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原
名人與書畫輕鬆知識情趣叢書：收藏趣味百科從小就愛書。對書的愛恰如對人的愛，是說不出所以然的。也許隻是出於一種習慣。小學三年級了，放學回家，沒有耍伴，連當時十分普及的《小朋友》都沒有一本，無意間從鄰居老人那裏找到一本閑書，大概是一本破舊的石印繡象《七俠五義》，竟足以消磨做完作業以後那段漫長的餘暇。久而久之，從無聊的泛讀中發現，書原來是另一個可歌可泣的世界；或者像後來在什麽書上聽說，書是一座可以裝在口袋裏的花園。待到長大起來，在社會上顛顛倒倒，書又成了我的避風港，也不妨說，是解愁或壯膽的藥劑。一般說來，很少根據旁人所謂的客觀價值，往往是以主觀心靈從中受到的震撼程度，來判斷一本書的意義。這種態度恐怕總是不夠健康的。
據說勤學的人懂得借書來讀，因為據說借來的書可能逼著他趕快把它讀完。我不是個勤學的，也不歡喜向人借書；不過，我不借書，並非僅僅不勤學，還因為一生怕向人借東西—一小時候，媽媽向人借錢過日子的日子，算是過過了。當然，書不是錢，借了不愁還不了，可還是不願去借，或許是將心比心，自己就不願把書借人的緣故。
不願借而又愛，便到書店裏東張張西望望，心裏更加癢癢的，於是養成了逛書店的嗜好。逛而不買，時間一長，又會引起書店夥計的疑心，說不定被人當賊來防，雖說是“雅賊”，那味道也不好受；如仍舍不得懨懨而去，總得硬著頭皮，挺起腰杆，買它一兩次才行。虧得那時的“收入”，除過年一點可憐的壓歲錢外，還有大人每天給吃早點的三枚銅板；要是看中了什麽書，倒可以指望這筆會一天天多起來的款項去買，如果有決心放棄早點的話。果然，實行半絕食製一些時，終於買到了一部向往已久的《水滸傳》，一共三本，一折九扣的大達書局版，抱回家來，特地找張廢牛皮紙把它包好，還用肥皂刻上自己的名字，塗上紅墨汁，印在扉頁上，這就是除課本外可以據為己有的第一部書。幾十年來，就這樣不但可以自己絕食，後來甚至挪用孩子的保育費，陸陸續續從新舊書店買回了不少令人心裏癢癢過的書。這些書買了回來，從來不肯擺在桌麵上備用，而是用各種容器（或套或盒或箱或櫃）裝著給“供”起來，除非不得已，是不輕易拿出來讀一讀的。
然而，終於不是藏書家，也不想當什麽藏書家了。不僅因為買不起什麽善本，不懂得什麽考究的版本，也不僅後來年逾耳順，還沒福氣弄到一塊可以放書櫃的空間——更切實的原因是，一生因書累而有過四次慘痛的經驗，證明自己不配當藏書家，或者按迷信的說法，書和我互為克星，說不定一本書也不收藏，彼此反倒可能弭禍消災呢，阿彌陀佛!
