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還像昨天一樣的嗎？轉瞬已經是去年十一月的中旬了。
是黃昏時分，鄰近的一位醫生到我寓裏來，正在談著些醫療上的問題，突然在“玄關”門口現出了鬱達夫。
——“哦，達夫來了！”我自己喜不禁地叫了出來。
達夫和十年前一樣，一點也沒有變。呈著滿臉的喜色，而且發著愉快的聲音，在和跟在他後麵從鄰家趕回園子裏來的內子講話。
我走到“玄關”去迎接著，另外還有一位日本人同路，在黃昏中沒有認出是誰。他先向我寒暄，我才認出了是改造社的S。
S自然是替達夫作向導來的，我請他們上來，但S卻推卻著說：
——“突如其來的，真是失禮。今晚社長為達夫先生接風，在這個機會上一定要請先生出席。我們是坐汽車來迎接先生的。請務必準備好，我們立刻就走。”
這真有點“突如其來”。我自己躊躇了一下。因為就是這位S不久才寫過信來，要我在十二月號的《改造》雜誌上做篇文章，我托故謝絕了。現在突然受他們的招待，覺得有點難乎為情。但又想到達夫新來，他們都那樣誠懇地歡迎他，並遠道坐起汽車來接我，我不出席，似乎也說不過去。結果還是決定了和他們一道去。
把先客的醫生送走了，自己在把和服換成洋服的時候，讓內子陪著達夫和S在庭前的園子中談話。
園子裏滿地的鸚哥紅（Salvia）還紅得透旺，S的聲音在那兒讚美。
——“鄉下究竟比東京暖和啦，東京的四郊現在是什麽花草也看不見了。”
達夫在和兒女們搭話。
——“這孩子總還記得我，在上海和廣東時我抱過他。”他說的是中學三年的第三子的阿佛。——“還有大的兩個呢？”他在問在東京住著寄宿舍的阿和和阿博，他們要在禮拜日才偶爾回來的。——“這女孩子竟長得這麽大了。小學六年生？”這說的是四女的阿淑，已經十三歲了。
隻有頂小的鴻兒，是五年前在這邊生的，達夫是第一次見麵。但那孩子和他真是一見如故，當我把衣服換好，走下庭園時，孩子已經在扭著達夫，要他把他一道帶到東京去。
夜色帶點蒼茫的意味襲來，隨著達夫與S匆匆出門，上了汽車。
達夫在掩閉汽車門時，對著送到車旁來的內子說：
——“禮拜天再來，看大的兩個孩子。”
汽車跑了一段鄉間的路，竄進市川市頭的時候，大街都已經上著燈火了。
跑了有三十分鍾光景，沿著一條大路，竄入了東京的不夜城。
達夫在車上告訴我，我們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當晚為編譯《魯迅全集》正在開會，有佐藤春夫諸人在座。又提到當時在報紙上流傳著的仿吾的死耗，但我們都一致以為不確。
到了京橋的改造社，下車，上了樓。從臨街的樓房中出來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們迎接著。那人自己先行介紹，是改造社的社長Y。我是第一次見麵的，看他在那精幹的眉宇間卻掩不住有一抹頹唐的憂愁，就好像是日本集納主義者的象征。
房裏兩壁堆著打著紙包的書，正中豎放著一張長桌，桌上堆了幾垛魯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圍著十來個人，的確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認得的居半數以上。
編譯會是剛好開完了的光景，擬訂了幾張目錄放在桌上。
社長Y先向我說：“請過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務望指教。”
我接了一張目錄來細看了一遍，凡是魯迅已發表過的著作是全部羅致了的。又看到其中有“書簡”的一類。
Y要我參加一點意見，我想到南京的《新民報》正在發表著魯迅給李秉中的信，便向他們報告了。Y不以此為滿足，叫我不要客氣再說一些，我便想到魯迅所搜集的許多的隋唐墓誌銘來。這一部分的搜集我本沒有看見過，四年前上海的內山老板曾到東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談起，說魯迅有發表的意思。事後文求堂的主人才對我說，因分量太大，出版經費不貲，故未實現。我想到這層來，覺得這一定是很好的曆史研究的資料，便又向著大家報告了一番，明知那種樸學式的內容，和集納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說了之後，果然沒有得到什麽反響。接著我又真正不客氣地說了幾句話，我說：機會是很難得的，趁著出全集的機會，最好是把魯迅未發表的遺著全部都搜羅起來。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請教，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的。……
