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部內的人事波動
我們在把工作向戰區和前線推進，而早就在消極抗外、積極防內的反動派也正盡力策動著他們的反推進。
這首先表現在政治部內上層人事的波動上。
自從敵人加緊進攻武漢以後，陳誠忙著第九戰區的軍事指揮，差不多經常住在前方，部內的工作難得兼顧了。兩位副部長周公和黃琪翔，在工作上論理是可以更多發揮些自由的。我們的工作多少得到推進，主要就是靠著周副部長的領導。黃琪翔至少在消極方麵還不妨害我們。
有一次是鹹寧出了一件案子。鹹寧縣政府把一位在境內從事民眾工作的中共同誌，抓起來關了，有公文到政治部來請示處理辦法。——這應該是省政府職權內的事，由於陳誠又是省政府主席，公文的呈遞絞了線，便落到了政治部。張厲生已經批了“擬飭令嚴辦”，秘書處作為例行公事呈上了黃琪翔。黃把它給周副部長看了。這是違反國共合作的原則的，周副部長便給予了一番嚴厲的批駁。問題不用說弄到“老頭子”那裏去了，後果自然也就落在黃琪翔的頭上。
在這件事之後不久，黃琪翔被調任為第五戰區的副司令，免去政治部副部長職。這是一種左遷了。張厲生和賀衷寒都升了官，張厲生升為副部長，賀衷寒升為秘書長。這一升調是具見匠心的。一方麵給予黃琪翔那樣的人知道：孩子，你不要太認真，以為我們認真在聯共！另一方麵是加強了防共陣線——在前是兩位副部長對一位秘書長，不僅是二比一，而且還是上克下；現在是一位副部長對一位副部長加秘書長，不僅上克下的形勢消去，更反而成為一比二了。
這事的發生是在“七七”紀念後不久，我自己是感覺著很大的不愉快的。我曾經發生過辭職的念頭，有三個整天躲在珞珈山的寓所裏，沒有上廳去辦公。朋友們知道了我這個意思，也有表同感的，像張誌讓和董維鍵便曾經寫信給我，願意共同進退。我自己始終感覺著在反動派的控製下，工作是無法展開的，即使展開了一些，但一切都無從兌現，宣傳就等於欺騙，豈不是我們在幫助反動派陷害老百姓嗎？我希望能在更自由的天地裏去做工作。當然也還有些個人感情夾在這裏麵。照部內的公文程式，廳長打報告或請示，是要“謹呈秘書長某轉呈部長、副部長某某”，而自稱“職某某某”的，我已經向陳誠、張厲生之流稱了將近半年的“職”，現在連對賀衷寒也不能不稱“職”了。這等於做皇帝的人稱“兒皇帝”，的確是要有點大本領才能夠做到。我自己不想隱諱，我是自尊心相當強的人，委屈到要向賀衷寒稱“職”，實在還須得經受一番鍛煉。
那次是周公向我動了聲色。
我三天不上辦公廳，弄得廳裏有點人心惶惶起來，事情也就自然為周副部長所知道了。他在第三天晚上請我到他寓裏去吃飯，三廳的負責朋友們多在座。
我們檢討了一下三廳的工作，周公認為，這工作仍然是有意義的。我們如果能夠把宣傳、慰勞、教育緊緊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動派一部分的顛倒黑白和陰謀投降。我們要提醒群眾的意識，認識自己的力量，而同時也使反動派看出群眾力量的偉大有所忌憚。因此，三廳這個崗位，依然是值得重視的。
我們也檢討到部內的人事波動，我便表示了我的意見。我說，三廳的工作我自己的貢獻很少，取下我這頂帽子，三廳的同誌們依然可以幹下去。再要在賀衷寒下邊受氣，實在有點吃不消。
向來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著火了，他向著我詰問了一句：那麽怎麽辦呢？
他看我沉默著，又補充了一句：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須得忍受！我們受的委屈，比這大得多呢！