且說采用絕食的辦法，居然擁有了幾十本書。除那部《水滸傳》外，還買到另幾部著名古典小說（奇怪的是，後來愛不釋手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這時竟無緣映入我的眼簾），還是《聊齋誌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等筆記小說，還有《古文觀止》、《東萊博議》、《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啟蒙性的古典詩文集，還有《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小倉山房尺牘》等綺語書翰指南……基本上是古漢語、舊文學，以及難免隨之而來的一股酸腐趣味。不知怎麽搞的，裏麵還羼進了兩本新文學作品，一本是魯迅的《呐喊》（可能其中好幾篇上了國語教科書的緣故），另一本是巴金的《滅亡》（可能作者是除魯迅外最為我耳熟的一位作家吧）；還有一本剛出版的韜奮的《經曆》，是比我年長十九歲的胞兄送給我的唯一一本“閑”書，它使我初步了解包括“七君子事件”在內的許多國家大事；此外，還有一部商務版李登輝編著的《英漢雙解字典》和林語堂著《開明英文文法》，我的英語就靠這本書打的基礎。1938年夏天，初中畢業，正恰然自得於自己的精神寶藏之際，倭寇打到故鄉武漢來了。不願做亡國奴，就得背井離鄉，向西逃亡。從沒出過大門，對人生幾乎一無所知，行前反複掂量，隻覺得那本英文法和英漢字典升學有用，應當帶走。其餘的書怎麽辦呢?眼睜睜隻好用一塊破被麵包好，還用線縫好，拜托隔壁朱大媽保管一下，她說過她“死也不會走的”。看來我當時是個“速勝論者”，以為過幾個月就會回來重讀它們，想不到一別就是十年；等我果真“凱旋”而歸，朱大媽已故世多年了，她的兒女們還在，可他們怎麽也記不得，我對他們的母親有過什麽拜托。……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剝奪的第一次經驗。
第二次是在1947年，那時似乎已經成人，在社會上混了幾年，正在重慶教中學英語。逛書店的嗜好未曾稍改，而且眼界寬多了，手頭也鬆多了。加之同學兼同事的李兄從旁鼓動，兩人經常到附近（上清寺一帶）舊書店一呆呆半天，偶有所得，還順便買回黃酒豆腐幹對酌相慶。這時，畢竟兵荒馬亂，人心惶惶，談不上什麽文化氣氛，難得碰到多少好書，有一兩本也很偶然，說不定是原主遭故，不得已才脫手的。要是把當時購得的書開個目錄，則既可見出時代風貌的蕭颯，也反映了本人精神上的蕪雜。記得曾經為之高興過一陣子的收獲有：斯諾的原版《西行漫記》，史沫特萊的原版《中國戰歌》，一部麥克米倫版的英譯《悲慘世界》，一部“人人叢書”版的《培根文選》，一部戰前商務版的英譯《莊子》等。有時從賣得並不便宜的一些花花綠綠的美軍版小冊子中間，往往挑得到不少英美名著，如《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紅字》、《憤怒的葡萄》、《煙草路》、《我名叫阿郎》等，以及桑德堡、狄金森的詩集。還值得一提的是法烏勒兄弟編著的幾本牛津版英文字典，是經林語堂博士著文推薦，才留意弄到手的；特別是那本《現代英語用法字典》，正是它，才逐漸使我把英語精讀當作一種享受。此外，在民生路《新華日報》門市部，還買到一些價廉物美的莫斯科版英文圖書，如《聯共黨史》、高爾基的‘母親》和期數不全的《國際文學》。……這時，日本投降快兩年了，達官貴人和名士學者早已在被收複的失地上安居下來，而流落他鄉的蟻民如我輩，對昂貴的船票、車票或機票仍不敢問津，隻好等機會爭取當“黃魚”（按即向船員行賄上船，一路上必須躲躲藏藏的乘客）。一家三口當“黃魚”，怎麽也辦不到，隻好讓妻女跟親友先走一步，自己隨後再想門路。為了便於“打亂仗”，不得已把幾年收羅的那些書裝了兩箱子，交給暫時不走的李兄保管，又像1938年那樣欺騙自己，以為不久就會回來再見的。