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是三月二十四號離開蔣介石的——也可以說是蔣介石放走了我們。
去年十一月八號總政治部派我們到九江去做工作，本來預定的是兩個禮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蔣就不肯放我們回來了。從此便在他的形同監視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終是不肯放我們回來的，尤其是對我個人。他在南昌的時候，不知道對我說過多少次，要我住在他的周圍，就是三月十五號他臨走的一晚上也還對我說過：“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現在李仲公被他們扣留了，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長江下遊，有多少宣言是要請你做的。”像這樣的話，他在九江的時候也親自對我說過兩次。
三月二十二號的晚上我奉到中央的電令，叫我到上海去組織總政治部分部。那是一個普通電，老蔣當然是瞞不過的，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著電報去見他。
當我還沒有把電報拿出來的時候，他先就對我說：“聽說武漢有電報叫你到上海去啦。”
我說：“是的。”我便把電報拿給他看。
他說：“這次到上海去，趕快要把‘總司令行營政治部’的招牌打出來了。你是要跟著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不消說我依然是敷衍著他。
他委我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是三月十四號，委任狀現還保存，委任狀寫的是三月一號。關於名稱和人選上他也很費了躊躇。起初他是想用“東南總政治部”的名義，以邵力子為正主任，以我為副。後來決用了新名，更承他的“皇恩浩**”把正主任的榮銜加給了我。——我現在是讓給吳老頭子（稚暉）去了，我想那個老頭兒一定是在暗中感謝我的。像我這樣的人實在是“不識抬舉”；他委我為政治部主任，而且每月還津貼我三百元大洋的費用，我卻反臉無情，竟至把他“賣”了，不消說我和我們鄧大主任（演達）一樣，又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壞蛋”。
他委我為政治部主任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在總司令部裏麵隻有四個人曉得，就是老蔣、總參議的張群、軍務處長陳焯、我。委任狀是陳焯寫的，印是張群蓋的。張群在十四號親手把委任狀交給我的時候，他誠心誠意地向我賀喜，我還當麵回過他們：要請他們吃大餐的呢。
但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實際上卻不隻這四個人，當老蔣授意於我，要委我為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我早就密電了中央，並且將他當麵對我說的話也密告了。他叫我和武漢脫離關係。他的叛逆，在那時候我已經就得著了確實的證據，我們那時候早就可以離開他了。但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叫我“虛與委蛇”，好到長江下遊去再做秘密工作。所以我也就成了一個“私娼”，做了一個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為老蔣那時還在掩耳盜鈴，他這個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後才能夠公開。
他已經相信我到這樣的程度，既委我為政治部主任，又準備要我做揚雄——替他做《劇秦美新》的宣言，我真是枉也冤哉，看看便要由“私娼”而公娼了。我老早就想不顧一切，丟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們那裏的幾十個同誌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帶著幾十個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在南昌所過的煩悶的生活，現在已用不著回述，一句話歸總，就是無時無刻不是想跑的。
好了，我們奉命到九江了。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就帶著幾十個人同跑也並不是好難的事情，因有一水之便，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漢。但是那時候我們的野心又起來了。三月十六號到九江，“三·一七”慘案發生後第二天他就叫我們先到安慶去。我們以為隻要離開了他，在安慶還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決心趕到安慶，但是結果是我們前腳到，他後腳就來，來就發生了“三·二三”慘案。一個炸彈打下來，把什麽都打得一個粉碎，還說得上什麽工作計劃嗎？又加以“三·二三”慘案我算是他的陰謀的一個破壞者，我的真麵目他應該知道，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我們假使還要在他的口中，那是隻有聽他咽下了。
但不料準備著早遲聽他咽下的我們，卻遭了他的恩赦。
他在二十四的清早，親自寫了一封信給我，信是這樣寫的：
沫若同誌，等候不及，中正先趕赴下遊，兄與一民兄同來。中正。
得到了他這張赦令，我們那時候是怎樣地快活呀！我真不知道，他怎麽能夠那樣地放心，竟肯把我們放手。或許他正是不放心，所以才沒有叫我跟著他去的吧？但這個啞謎兒，我現在也沒有工夫來猜想了。
我們雖然脫離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朱一民就是監視我們的人。而且自從他走了以後，安慶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總政治部的周圍，總政治部和他們總司令部形成了兩個對壘。青紅幫的流氓們天天造出謠言，要來搗毀總政治部，並且要用暗殺手段來對付我們。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幾天，我們真正是有點岌岌不可終日。那時候上下行船都沒有，真正是如像陷在天羅地網裏麵的一樣。
其實安慶當時的局麵，自老蔣走後，在客觀上或許還緩和了些，不過在主觀上我感覺得十二分危險的，是在二十五日我去遊說過一次李宗仁以後。
二
李宗仁的江左軍總指揮部是設在安慶的工業學校。二十五日上午十時，我和辛煥文同誌兩人去訪李宗仁。李宗仁是我的酒友，同時如像李仲公、朱一民、俞飛鵬諸人都是我的酒友。我是借酒來韜晦，同時也是以酒為鑰匙去打開他們的秘密關鎖。可是酒給我的恩德也就不淺了，我的兩耳幾乎要成為全聾，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剝奪掉了。以後或許是我用不著酒的時候了吧，這是我的一個希望。
那天很冷。我們到李軍長那兒的時候，他正和陳調元的黨代表袁熙績在圍爐談話。我們到後，袁熙績便告辭走了。我們便立刻喝起酒來。
一麵喝酒，一麵把許許多多的話來打動他，希望他在安慶舉事，肅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勢力。