這是我受周公責備的唯一的一次，打消了我的怠工。
二 申斥與召見
八月十五日是當時的國際青年節，胡愈之寫了一篇文章來紀念，在《新華日報》的社論欄內發表了。我是題了幾句話。大意是：我們對於青年應該讓他們自由發展，就如像培植樹木一樣，隻要充分給予以陽光和養分，免受風害蟲災，它自會成為棟梁之材；不好任意加以拴束剪削，那樣即使成功，也不過是些盆栽小景而已。這當然是有點諷諭當世。
本來青年教育是應該沒有什麽國界的，更何況國內在講團結，國共已經在合作了，而蘇聯更是唯一的與國，給了我們很多物資上和精神上的援助，空軍義勇隊更不惜以他們的鮮血灑向我們的國土。（那時候美帝國主義正拚命把汽油、廢鐵、軍火、棉花輸向日寇，大賺其錢，讓日寇一轉手用來屠殺中國人。）我們就做做文章，題題字，來紀念紀念這個青年的節日，就作為外交上的禮儀似乎也不算失格。
然而這一件事卻鬧出了一個大岔子。
文章發表後的第二天，我接到陳布雷的一封信，他說，愈之的文章和我的題辭，“委座”表示不滿意，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在有色彩的報紙上發表文字。同時在信裏麵附了一份剪報，便是愈之的那篇文章，由那位“委座”用紅藍筆連批帶罵地弄成了一個三色版，怒不可遏地寫上了好些惡毒的短句。（這篇資料，前幾天宋雲彬告訴我，說他還保存著的，可惜一時檢查不出。）
龍顏既經大怒，小臣們也就隻好寫了一封信回答侍從室，以表示“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了。
自以為這樣便可以了事的吧，因為申斥隻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究竟還給了一點麵子，事情倒好像並不那麽嚴重。然而更出乎意外的，接著卻又來了一次召見。
這次的召見是在漢口，因為武昌省政府已經中了彈，炸得一塌糊塗了。侍從室和軍事委員會都已經遷到漢口辦公。
那是一座大洋房的底層，一條有窗壁的走廊上，隔窗不遠便是磚牆，但光景倒也並不怎樣陰森。
召見者在一個角落裏，一張條桌前坐著，站起來迎接了我，要我在他的對麵夾桌而坐。
照例是寒暄幾句之後也問問工作，再之後，便提起愈之的文章來：“唵，那文章實在做得不好，唵，那是不好的！”
是帶著笑容在說，臉色很紅潤，有點嫌薄的上嘴唇在作齲齒式的微微**。
“公務人員啦，不好在，唵，有色彩的報上，發表文章。這是不好的，唵，這不好。要發表文章，唵，最好，唵，是在《大公報》，唵唵，那樣中間性的報紙。唵，唵？”
我自然在一旁洗耳恭聽，在心裏隻希望他說快一點，少說幾個“唵”，然而他卻老是那樣好整以暇地“唵”個不停。
“唵，你們，唵，替國際青年捧場，唵唵，為什麽不替我們的三青團捧捧場呢？三青團啦，唵，宣傳的事，唵，要仰仗你啦，唵唵？”
這倒弄得我真是有點“誠惶誠恐”了。三青團成立後，陳誠做書記長，康澤被調去做組織處長，而宣傳處長一直是虛懸著的。
“幫忙宣傳宣傳啦，唵，要仰仗仰仗你。唵……”
他有點含糊地在說，我也含糊地回答了一些：力量做得到的，當然要幫忙，不過三廳的工作已經夠忙了，還有對敵宣傳工作，事實上連這一部分也都沒有做好。
召見者和我客氣了一下，我趁他好像沒有話再說，便起身告辭。但等我要走出那走廊的時候，他又“唵”了起來。
“唵，三青團的事啦，要仰仗仰仗你啦！唵唵……”
這事情倒也並不怎樣突然。在六月尾上，有一天星期的上半天，我和立群兩人在東湖裏遊水，偶然碰見康澤在那兒真正地學狗爬。他當時請我替他們三青團做一首團歌。我含糊地敷衍著，沒有肯定答複。
