神,將永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