那時候在安慶舉事是很容易的。擁蔣的武力隻有陳調元的兩營人，反陳的有蔡文彬的一旅。蔡和陳是勢不兩立的，蔡在前已經解決過陳部楊世榮的隊伍。老蔣到安慶抑蔡，他留朱一民在安慶的任務就是要強迫蔡部出城。蔡文彬不消說是不甘心的。“三·二三”慘案發生後，二十四的晚上，蔡派人到省黨部和政治部來接洽，說他可以舉兵反陳，但怕李宗仁解決他，想得到這一層的保障。我們去說李宗仁，一半也就是為這個緣故。我們把什麽話都說盡了，李宗仁的頭腦似乎也明白，但他總下不起決心。他知道蔣的惡跡，他知道“黨權運動”的意義，但他對於蔣總還不免有些姑息和顧忌的地方。最後說得我煩躁起來，竟揚聲憤氣地說：
——“像老蔣這樣殘殺民眾的叛徒，隻要是忠於革命，隻要是有良心的人，哪個不應該起來反對他！我現在就首先反蔣！”
這一說也把他激動了，他說：“隻要中央有命令我就幹。”
我說：“現在中央的命令哪裏能夠來？一切通信機關都被他封鎖了。你幹了，中央是隻有嘉獎你的；並且又不是反對他，隻假著不知道他的秘密，我們起來肅清反革命派，他是有苦難說的。”
他說：“我隻有一營人怎麽幹呢？”
我說：“我隻要有一連人都敢幹！”
實際我最痛心的，就是總政治部的武力隻有兩支駁殼槍，那時我們假如真有一連人，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掃除幹淨了。
——“好，幹！幹！幹！”李宗仁把右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幾下，再說了一次“幹！幹”，但接著他就萎下去了，又連說“厲害，厲害，我要睡”。我看他臉色也轉蒼白了，他的確是醉了。
兩個人談了半天，喝了一瓶半的白蘭地——煥文是不喝酒的，他也先走了。我把李宗仁扶上床去，他立地就睡得人事不省，結果是今天的一場遊說算是布了一場迷魂陣。
自從我說了李宗仁一次之後，我自己便感覺著危險了。無論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那時候我急於想離開安慶，但是不湊巧地那幾天都沒有船。我那幾天實在有些焦急。
最令人著急的，是二十六的那一天。
那天有一隻兵艦開來，朱一民發出一個通告，要總部各部處的人全體準備出發赴南京，這時候真令人兩難。同去呢，不僅工作做不動，且又陷入老蔣的虎口之中。不去呢，老蔣立地就曉得我們是反他的，他一封電報給陳調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紅幫的首領，都可以囚禁我們，甚至致我們於死地。幸好一隻兵船載不下總部全部人員，我們等他們各部處的行李、人員都上了船，朱一民也上了船，船快要開的時候，才派辛煥文同誌去問一民說，我們有幾十擔宣傳品和幾十名人員，該安置在哪裏；一民說沒有地方安置。我們便叫他們先走，隨後另外弄一隻差船趕去，於是便閃過了這一重難關。我們和老蔣以及他的爪牙，便全部脫離了。
安慶非可久居之地，青紅幫已與我們為仇，隨時都可以襲擊我們。我從二十六號起已經改了裝，移住於城外候船，但是船是始終沒有的。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楊正宗同誌領導著南昌留守的人員，坐了一隻差船來到安慶，我們才遇見了一個救星，一個意外的救星。
我們離開南昌的時候，留了一部分同誌在後方留守。我們所擔心的便是這一部分人，怕的是我們與蔣脫離了關係，他們會不能走脫。虧得楊正宗同誌也是善於“做上層工作”的人，他竟把總部留守的張群瞞過，能夠公開地帶領著全部人員出發。他們不僅是做了我們的救星，而且給了我們無上的安慰。我們在安慶江邊重逢的時候，真是如在夢裏了。
二十八日全體同誌都上了船，我們是決計到上海去的。因為船上沒有燈也沒有旗號，便派人到第八師去接洽。快要到午後兩點鍾的時候，派去的人還沒有回來，朱克靖同誌和他的夫人來了。
克靖是第三軍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從武昌來的。過九江時船沒有停，便一直把他拖到安慶來了。他把武漢的情形告訴了我，說是中央已有堅確的決心一定要罷免蔣介石。同時他是負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報告朱培德軍長的，他要求我們把船送他回九江去。往返九江也不過三兩天的工夫，再加上海方麵我已經派了十個同誌去做工作，那方麵也還有許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揮一切，所以我就決計送他回九江。
三
那時九江在形式上還是反動勢力的下邊。我們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號，國際工人代表團也是在同一天到的。
到了九江，我同克靖便去見朱培德軍長。我把安慶的情形報告了他，朱軍長顯得很有決心，也像很有計劃。他當天便發出了命令，把當塗的第九師團調回，集中安慶。南潯鐵路沿線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第三軍的勢力範圍。江西方麵蔣介石的殘部是很驚惶失措的，不過他們依然還在蠢動。同時就在我們到達九江的一天，我們還得著一個頂快心的消息，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號已經罷免了蔣介石的職權。那時候我們真是高興，以為從此長江下遊更是不成問題了。朱軍長及其他同誌們勸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我也覺得還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因為一切的通信機關都被蔣介石封鎖了，安慶“三·二三”慘案，連相隔僅僅幾點鍾水程的九江竟連一點風影都不知道。我覺得應該趁著這個時候，把蔣的罪狀宣布出來。所以我便把部裏的人除掉少數人留在九江之外，統統遣回了武漢，我的意思是要他們回來報告消息的。我於三月三十日便同克靖同誌同赴南昌。
南潯鐵路的檢查是很嚴密的，我們所有的行車都經過了檢查，我假充為第三軍的一個參謀，姓高名叫浩然。
南潯鐵路沿線的春光是很明媚的，僅僅離開了兩個禮拜的江西，已經成了一片錦繡的世界。四處的桃花都在開放，楊柳已經轉青了，一片金黃的菜花敷陳在四處的田畝上，活活的青水流繞著沿線的溪流，清脆的鳥聲不斷地在晴空中清囀。這些親切可人的自然，對於兩禮拜來日日焦頭爛額的我，不免更覺親切。自己的心中雖然懷著些輕淡的不安，無名的恐怖，但總覺得是回到了故鄉來的一樣。不過每逢車一到了一個車站的時候，總怕把頭伸出窗外，總希望停了的車火速再開。
南潯鐵路是不能直抵南昌的，終點的牛行車站與南昌城還隔了一道章江。章江也浩浩****地漲滿了一江春水，淡黃的江水上浮著無數的浮沫，要比如群鷗——可惜是黑黃色的。天上也時有白色的水鷗翻飛。這些泡沫的浮島，有人說可做肥料，怕是沿流土岸中硝質的溶集。
渡過章江，由章江進城，我把眼鏡取了。我倒沒有看見什麽認識的人，但不曉得有沒有認識的人看見了我。
進了南昌城，一直便跑到東湖邊朱玉階（德）同誌的家裏，我便住在那兒。玉階本是第二十軍的黨代表，因為楊森不信任他，他便到了江西，在第三軍充教育團的團長。這次江西能夠免受蔣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夠成為革命勢力的範圍，玉階所率領的教育團，是有不小的功勞的。
——“你認得我麽？”
我看見朱玉階夫人便首先問她。
——“怎麽不認識你？你是吹號的。”