在這次召見的前幾天，又偶然在同一地方碰著康澤，他的狗爬爬得有些進步了。我倒佩服他的記性好：他又問起了我做的團歌來。我隻好說：事情忙，簡直忘記了。
看來，這一師一弟分明是有意思考驗考驗我的了。
陳誠到後來也曾向我透露過一點消息：三青團的宣傳工作，我是想委屈你的，是他們反對啦。
這“他們”不知道是些誰，我倒真應該向“他們”表示感謝，使得我免受了一場災難。
三 解散民眾集團
自“八一三”抗戰以後，國民黨的黨禁曾經稍微鬆弛了一會，民眾團體的組織也就逐漸蓬**來。在武漢初期，尤其“七七”周年前後，救亡的愛國情緒在各階層洋溢著。“中國不會亡”的歌聲，響徹雲霄。中國人是誰也不願做亡國奴的，而尤其是熱誠愛國的青年。那些青年由京滬，由平津，更遠遠地由東北，離鄉背井，流亡到武漢，他們踴躍參軍，或者投考軍事學校和幹部訓練班，毫不吝惜地想把自己的生命來貢獻給祖國。
青年的救亡團體真如雨後春筍一樣，在武漢簇生起來。其中有幾個有名的，如像青年救國團、民族先鋒隊、蟻社等，工作很積極，發展也很迅速。比如“青救”，據說僅僅成立七個月便已經擁有團員兩萬多人了。他們有組織地經常不斷地為傷兵服務，為難民服務，無論到任何傷兵醫院或難民收容所裏，都可以聽得見他們的歌詠，看得見他們在代寫書信，報告時事，或者做臨時護士。他們又在各處設立簡易圖書館，書報供應處，甚至創辦民眾學校，擴充原有的民眾教育館，不時舉行各種研究會、座談會、講演會等，以推進動員民眾和教育民眾的工作。
這些團體和三廳的工作是能夠桴鼓相應的，三廳的幾次擴大宣傳，被稱為在武漢“轟轟烈烈”過來的，事實上一多半就靠著這些團體和青年們的熱烈響應與支持。在“七七”周年紀念時，單是臨時下鄉的宣傳隊，我們就靠著這些青年，曾經組織過七百幾十隊。
然而這樣磅礴的發展，在我認為是最大的希望者，而在反動派卻成為最大的威脅。他們始而也曾經借這些聲勢來虛張過一下，想駭退敵人的進攻，或者至少緩和一下。待看到敵人駭不退，也緩不和，他們便又舊態複萌，對群眾運動箝製起來了。
起先是限製你集會，限製你活動。記得是在八月中旬左右，衛戍總部頒布了命令，規定一切民眾團體，須於三日前呈請核準之後，始能召集會員大會。並禁止民眾團體開辦訓練班、講習會、團體間的聯合會議。這樣便把抗戰時期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認真剝奪了。
到了八月底，那時敵人的主力由北岸轉移到南岸，弄得第九戰區的陳誠有點手足失措了。他回到了武漢來，突然之間毫無理由地，把那三個最有名的青年團體：青救、民先、蟻社，同時勒令解散了。另外還有十幾個團體也勒令停止活動。於是一時的“抗戰將軍”顯出了青年劊子手的本來麵目，震怒了全體的進步人士。為這事，《新華日報》曾用整個的篇幅來表示過抗議。有很多團體更打算聯合起來，舉行一次大示威遊行，在一個夜間集中起來，隻等天明發動，但結果是臨時中止了。為了團結，為了大敵當前，顧全抗戰，隻好“打落牙齒和血吞”！
反動派是戴帽子戰術的專家。他們會給別人帽子戴，也會給自己帽子戴。在自己頭上戴上一頂“抗戰”的高帽子，於是盡管是一個活無常，大家也隻好在他的麵前貼服了！
我們一向有著一種錯覺，直到今天，有一部分朋友追談往事時都還在這樣說：反動派的作風是外緊內鬆，外鬆內緊——當敵人壓迫得厲害的時候，便鬆弛一下，反之便又箍緊一下。其實，實際的情形並不是這樣。解散三團體的時候，不是敵人壓迫得最緊的時候嗎？內部何嚐鬆弛了來？這個情形隻能作這樣的解釋，是反動派為著自己的利益時常玩弄花頭。開頭神氣一下，企圖敵人緩兵；無效，便隻好本色一下，他企圖敵人緩兵。如是而已。
四 也在“動員”