離開重慶那天，開船前半小時，李兄淒淒惶惶提著一包袱書，趕到碼頭上來送我，意味深長對我說：“你什麽時候再回來喲，這幾本工具書還是帶走吧，將來用得著的。”那就是法烏勒的幾本字典，迄今還留在我身邊，沒事隨便翻翻，真令人不禁“發思古之幽情”。至於留下來的那兩口箱子，連同關在裏麵的一縷縷青春的夢想，據李兄後來離川前來信說，他把它們又交給了另一位朋友。解放以後，那位朋友路過武漢去北京，我和他一起話舊，順便提到那兩箱子書，他訝然而又淡然地回答：“早不知給誰包了花生米羅……”
如果說，解放以前的離亂使人成不了一個藏書家，那麽解放以後，安居樂業下來，在一個地方一呆就是幾年十幾年以致幾十年，隻要有興致，有閑錢，有運氣，逛書店的收獲是會很可觀的。事實上，先在武漢，後在北京，除了組織上贈閱的一套“幹部必讀”和三卷《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時我已進了監獄）外，還從新華書店買到了不少新書，例如魯迅的全部散本（《全集》也是後來才出版的），蘇聯的各種新小說，以及三位“斯基”的所有譯本等等。更富於閑適情調的是，從舊書店買到了過去想也想不到的外文書。東安市場的中原書店（後來並入了中國書店）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從那裏竟買得到不少值得炫耀的英文書。當時由於俄語熱，一般英文書不值錢，故常碰得到一些名貴版本，如紐約漢米爾頓書店1911年豪華版《莎士比亞全集》（共十卷，附插圖、評論及注釋，是1949年文代會期間已故呂熒兄陪我一起買的），倫敦某書店精裝本《狄更斯全集》（單缺一本《雙城記》，後以一本散版配齊），美國費城喬治·巴裏父子書店預訂版《人間喜劇》英譯本（共十冊），《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英譯本（共兩厚冊）；還有“現代叢書”版《戰爭與和平》、《約翰一克裏斯朵夫》、《草葉集》；還有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威爾·迪讓的《哲學的故事》、愛默生的《偉人傳》、威爾士的《世界史綱》；還有小泉八雲在日本帝國大學的文學講演錄四種，約翰·梅西的插圖本《世界文學史綱》，以及一部有三位書主分別在1877、1929和1947年簽過名的《世界文學手冊》……這一大堆內容或古或今，文種或中或西，排字或橫或豎，版次或新或舊，開本或大或小，紙張或洋或土……談不上什麽章法，更無體係可言的圖書，有的是當機立斷，有的經過反複躊躇才買下來的，無不傾注了購書人作為半個書癡的心血，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精神寶藏。於是，為了它們，特地在不到十平方米的臥室兼起居室裏，添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玻璃書櫃；它們擠著立在裏麵，露出五顏六色的書脊，在令人感到莫名的滿足的同時，仿佛又在向它們眼前的擁有者挑戰：看你什麽時候能把我們每一頁讀完?
想不到1955年，飛來了一場橫禍，本人被收審，信劄文稿被查抄，還連累到那個剛買不久的書櫃；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剝奪的第三次經驗。這次被抄走的圖書，除了同案人的一些著作外，還有一些與案無關的散本；那些散本之所以被查抄，並非它們本身有什麽違礙處，估計是裏麵有一些杠杠道道，以及一些簡略而古怪的批語，收審當局意在從中搜索有關案犯的“反動思想”吧。但是，謝天謝地，成套的魯迅還在，幾帙線裝古籍還在，所有外文書冊還在。不過，這一切都發生在家裏，我已身陷囹圄，不但不知道，連想也沒想到。