說了便不覺大笑。“吹號的”！這個徽號的來源，真是一個絕大的恥辱。那是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的事。二周年紀念的一天，在南昌方麵因為大雨，大會沒有正式舉行。十三、十四是公奠的日期，十五又才正式開會。因為到會的群眾將近二十萬人，蔣介石的聲音不能傳遍，他便叫我用傳話筒替他傳達。那時候我不該過於賣力氣了，因為我的聲音素來大，我便替他傳達起來。他說一句，我傳達一句，傳到後來他的演說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論調。他叫江西群眾要擁護江西省黨部（以前的偽省黨部），反對江西省黨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這些話當著二十萬的群眾麵前，也不能不給他傳達，我真想把傳話筒來打得他一個半死了。但為情勢所迫，隻得忍耐著又出賣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說完全做的是這樣昧良心、賣人格的工作，我現在回想起來，不覺猶有餘痛。玉階同誌說得好：“蔣介石是不識抬舉的東西！”
這“吹號的”一個徽號，大約就是從那次大會贏得來的。受了別人的踐踏，賣了自己的人格，有苦難訴卻還要受社會的罵名——聽說在我未正式反蔣之前，武漢的同誌有不少的人懷疑我，上海的同誌更有人準備做文章來罵我了——這種工作真不是人幹的，然而也忍耐著幹了半年。蔣介石喲，我還要痛罵你一句：你真是不識抬舉的東西，不識抬舉的狗東西！
我自己的性格素來是倔強的，這一次把我磨練夠了。我自己就好像已經成了一個無聊的政客，我很替我自己危險。我想以後我還是要恢複起我的倔強性來。幹得下去就幹，幹不下去就拉倒。我不願意再替任何人捧場。自由戀愛還可以，不情願地被人強奸總是不情願的。
在玉階家裏總共住了四天，頭一天去見王副軍長治平，向他報告了安慶的情形。他也把南昌的情形詳細對我說了。南昌自從蔣介石走後，總部留守的張群和偽省黨部、偽省政府打成了一片，幾次收買流氓、傷兵來想大肆屠殺，但都被王副軍長鎮壓下去了。張群誌不得逞，很想用武力來對付第三軍，但這條小狗總還沒有大狗的膽量大，在四月二號的清晨，終覺不安於位，“逃之夭夭”了。
四
在玉階家裏一間光線不十分充足的室內，第二天的清早便開始草《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手不停披地寫了將近一天的光景才脫了稿，脫稿後便拿去付印了。
第三天又草了一篇《敬告革命戰線上的武裝同誌》，這篇文章是偏重在理論方麵的，好像沒有傳到武漢來。
把這兩篇文章做了之後，我赴南昌的使命算是完畢了。本來決定在第四天四月二號的清晨走的，因為張群同在那個時候走，所以不得不避開了他，改到下午。下午走到章江邊上的時候，火車已經開了，又不得不改到明天。我是四月三號的清晨才離開了南昌。
四月二號的下午，南昌的民眾團體，實行解決偽省黨部，捉了二十幾個反動分子，其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程天放。
這位程天放，可以說完全是段錫朋的工具。他做了一回偽省黨部的宣傳部長，又榮升為偽省政府的教育廳長。在他未做部長之前，有人介紹他來請我委任他為軍官團的政治指導員，我拒絕了。他有一個流芳百世的典故，就是解釋帝國主義者為“地大物博的國家”。他的程度是怎麽樣，那就可想而知了。
程天放被捉，我特別到總工會去觀光了一次。我看見他那個小流氓的樣子煞是可恨，又煞是可憐。兩手是用麻繩反剪著的，斜戴一頂呢帽，穿一身不十分周整的西裝，領帶也是偏在一邊。
我問他：“段錫朋往哪兒去了？”
他說：“我不曉得。我是曉得的時候，你拿我去槍斃。”
我聽見他說了這一番話，心裏隻想說：“可憐你也有今日！”
旁邊有許多的工友揶揄他：“喂，廳長啦！廳長大人啦！”他隻青著一個麵孔，鼓著一雙眼睛，沒有說話。
此外二十幾名的反動分子，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倚在牆上，有的縛在柱上，到這時候每一個人都不認識段錫朋了。
其實段錫朋也並沒有多麽大的本領，隻是他肯幹，他的領袖欲強，這便是他的全部。大凡領袖欲強的人把一切的人都看成他的工具，蔣介石便是一個好例子。段錫朋也是一樣，他是素來看不起人的，國民黨中沒有一個首領可以值得他的稱許，而且也沒有一個首領沒有受過他的批評的。他之擁戴蔣介石，也不過把蔣介石當成一種工具罷了。
他的肯幹的程度是可以令人佩服的。他在不得勢的時候，人所不能幹的事體，他都能夠幹。他的鑽營本領也可概括以“肯幹”兩個字。就我所知道的，他在武昌大學被趕跑到廣東的時候，本來也想在政治上活動的，但是他初到廣東，政治上沒有可以使他活動的餘地。那時候的廣東大學便是容納這些人的逋逃藪，凡是在外邊沒有地位安插的，便都介紹到廣東大學裏來。段錫朋便是這樣被介紹來的一個。但是介紹來的不必一定就有位置，廣東大學的門羅主義也是很嚴的。他初介紹來的時候，本來應該進法科，那時候的法科連他這樣的“英雄”都拒絕了。他便時常來扭著我。在那時段錫朋是什麽人，我是連他的姓名都沒有聽見過的，盡力推薦他的就是鬱達夫。達夫在武大的時候和他同過事，所以認識他，盡力地說他勇敢。他天天地來扭著我，一天怕要來過三四次的光景。我想這樣的程度是誰也不肯幹的，然而他卻幹得出來。我相信了達夫的話，便把他弄進文科去當西洋史的教授。那時候因為史學係裏一個人也沒有，他不消說也就一躍而當到史學係的主任了。他就這樣進了廣東大學。但他一進去便顯出他的本領，他立地和右派的學生勾結了起來。在文科風潮中暗地裏反對我很激烈的，他就算是一個。他和右派學生勾結，借此以為媒介，更與陳果夫拉攏，他於是便進了組織部。這就是他得以充當特派員入江西活動的原因。所以嚴格地說起來，段錫朋之能在江西搗蛋，我自己實在要負一部分責任。
段錫朋跑了，程天放捉住了，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戰栗起來，總司令部的人員都紛紛變裝逃難了。在三號的晚上我還帶著兩個同誌，帶著駁殼槍，到財政廳長周雍能的家裏去準備捉他，但他已杏如黃鶴了。那時候大家真是痛快，埋名隱姓了好幾天突然可以公開起來。黑暗的南昌立地光明了好幾百倍。東湖邊上的楊柳，東湖邊上的遊船，東湖裏隨著輕風微微閃動著的碧綠的波浪，你們那一瞬時給我的印象比我在東湖邊上和你們同住了四個月的認識還要深刻呢。
我第二次到南昌隻住了四天，但這四天的生活比從前四個月的生活還要值得令人留念。我所忘不了的是南昌的奮不顧身為革命努力的同誌們，我所忘不了的是玉階夫婦的殷勤的款待。玉階家裏還有一位女同誌，是一位很帶幾分男性的青年，她姓什麽，名什麽，是玉階的什麽人，我都不知道。我隻曉得她也是四川人，是從廣東才回來的，而且她還能喝酒。有一天她要和我喝酒，可惜沒有白蘭地，便沒有喝成。聽說她是能喝一瓶白蘭地的。有甚麽機會再到南昌的時候，再和她拚醉一次吧。
五
滿腔高興卻被一盆冷水淋頭，我們第二次回到九江，外麵的形勢與前一次所傳說的完全不同了。
第二次回到九江是第七師的政治部主任吳緝熙同誌送我的。坐的是總司令部職員的專車。他們也是逃難，我們也是逃難，但他們是公開地逃難。我們幾個人關在一間公事車裏，一點都不敢露頭麵。回到九江來才知道中央那時並沒有免蔣介石的職。不但沒有免職，而且還任他為第一集團軍的總司令，中央所取的策略依然是和他妥協的。
在朱軍長處又看到蔣的好幾通電報，說是“汪先生（兆銘，精衛）①已抵滬，並且晤談幾次，黨務已有辦法，不致分裂”雲雲。這更使我們失望。我們覺得蔣的策略也還是要和中央妥協，他這樣一來可以緩和反蔣的空氣，而且分散反蔣的戰線。