但當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社長Y搖起頭來了，同時又把兩隻手背挨攏一下又分開了來。他說：“他們兩弟兄是這樣的啦。魯迅的葬儀時，周氏都沒有親臨，並且連吊電也沒有。”
我很想再說一句，叫作“至親無文”。話都溜到唇邊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時，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是沒有吊電的，聽說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對於我有所責備。我這“無文”當然又說不上“至親”，事實上是住在鄉間，過海電報不知怎麽打，更想到拍電致吊本在表示自己的衷感，隻要自己真實地感著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節省了幾個錢。
然而吊電的有無，事實上才有那麽的嚴重！
停不一會，桌上的書籍統統收拾了，又來了一兩位客人。結局是分乘了三部汽車，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員沒有參加，連坐汽車來接我的S都不在），運到了一處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麽店名，是在東京的哪一個方角，都不曾過問。隻是照那坐場看，達夫所受的是中等優待。
飲了不少的酒，談了不少的天，有一位滿漂亮的似乎是“藝伎”也來侑過一次酒，彈過三弦，唱過歌。在要罷席時已經是九點過鍾了。
主人吩咐店裏的侍女拿了些鬥方來要大家題字，我自己也寫了好幾張。
達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邊的，他也叫我寫一張給他。
我拿著筆躊躇了一下，結局是寫出了下麵的四句：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又家亡。
第四句，開始想寫成“《廣陵散》絕倍蒼涼”，以嵇康喻仿吾，嵇康臨刑自歎“《廣陵散》於今絕矣”。但念到消息本不確，便索性誇張一下，改成了國破家亡之句。
讀過我的《創造十年》的人，大約總可以了解“相期赴首陽”的那個典故吧。
那已經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時當暑假，我和達夫兩人同在上海。那時《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已三閱月。有一晚同往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會趙南公，問到雜誌的銷路。據說初版二千份還剩下五百沒有賣完。聽了這句話，兩人都感慨得什麽似的，約著在四馬路上的酒店裏去喝酒，一連喝了三家店子。昏昏瞀瞀、淒淒寂寂地回到靜安寺路的住所，沿途曾自比為“孤竹君之二子”。
——“記得麽，首陽山的故事？”我把詩寫好了，交給達夫時，這樣問他。
——“記得啦，孤竹君之二子啦。”達夫毫沒假思索地回答著。
十一月二十九號是禮拜，在將近黃昏的時候，達夫一個人果然來了。他說孩子們沒吃好飲食，太可憐，要把我們一家人都約到東京去吃中國菜。
住在東京的兩個大孩子隻有阿博回來了。結果是我與阿博、阿佛同達夫一路往東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館子裏吃夜飯。
我懶得換洋服，以為縱橫是自己人，便隨意穿著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英邦納斯”（Inverness），日本人所慣用的意大利式的披風，我是沒有的。
到了神田，達夫怕我著涼，在一家洋貨店裏買了一條駱駝絨的圍巾送我。他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舉。