對我而言，特別值得感激的是，隔離一年以後，被恩準可以閱讀書報了。賢妻了解我的如饑似渴的心態，便把那些寶貝外文書滿滿裝了一木箱，想方設法送到我被單身監禁的地點來。曾經多次係獄的尼赫魯在自傳中說過，獄中忌三事，讀小說，聽孩子哭和聽狗叫。據雲，三者都會使囚徒想起失去的生活，從而擾亂了他服刑所必需的平靜心理：這是地道的經驗談。然而，我卻正是依仗狄更斯、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等大師的指點，一步一個腳印地度過那一段漫長的可怕的孤寂歲月。當然也可以說，沒有那段孤寂的歲月，恐怕永遠未必會那麽仔細地把那些書讀完一遍；但更須說明的是，如無那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我也一定會像別的難友一樣，枯死在沙漠似的無垠的孤寂裏。尼赫魯的經驗談誠然真實，想不過是千變萬化的囚徒心理的另一麵。……幾年以後，獲釋回家，那一木箱書也跟著回來了，它們同我更有一番相依為命的情誼，其身價自非一般藏書可比。到八十年代，冤案平反，被查抄的信劄文稿陸續發還，那些散本圖書雖隨著回來了幾本，大部分據說年深月久，人事多變，已紛紛散亡了。一位在××大學教古漢語的黃老先生與我為鄰，曾經幾次告訴我，他們那裏圖書館裏就有不少我簽過名、蓋過章的書本，問我為什麽不去要回來。我卻始終沒想到去要，無非覺得既決心重新做人，又何必藕斷絲連呢?其實下意識恰巧相反，正是想見而又怕見已經散亡的故人啊。
出獄後幾年，由於業務關係，可以利用本單位的資料室和北京圖書館，加之書價日見昂貴，平日一般很少買書了。不過，舊習滌**未盡，仍不覺給自己唯一的書櫃添進了一些新書，其中開始有了一些德語品種。當時在書店裏，除少數馬恩原著和《毛澤東選集》德譯本外，很難遇見什麽德語文學名著；但由於偶然的機遇，竟在中國書店買到了兩卷本《歌德選集》（包括主要著作）和叔本華的精彩的《集外集》兩冊——這是我走進古森林般的德語文學世界最先遇見的兩位大師，他們以古奧的哥特字體向我講述著人生的啟蒙知識。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的交遊範圍內，設法弄齊了當時國內可能有的馬恩著作的原文版，其中包括莫斯科版《資本論》第一卷和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的《馬恩兩卷集》；後者各篇的中譯本大都似懂非懂地讀過了，這次按照原文來重讀，竟產生了一點不敢輕易向人說的感想；“如果不讀原著，馬恩真是不好懂啊。”——不要誤會，這不過是說民族文化背景的差異問題，讀者個人的邏輯思維的層次問題，以及翻譯家的天然界限問題；後來，向已故朱光潛教授談到這一點，他補充說，要真正深入理解馬恩，恐怕還有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繼承問題呢。……這樣，書越聚越多，多得裝不下了，不得不在狹小的生存空間，又添置了一個書櫃。
曆史在循環。1966年開始了以“文化”為對象的“大革命”。個人的藏書首當其衝，在我這是第四次、也是最慘痛的一次經驗。先是“橫掃”，接著“除四舊”，接著“抄家”——破家從1955年起抄來抄去，已經像玻璃魚缸一樣透明了，這次由本單位的“造反”組織來抄，托庇沒有按照時髦辦法掃地出門，隻是那兩書櫃“封資修、名洋古”被貼上封條給封了。這樣也好，每天隻須手捧紅寶書，口誦“老三篇”，似乎就可以平安打發日子。直到清理階級隊伍，日子才越來越不好過。不但在本單位，就在住處的小胡同裏，我們一家成天被“紅五類”吆喝著，不久就從原來並不寬敞的三間小西房，給攆到由一座填平了的廁所改建的、臨時隔斷出來的兩間八米小側屋。這時，孩子們還沒上山下鄉，老少六口擠在一起，兩張木床不得不摞起來架，根本沒有擺書櫃的餘地，隻好先把兩個書櫃甩賣掉（當然請示過“造反”組織，把上麵的封條給揭了），所有書冊打起捆來，一股腦兒堆在潮濕的角落裏。