我是三號到九江，當晚又接著鄧主任（演達）的一封電報，說是上海方麵財政、外交及一切政治工作的進行，指導需人，而我們才滯留江西，使他不勝愕異。這樣一來，我簡直是進退維穀了。在當初我尚未公開反蔣之前，要與蔣虛與委蛇，也還可以勉強敷衍。但現在既已公開反蔣，我怎麽能夠再去繼續從前的工作呢？我從九江遣辛煥文同誌等回武漢的時候已經寫過一封信給鄧主任，表明了我自己的態度，並且已經申明，我一到九江便要公布蔣的罪狀。而鄧主任的來電，卻反轉責備我，這是使我十分詫異的。
三號的晚上本來有一隻英國的商船到上海，遣回武漢的同誌中有四個人在船上，到九江來見了我。我見了辛煥文的信，傳達鄧主任的意思，仍然是要我火速赴滬。我也就下了決心到上海去。但是朱培德軍長以及其他的同誌們都勸阻我，以為我去是自投羅網，毫無意義。中央要叫我去，是因為不知道我已經發表了反蔣的文章；我無論如何是應該先回武漢一次，請示行止。我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因此在三號的晚上，也就沒有上船。
江西的省政府委員和省黨部的籌備員也是三號到九江的。九江的民眾在四號開會歡迎。四號的上午我替省政府草了一篇宣言，正午的時候，朱培德軍長和其他的同誌都出去赴歡迎會去了，我一個人留在三軍司令部裏。一間宏敞的會客室裏麵，沿壁都擺著行軍床和軍用文具。一架紫檀木的大鍾放在正中的桌上，機器壞了，死沉沉地已經失掉了運動的作用。時間好像是凝固了的一樣。我的寡白的煩悶形成了下麵的一段日記：
革命的悲劇，大概是要發生了。總覺得有種螳臂當車的感覺。此次的結果或許是使我永遠成為文學家的機緣，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職業可以罷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罷免的。我的路徑已經是明了了，隻有出於辭職的一途。始終是一個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我當然沒有悲憤，結果是我太幼稚了。別的同誌們都還幼稚，多視我為轉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種種的湊巧與不湊巧湊成了現在的局麵。我好像從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拋撇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
一個人坐在客廳裏麵，冷清清地在日記本上寫出了這一段感想。
悲劇的形成就在兩個大勢力的競爭的糾葛裏麵，一個私人的破產，而且是正不敵邪。一個人在團體的活動裏麵的時候，他可以忘卻一切。團體的意誌就是他個人的意誌，團體就好像絕大的洪爐，把一切的個人都融成一片了。但從洪爐中突然迸出一個火星子出來的時候，這個火星子的命運是隻有感著孤獨而且漸就死滅的。孤獨就是個人意識的抬頭，漸就死滅就是執著個人意識的開始。我當時就好像成了這樣的一個火星子。
六
在九江等船回武漢，但是四號沒船，五號也沒船。五號的清晨朱軍長和其他同誌們回南昌，就好像凱旋將軍一樣，自己愈覺得無聊。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天就好像過了一年。在這樣的時候，誰個都會發生一種幼稚的感想的，那就是想飛。但是你哪裏飛得動呢？
好了，五號的下午，三北公司有一隻上水船到九江來了，船名叫“鳳浦”。這是我們可以飛的時候了。我便和第三軍的馬顧問一同上船。馬顧問假充一個德國的新聞記者名叫馬奕爾，我便假充他的翻譯。上了船去，船上所載的貨物是很多的，而碼頭工人不做夜工，恐怕要到七號才能卸完貨物開船。這是再難令人忍耐的，我便和船上的買辦商量。
我說：“有什麽辦法可以早開船？”
買辦說：“工人老爺不做工有什麽辦法？”
我說：“假使我們去找碼頭工人做夜工，你高興不高興？”
他說：“隻要你有那樣的本事，哪個不高興！”
我到這時候，才把我的名片拿出來，寫了一封信給九江總工會，請他們設法動員碼頭工人破例做一次夜工。我本來也存的萬一的希望，以為為個人的利便便破壞一次成例，總怕辦不到。但不料我的信去便立地生了效，這把船上的買辦駭得五體投地了。他把我特別請到最上層的船長室裏去，拿出了上好的雪茄、上好的蘇打餅幹、上好的咖啡，而且還有上好的恭維話。他不僅恭維我，而且恭維起我們一切的工友來了，其實他在二三分鍾前還在罵工友們的跋扈的。
——“郭某強過蔣介石，蔣介石深怕工友們罷工，郭某一封信去便可以請工人上工。”
其實這那裏是我的力量，這是工友們為革命利益而犧牲一切的精神的表現！一切資本家們，一切的買辦階級們，一切的自命為革命的領袖們，你們看工友們是何等有紀律！何等富於犧牲精神呀！你們自己疑神疑鬼，把工友們看得來就和三頭六臂的惡魔一樣，你們把鏡子來照照你們自己吧！三頭六臂的惡魔，是你們自己的投影呀！
因為有這樣的關係，船上的人都曉得我已經上了船了。船到武漢的時候，武漢方麵也傳說我已經回來了。就在十四、十五那兩天，我正在上海的時候，上海方麵的報紙也傳說我回了武漢，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煙幕。九江的工友們喲，我深深地感謝你們！
不消說我那回並沒有回武漢來。工友們正在做夜工的時候，辛煥文同誌率領著許多赴下遊工作的同誌，坐著原來的差船，又從武漢來到九江了。他會見了我，傳達了中央的意思仍然叫我趕赴下遊。我問他關於安慶的事和我公開反蔣的事，是否已經向鄧主任說明，他說是說明過，鄧主任說的“工作很難做的地方，尤其是急於要求做工作”。好，我是隻有服從命令了。我又轉換了我的方向，從“鳳浦”號下到小差船，由九江趕赴下遊。
我已經發表了反蔣的文章還要跑到上海去，有許多同誌不能了解。有的以為我很勇敢，還想到上海去拚一條老命。其實我哪裏有那樣的勇氣，我之所以趕赴上海，隻是如像陳嘉謨、劉玉春、嶽思寅、張鳳岐一樣，我是“服從命令”罷了。
我三號到九江的時候，當晚就有電給擇生，說我已公開反蔣，如中央與我不合，我決不願赴滬，甘受處分。擇生曾有三通電報催我回來，但我一通都沒有接到，我所接到的隻是辛煥文同誌傳述的一番話。後來我才知道辛煥文同誌回武漢隻見過鄧主任一麵。
我們是六號的清早才離開九江的，八號的上午十一時到達南京。在船上的幾天沒有什麽特別的事可以記述，隻是風太大，船太小，小船在狂濤惡浪中簸**，這幾日的行船大有航海的苦味。在船上還讀過一些《狂飆》——是一位宣傳員帶的書籍——中有長虹先生者罵我“浮誇驕傲”，我覺得頗中肯綮。不過罵我為“浮誇驕傲”的長虹先生也好像不見得沉著謙恭。我們是同病相憐的人呀。然而浮誇驕傲，我覺得，比沉著謙恭倒還要好一點。我們的東方文化就是過於沉著謙恭了。自己的老婆總是“拙荊”，自己的兒子總是“豚兒”，自己的家鄉總是“賤地”，自己的祖國總是“敝邦”，自己的麵皮總是屁股。我是不願意把自己的麵皮當成屁股的，也不願意把別人的屁股當成麵皮——喂呀，太“赤化”了！太“赤化”了！再寫一點文雅的東西吧。
風太大，船太小，
在狂濤惡浪的當中，
船兒不能進行了。
日本的兵船，日本的商船，
一隻隻趕赴上遊，
怕是要去威脅武漢。
長江的氣魄，
偉大的民族靈魂，
一片赤色的洪濤滌**乾坤。
風喲，你能搖動我的船，
不能搖動我的心！
縱使是檣摧舵折，
我也要向前邁進。
武漢是我的愛人，
我為她甘願犧牲。
赤化的黃鶴樓，
要永遠屹立江濱。
說寫文雅一點，還是文雅不起來。算了吧，閑話休提，我已經到了南京。
七
南京的江岸排列著許多兵士，還有無數的旗幟在空中飄揚，聽說是蔣皇帝今天要駕臨了。“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君”者何？皇帝也。“落花”者何？打得一個落花流水也。民眾是在鵠候著歡迎他——歡迎他來屠殺他們！這也是我們貴國的東方文化的表現呀！