敵人的進攻武漢是五路進兵。水路以南京為基點，溯江西上。陸路在長江北路者分三路：一路從合肥到信陽，再由信陽南下；二路由六安、霍山橫斷大別山脈；三路由安慶趨黃梅、廣濟。長江南岸則取馬當、九江，由瑞（昌）武（昌）公路直趨武漢。
自六月中旬發動攻勢以後，十二日取安慶，並進占舒城、桐城、潛山、太湖，打通了安（慶）合（肥）公路，使北路的進軍暢通無阻。三十日攻占馬當，又為南路的進軍開辟了門戶。真真是五個指頭的一把鐵爪向著大武漢抓來。南北兩戰場節節敗退，長江要塞節節失守，武漢真是岌岌可危了。為了保衛大武漢，武漢三鎮的幾百萬市民熱烈地獻過金；為了保衛大武漢，無數熱血的流亡青年舌敝唇焦地呼籲過武裝民眾；為了保衛大武漢，《新華日報》曾出過一整張的專刊，向當局開具詳細的條陳，有必要時並請調八路軍南下，然而當局卻充耳不聞，視若無睹。
他們當時隻把希望寄放在兩個奇跡上，一方麵希望敵人適可而止，另一方麵則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前一種希望，雖然費了許多心機，耍了不少花頭，卻終是海底撈月。後一種希望在這期間倒忽爾閃動過一下慰安的光亮，那便是七八月之間在日蘇之間所發生的張鼓峰事件了。
七月三十日日寇侵入蘇境四公裏，占領哈桑湖以西的張鼓峰，戰事突然爆發。這給予了當時的武漢當局一個多大的希望呀！這麽一下，天垮下來，有長漢子撐著了！哪曉得這事件幾天工夫便得到解決，一經蘇軍反攻，八月一日奪回張鼓峰，十一日日寇便完全屈服了。
在一切希望幻滅了之餘，反動派也在開始“動員”了。但它“動”的是什麽“員”呢？有的是抽大煙的保甲長，向來為害地方的地痞流氓，受了誘騙而腐化了的三青團團員。這些便成為康澤所管轄的所謂戰時工作大隊。
陳誠也組織了第九戰區動員委員會，把大武漢劃歸九戰區，辦公地址就設在曇花林我們三廳的旁邊，一切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都參加了，一時倒也弄得那條狹街被大員們的汽車往往擠得水泄不通。然而神秘得很，我們三廳沒有參加的份，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也沒有參加的份，連成立當時作為來賓的光榮也不曾獲得過。據說我們是中央機關，無須參加地方組織。
請問這“動員”的意義不就很明白了嗎？一麵在解散民眾團體，一麵也在組織所謂民眾團體。他們也在高呼“保衛大武漢”，但在替誰“保衛”呢？替反動派自己嗎？不，事實上是在替敵人！反動派生怕武漢落在了民眾手裏，使敵人得不到一個完整的禮物。武漢市內也在大築其堡壘，大江兩岸隔個三五天便有一個“托幾加”（饅頭形小圓堡）出現，沿著堤岸鑿下戰壕，堤上隔個五尺光景鑿通一些槍眼。一切都像煞有介事。然而從那些眼眼裏麵並不曾放過一槍一炮！
自八月以後，武漢三鎮的所謂動員工作差不多是康澤一手包辦的。他的成績也很不錯，特別是在雙十節那一天，曾經有過號稱十萬人的“工作隊”（保甲長、流氓地痞、鴉片煙鬼的混成酒），在漢口江邊，從一碼頭的江漢關一直擺到當時的法租界，供“最高”檢閱。軍容之盛，不亦壯哉！
但這些稻草人畢竟連毛子都騙不到。有好些外國的新聞記者在賞識了這一部隊之後這樣說：武漢三鎮是無心保衛的，假使真的要保衛，除非去把八路軍調來！
五 利用托派
背叛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是有國際性的，就像霍亂、鼠疫、斑疹傷寒那樣，無論傳到什麽地方，都是一樣的症候，一樣的危險。