到1969年，孩子們先後走了三個，單位的革委會令我下幹校落戶，愛人在工廠裏已經靠邊站，這兩間小屋隨時有被迫遷的可能。動身離京之前，為了讓愛人將來應變方便，不得不忍心將那十幾捆書也處理掉。但不知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唯一的舊書店——中國書店這時不進貨了，要賣書得找收破爛的：這就不是在賣書，而是在賣廢紙——“四分錢一斤!中外文都要，可不能帶硬封麵。硬封麵不好化紙漿，得一本本撕掉。”如此苛刻而冷酷，實在不忍這樣打發它們，白送人保個全身——也比讓它們粉身碎骨要好。可現在送人有誰要呢，不賣又拿它們咋辦呢，何況不是自己把“廢品”送到收購站，而是勞動人家到家裏來拉“貨”，又怎麽能夠臨時變卦?於是，“好吧，撕吧。”撕吧，撕吧，撕吧。收購人真內行，拿起隨便一本精裝，把兩頁硬封麵朝書背一折，喀嚓一聲就都給撕脫了。我的考柏菲和特威斯特啊，我的高老頭和葛朗台啊，我的彼埃爾和娜塔莎啊，我的約翰·克裏斯朵夫啊，我可愛的羊脂球和那位用半輩子苦役賠償一條廉價項鏈的小官太太啊，還有我的會講故事的契訶夫、歐亨利和傑克·倫敦啊……這一本本就像一具具活體，在我麵前給撕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血肉模糊，實在慘不忍睹。忽然一陣眩暈，忙對身旁的孩子說。“你照料一下。我出去走走。”……等我轉來，那一大堆被淩遲過的殘骸已被裝進了十個麻袋，用秤一量，一共賣了四十元。……留到現在還沒走的大女兒馬上也要走了，便把這筆“血腥錢”交給了她，幹巴巴地說：“拿去買口箱子，準備上路吧。”
當年鋪天蓋地的紅紅綠綠的用筆殺人的大字報，不知有多少就是那些從紙漿池裏爬出來的、我的故人們“異化”而成的。言念及此。實在不勝傷痛。這種傷痛直到“四人幫”退出曆史舞台以後很久很久，才似乎逐漸平夏下來，雖然那一縷縷含冤的書魂仍不時浮**在我的腦際。近十年來，我又回到了出版社，負責外國文學的編輯工作，加上改革開放，還出了幾趟國，身邊的書不知不覺又多了起來，不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來說，均非當年所可同日而語。除了本社及國內同行出版的文學書籍係列外，還有從國外買回或由外國友人贈送的一些名貴圖書，如歌德、叔本華、克萊斯特、海涅等人的全集，托瑪斯曼、裏爾克、赫塞、卡夫卡、盧卡契等人的散本，以及一些中小型的文史哲百科全書。書又越聚越多，多到跟人爭奪生存空間，裝了幾書櫃還裝不下。好在到六十五歲以後，終於弄到一個小書房，可以把各種典籍分門別類地陳列起來。真正享受一點讀書人的清福了。倒也不是借此逃避生活，毋寧日益有所體會地想到赫爾曼·赫塞的一句話：“書不是為了給不能生活的人提供一種廉價的假生活和代用生活。恰巧相反，隻有當書引入走向生活，服務於並有益於生活時，它們才是有價值的。”看來，我到晚年才懂得這個道理，雖然生活對我來說原來就很有限，今後恐怕更其不多了。
經過四次劫難，我仍然愛書，但已未必癡情如昔。要是再碰見什麽令人心裏癢癢的書，未必會不惜絕食或挪用孩子的保育費去買回來。買回來了，也未必會讀得廢寢忘食，連上廁所或走路都捧著放不下來。今天任何迷人的書，為了別的事情，未嚐不可隨時關上，而任何令我厭惡或憤怒的書，在必要的情況下，也能一字不落地把它讀完。昔日每得一新書，如得一密友，儼若換了金蘭契，以為會永遠廝守在一起，故劫後不勝傷痛；而今則豁達多了——林黛玉女士有感於聚散無常，曾喟然歎目：既聚而散，又何必聚?際此二十年間歇期，眼前這些不敢認為屬於我的書依然無恙，晚年過得如此寧靜，不能不對安定團結的新曆史時期感激不盡。麵對可能由大自然安排的第五次“經驗”，乃作《書累記》一篇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