我因為是皇帝的叛臣，所以不敢上岸去闖駕。小小的差船又不能再開赴下遊了。我便在浦口上了一次岸，暫時住在一家小小的客棧裏麵，想探聽了滬、寧一帶的情況，再定行止。
不久辛煥文同誌來了，拿了一張七號的上海報來，才知道總政治部的上海分部已被蔣介石查封。這樣一來，上海簡直沒有我們可以公開工作的餘地了。但那時我心中卻也暗暗地歡喜，因為老蔣這樣一表示，更足以促進我們中央的決心，因為我們中央的各領袖正在揖讓立於朝與虎豹講東方文化啦。請看吧，請看我們中國的這位墨索裏尼！你看是可以和他講理，還是不可以和他講理的？可憐我們許多很勇敢的同誌的犧牲喲！
上海既不能公開工作了，我便把派赴下遊的人，由原差船送回武漢，隻和辛煥文同誌兩人在傍晚的時候，渡過下關，走到車站上去。
金陵的形勢的確是大有王氣存焉。下關車站附近的一帶平原，紫金山、獅子山等一帶峰巒，沉默在清冷的晚氣中，的確是給人以一種偉大的印象。但可惜這兒隻是帝王之都，隻配蔣介石來定鼎罷了。蔣介石是一個石頭，我們東方人是相信讖語的，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一片降旗出石頭”的時候。
車站上恰好有一列兵車準備開往上海去裝兵。一個檢查的人都沒有，車子空在那兒，我們便上了車，在鐵板上睡了一夜。鐵板的振動真是厲害，頭在上麵就好像在拋皮球。
——“今天遇著我兩個才敢來，你也不怕，我也不怕，是不是啦？”
——“民治同文彬不曉得他們怎麽樣了，他們經過安慶不上岸，真是不應該。”
兩個皮球在鐵皮車中對起話來，煥文字號的皮球差不多每說一句話都要加上一個“是不是”的。
——“他們是很精細的，想來總不會遇險吧，是不是啦？”
我最擔心的就是民治和文彬兩人。文彬是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的那一天由南昌回武漢的。民治是我們出發安慶的時候，從九江轉回武漢的。他們兩人都是到武漢來請示，究竟我們到下遊去工作怎樣進行，對於老蔣怎樣應付，以及中央對蔣的最後的決心如何。這些都要請示明白了，我們的工作才能夠開始。我在安慶、九江所盼望的就是他們兩人的趕快轉來，但不料他們在二十四號過安慶的時候，聽說老蔣已經走了，他們以為我一定也跟著走了，便沒有上岸，一直趕赴下遊去了。
——“要不遇險才好。老蔣是幹得出來的，他一翻了臉的時候便不認人的。三月二十號之變，鄧大主任還受過他的拘禁呢。”
——“鄧主任從南昌逃走的時候很危險啦，是不是啦？”
——“那一回我想倒沒有什麽危險，倒是我們同回南昌的時候是很危險的啦。”
——“是的，是的，那一回可惜張靜江沒有和你們同路，不然倒把他駭死了，是不是啦？”
那是陽曆的二月一號，——就是陰曆的除夕。我和鄧主任從廬山轉回南昌，同路的還有在上海把孫炳文同誌賣了的褚民誼。
老蔣自從從武漢回到江西，便藏在廬山，構成所謂第二次的廬山會議。中央的要人都聚會在這兒，和老蔣爭持遷都逐鮑的事情。那時候演出了不少的悲喜劇，可惜我沒有列席的資格，我把它寫不出來。我們中央的要人們事務太忙，恐怕也沒有把它寫出來的時候。我是一月三十號，應鄧主任的電邀跑到九江的，在廬山上算是幽會了一次，於二月一號，又同下山來。
當其要下山的時候，張靜江本來都把行李整備好了，是要同走的，但因老蔣的挽留又遲了一天。
我們到牛行車站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鍾的光景，看見南昌城起火，並聽見些槍聲——當時我們還以為是鞭炮，是南昌城裏的人在過熱鬧年。
在牛行車站有二三十名的衛士大隊來迎接我們——其實不是來迎接我們，是來迎接張靜江的。有三乘轎子，幾十名挑夫。我、鄧主任、褚民誼便各坐了一乘轎子渡過章江。進章江門的時候，早就看見許多散兵，背著上了刺刀的槍出城，城門口放著十幾乘的藤轎，都是總司令部派往牛行車站接人的。我們那時還沒有什麽驚異。進城，城裏的商店全部掩閉了，街上是死氣沉沉的，隻是街沿上處處都有散兵，我們還以為是放的步哨。及至走到省長公署的前麵，前麵開起槍來了。接連放了好幾槍，打傷了衛士大隊兩個人。衛士大隊便搬槍應戰，把一些轎夫、挑夫駭得五零四散，丟下肩上的東西就跑。一街都是轎子，一街都是擔子，真正是縱橫狼藉。那時候我坐的是第一乘轎子，鄧主任是第二乘，褚民誼是第三乘。在黑夜裏當麵受槍，竟沒有吃著鉛彈，真是僥幸了。
衛士大隊一搬槍應戰，前麵的敵人便都潰退了。我們擁進轅門，還奪了一架機關槍（裏麵是上好了子彈的），擒著了一位連長，才知道是第三軍有一部分的軍隊鬧餉滋事。
那天晚上好容易才走進了總司令部，在總司令部住了一夜不敢出來。南昌城裏是頒布著臨時特別戒嚴令的。
我們時常談起那晚上的事，便不免有一番失悔，悔的張靜江那個病鬼沒有同回南昌。假使那天晚上他是回來了的時候，不會把他打死，也會把他駭死的了。
擇生那一次也是萬分僥幸，他離南昌是二月三號，老蔣就是在那一天從九江回南昌的，假使再遲一天，他一定不能逃脫。
——“你的夫人留在廣東，想來沒有什麽危險吧？”
——“想來不會有什麽危險吧？無論怎樣蠻橫的蔣介石，他總不會連誅我的九族，而且我的夫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啦。”
——“哈哈，哈哈哈。”
兩個皮球東鱗西爪地講了一些話，時而睡熟，時而又醒來，最後到了一個燈光輝煌的車站，我以為是到了上海了，殊不知才是常州。車從常州是幾時開的，我們也不知道，但到離常州三十裏的橫林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早了。
八
蘇州胥門外一家破舊的客棧，客棧第一進一間西南臨街的樓房，兩個人坐在房中挾著一張方桌談話。一個是長袍短褂，戴著一頂馬紗的瓜皮帽，一眼看去，儼然就是一位土豪劣紳。其他一個是穿的軍服。穿軍服的挾著一個皮包，站起來又坐下去。
最後是土豪劣紳說：“你到了的時候立刻打一個電報給我。假使情形是嚴重的時候，你就說‘生意不佳’；他們是有危險的時候呢，你就說‘貨物業已銷售’。好的情形你說不好的話，不好的情形你說好的話。我得到你的消息，無論怎樣，總設法趕來。”
軍官說：“我去總接不起頭，恐怕調查很費手續。”
土豪劣紳說：“沒有什麽，你隻要會著銀行裏的那位文先生，便什麽事情都知道了。”
——“你不曉得他不是我們幫上的人呢。”
——“他雖然不是幫上的人，但他們的消息他總曉得的，你一問著小毛就行了。”
這兩人就好像兩個做私販的一樣，最後是軍官的一位走出房外去了。
這兩人是誰？土豪劣紳的一位是我；軍官就是辛煥文同誌。當我變裝的時候，有的勸我裝個勤務兵或者馬夫，有的勸我裝個工人，更有的勸我裝個尼姑的——因為我的胡子差不多是等於沒有的。但我終竟裝了個土豪劣紳，我想蔣介石他們正在與土豪劣紳勾結，他們是決不會注意我的。倒是裝工人或者女人，那簡直是犯了他們的忌諱，因為工人和剪發的女子在他們眼中正是“共產公妻”的塑像呀。這一回從廣東逃跑的同誌們，聽說有好多是裝工人和女人上了當的，我就我的經驗來說，要到長江下遊去做工作的人，最好是扮土豪劣紳。
我們的車到橫林便停止著了。那列兵車要到橫林前一站去運兵回南京，不到上海，所以我們便不能不在橫林下車，再等第二次的車來。
我們在橫林足足等了半天。蔣介石是九號才往南京的，他的專車經過橫林的時候，我們在車站上還親眼看見先有一列兵車清道，隨後才是他的專車。堂哉皇哉，大有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風味了。