十二月六日的禮拜，天氣很晴朗。上午十點過鍾的光景，我正在別室裏寫著一篇東西。阿佛走來報告說：“有客來了，是那天晚上請吃飯的叔叔。”
達夫又是一個人走來的。他見了我，第一聲便是：“我昨天的講演被警察禁止了。”
達夫在五號午後有講演，我是知道的。主催者是一部分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文士，其中有一部分特別是崇拜達夫的人。演題是關於中國的詩。我想，無論怎樣是沒有被禁的理由的。
——“怕是你講了些什麽激烈的話吧？”我這樣說。
——“在沒開講之前便被禁止了。”
——“是這樣，那一定是主催者的手續沒有辦妥。”
——“講演雖被禁止了，可會著了幾位舊友。一位是村鬆梢風，一位是林芙美子，他們說在十二號要請我吃飯。同時要請你出席，回頭會有請帖來。又還有日本筆會，在十六號晚上請我，也要請你，大約不久也會有正式的請帖來的。”達夫很爽快地說著。
——“你今天可有什麽先約沒有呢？”
——“今天可沒有的。”
——“那麽，我們可以暢談一天了。”
但達夫要求到外邊去散步。因此還連獻茶的機會都沒有，便同他兩人一道走出。
臨行時，內子拿了三塊錢給我，說：“這作為你們的中飯費，在市內去用中飯，用了再回來。”
朝西，取著偏僻的背徑向真間山走去。山離江戶川不遠，雖然不高，但是，是東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達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著一株古老的深鬆。
江戶川兩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橫列著三條鐵橋。南端的一條通著省線的電車和火車，中間的一條通著汽車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條是私營電軌所貫通著的。交通照例是絡繹不絕。隔河雖便是東京，然而是新市區，依然是一望的田疇，離殷盛的舊市區還相當的遠。
佇立了一會，又取背徑插向江戶川邊。川上有高大的堤，寬廣而坦直。冬陽頗暖，江風亦無寒意。與達夫並肩而行，用著母國話談著些無足重輕的往事。然而這在我是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快活。
話頭本無足重輕，自然值不得紀錄。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麵的江風一樣，吹過後便毫無痕影了。隻記得達夫說到他打算到歐美去遊曆，回國後想尋個機會來，實現這個計劃。這層，我是極端讚成的。我看達夫的使命依然是做個文藝作家，與其為俗吏式的事務所糾纏，倒應該隨時隨地去豐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達夫的友人，怕都應該注意到這一點，玉成達夫的誌願的吧。
達夫說，他以後打算多取曆史的題材來做長篇創作。這自然是該走的一條路。他又說他打算用舊詩的形式來盡量表現新的現象。這種黃公度路的重踐，我卻沒有表示出什麽可否的意見。
在堤上可走了一個鍾頭的光景，起初是溯江而上向著北行，後來是順流而下向著南走。中午時分了，折入市中，走到了一家“蒲燒”店去。所謂“蒲燒”，日本音是讀為kabyaki，是用文明火烤鰻魚片，塗有醬汁。這東西頗可口，就是不能吃日本菜的人，這“蒲燒”和牛肉鍋，都是喜歡吃的。
“孤竹君之二子”登上了一間小樓房，不僅吃了“蒲燒”，而且還喝了好些酒。結局是費了兩個鍾頭的時間，吃了六塊多錢。錢，不消說，又是“叔齊先生”付的。
達夫這次來日本，前後滯留了足足一個月。他來我寓裏共有這三次。此外由於日本人的招待，在東京也和他會見過三次。他是十二月十七號的早晨離開東京的。我曾跑到東京驛去送行，趕到時已經是發車的哨子在響的時候了。由三等列車趕過二等列車，在每個車門和窗口上都沒有看見達夫。我還以為他是臨時改了期。開動著的車子和我擦身駛過，在最後的一等車的車尾的涼台上才看見了達夫。他一個人立在那兒，在向著人揮帽。
我折回頭跟著車子趕了幾步，大聲地喊了幾聲“達夫”，也向他揮著帽。
但在那稠雜的人群中，他是否看見了我，並是否聽見了我的聲音，我是不知道的。
我的心中偶然又浮上了“《廣陵散》絕倍蒼涼”的那句話來。我失悔寫給達夫的那首詩，第四句沒有用這一句。
1937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