這種症候一傳到中國，中國的革命為它也受了不少的挫折。最惡毒的是從革命陣營內部來作惡，有時是采取機會主義，投機取巧；有時又呈出英雄姿態，盲目冒進。待被剔出陣營之後，大抵更顯示出一種極左的麵貌，來擾亂陣容，淆惑視聽。隻要使革命能夠受到挫折，即使是一分一厘也好，不惜卑劣萬端，不擇任何手段。反動派當然會寶貴他們，而盡量加以利用了。這利用有時也是夠慘的，作為狗而利用，到利用價值消失之後便把這“功狗”殺掉。而那些不擇手段的狗們卻也有充分的狗性，一被利用，盡管有遭屠殺的命運，也忠實到底。
抗戰期間，托派的一貫策略，便是破壞團結，破壞聯合戰線，他們認為中共主張團結抗戰，爭取與國民黨合作，共赴國難，是“犧牲了階級立場，出賣了工農利益”，或者說，是“向民族主義投降了”。然而他們自己呢？卻或明或暗地受著反動派豢養而恬不知恥。這樣的實例很多，姑且舉三五例以概其餘。
葉青是誰都知道的叛徒，反革命的急先鋒，在抗戰初期的武昌，擔任著訓練團的教職，畢敬畢恭，而時在刊物上亂打臭屁。
朱其繁化名的柳寧，在西安主編《抗戰文化》。這刊物的目的是很中聽的，而內容則期期反共，句句破壞“抗戰”，毀滅“文化”。
劉仁靜在河南，彭家兄弟桂秋、桂森在江西，都極其活躍。
有一位不大知名的人叫葛喬，躲在重慶的《新民報》裏麵大放其毒焰。恩賜郭沫若、田漢、陽翰笙為“英雄”，要他們與武漢共存亡，要當局把三廳的同人們全部送往最前線。他是很慷慨的，唯恐我們不趕快成為“烈士”。
但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陳獨秀了。這位托派頭子在南京淪陷後也流亡到武漢，住在國民黨的宣傳部副部長周佛海的公館裏。他自己顯然沒有什麽顯著的活動，但反動派擁戴著他，曾經為他作過公開的辯論。
似乎也是八九月間的事。正當保衛大武漢的工作最應該加緊的時候，而武漢的各報上卻有國民黨的要員和一些所謂中間分子大登其啟事替陳獨秀申冤，署名的有傅沫波、梁寒操、狄膺、周佛海、林庚白、張西曼等人。他們反對斥責托派為“漢奸”，據說托派是因主張不同而反對斯大林的，何以反對斯大林便成為“漢奸”？更何況是以中國人而反對斯大林主義！照他們的口氣，顯示著罵托派為漢奸的人，倒失掉了中國人的立場。更說穿些，要這樣的人，倒反而是“漢奸”了！這就是反動派稱中共為“奸黨”的理論基礎。
這問題在當時倒並沒有鬧出了什麽，林庚白登報否認，張西曼聲明反奸，倒弄得申冤者陣腳零亂了。然而反動派利用托派以破壞團結，這卻是一個再顯明也沒有的公開證據。
時間畢竟是一位鐵麵無情的調侃者，在武漢替托派漢奸辯冤的周佛海不是已經貨真價實地在托派之上又成了漢奸嗎？就是那位後幾年客死在四川江津的陳獨秀，在要死之前還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過半篇文章，那惡毒的程度決不是尋常的人所能想象。他根本否認抗戰，甚至堅強地說，德、日、意軸心必勝，英、美必敗，蘇聯更不用說是應該亡國滅種了。這種文章，虧了陳獨秀寫得出，更虧了《大公報》登得出。不過隻登了半篇，連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們都叫喊了起來，《大公報》也不好意思，就隻得把下半篇中飽了——但這下半篇被傳抄了出來；我自己手裏都還保留著一份。
請問，陳獨秀這樣的理論，和汪精衛、蔣介石到底有什麽區別？
托派，毫無疑問是最惡毒的細菌，而利用托派的反動派，倒可以說老早就在從事細菌戰了。
六 誘叛與活埋