在橫林足足等了半天，又才有一列東路軍總指揮部的專車開來。我們跳在一節裝馬的敞車上坐著。好像是要下雨的光景，但也顧不得什麽，這時候馬之對於我們，比人還要親密。但不幸這部車又隻開到蘇州，到了蘇州，我們又不能不下來。下來我們買了一份上海報來看。這一看卻把我駭住了。
在南京看的報，隻知道政治部被查封，還不知道他們逮捕了人，這一回才曉得他們捕了十九個人去。報上載著潘宜之小子的一段很跋扈的話。他說：“捕了十九個都不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主犯在逃，現正嚴密查拏究辦。”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狗材，說話的官氣真是十足！但我憤恨的不是他這點官氣，我是知道了他們捕了十九個人。十九個人！我一計算起，安慶派了十個去，武昌四個，九江三個，加上民治與文彬，這不剛剛一網打盡了嗎？所說的“主犯在逃”，這不消說是指我區區大人閣下了。唉！真是糟天下之大糕！把我一個人捉去倒不要緊，竟連累了這十九位同誌！
得到了這個消息，我們便不敢夢夢然再往前進，便在胥門外找了一家很小的旅館住著。辛煥文同誌是初到上海，總司令部認識他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便派他先到上海去調查情形。頭上一段小說一樣的敘述就是煥文同誌和我在蘇州分手時的光景。
辛煥文同誌走了，我一個人留在蘇州，真正是成了一個孤臣孽子了。
蘇州是一個安全地帶，除掉車站及閶門等處，有些“皮帶”及“青天白日”在往來之外，絕少我們同幫中人，——或者可以說都是我們同幫中人；因為都是長袍、短褂、瓜皮便帽的土豪劣紳。蘇州的同誌們，你們見了不要生氣，實在蘇州地方是我們中國的大地主發育得最完美的地方。蘇州的地主是有一種類似托拉司的組織，小地主都集中著他們的租穀請大地主代收。大地主是有私設的差役和私刑的。他們收租的時候掛牌——“某某堂自某日起至某日止收租。”收租是不收穀而收錢的。農民得了穀還不能直接上糧，第一步不得不使糧穀變成錢。然而在鄉下收買糧穀的是什麽人？就是這些大地主。農民就這樣受著大地主的重重的剝削，所以弄得來賣田地，賣房廊，所有一切的自耕農都化成農民無產者；還不夠，還要賣老婆，賣女兒。上海灘上的一些娼妓、野雞、姨太太、丫頭，多是蘇州姑娘，她們的來源是什麽，你們就可以知道了。
我在蘇州住了五天，可以說一點也沒有什麽危險。我每天隻是跑進城去買些書來看。
除讀書外，沒有一個錢的事情可以做，蘇州城裏簡直可以說是“死都”。不信你們請到那兒去嚐嚐滋味吧。你們到了那兒，一定就感覺得死後的狀況了。——我並不是想說蘇州的壞話，要曉得死並不是壞的東西，死後我想是最恬靜也沒有的，那兒就是宗教家所幻想的天堂，文學家所幻想的樂園，比抽大煙上了癮的人所感受的那種忘神狀態恐怕還要愉快。我沒有死過，本來不曉得死後的情況，但在蘇州也算是死過一回。蘇州城裏的一些背街真是恬靜喲，一些磚砌的民房就跟墳墓一樣，街頭巷口泛著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恬靜的幽光，人到這兒就好像魂遊太虛之府。一些玉石鑿成的女子都是天上的可兒。你聽她們那清脆的聲音喲，那真是清，真是甜，真是如像雪梨的滋味一樣清甜。——唉，寫著我不覺又吞了一次口水了。
留園！你請到那裏麵去走一走吧。你會感覺得你自己是賈寶玉，你的周圍都是晴雯，都是秦可卿，都是一些天仙化人。你到這兒難道還想死嗎？足見這兒是比死還要舒服的地方了。人到過一次蘇州，可以說是死過兩倍的死。
在這樣的死都，然而也還有些不安分的活人。
那是十號的清早，我到閶門去。看見一座青年會的門前，掛有黨旗、國旗，是蘇州市黨部第四區分部的辦公處。我進去看了一些報。我看裏麵辦事的人都很注目我。我向他們間侯紹裘、張曙時諸同誌的消息，他們都答應不曉得。回頭連門外的黨旗、國旗都取進來了。大約他們以為我是偵探吧。
就是這一天是蘇州總工會繳去日本租界警士的槍械的一天。日本的一家紗廠積欠工人的薪資不發，準備關門回國，工人不依，日警士便要以武力對待，所以工會繳了他們的槍械。（這件事我記得不十分清楚，隻有請蘇州的同誌們出來更正了，假如是有錯誤的時候。）這使白崇禧得了一個口實，以查封總工會及市黨部。獻媚於帝國主義者的蔣介石，獻媚於帝國主義者的蔣介石的走狗白崇禧等，其甘心賣國已至於如此。而他們最近更喪心病狂，在上海一帶亂造謠言，說國民政府已經把漢口租界送還外國人，國民政府是媚外的政府，其不要臉的程度，真可以使鬼都害怕了。
蘇州這樣安全的地帶，雖然也時有危險襲人，但在我自己是一點什麽危險也沒有的。因為我不認識一個人，也好像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在這兒好像盡可以悠遊自得了。然而我在蘇州的幾天卻是最痛苦的幾天。我自己已經是被革命的潮流卷上岸去了的人，一方麵又擔心著滬上被捕的十九人的生死。這十九位同誌可以說都是因為我的緣故遭了縲絏的，我自己的心怎麽能夠安得下去呢？
十號的晚上，旅中的鄰室有小兒們嬉戲的聲音，是有一個家族寄宿。兩個小兒時而唱歌，時而讀書，時而頑皮，笑聲沒有一刻的止息，真好像兩個大小的珠子在玉盤裏麵回轉的一樣。他們一點都沒有憂慮，一點都沒有畏懼，他們不消說是受戰事的影響才流落羈旅的，然而他們簡直是如住在家裏的一樣，或許比在家裏還要快活。我在鄰室聽著，不覺得流下淚來。“感傷”的魔鬼伸出它的巨爪來把我捉著了。
好友呀，你們為我幽囚，
妻兒呀，你們為我離散。
我如今獨宿中宵，
禁不住愁腸萬轉。
我無端地成了悲劇的主人，
我被革命的洪流卷上岸濱。
你們充滿著情愛的鄰居喲，
你們是何等的美滿呀，欣幸。
側聽著小兒們嬉笑的聲音，
好像是聽著鈞天的雅樂，
鄰居喲，你我僅相隔板壁一層；
你那裏是樂園，我這裏是地獄。
我是舍生命去救我友人？
抑或隱姓名去顧全妻子？
二者交戰於我的心中，
我的歧途是界於生死。
我早已矢誌犧牲，
本用不著再事夷由，
但一邊是妻子五人，
一邊是友人十九。
萬事是永遠不能兩全，
我隻願和我妻兒再見一麵，
可憐他們孤單的羈旅，
和我的相別已經將近一年。
我希望他們離開了羊城，
在目前並已經到了上海，
到友人陷入網羅的地方，
我要冒萬險而不遲滯。
九
辛煥文同誌是九號往上海的。去了之後，十號不見回來，十一號也不見回來，竟連什麽消息也沒有。大約是連他也被逮捕去了吧？
我的心已經決定了，我想去見蔣介石或者白崇禧。我想，我是他們所指的主要人犯，我去見了他們，讓他們懲辦我；我是可以把那十九位同誌救出來的。這是我應盡的責任，無論從革命的利益上，或從個人的道德上說，我隻是一個人，而且是別無多大能力，能力也已經是固定了的人。正是我應該死的時候，我不能夠顧全我自己而犧牲十九個年少有為、正有無限的將來的勇敢的同誌。
我的心已經決定了，任憑蔣介石、白崇禧把我去怎樣處治，我總要去救那十九位友人。十一號的中午時分我把電報都擬好了，準備打給蔣介石。
南京總司令部蔣介石先生大鑒：沫若現在蘇州，閱報見上海總政治部已被查封，並拘捕同誌十九人，不勝愕異。一切責任由沫若個人負擔，不日即將踵赴行轅或前敵總指揮部自首，聽受處分。惟彼十九位同誌皆年少有為，縲絏非其罪；應請速電前方，迅予釋放為望。沫若叩。
這是在文字上我稱老蔣為“先生”的最後一次。現在想起來真不免有些滑稽，但在當時實在逼得無法可想了。我記得好像就在那一天，還寫過一封信給我們“革命的大姐”蔡暢同誌，報告我的行蹤，並報告富春同誌已到上海的消息。我怕武漢的同誌們不知道我的下落，替我擔心，但我又不能公開地通信，我寫給蔡暢的信上，“沫”字是寫成“妹”字的，於是“土豪劣紳”一變而為“母豪劣坤”了。打倒土豪劣紳而不打倒母豪劣坤，未免太不平等，謂天尊地卑，母豪之不足打倒乎？我如果是婦女解放協會的人，我就要起來抗議。因為有許多反革命的人，或者反革命的事實，多是由於母太豪而坤太劣了的呀。婦女解放協會應該提出一個口號是“打倒母豪劣坤”。