也就在這八九月間，反動派有更顯著的陰謀，表曝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當年的立秋是八月八日，國共雙方都派了代表去祭黃陵。中共的代表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誰知在黃帝麵前便做了一項政治買賣，反動派把張國燾收買了。
接著張國燾便自由行動地經由西安而到達武漢。到了武漢之後，中共代表團還把他接到辦事處去住了幾天。有一天晚上我到辦事處去還看見過他。他住在一間房間裏，穿著黃色的軍服。我那時不知道底細，以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的資格向他表示親熱，但他卻好像被什麽包裹著的一樣，冷冷淡淡地帶著陰沉的味道，把北伐當年的豪氣完全消失了。我還隱隱感覺著詫異。隔不兩天才在報上看見，他已經叛變了。張國燾出賣了自己，給康澤做了部下。人不做要做狗。更要做狗的狗。這倒也是個人英雄主義的一種歸宿，所謂“不能留芳百世，亦必遺臭萬年”了。聽說，朋友們對他很寬大，曾經很委婉地勸過他，要他不要出賣無產階級，不要犧牲自己。甚至於勸他就暫且處在自由的立場也可以，千萬不要為反動派所利用。然而著了魔的張國燾畢竟把自己也完全葬送了。
張國燾是不足惜的，他在革命上所犯的錯誤，我們四川省的人民知道得最清楚。在抗戰前三兩年一部分紅軍解放了川北的通南巴，張國燾竟仿佛成了張獻忠第二，結果使革命的發展受了挫敗。不然像四川那樣一個好的根據地，早就成為民族解放的大本營了。張國燾是不足惜的，革命的政黨丟掉了這樣一個叛徒或許正如丟掉了一條蛔蟲。然而反動派又收獲了什麽呢？聽說張國燾所做的買賣，本來還要大些，但結果隻出賣了自己，而使反動派多得到了一條蛔蟲而已。
反動派的背信棄義，還有一件更令人怒發上指的事，出在西安。那便是八月中，中共西安辦事處的宣俠父，被人活埋了！
宣俠父是黃埔出身，和胡宗南同屬一期。他那時在西安幫助林祖涵主席在推進著團結抗戰的工作。西安是反共的前哨，“雙十二”事變的發祥地，一向有名的“黑暗城”。在這兒特種人物很早便在開始書店的搜查，甚至於還傳出過這樣的笑話：他們假作聖旨，說是奉了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命令搜查書店。無中都可以生有，在武漢既經有了各種反動的跡象，這“黑暗城”難道還肯落後？宣俠父的工作能力聽說很強，他在西安，不僅文化界被他動員了，連胡宗南、蔣鼎文們的部下，都對他發生著信仰，這還不危險嗎？因此，他也就活活地被反動派活埋了。——
前幾天我專為這件事去訪問侯外廬，承他比較詳細地告訴了我。據他說，他那時也住在西安，在宣俠父遇害之前的十天左右，他才離開西安的。假使他不離開，恐怕連他自己也會遭難。他說，他很感謝當時做著省政府秘書長而今已被反動派陷害了的杜斌丞，是杜斌丞得到消息勸他走開的，而且還照顧到了他的路費。有人也勸過宣俠父走，宣俠父沒有走，實在太可惜了。
外廬在談到這些往事之外，又含著笑這樣說：其實那時候我們也天真得太可愛了。說著，他從書架上取了一本《抗戰建國論》來（一九三八年九月生活書店出版）。他展開來給我看：“這些都是我在西安寫的文章，都是捧《抗戰建國綱領》的。”
“還有這一篇啦，”他又指著最後的一篇《青年對於抗戰建國的任務》，“這還是捧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呢！然而，連寫這樣的文章都要犯生命的危險呢，你想想看吧！”
我翻開文章來一看，看到了這樣的字句：“統一青年運動，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已經由中央提出有價值的原則……”我也禁不住笑了。