我們政治大部所製的婦女解放協會的調查表格上有一欄是“男會員若幹人”。有的人很不了解，以為怎麽婦女協會中會鑽出“男會員”來？他以為我們政治部裏麵的人太糊塗了。其實這真正是想得周密呢。像我們這些男子，在逃難的時候，搖身一變隨時隨地都可以變成女人。而她們有些女同誌，剪了頭發，穿上軍服，走起一搖一擺的堂皇大步的時候，哪個又曉得那是雄烏還是雌烏呢？革命是客觀的。所以我們政治大部的人才製出了這樣客觀的革命表格——不過這種表格我還沒有拜觀，是林熙盛同誌告訴我的，我相信總不會是沒有的吧。沒有的時候，是我們政治大部減少了一段光榮的曆史。
總之，我已經決定想去嚐嚐鉛彈或者鐵窗風味了。因為這是再經濟也沒有的事體呀，人總是有一死的，得嚐鉛彈而死立地便成為烈士；幸而至於不死，從鐵窗裏嚐過一次風味出來，那可不得了了。人坐過一次監，就好像建過一次很大的功業。不要說坐監，像我們棄甲曳兵而走的從反革命的勢力之下逃回來了的人，不有些像凱旋將軍一樣，成了驕兵悍將嗎？——今天不曉得怎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反語。這個傾向有點不大對頭，再繼續著反一點下去，會成為“反革命”了。
還是來寫些正麵的文章吧。
我給蔣的電報已經擬好了，但是沒有發。我總想等辛煥文同誌回來。我的遺言都寫好了。我身無長物，隻有兩部可以抽版稅的書，每年可以抽得二三百塊錢的樣子。這是我的給我的夫人的唯一的遺產。我的夫人是要嫁人的時候，隻要真正能夠愛她的人，就是日本人也可以。還有我的三個男孩子中，總政治部的鐵羅尼顧問想要一個，隻要我的夫人同意，可以聽憑他選擇一個，那是一定可以養育成一個好人的。——鐵羅尼顧問是我們的最好的一位同誌。他要我的兒子這是正月尾間的事了。他的夫人有孕，是去年五月快要分娩的時候回俄國去的。他那時對我說：他要我的兒子去，送回俄國去受教育，第一步使他成為童子團，第二步使他成為西歪，第三步使他成為西比，在職業上是要使他成為一個極好的工程師。他說：他的夫人假使產的是女兒，就把來配給我的兒子。那樣一來，我們的孩子就是國際人了。因為他是高加索人，他的夫人是俄羅斯人，我是中國人，我的夫人是日本人。鐵顧問是一位富於幻想、富於文學趣味的實行家，他的幻想真比我還要超脫。可是他的夫人所產的是男公子，而我的孩子們最近還不知道下落如何呢。
我索性在城內的玄妙觀、城外的留園、西園去暢遊了一遍，在久華樓上就跟“吃衣祿”的一樣大吃了一場。第一次才嚐試了江南的蓴菜的風味。傍晚的時候回到寓處，辛煥文同誌卻已經在房中坐著了。——“哦，你回來了嗎？民治和文彬怎麽樣了？”
——“他們一個都沒有捉著，你放心，民治有封信給你。”啊，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們怎麽會沒有捉住呢？捉著的是些什麽人呢？”
——“民治同文彬都出去做工作去了，因為六號那天是工人糾察隊授旗。”
——“查封的時候情形是怎樣？到底是因為什麽事情才查封了的？”
——“民治到了上海，在五號召集了一次各級政治工作人員的聯席會議，通電擁護中央，寫信質問老蔣，並群往總司令部請願，要老蔣表明態度，被老蔣痛罵了一場。六號的下午五點鍾的時候，白崇禧的衛隊便去查封總政治部，簡直就跟強盜一樣，把什麽東西都搶幹淨了。他們捉著一位女同誌，開始就在她手指上找戒指，又把她的兩手向上一勒，勒到她的上膊，是想在她的手上找出金鐲子來的。他們的確是捉去了十九個人，除了幾個真正是本部職員之外，有些還是外來的客人。現在他們絡絡續續都釋放了，還剩下八個人，隻要有相當的保人便可以保出來的。他們所要的是民治。衛隊在政治部樓上捉人的時候，指名要李秘書；捉到龍華去的時候，潘宜之首先便來查人，問李秘書捉住沒有。所以他所說的‘主要犯人在逃’，是指的民治呢。”
——“民治他們現在怎麽樣了呢？”
——“都躲起來了。”
——“北火車站檢查得厲害不厲害？”
——“檢查是檢查的，有兵在車站上把守，不過我穿的是軍服，他們沒有檢查我。我一去就會著文先生，便把民治找著了。本來昨天就想回來的，因為沒有火車所以才等到今天。”
——“你今天假如不回來，我幾乎跑到南京去了呢。啊，真正是僥幸！”
我貪著和煥文講話，民治的信都忘記了看。看了，也沒有寫什麽，隻是叫我不要坐火車去，最好是坐小火輪從蘇州河到上海。啊，現在我還怕什麽呢？就是走路到上海，也不過僅僅兩百多裏的路呀。
一〇
真正是像遭了大赦的一樣。十二、十三兩天都沒有車，也沒有船，我們仍然留在蘇州。我的創作欲公然發動起來了。我那時就想寫一篇小說，叫著《未完成的悲劇》，想把這場滑稽的悲劇寫出來，不消說這場“悲劇”永遠沒有完成。
我自從去年三月到廣東去後，便決心想和文學斷緣，一年以來我實在也沒有寫過什麽文學作品。有許多朋友罵我，說我作了官便不作文章了。其實官之於我何有哉？我一直到現在並不覺得我是做了官，隻是不知道是怎的，文章總是沒有興會做。自出發以來，傳單、標語、宣傳大綱、政治報告，雖然做得不少，——這是我們鄧大主任所說的“新藝術之創造”，好像不是那麽一回事。創作欲的發動可以說是隻有兩回，一回是這“未完成的悲劇”，還有一回是“燒了相片”。這相片是一位女同誌送給我的，那是二月初間的事，我因為有一天晚上想起我的夫人來，我又把它燒了。就隻有這麽一回事，可是也沒有寫出來。我這人究竟是脫不掉東方文化的束縛，我實在沒有談我們那位性學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資格。有許多人誤以我為浪漫鬼，其實我之不浪漫，猶如鬼之不浪漫也。因為鬼是沒有的，哪裏會浪漫得起來。
——“我在車上還遇見一位很好的女子呢！”辛煥文同誌突然得意地說起來。
——“嚇！你還有那樣的豔福嗎？”
——“我一上車便遇著她。起初我和她的哥講話，還有一位是她的未婚夫，她很留意我。我和她的坐位之間本來有一個空位的，她的未婚夫，這是她告訴我的，要來坐，她沒有讓他坐。她自己坐來挨近我，讓她的未婚夫坐在她的旁邊去了。我從上海和她一直談到蘇州，她是在上海讀書的，社會上的事情不十分清楚，我向她盡力地宣傳，她也很能接受的光景。”
——“嚇嚇，做政治工作的人，做婦女運動是拿手好戲啦。”
——“不過，可惜她問我的姓名，我不敢認真告訴她，我依然說我是‘文煥星’，是總司令部秘書，恐怕她會有信寫到南京去吧！她還削過一個蘋果給我吃。”
——“好幸福！你問她的姓名和住址沒有呢？”
——“問是問了，我沒有記得清楚。”
——“糟糕，你這簡直是一場春夢了。”
一團和氣的煥文同誌把身子扭了一下，又微微歎息了一下，但我相信，他的宣傳一定拉了一位女同誌上了革命戰線的。
近來皮帶的作用很大；有許多女同誌因為戀愛皮帶的關係，竟也革起命來。還有許多男同誌，因為吃醋的關係，竟也背起皮帶來。皮帶啊！皮帶啊！汝之為用大矣哉！願天下有情人都背皮帶！
隻要能夠革命，戀愛是不要緊的。能夠借戀愛的力量來增進革命的熱情，這是可以謳歌的現象。卡爾·馬克思不是有絕好的愛人？加裏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侶嗎？代表未來社會的中國女性是應該產生的時候了。這種人決不會因戀愛成功而墮落，也決不會因戀愛失敗而沮喪，戀愛就和吃飯一樣，吃了飯是要幹革命工作的。不過我看見有些女同誌，吃了飯便做起太太來，這可要令人悲觀了。
“投機少年，跨黨分子。”——這是蔣介石給我們政工人員下的八個字的批語，不消說我也算是其中的一個。說我們“投機”，但投的是革命機，並沒有投你蔣家機。說我們跨黨，那真是不勝光榮之至了。現在“跨黨”二字差不多成了“革命”的代名。隻要是革命的，便是跨黨的。蔣介石是在罵倒我們，其實是在恭維我們。
明明是屠殺農工，他偏也要打著農工政策的幌子。明明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他說不是，“我是做的馬兒”。明明歡迎孫傳芳、張宗昌的代表，極力向他們求和，他說不是，“是他們來投降我的”。明明在南京、上海、閩、浙、廣東一帶慘殺了無數的勇敢的同誌，他在南京偏要發出一個通令，令海內外各級黨部追悼此次死難的路友於等十數位先烈。明明“是一切權力屬於蔣”，他偏也要說“護黨，護黨，護黨”。偷了人，還要想建貞節牌坊，蔣介石喲，你真好不知羞恥！你的膏藥已經賣得有點程度了，你自殺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嗎？
“惟大英雄能本色”，有許多人都說蔣介石是“英雄”，其實他哪裏有半點的英雄資格！不消說他是想當一個英雄，然而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狗”，剛剛是成了一條帝國主義者的跛腳的走狗。
狗，也自有狗的厲害。我們罵一個壞人就說他是狼心狗肺。蔣介石的心，蔣介石的肺，的確是人所不能具有的。他的殘忍，他的惡毒，不僅是一條狗，簡直是一條瘋狗了。他十二號，騙繳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槍，十三號大規模地屠殺閘北市民，我們是十四號才到上海。
十四號那一天在三等車的車廂外站了好幾個鍾頭，一直站到上海。上海的北火車站上的確是有許多兵士在巡查著，但他們一點都沒有注意我，我雖然懸心吊膽地，但也泰然自若地擺起土豪的架子走出車站。白色的恐怖正是達到**的時候，閘北的市麵真是慘淡。在市麵上走的人每行一步都好像提防著要觸地雷的一樣。租界的戒備不消說是非常謹嚴，重重疊疊的鐵線網把重要的通道都堵塞著了，洋丘八在鐵線網內巡邏，土丘八在鐵線網外巡邏。人類這東西真是莫名其妙，他們時時在拘捕敵人，把來投進鐵牢裏，但他們在自己的周圍自己築就一座鐵牢，卻是洋洋得意地不可一世。達觀一點說：上海就像一座大鳥籠，關著一群鳥洋鬼子。不過這一群鳥，它們所吃的東西卻是我們的人肉罷了。
一一
我在驚驚惶惶的人群中好容易才走進了租界。我是和辛煥文同誌約好了的，我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書店裏去等候他們。這家書店的主人和我很要好，其主要的原因不消說是因為我的“帝國主義者”的關係。自從我去年出發以後，隻要一有便人到廣東，書店主人是要送些禮物或者兒童畫報之類給我家裏人的。我很感謝他。
我一走進書店，老板看見我，把他兩隻眼睛都睜圓了。他是一眼就把我認出來了的。他趕快把我引到背僻的地方坐著，向我說了一些上海的情形和日本人對於我們的態度。我也毫無隱諱地把我的態度對他說了。
回頭他的夫人回來了。她又引我上樓去坐，十分殷勤地款待著我。她曉得我是吸煙的，她趕快親自買了一筒“司令牌”來。她聽說我早飯、午飯都沒有吃，便趕快又叫了些日本料理來。她和我的夫人是在彼此通信的，久不得消息了，她也很在關心。她說我比從前在上海的時候強壯多了。店主人是要在樓下坐店的，招待我的責任就由她一手承擔，倒使我心裏非常地難受。我感受著一種謝意的濃重的壓迫。每逢樓下有中國人來買書的時候，他一定要跑上樓來告訴我。她知道我的聽覺不敏，總是要把她的嘴挨近我的耳邊遞話：
——“樓下有中國人來買書了，一定有認識你的人在裏麵，你暫時不要下去。”
像這樣很細密的對於我的關心，我真是感覺得她就跟我的姐姐一樣。
但我這人也很奇怪，我愈受著別人的優待，便愈覺得不安。不怕他們那潔淨的樓房，整列許多書櫥的樓房，對於我是十分的安全，但我總想能夠離開得愈快就愈好。
民治走上樓來了。相隔僅一月，差不多到了不認識的程度。麵色很黃黑、很清瘦，一眼看去就是飽經了憂患的神情。他一上樓來就叫我：
——“走，走，車在外邊等。這裏可以‘派司’嗎？”
——“不要緊的。”
我說著把正在讀著的一本《西洋社會運動史》放還原地，便隨著民治下樓，向主人夫婦告別。他們苦口留著我，怕我出外危險，勸我就在他們的樓房裏居住，我辭謝了。主婦跑上樓去，把剛好抽了一支的“司令牌”拿下樓來。她說：“我們家裏不吃煙，請你帶去吃吧。”我沒有接受。她的丈夫去包書去了，因為我買了兩本書。他把書包好來遞給我，看見桌上的煙，也說：
——“你把煙送給高先生吧。”
他的夫人說：“我送給他，他不要呢。”——隱隱含著一種埋怨的意味。
我心裏覺得很對不住；煙是她親自替我買的，送給我我又不受。但我要受時，我實在受不住這重重的謝念的壓迫，所以我也隻好忍著心不受。
——“不危險嗎？你要當心些呢。”
筋壯力強的主人和肉體豐滿的主婦送我出了店門，都伸出手來和我握了手，還在向我叮嚀。我握主婦的手比握主人的手要長過一秒鍾的光景。——這點是我報答她親自去替我買了一筒紙煙的好意。
他們一直把我送上了汽車。汽車上坐著文彬與煥文，大家的歡愉充分地表示在握手的強度裏，眼光的明發裏。文彬正想說話，民治把手一捏，把嘴一呶，我們大家都沉默著了。
十裏洋場，一街都是洋丘八，轟隆隆地乘著一部敞的大汽車跑來，轟隆隆地又乘著一部敞的大汽車跑去。乘馬的、乘阿托拜的、乘摩托的、走路的、站崗的，步槍上都上著刺刀，不知究竟在戒備些什麽。天氣盡管是十分晴明，市麵盡管是十分的繁盛，但總橫溢著一種十分嚴重的慘淡的空氣。所謂“白色的恐怖”，人到這兒，就是瞎子也可以感覺得到的。慘白的上海喲！我們同誌們的血總有一刻要把你染紅的時候。
乘著汽車由北四川路一直跑到靜安寺路的盡頭處。民治們是住在一處弄堂裏麵的，他的小毛我也看見了。他們是去年九月在漢口成就了革命的戀愛的。“天撒下自由種，佇看將來爆發時。”——這是民治愛寫的兩句詩。小毛妹妹的肚腹隨著革命的潮流一天一天地高漲起來，民治所撒下的自由種，看看要達到爆發的時候了。
想起來不免令人好笑。我們初見小毛，就在去年九月，那時候合林在組織秘密偵探隊，要一位女同誌幫忙，有人就介紹小毛。小毛是才從襄陽來的，有一天晚上，合林引她到南洋大樓——那時候政治部是設在南洋大樓，我才第一次看見她。她戴著一付藥片眼鏡，穿的是竹布短衫、青綢的裙子，頭發不消說是沒有剪的。那時候的小毛，全身都是封建製度。最有趣味的是她那付藥片眼鏡，我們稱之為“保險鏡子”。
合林是慣愛替人做月下老人的，他遇著小毛，便想把她和民治拉攏。我們便極力地向民治鼓吹，說小毛如何莊重，如何小巧，如何美貌，如何伶俐，不消說把民治也打動了。殷勤的合林特別在一天晚上約他們在廣州酒家吃飯，我也在那兒奉陪。民治和小毛是第一次見麵。兩人都不肯說話，就跟敵對著的兩個壁壘一樣。我們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就拚命地鼓吹，拚命地在旁邊替民治出力，總想鼓動著民治趕快上前去衝鋒陷陣，然而民治總一句話也不說。民治的不說話是他的特性，他在無聲無息裏麵把一切的事情都幹好了。所謂“鬥雞不叫”者是也。那時候武昌正在圍城，武昌城圍了四十天才攻下來，比武昌城還要堅固的封建時代的女兒城，被我們沉勇的民治還沒有攻上四天便老早攻下了。
武昌攻下後，一城的“新藝術”便“誕生”了出來，完全成了革命化的武昌，而我們小毛身上的封建製度也了無孑遺了。她的藥片眼鏡老早送給了我，因為有了保險的人，用不著再用鏡子來保險了。剪了的短發加上了烙鐵，竹布的短衫變成了紅色的旗袍，青綢的裙子變成了鮮豔入時長齊腳跟的肩褂，添花的絲襪、黑漆平跟透花的尖皮鞋、糅皮的手套、漆皮的長方手提包，小毛的一身整個兒起了一次社會革命。不過這一次的革命是由封建製度到資本製度的革命。然而資本製度剛好才開始，而自由的種子已經播下了，並且等不到資本製度的完全成熟，而第二次的社會革命看看便要爆發了。
192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